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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身工”的背后是一条赤裸裸的黑色利益链条：链条一端是曾令全，另一端是用工企业，中间则夹杂着违法滥用职权的渠县救助管理站
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真相曝光后，一系列的疑问摆在司法机关面前：一个普通的农民何以撑起如此庞大的“买卖链条”？“包身工”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权钱交易”？
两次危机
2006年5月13日，一名乞丐被抓至湖南耒阳市锡里砖厂强迫做工，被殴打致死，抛尸野外。
耒阳市公安局侦查发现，砖厂有大量来自四川的智障工人，管理人员采用捆绑、用铁棍皮带抽打甚至电击等残忍方法强迫劳动，并不付工资。砖厂老板翁秀清和罗政均交代：有19名民工来自“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罗政就是曾令全派去的“监工”。罗政因参与殴打致乞丐死亡，被判刑八年。
这起案件第一次曝光了曾令全通过暴力控制智障人强迫劳动的黑幕。案发后，耒阳警方赴渠县抓捕曾令全未果，向渠县警方发出《协查通报》也杳无音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事态平息后，曾令全理直气壮地找到报道湖南“5·13”抛尸案的《中国青年报》，要求《中国青年报》道歉、更正。
这一年的4月，曾令全拿到了渠县渠江镇民政办《关于成立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批复》文件，文件中鼓励曾令全“为促进我镇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已退休的原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克志说，2009年他受邀参与到培教基地视察，当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残疾人是否享受到了与正常人同等的人权？二是残疾人挣的钱是否真正用于了残疾人？“可惜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怪在他一个人身上，可能吗？”
利益催生“政企合作”
据了解，因为对个人创办慈善机构规定不明确，也没有先例参照，在当初曾令全申请注册“乞丐收养所”时，民政部门并没有满足他的请求。
但为了鼓励曾令全的“慈善事业”，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曾令全的“乞丐收养所”作为官办的渠县收容遣送站（2003年改为渠县救助管理站）的分支机构，定名为“渠县收容遣送站渠西教育场”，曾令全即任该教育场主任。
遗憾的是，在运行过程中，曾令全对收容遣送站要从转来的“收容人员”劳动工资中提取费用的做法非常不满，双方合作半年就“散伙”了。
李树琼回忆说，曾令全因为拒绝与收容遣送站合作而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趁曾令全不在家，收容遣送站把人全部带走了。收容遣送站站长刘定明承认有突袭曾家这回事：“当天去曾令全家解救了五六个人，晚上曾令全来要人没有给。结局是刘定明被县委一个领导‘臭骂了一顿’，遣送站只得人归原主”。
虽然表面上是没有“隶属”关系，但双方的私下合作仍然在延续。渠县救助管理站看中曾令全手中的“手续”，可以规避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收留人员只能在本县辖区内安置的限制。同样，曾令全也看中了渠县救助管理的官方性质，遂又对渠县救助管理站邀请其担任安置基地主任的要求满口答应。
渠县救助安置基地前身为麻风病医院，2000年9月，经渠县民政局批准，渠县收容站在废弃的麻风病医院旧址修建了一个“收容站教育农场”，安置无家可归又有劳动能力的人。2003年8月19日，“教育农场”更名为“渠县救助安置基地”，由渠县救助站代管。
据介绍，该基地纳入了该县财政专款预算，但由渠县救助站作为事业单位独立核算，民政局平时并不干预。
成立之初，在救助安置基地的被救助者可以进行适当劳动，但只是作为他们生活保障来源的补充，不是借此营利。“安置基地也就是让收留的智障流浪者在所属村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已被撤职的渠县救助管理站站长刘定明说。
可事情并没有按曾令全的想法发展，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设置“获利条件”与曾令全“无本经营”的想法相差甚远，于是曾令全当安置基地主任的想法再次被打消。
即便如此，安置基地与曾令全之间拆借人力的交易时有发生。曾令全说，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他从安置基地借过十多人，安置基地负责人杨军义也从他这里借过人。
2006年杨军义与曾令全签订的一份《用工协定》表明，杨军义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从曾令全处借走了三人。
事发后，救助管理站负责人对此全盘否认，称与曾令全无任何交往。但渠县检察院对杨军义的起诉书中指出，杨军义自2005年3月起担任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负责人，当年5月就指使他人从安置基地带出5名智障人员到一村级公路修路工地从事劳动，时间长达1个月，2007年春节前后，杨军义同样擅自决定将安置基地5名智障人员送到渠县境内一页砖厂劳动4个月，并把6000元工资据为己有。
