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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60年的长河中梳理牛奶着的味道。在这个时间轴上,信息化的发展仅10年左右。伴随牛奶业的扩张与技术的进步,信息化的价值在各类危机中不断提升,彰显着其生命力。
如今,在各大超市与小卖部,蒙牛、伊利、三元等各大品牌的牛奶应有尽有。“喝不上奶”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不仅要喝上奶,还要喝好奶。但在建国之初,“喝牛奶”仍是一个很沉重的回忆。
喝牛奶真难
1949年,全国奶类年产量为21.7万吨,平均每人每年为0.40公斤,每天平均为1.1克。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这29年间,我国奶类产量的年递增率为5.3%,而奶消费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的少数几个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优裕家庭和某些特殊人群。
1956年,北京市的牛乳缺口达4000多磅。到1959年,因牛奶产量下降,导致牛奶供应再度紧张,只好采取初生婴儿凭出生证、户口簿,重病号凭医院证明进行登记订奶的办法。上海规定新生婴儿照顾供应牛奶1瓶至1周岁,癌症患者、胃出血“ ”及需吃流质病人凭病史卡和医生证明照顾供应半年。老年人想喝上口奶那是天方夜谭。
“在那个年代,几乎都靠母奶来喂孩子。有了牛奶之后,用牛奶来喂孩子的多起来。孩子断奶,您想那身子骨儿能结实吗?”经历过那样时期的人总调侃道:本人是吃糨糊长大的。确实,当时大多数人在喝不着牛奶的情况下,只好用面糊来代替了。
1964年,国家投资35万元给北京,从日本引进3条乳品生产线生产奶粉。有了奶粉,牛奶供应才有所好转。但随之而来的“文革”,让稍有好转的京城牛奶供应再次紧张。政府只好采用凭票供应,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由于奶源有限,不少人抱着孩子订奶,有的奶站还发生了抢奶的事件。
“当时能喝上一杯鲜奶,好像是人生的最大享受,那时一杯热奶快赶上一顿饭钱了。喝奶对中学生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出生于1961的李伟回忆起来,感到事态变迁的飞速。
其实,直到1980年,北京市对牛奶的供应还采取两岁以下婴儿每天供奶一斤半,病人和老人凭医院证明每天供奶半斤的办法。
而出生在成都的孙小明回忆起喝牛奶的经历更有趣味。“那时,一头奶牛直接牵到了城里,现挤现喝。”
在奶牛进城以后,离大家记忆更近的则是,到奶站领奶,这成为诸多70后、80后最鲜活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牛奶的供应紧张状况已经大大缓解。有人家直接到奶站领牛奶。刚挤出来的牛奶,还是温热的。出生于80年代的王成诚有很深的记忆,他放学后的一项固定“家务活”是一手拎着洗净的盐水瓶,一手拽着纸质的牛奶卡去“打牛奶”。“这些奶站都是私人的,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每天下午5点半在小区里转悠,吆喝着‘牛奶哦,牛奶’。有订牛奶的人家则跑到楼下‘打牛奶’。”王成诚告诉记者,更多老人直接到奶牛场接过现挤的牛奶。
在这一阶段,从挤奶到喝奶,这中间没有任何加工工序,甚至未经消毒,也没有任何的保险措施。消费者们将温热的牛奶放入冰箱,而私人奶站的牛奶一旦过期,腐化,只能成桶成桶地倒掉。
一天一斤奶
北京人喝上消毒牛奶的时间更早,从1950年后说起。这个将消毒牛奶带入京城的人叫李贻赞。生前曾任北京市牛奶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市牛奶公司副经理、市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
他于解放前创办了北京最大的福康奶牛场,并在1952年将牛奶消毒技术引到北京。没经过消毒的鲜奶,喝着挺鲜,但让人喝下去很容易染病。
李贻赞在“福康”研制出巴氏低温消毒奶,结束了北京没有消毒牛奶的历史。这种消毒方法现仍在“三元”牛奶的加工程序中使用。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奶类消费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也刺激了奶类生产,从按需分配、计划时代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时代。 10年前开始,蒙牛搅动了中国的乳业市场。与此同行的还有伊利牛奶。
城市里的老百姓走上了每天一斤奶的生活,那些凭票买奶、奶牛进城、无消毒的牛奶退出了生活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种目繁多、琳琅满目的牛奶,以及日渐扩大的市场。
但牛奶保鲜周期的严苛要求,给牛奶企业提出了最为紧迫的课题:需要最快的响应和最新鲜、最优质的牛奶。
2005年,光明集团将过期牛奶返厂再加工的事件曝光。在这一年,“牛奶保鲜”成为了这个行业最扣人心弦的关键词,不仅颤动老百姓,更是对牛奶企业敲响了警钟。
