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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针对会上关于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问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朱德用“投降”这个字眼，通俗而又确切地反映了他为寻求救国真理，由旧军队高级将领向无产阶级的思想转变。朱德的思想转变是他历经探索、挫折与反思后，自觉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祖国安危人有责”的远大志向，先后进行体育救国、从军救国等探索，但始终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和方案。当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他不远万里前往德国留学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和宣传，通过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朱德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重新树立起对中国革命的信心，由此完成了由爱国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朱德是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他历经挫折、认真思考后的重要认识，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
1908年，朱德怀揣体育救国的愿望，应聘到四川省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他积极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却遭到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排挤破坏。他要求学生上体育课时穿短裤，也被污蔑为野蛮思想，有伤风化。朱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于是怀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的遗憾，前往云南，希望从军报国，塑造一代新风。
从军报国，一度使朱德看到救国的希望。1909年11月，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他和同学组织成立由他命名的“五华社”，主张“奋发自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对国家的未来，他满怀期望;对自己的选择，他欢欣不已。他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两次革命实践，更增强了朱德的信心。辛亥革命时，他被蔡锷指定为队官（连长），率部攻打总督衙门，活捉云贵总督李经羲。护国讨袁时，他又在纳溪保卫战中，率领护国军打败北洋军，多次稳住脆弱的阵地和防线，为保存中华民国之名作出重要贡献。他的选择和奋斗目标，已与国家的命運紧密相连。他写下“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的豪迈诗句，誓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做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中流砥柱。
护法战争后，朱德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他由最初的满怀希望，陷入彷徨失望。如何结束国家分裂，如何振兴中华，他再次陷入思考。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涌进泸州，他萌发向外探索的想法。通过对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局势，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今后不能继续走旧军队所走的老路”“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并表示“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从此，不能继续走旧军队所走的老路，要从头进行革命，成为朱德对旧有革命道路的警醒和寻找救国之路的新判断。
1922年6月，朱德抵达上海。通过阅读书报杂志，他了解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深受群众运动力量的感染和鼓舞，产生了联系并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他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其间，孙中山以10万军饷相邀，没能请动他;陈独秀以冷淡态度对待他的入党请求，没能动摇他。面对诱惑，他初心不改;遭遇挫折，他本色依旧。他的坚定，是赤诚爱国救国的体现，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前奏。
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2年10月，朱德怀着到国外寻找救国之路的希望，前往德国柏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周恩来，表达入党的渴望。他端端正正地站在比自己小12岁的周恩来面前，恳切地陈述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包括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出路而来到欧洲。他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为了入党和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朱德与旧道路、旧军队高级将领的身份彻底决裂，不留丝毫余地，他愿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学生，一切从头学起。坦诚之至、谦逊之至，令人动容。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命运的极度关怀，绝不可能有如是之举。
1922年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知，入党仅仅是一个开始，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学理论、懂理论，必须进行主观世界的思想革新，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头脑。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首先，朱德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党小组每周举行会议，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理论著作。他接触的这些经典著作都是德文。起初，他以“候补党员”的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和讨论。会后，再由一名年轻同志帮助他学习。成为正式党员后，为了能够自主学习，36岁的朱德用近半年时间才克服语言障碍。他日夜认真刻苦学习，写下多本读书笔记。凡是他读过的书，大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这种忘我的勤奋和痴迷的学习精神，令接近他的德国同志很受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是德国人就住在这里，难道还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本属艰辛，但对朱德而言，这些都不是加强理论修养和党性自觉的拦路虎。这就是朱德，一旦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便矢志不渝，一往无前。
此外，朱德还通过对中国革命史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认知和分析能力。朱德花更多时间研读了关于中国革命史及其问题的学习资料。这是党小组讨论的重要基础。通过讨论，朱德对中国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必须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同时理论联系实际，借助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自己过去的行动，更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还经常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深刻体会，帮助年轻党员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
朱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以及运用自己的心得感悟去帮助年轻党员，反映出他主观世界的思想革新。这是朱德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环节。试想，一个党员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清楚党的指导思想，他又怎能去帮助其他党员增进对党的认识呢？
忠实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朱德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那么，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剖析革命问题、解答留学生疑惑、启发他们思考，则是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标志。