安置基地被三千元转包
一个为了缓和当时救助条件而成立的救助基地为何在后来演变成了牟利的场所呢？
预算内类似，该救助安置基地每年收留的流浪者平均有三四十人次，基本都是智障者，其中长住的有五六个，最高峰时段每天也没有超出20人。据刘定明介绍，除原麻风病医院之外，该基地的主体建筑建于2002年，“楼上住管理人员，一楼和地下室住安置人员”。在建设之初，该站曾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在那工作，随后由该站副站长杨旭(原办公室主任)和杨军义具体负责；2004年之后，安置基地由杨军义一人负责，并请了当地居民李明华帮忙管理。
“安置基地里有果树等，每年施肥等投入就达1万多元，收入上不尽如人意。”刘定明表示，“出于经费考虑”，该站从2008年起将该救助安置基地以3000元／年承包给杨军义。
李明华此前承认，该站经营“农家乐”已达多年，游客过来观赏桃花、梨花以及钓鱼玩乐等还收取10元/人次的门票。在该救助基地二楼标间的简介中，也发现该地从2003年5月1日起就以“休闲农庄”的名义对外经营。
渠县“地震”
新疆“包身工”事件一经曝光，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通知当地检察机关，要求查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存在渎职问题并依法查处。渠县检察院同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指导侦查。
30日，渠县县委研究决定，对“智障劳工案”事件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渠县民政局局长王勇、县人大内司工委副主任（时任渠江镇镇长）廖泽彪、渠江镇副镇长范云免职，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邹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县残联理事长张秀清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深入，2011年2月21日、23日，渠县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分别对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负责人杨军义、渠县渠江镇民政办公室主任谢汇渠立案侦查。7月6日，渠县人民法院对杨军义案作出一审判决：杨军义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谢汇渠也已经以滥用职权罪起诉至法院。
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真相曝光后，一系列的疑问摆在司法机关面前：一个普通的农民何以撑起如此庞大的“买卖链条”？“包身工”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权钱交易”？
两次危机
2006年5月13日，一名乞丐被抓至湖南耒阳市锡里砖厂强迫做工，被殴打致死，抛尸野外。
耒阳市公安局侦查发现，砖厂有大量来自四川的智障工人，管理人员采用捆绑、用铁棍皮带抽打甚至电击等残忍方法强迫劳动，并不付工资。砖厂老板翁秀清和罗政均交代：有19名民工来自“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罗政就是曾令全派去的“监工”。罗政因参与殴打致乞丐死亡，被判刑八年。
这起案件第一次曝光了曾令全通过暴力控制智障人强迫劳动的黑幕。案发后，耒阳警方赴渠县抓捕曾令全未果，向渠县警方发出《协查通报》也杳无音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事态平息后，曾令全理直气壮地找到报道湖南“5·13”抛尸案的《中国青年报》，要求《中国青年报》道歉、更正。
这一年的4月，曾令全拿到了渠县渠江镇民政办《关于成立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批复》文件，文件中鼓励曾令全“为促进我镇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已退休的原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克志说，2009年他受邀参与到培教基地视察，当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残疾人是否享受到了与正常人同等的人权？二是残疾人挣的钱是否真正用于了残疾人？“可惜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怪在他一个人身上，可能吗？”
利益催生“政企合作”
据了解，因为对个人创办慈善机构规定不明确，也没有先例参照，在当初曾令全申请注册“乞丐收养所”时，民政部门并没有满足他的请求。
但为了鼓励曾令全的“慈善事业”，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曾令全的“乞丐收养所”作为官办的渠县收容遣送站（2003年改为渠县救助管理站）的分支机构，定名为“渠县收容遣送站渠西教育场”，曾令全即任该教育场主任。