“如果能够精准快速地把握前端销量的信息,对库存有准确的预计,那么,企业就会对牛奶的生产统筹安排。”至德通讯的经理白义峰常年来为快速消费品企业的终端管理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回想起2000年前后牛奶企业的销售管理,他感叹说,在还未打开市场时,企业的销售人员背着整箱牛奶,挨家挨户地推销,那时候没有分销体系,能卖出去就成。
而如今,速度成为关键。
速度是关键
“在没有信息化技术支撑的阶段,驻店人员以及巡店人员采取以打电话、发传真、做纸质报表等手工为主的统计和汇总数据的作业方式。”三元牛奶公司信息部陈经理表示,人工方式使得销售作业信息错误率高、反馈速度慢、库存预测不准确、配送不及时、断货和积压现象经常发生、库存成本过高、决策数据不准。
然而,以手工作业的形式,数据从终端汇集到管理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快速消费品行业而言,一日之内的市场变化都会风起云涌,一个月的反馈实在太慢。因此,牛奶断货以及积压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成为制约牛奶行业发展的藩篱。
其实,信息化在牛奶行业的应用不到10年。伊利、蒙牛、三元基本从2000年前后开始引入信息化建设的理念,至今还在磕磕碰碰中不断地摸索。由于牛奶的保质期短,从原奶收购到后端管理,如何快速响应,让信息扁平化,是这个行业最需要争取的关键点。这与生产工艺中的信息化管理相比,更加繁复。
目前,绝大多数乳品企业在终端管理上,仍选择传统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依赖计算机、PDA等设备,采用的信息采集方式依然是分布式数据汇总方式。如此一来,大大缩短了信息的采集时间,3天内销售情况能及时汇总。“早期采用格式化短信,以及通过GPS和Wan上网。”白义峰回忆。在当时,大多数销售企业对GPS上网持保留态度,因为该方式只能在短信与上网中选择。
近年来,由于三聚氰胺事件与金融危机的影响,牛奶企业开始寻找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终端资源运营手段。
据了解,伊利通过定制好功能的普通Sim卡进行终端数据的采集和传递。白义峰告诉记者,数据中包括库存信息、竞品促销策略、订单等信息。普通Sim卡成本较低,在所有手机上都可以便捷使用。另外,定制的Sim卡操作便利,会操作手机短信的人员都可快速使用,减少了大量的培训费用。
这种手机卡与终端人员一一对应,剔出了其中繁琐的上报环节,对每个终端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可根据实时上报的信息评估其工作积极性、制定考评标准等,更可对多层管理中存在的瞒报人员数量的情况进行规避。
“一系列的终端管理,最大的利好是对企业业务流程的管理。而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就在于保证大家能喝到更新鲜的牛奶。同时,信息的搜集更加迅速,一旦牛奶质量出现问题,企业能迅速积极地做出反应。”陈经理表示。
蒙牛的质量追溯体系
由蒙牛集团技术中心和信息中心共同实施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Unilab于2009年1月份在蒙牛全部的22个生产基地全部成功上线。
该项目覆盖了涉及的所有生产事业部,包括常温奶、低温奶、冰淇淋等的原辅料、半成品、成品、市场抽查、环境样品等各业务环节,覆盖了27个检验处,数十个实验室,每年检验各类样品500多万个,涉及质量管理类、人员管理类、设备管理类、样品管理类、物料管理类、费用管理类等。建立从奶站开始到工厂、入仓、加工、半成品、产成品、出厂流通的全程质量管理路线,建立专门的质量管理系统。
这项系统实现质量问题追溯,统一批次、对号,每包产品都能追溯到生产线、缓冲罐、奶仓等,中间各环节的质量数据连接通过系统来替代。
新中国牛奶业大事记
1949年,全国奶类年产量为21.7万吨,平均每人每年为0.40公斤,每天平均为1.1克。
1949年～1978年,29年间我国奶类产量的年递增率为5.3%。
1976年～1983年,牛奶供应日趋紧张,全国各大城市都实行照顾卡等限制制度。
1983年起,我国接受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奶类无偿援助项目”(执行期内外方主体先后更换为欧共体和欧盟)。项目执行期内,我国直接受援款为人民币10.5亿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7.4亿元,累计使用了9万吨脱脂奶粉和3万吨无水黄油,共生产了近百万吨再制奶(recombined milk),按规定以30%～50%的比例与所在地生产的生鲜奶相混合后供应市场。
2000年11月,农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的通知》,启动了我国的学生奶计划,并确立了学生奶的“安全、营养、方便、价廉”八字方针。从2000年至2006年下半年的将近6年间,“学生饮用奶计划”推行了243万份,占全国2.4亿中小学生的1%。
1998年～2007年,常温奶占国内液态奶市场的份额上升到78.2%。