1923年5月到1924年12月，朱德在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参加学習和活动，担任宣传干事。他广泛接触中国留学生和德国军人、知识分子，积极热忱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劝说别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刘鼎后来回忆：“朱总信仰马列主义，忠实宣传马列主义”“没有一天，没有一次见了人不说这个的”“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都很自然地、自愿地尊敬他，敬仰他。他让我们坚决做一个共产主义者，革命到底。这一点给我影响很深。”不少人正是通过朱德的热情宣传，增进了对党的认知，并在他的争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宣传马克思主义取得的重要成效，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之诚、宣传之殷。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朱德以老资格国民党党员身份（中共党员身份未公开）参加活动。1925年上半年，在中共留德组织的领导下，朱德以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专门从事组织工作。为积极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要求，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做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工作，将原本被右派把持的中国留德学生会变成群众性组织。他在党务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他对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都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勇立时代潮头、与时俱进的宝贵精神品质。
马克思主义对朱德的影响以及朱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界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分析，就是其中的明证。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讨论到资本主义时，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朱德却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朱德的分析由表及里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就背后资本家的血腥压榨和殖民掠夺。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重要体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中国饱受欺凌的原因和拯救之道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积弱局面，不是由本身的贫穷落后造成的，而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只有打倒他们，中国才能摆脱贫穷，才能独立。通过分析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后的思想变化，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救中国。
朱德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紧密联系中国时局，结合自己的探索经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出发，清楚明了地分析了中国积弱挨打的原因和中国革命的对象，辨明了拯救民族危亡的真正道路。这种认识与朱德在滇军时期救国无计的茫然状态，可谓天壤之别。这正是朱德从思想认识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标志性体现，也表明遇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革命生涯有着崭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如果朱德没有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就不可能看到救国的希望和道路。
在这场小组辩论会中，同组的青年人被朱德深刻透彻而联系实际的理论分析能力所折服。从此以后，他们的讨论更加注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些年轻同志怀着敬意，寓庄于谐地称呼朱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钦佩他分析问题有真知灼见。朱德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推动了党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是他“现身说法”忠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写照。
初步践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理论的宝贵之处突出表现在，其不仅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分析世界，还指导人们改造世界。如果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朱德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开始，那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则是他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尝试。朱德的这种尝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发扬阶级同情心，无偿退还楼房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被迫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加剧了国内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1923年1月，法国又出兵占领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德国货币）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纸。那时，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用5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作为办公用房。后来房主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楼房。法院传唤学生会负责人出庭受讯。不少学生闻言气愤地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相情愿，岂能反悔？这楼不能退！还有人说，反正马克不值钱，他要多少马克给他就是。 群议滔滔，朱德却主张无条件地把楼房退还给原房主，他说：“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所以才造成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世界上哪有5个美金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他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么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最后，大家经过讨论，同意了朱德的意见。不久，朱德代表学生会出庭并宣布：“我们中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战败国人民，抗议帝国主义用‘道威斯计划’残害、剥削战败国人民。我们中国学生同情德国人民，我们宣布无代价地将房子退还房主。”
在场旁听的许多德国人非常感动，那位房主更是频频向出庭的中国留学生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哥廷根城，德国人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
马克思主义同情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德反对帝国主义压榨战败民族、弱小民族，同情德国及其百姓在战后的悲惨处境，说服学生会并亲自出庭退楼，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重要实践活动。朱德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阶级友爱和同情心理，已经超出本民族的范围，而推及与本民族有着相似命运的民族和人民身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世界关怀的宝贵品质。
（二）参加阅兵活动，重视人民力量
朱德留学期间，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德国共产党威望大增，并拥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其外围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按照军队编制，以德国工人為主、部分农民和学生参加，组建成为一个半军事化组织。1925年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举行红色前线战士同盟阅兵式。朱德应邀前往参加。阅兵当天，现场红旗招展，20多万红色前线战士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声。随着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演讲的结束，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拉开帷幕。一个个方队穿着统一服装，扛着木棒，步伐整齐地走过柏林市区，场面威武壮观。与此同时，“红色前线战士”还举行了野营军事训练、巷战演习，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朱德身临其境，深受震撼。
朱德详细地了解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情况，当看到德国民众捐献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大量食品时，他说：“真了不起！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他们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人民群众支持。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军队，第二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朱德在追求真理、探寻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得出的真知灼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推动革命和改革的主要力量。朱德看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确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这是继他明确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引、革命对象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次深刻认识。这对他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可以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入理解，并将之与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阅兵实践相结合，就没有“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重要认识。