遗憾的是，在运行过程中，曾令全对收容遣送站要从转来的“收容人员”劳动工资中提取费用的做法非常不满，双方合作半年就“散伙”了。
李树琼回忆说，曾令全因为拒绝与收容遣送站合作而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趁曾令全不在家，收容遣送站把人全部带走了。收容遣送站站长刘定明承认有突袭曾家这回事：“当天去曾令全家解救了五六个人，晚上曾令全来要人没有给。结局是刘定明被县委一个领导‘臭骂了一顿’，遣送站只得人归原主”。
虽然表面上是没有“隶属”关系，但双方的私下合作仍然在延续。渠县救助管理站看中曾令全手中的“手续”，可以规避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收留人员只能在本县辖区内安置的限制。同样，曾令全也看中了渠县救助管理的官方性质，遂又对渠县救助管理站邀请其担任安置基地主任的要求满口答应。
渠县救助安置基地前身为麻风病医院，2000年9月，经渠县民政局批准，渠县收容站在废弃的麻风病医院旧址修建了一个“收容站教育农场”，安置无家可归又有劳动能力的人。2003年8月19日，“教育农场”更名为“渠县救助安置基地”，由渠县救助站代管。
据介绍，该基地纳入了该县财政专款预算，但由渠县救助站作为事业单位独立核算，民政局平时并不干预。
成立之初，在救助安置基地的被救助者可以进行适当劳动，但只是作为他们生活保障来源的补充，不是借此营利。“安置基地也就是让收留的智障流浪者在所属村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已被撤职的渠县救助管理站站长刘定明说。
可事情并没有按曾令全的想法发展，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设置“获利条件”与曾令全“无本经营”的想法相差甚远，于是曾令全当安置基地主任的想法再次被打消。
即便如此，安置基地与曾令全之间拆借人力的交易时有发生。曾令全说，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他从安置基地借过十多人，安置基地负责人杨军义也从他这里借过人。
2006年杨军义与曾令全签订的一份《用工协定》表明，杨军义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从曾令全处借走了三人。
事发后，救助管理站负责人对此全盘否认，称与曾令全无任何交往。但渠县检察院对杨军义的起诉书中指出，杨军义自2005年3月起担任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负责人，当年5月就指使他人从安置基地带出5名智障人员到一村级公路修路工地从事劳动，时间长达1个月，2007年春节前后，杨军义同样擅自决定将安置基地5名智障人员送到渠县境内一页砖厂劳动4个月，并把6000元工资据为己有。
安置基地被三千元转包
一个为了缓和当时救助条件而成立的救助基地为何在后来演变成了牟利的场所呢？
预算内类似，该救助安置基地每年收留的流浪者平均有三四十人次，基本都是智障者，其中长住的有五六个，最高峰时段每天也没有超出20人。据刘定明介绍，除原麻风病医院之外，该基地的主体建筑建于2002年，“楼上住管理人员，一楼和地下室住安置人员”。在建设之初，该站曾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在那工作，随后由该站副站长杨旭(原办公室主任)和杨军义具体负责；2004年之后，安置基地由杨军义一人负责，并请了当地居民李明华帮忙管理。
“安置基地里有果树等，每年施肥等投入就达1万多元，收入上不尽如人意。”刘定明表示，“出于经费考虑”，该站从2008年起将该救助安置基地以3000元／年承包给杨军义。
李明华此前承认，该站经营“农家乐”已达多年，游客过来观赏桃花、梨花以及钓鱼玩乐等还收取10元/人次的门票。在该救助基地二楼标间的简介中，也发现该地从2003年5月1日起就以“休闲农庄”的名义对外经营。
渠县“地震”
新疆“包身工”事件一经曝光，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通知当地检察机关，要求查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存在渎职问题并依法查处。渠县检察院同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指导侦查。
30日，渠县县委研究决定，对“智障劳工案”事件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渠县民政局局长王勇、县人大内司工委副主任（时任渠江镇镇长）廖泽彪、渠江镇副镇长范云免职，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邹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县残联理事长张秀清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深入，2011年2月21日、23日，渠县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分别对渠县救助管理站安置基地负责人杨军义、渠县渠江镇民政办公室主任谢汇渠立案侦查。7月6日，渠县人民法院对杨军义案作出一审判决：杨军义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谢汇渠也已经以滥用职权罪起诉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