2008年,“毒奶粉”事件使得中国乳业面临集体考问,中国乳业至此进行新一轮洗牌。
1950年左右人们凭票领取牛奶的情景。
一个现代化的收奶广场
如今,在各大超市与小卖部,蒙牛、伊利、三元等各大品牌的牛奶应有尽有。“喝不上奶”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不仅要喝上奶,还要喝好奶。但在建国之初,“喝牛奶”仍是一个很沉重的回忆。
喝牛奶真难
1949年,全国奶类年产量为21.7万吨,平均每人每年为0.40公斤,每天平均为1.1克。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这29年间,我国奶类产量的年递增率为5.3%,而奶消费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的少数几个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优裕家庭和某些特殊人群。
1956年,北京市的牛乳缺口达4000多磅。到1959年,因牛奶产量下降,导致牛奶供应再度紧张,只好采取初生婴儿凭出生证、户口簿,重病号凭医院证明进行登记订奶的办法。上海规定新生婴儿照顾供应牛奶1瓶至1周岁,癌症患者、胃出血“ ”及需吃流质病人凭病史卡和医生证明照顾供应半年。老年人想喝上口奶那是天方夜谭。
“在那个年代,几乎都靠母奶来喂孩子。有了牛奶之后,用牛奶来喂孩子的多起来。孩子断奶,您想那身子骨儿能结实吗?”经历过那样时期的人总调侃道:本人是吃糨糊长大的。确实,当时大多数人在喝不着牛奶的情况下,只好用面糊来代替了。
1964年,国家投资35万元给北京,从日本引进3条乳品生产线生产奶粉。有了奶粉,牛奶供应才有所好转。但随之而来的“文革”,让稍有好转的京城牛奶供应再次紧张。政府只好采用凭票供应,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由于奶源有限,不少人抱着孩子订奶,有的奶站还发生了抢奶的事件。
“当时能喝上一杯鲜奶,好像是人生的最大享受,那时一杯热奶快赶上一顿饭钱了。喝奶对中学生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出生于1961的李伟回忆起来,感到事态变迁的飞速。
其实,直到1980年,北京市对牛奶的供应还采取两岁以下婴儿每天供奶一斤半,病人和老人凭医院证明每天供奶半斤的办法。
而出生在成都的孙小明回忆起喝牛奶的经历更有趣味。“那时,一头奶牛直接牵到了城里,现挤现喝。”
在奶牛进城以后,离大家记忆更近的则是,到奶站领奶,这成为诸多70后、80后最鲜活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牛奶的供应紧张状况已经大大缓解。有人家直接到奶站领牛奶。刚挤出来的牛奶,还是温热的。出生于80年代的王成诚有很深的记忆,他放学后的一项固定“家务活”是一手拎着洗净的盐水瓶,一手拽着纸质的牛奶卡去“打牛奶”。“这些奶站都是私人的,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每天下午5点半在小区里转悠,吆喝着‘牛奶哦,牛奶’。有订牛奶的人家则跑到楼下‘打牛奶’。”王成诚告诉记者,更多老人直接到奶牛场接过现挤的牛奶。
在这一阶段,从挤奶到喝奶,这中间没有任何加工工序,甚至未经消毒,也没有任何的保险措施。消费者们将温热的牛奶放入冰箱,而私人奶站的牛奶一旦过期,腐化,只能成桶成桶地倒掉。
一天一斤奶
北京人喝上消毒牛奶的时间更早,从1950年后说起。这个将消毒牛奶带入京城的人叫李贻赞。生前曾任北京市牛奶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市牛奶公司副经理、市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
他于解放前创办了北京最大的福康奶牛场,并在1952年将牛奶消毒技术引到北京。没经过消毒的鲜奶,喝着挺鲜,但让人喝下去很容易染病。
李贻赞在“福康”研制出巴氏低温消毒奶,结束了北京没有消毒牛奶的历史。这种消毒方法现仍在“三元”牛奶的加工程序中使用。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奶类消费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也刺激了奶类生产,从按需分配、计划时代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时代。 10年前开始,蒙牛搅动了中国的乳业市场。与此同行的还有伊利牛奶。
城市里的老百姓走上了每天一斤奶的生活,那些凭票买奶、奶牛进城、无消毒的牛奶退出了生活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种目繁多、琳琅满目的牛奶,以及日渐扩大的市场。
但牛奶保鲜周期的严苛要求,给牛奶企业提出了最为紧迫的课题:需要最快的响应和最新鲜、最优质的牛奶。
2005年,光明集团将过期牛奶返厂再加工的事件曝光。在这一年,“牛奶保鲜”成为了这个行业最扣人心弦的关键词,不仅颤动老百姓,更是对牛奶企业敲响了警钟。