（三）参加革命活动，声援各国革命
朱德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革命同国际问题有着深刻联系;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其他弱国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世界反民族压迫、反阶级压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积极关注并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先后两次被捕入狱。
1925年4月，为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朱德等在柏林一家咖啡店秘密集会时被德国警察逮捕。后经中国留德学生会设法营救，朱德才被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得知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留德学生表示了极大愤慨。朱德与孙炳文等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联合德国共产党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和侨民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示威集会。他明确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还深入到柏林的工人、市民中间，召开声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的大会，甚至组织中国留学生包围占领中国政府（北洋政府）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魏宸组在抗议书上签名。他又以中国留德学生会名义，致函柏林各大报社，驳斥英国路透社把五卅运动污蔑成“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声明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桎梏和屠杀的正义的、自卫的运动。朱德组织并投入群众革命运动，运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力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是他懂得依靠群众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开端和初步尝试。
6月18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上组织演讲活动，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集会就要结束时，朱德等35名外国与会者被捕，随后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监狱。中国公使得知朱德是中共党员，不肯再出面保释。在德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朱德等人最终由中共留德组织请律师辩护获释。
朱德积极组织并参加群众革命活动，声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是他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尝试。这为他回国后组织、领导群众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等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开启了他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革命新思路。
1925年7月，朱德离开德国，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26年5月，他离开莫斯科，于7月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开始了新的革命实践。
3年半的留学生涯，是朱德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他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转折性影响。他领悟辨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引、领导力量、对象、目标以及依靠对象和斗争方法等革命问题诸要素。这是他以往的探索不曾有过的系统学习和思想洗礼，因而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救国的使命、信仰的力量、理论的自信，使他彻底走出滇军时期探索不已却又彷徨无望的思想困境，使他对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知。正如他在1926年11月的一首诗中写道：“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他重新确立起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从此义无反顾，直到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责编 王燕萍）
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朱德是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他历经挫折、认真思考后的重要认识，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
1908年，朱德怀揣体育救国的愿望，应聘到四川省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他积极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却遭到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排挤破坏。他要求学生上体育课时穿短裤，也被污蔑为野蛮思想，有伤风化。朱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于是怀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的遗憾，前往云南，希望从军报国，塑造一代新风。
从军报国，一度使朱德看到救国的希望。1909年11月，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他和同学组织成立由他命名的“五华社”，主张“奋发自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对国家的未来，他满怀期望;对自己的选择，他欢欣不已。他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两次革命实践，更增强了朱德的信心。辛亥革命时，他被蔡锷指定为队官（连长），率部攻打总督衙门，活捉云贵总督李经羲。护国讨袁时，他又在纳溪保卫战中，率领护国军打败北洋军，多次稳住脆弱的阵地和防线，为保存中华民国之名作出重要贡献。他的选择和奋斗目标，已与国家的命運紧密相连。他写下“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的豪迈诗句，誓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做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中流砥柱。
护法战争后，朱德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他由最初的满怀希望，陷入彷徨失望。如何结束国家分裂，如何振兴中华，他再次陷入思考。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涌进泸州，他萌发向外探索的想法。通过对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局势，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今后不能继续走旧军队所走的老路”“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并表示“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从此，不能继续走旧军队所走的老路，要从头进行革命，成为朱德对旧有革命道路的警醒和寻找救国之路的新判断。
1922年6月，朱德抵达上海。通过阅读书报杂志，他了解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深受群众运动力量的感染和鼓舞，产生了联系并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他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其间，孙中山以10万军饷相邀，没能请动他;陈独秀以冷淡态度对待他的入党请求，没能动摇他。面对诱惑，他初心不改;遭遇挫折，他本色依旧。他的坚定，是赤诚爱国救国的体现，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前奏。
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2年10月，朱德怀着到国外寻找救国之路的希望，前往德国柏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周恩来，表达入党的渴望。他端端正正地站在比自己小12岁的周恩来面前，恳切地陈述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包括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出路而来到欧洲。他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为了入党和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朱德与旧道路、旧军队高级将领的身份彻底决裂，不留丝毫余地，他愿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学生，一切从头学起。坦诚之至、谦逊之至，令人动容。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命运的极度关怀，绝不可能有如是之举。
1922年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知，入党仅仅是一个开始，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学理论、懂理论，必须进行主观世界的思想革新，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头脑。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首先，朱德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党小组每周举行会议，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理论著作。他接触的这些经典著作都是德文。起初，他以“候补党员”的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和讨论。会后，再由一名年轻同志帮助他学习。成为正式党员后，为了能够自主学习，36岁的朱德用近半年时间才克服语言障碍。他日夜认真刻苦学习，写下多本读书笔记。凡是他读过的书，大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这种忘我的勤奋和痴迷的学习精神，令接近他的德国同志很受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是德国人就住在这里，难道还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本属艰辛，但对朱德而言，这些都不是加强理论修养和党性自觉的拦路虎。这就是朱德，一旦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便矢志不渝，一往无前。
此外，朱德还通过对中国革命史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认知和分析能力。朱德花更多时间研读了关于中国革命史及其问题的学习资料。这是党小组讨论的重要基础。通过讨论，朱德对中国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必须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同时理论联系实际，借助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自己过去的行动，更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还经常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深刻体会，帮助年轻党员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
朱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以及运用自己的心得感悟去帮助年轻党员，反映出他主观世界的思想革新。这是朱德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环节。试想，一个党员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清楚党的指导思想，他又怎能去帮助其他党员增进对党的认识呢？
忠实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朱德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那么，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剖析革命问题、解答留学生疑惑、启发他们思考，则是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标志。
1923年5月到1924年12月，朱德在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参加学習和活动，担任宣传干事。他广泛接触中国留学生和德国军人、知识分子，积极热忱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劝说别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刘鼎后来回忆：“朱总信仰马列主义，忠实宣传马列主义”“没有一天，没有一次见了人不说这个的”“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都很自然地、自愿地尊敬他，敬仰他。他让我们坚决做一个共产主义者，革命到底。这一点给我影响很深。”不少人正是通过朱德的热情宣传，增进了对党的认知，并在他的争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宣传马克思主义取得的重要成效，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之诚、宣传之殷。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朱德以老资格国民党党员身份（中共党员身份未公开）参加活动。1925年上半年，在中共留德组织的领导下，朱德以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专门从事组织工作。为积极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要求，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做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工作，将原本被右派把持的中国留德学生会变成群众性组织。他在党务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他对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都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勇立时代潮头、与时俱进的宝贵精神品质。
马克思主义对朱德的影响以及朱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界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分析，就是其中的明证。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讨论到资本主义时，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朱德却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朱德的分析由表及里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就背后资本家的血腥压榨和殖民掠夺。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重要体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中国饱受欺凌的原因和拯救之道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积弱局面，不是由本身的贫穷落后造成的，而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只有打倒他们，中国才能摆脱贫穷，才能独立。通过分析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后的思想变化，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救中国。
朱德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紧密联系中国时局，结合自己的探索经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出发，清楚明了地分析了中国积弱挨打的原因和中国革命的对象，辨明了拯救民族危亡的真正道路。这种认识与朱德在滇军时期救国无计的茫然状态，可谓天壤之别。这正是朱德从思想认识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标志性体现，也表明遇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革命生涯有着崭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如果朱德没有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就不可能看到救国的希望和道路。
在这场小组辩论会中，同组的青年人被朱德深刻透彻而联系实际的理论分析能力所折服。从此以后，他们的讨论更加注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些年轻同志怀着敬意，寓庄于谐地称呼朱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钦佩他分析问题有真知灼见。朱德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推动了党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是他“现身说法”忠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写照。
初步践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理论的宝贵之处突出表现在，其不仅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分析世界，还指导人们改造世界。如果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朱德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开始，那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则是他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尝试。朱德的这种尝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发扬阶级同情心，无偿退还楼房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被迫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加剧了国内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1923年1月，法国又出兵占领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德国货币）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纸。那时，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用5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作为办公用房。后来房主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楼房。法院传唤学生会负责人出庭受讯。不少学生闻言气愤地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相情愿，岂能反悔？这楼不能退！还有人说，反正马克不值钱，他要多少马克给他就是。 群议滔滔，朱德却主张无条件地把楼房退还给原房主，他说：“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所以才造成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世界上哪有5个美金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他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么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最后，大家经过讨论，同意了朱德的意见。不久，朱德代表学生会出庭并宣布：“我们中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战败国人民，抗议帝国主义用‘道威斯计划’残害、剥削战败国人民。我们中国学生同情德国人民，我们宣布无代价地将房子退还房主。”