“如果能够精准快速地把握前端销量的信息,对库存有准确的预计,那么,企业就会对牛奶的生产统筹安排。”至德通讯的经理白义峰常年来为快速消费品企业的终端管理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回想起2000年前后牛奶企业的销售管理,他感叹说,在还未打开市场时,企业的销售人员背着整箱牛奶,挨家挨户地推销,那时候没有分销体系,能卖出去就成。
而如今,速度成为关键。
速度是关键
“在没有信息化技术支撑的阶段,驻店人员以及巡店人员采取以打电话、发传真、做纸质报表等手工为主的统计和汇总数据的作业方式。”三元牛奶公司信息部陈经理表示,人工方式使得销售作业信息错误率高、反馈速度慢、库存预测不准确、配送不及时、断货和积压现象经常发生、库存成本过高、决策数据不准。
然而,以手工作业的形式,数据从终端汇集到管理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快速消费品行业而言,一日之内的市场变化都会风起云涌,一个月的反馈实在太慢。因此,牛奶断货以及积压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成为制约牛奶行业发展的藩篱。
其实,信息化在牛奶行业的应用不到10年。伊利、蒙牛、三元基本从2000年前后开始引入信息化建设的理念,至今还在磕磕碰碰中不断地摸索。由于牛奶的保质期短,从原奶收购到后端管理,如何快速响应,让信息扁平化,是这个行业最需要争取的关键点。这与生产工艺中的信息化管理相比,更加繁复。
目前,绝大多数乳品企业在终端管理上,仍选择传统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依赖计算机、PDA等设备,采用的信息采集方式依然是分布式数据汇总方式。如此一来,大大缩短了信息的采集时间,3天内销售情况能及时汇总。“早期采用格式化短信,以及通过GPS和Wan上网。”白义峰回忆。在当时,大多数销售企业对GPS上网持保留态度,因为该方式只能在短信与上网中选择。
近年来,由于三聚氰胺事件与金融危机的影响,牛奶企业开始寻找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终端资源运营手段。
据了解,伊利通过定制好功能的普通Sim卡进行终端数据的采集和传递。白义峰告诉记者,数据中包括库存信息、竞品促销策略、订单等信息。普通Sim卡成本较低,在所有手机上都可以便捷使用。另外,定制的Sim卡操作便利,会操作手机短信的人员都可快速使用,减少了大量的培训费用。
这种手机卡与终端人员一一对应,剔出了其中繁琐的上报环节,对每个终端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可根据实时上报的信息评估其工作积极性、制定考评标准等,更可对多层管理中存在的瞒报人员数量的情况进行规避。
“一系列的终端管理,最大的利好是对企业业务流程的管理。而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就在于保证大家能喝到更新鲜的牛奶。同时,信息的搜集更加迅速,一旦牛奶质量出现问题,企业能迅速积极地做出反应。”陈经理表示。
蒙牛的质量追溯体系
由蒙牛集团技术中心和信息中心共同实施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Unilab于2009年1月份在蒙牛全部的22个生产基地全部成功上线。
该项目覆盖了涉及的所有生产事业部,包括常温奶、低温奶、冰淇淋等的原辅料、半成品、成品、市场抽查、环境样品等各业务环节,覆盖了27个检验处,数十个实验室,每年检验各类样品500多万个,涉及质量管理类、人员管理类、设备管理类、样品管理类、物料管理类、费用管理类等。建立从奶站开始到工厂、入仓、加工、半成品、产成品、出厂流通的全程质量管理路线,建立专门的质量管理系统。
这项系统实现质量问题追溯,统一批次、对号,每包产品都能追溯到生产线、缓冲罐、奶仓等,中间各环节的质量数据连接通过系统来替代。
新中国牛奶业大事记
1949年,全国奶类年产量为21.7万吨,平均每人每年为0.40公斤,每天平均为1.1克。
1949年～1978年,29年间我国奶类产量的年递增率为5.3%。
1976年～1983年,牛奶供应日趋紧张,全国各大城市都实行照顾卡等限制制度。
1983年起,我国接受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奶类无偿援助项目”(执行期内外方主体先后更换为欧共体和欧盟)。项目执行期内,我国直接受援款为人民币10.5亿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7.4亿元,累计使用了9万吨脱脂奶粉和3万吨无水黄油,共生产了近百万吨再制奶(recombined milk),按规定以30%～50%的比例与所在地生产的生鲜奶相混合后供应市场。
2000年11月,农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的通知》,启动了我国的学生奶计划,并确立了学生奶的“安全、营养、方便、价廉”八字方针。从2000年至2006年下半年的将近6年间,“学生饮用奶计划”推行了243万份,占全国2.4亿中小学生的1%。
1998年～2007年,常温奶占国内液态奶市场的份额上升到78.2%。
2008年,“毒奶粉”事件使得中国乳业面临集体考问,中国乳业至此进行新一轮洗牌。
1950年左右人们凭票领取牛奶的情景。
一个现代化的收奶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