在场旁听的许多德国人非常感动，那位房主更是频频向出庭的中国留学生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哥廷根城，德国人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
马克思主义同情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德反对帝国主义压榨战败民族、弱小民族，同情德国及其百姓在战后的悲惨处境，说服学生会并亲自出庭退楼，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重要实践活动。朱德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阶级友爱和同情心理，已经超出本民族的范围，而推及与本民族有着相似命运的民族和人民身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世界关怀的宝贵品质。
（二）参加阅兵活动，重视人民力量
朱德留学期间，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德国共产党威望大增，并拥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其外围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按照军队编制，以德国工人為主、部分农民和学生参加，组建成为一个半军事化组织。1925年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举行红色前线战士同盟阅兵式。朱德应邀前往参加。阅兵当天，现场红旗招展，20多万红色前线战士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声。随着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演讲的结束，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拉开帷幕。一个个方队穿着统一服装，扛着木棒，步伐整齐地走过柏林市区，场面威武壮观。与此同时，“红色前线战士”还举行了野营军事训练、巷战演习，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朱德身临其境，深受震撼。
朱德详细地了解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情况，当看到德国民众捐献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大量食品时，他说：“真了不起！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他们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人民群众支持。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军队，第二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朱德在追求真理、探寻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得出的真知灼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推动革命和改革的主要力量。朱德看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确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这是继他明确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引、革命对象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次深刻认识。这对他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可以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入理解，并将之与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阅兵实践相结合，就没有“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重要认识。
（三）参加革命活动，声援各国革命
朱德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革命同国际问题有着深刻联系;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其他弱国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世界反民族压迫、反阶级压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积极关注并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先后两次被捕入狱。
1925年4月，为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朱德等在柏林一家咖啡店秘密集会时被德国警察逮捕。后经中国留德学生会设法营救，朱德才被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得知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留德学生表示了极大愤慨。朱德与孙炳文等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联合德国共产党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和侨民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示威集会。他明确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还深入到柏林的工人、市民中间，召开声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的大会，甚至组织中国留学生包围占领中国政府（北洋政府）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魏宸组在抗议书上签名。他又以中国留德学生会名义，致函柏林各大报社，驳斥英国路透社把五卅运动污蔑成“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声明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桎梏和屠杀的正义的、自卫的运动。朱德组织并投入群众革命运动，运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力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是他懂得依靠群众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开端和初步尝试。
6月18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上组织演讲活动，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集会就要结束时，朱德等35名外国与会者被捕，随后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监狱。中国公使得知朱德是中共党员，不肯再出面保释。在德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朱德等人最终由中共留德组织请律师辩护获释。
朱德积极组织并参加群众革命活动，声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是他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尝试。这为他回国后组织、领导群众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等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开启了他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革命新思路。
1925年7月，朱德离开德国，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26年5月，他离开莫斯科，于7月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开始了新的革命实践。
3年半的留学生涯，是朱德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他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转折性影响。他领悟辨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引、领导力量、对象、目标以及依靠对象和斗争方法等革命问题诸要素。这是他以往的探索不曾有过的系统学习和思想洗礼，因而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救国的使命、信仰的力量、理论的自信，使他彻底走出滇军时期探索不已却又彷徨无望的思想困境，使他对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知。正如他在1926年11月的一首诗中写道：“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他重新确立起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从此义无反顾，直到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