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香港机场迎接台湾诗人席慕蓉的路上，一位同行的她的女书迷告诉记者，她从16岁开始，就在憧憬与席慕蓉相见的画面，这次，她要和朋友们一起朗诵《一棵开花的树》迎接席慕蓉。记者感慨：“那一定很浪漫吧，用诗人自己的诗歌迎接她。”
　　对许多人来说，尽管从未与席慕蓉谋面，也会觉得自己是了解她的。还记得2009年在北京，当记者第一次见到席慕蓉时，也有一群年轻人集体朗诵着这首诗欢迎她入场。那时，席慕蓉曾说，诗歌是纯粹的个人体验，她不喜欢这样的集体朗诵。可这一次，席慕蓉打开了心扉。在随后的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上，她自己也朗诵了《一棵开花的树》以及《出塞曲》。
　　诗人从来没有消失
　　“我遍寻不见的诗人程步奎就在我身边。”7月21日，在名作家讲座上，席慕蓉第一句话就是打趣讲座的主持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郑教授写诗时所用的笔名为“程步奎”）。小小的玩笑表达出她对创作的渴望与寻求——她仍盼望着这位老朋友能多多写诗。
　　“诗人从来没有消失，每一个时代都有诗人，但是有时候，诗人的影响力比较强，有时候比较弱。”席慕蓉说，“写诗是生命的本能，读诗也是。所以诗从来不会没有的。”
　　从幼时，席慕蓉便爱上了写作，作文每每高分，时不时就能捧回个校内作文比赛的第一名。初中毕业后，虽然念了台北师范艺术科，开始学习画画，但她的写作一直没放下。21岁时，席慕蓉考进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从跟着老师学画到自己办个展再到回台教美术，她的画学成了，写作也渐渐有了名堂——发表在杂志上的散文和诗作越来越多；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了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一年之内再版7次，之后的其它诗集也是一版再版；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的青年们已经开始传诵席慕蓉的诗，并将其作为情诗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文诗坛群星闪耀，大陆这边，北岛、顾城、海子等诗人正用苦难与沉重撞击国人刚刚觉醒的心灵；海峡对岸，余光中、洛夫等的诗歌从解严中生机勃发，席慕蓉在那个年代脱颖而出。她的诗歌里有友情、亲情、乡情，最打动人的则是爱情。
　　“诗是我留给自己的触动或记忆，就算写得不成熟，但把年轻时的想法记下来，我不后悔，只有庆幸。”席慕蓉说。那时的她，得知在海峡对岸有很多人读自己的诗时，感到温暖也受到鼓舞。
　　直到诗歌衰落的今天，相信大陆文学爱好者中能背诵席慕蓉诗的也有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她的诗歌归为通俗文学是合适的。但近日有媒体在批评流行文化的同时，也将席慕蓉列入其中，称她的诗歌“非理性、类型化、跟风”。对此，席慕蓉半开玩笑地回应：“别人说我‘躺着也中枪’，是不是啊？”她边说边侧身，假装要倒在沙发上表演“中枪”。“没什么好辩论的，也没什么气好生，喜欢写诗的人就写下去吧。自己不能论断自己，别人也不一定是权威。什么是权威？时间和读者。”她不以为意地说。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诗意地栖居”已然跟不上快节奏的生活，诗歌在电子阅读中愈见式微，那种一首诗唤醒一代人的力量一去不复返。然而，席慕蓉相信，诗歌不会消亡。
　　乡愁渐行渐浓
　　“你还在写诗吗？”最近几年，总有人这样问她，69岁的席慕蓉笑着回答：还在写。
　　年轻时，席慕蓉一枝妙笔，能把对爱情的感悟刻画到读者心坎里。而现在，在她的笔下，少了些青春岁月里的月色与花，更多的是夜夜梦回的蒙古大草原。
　　很多读者都说，更喜欢席慕蓉30年前关于爱情的经典诗篇，“诗是跟着生命走的，爱情的感觉留在那个时候了，我回不去了。现在只剩下了乡愁。”她诚恳地对记者说：“想告诉那些喜欢曾经的我的人，可不可以尝试着读一读我现在的诗？关于草原的诗。”
　　和很多同龄的台湾人一样，“漂泊”是席慕蓉幼年生活的体验之一，“故乡”则是她这代人心中遥远的梦。
　　1943年，席慕蓉生于重庆。她的祖籍是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父母都是蒙古贵族，给她起的蒙族名字是穆伦·席连勃，意为“大江河”。出生不久，她随父母迁居香港，1954年又举家迁往台湾。
　　虽然年少懵懂，香港却无疑在她心中埋下了第一颗关于“乡愁”的种子。离开香港前的最后几天，她独自徘徊在湾仔的修顿球场边，“你要记得啊席慕蓉，过几天就要离开香港了，你要记得这个地方啊！你要记得这种感觉！”11岁的她这样对自己说。
　　几十年后故地重游，香港旧貌换新颜，但修顿球场仍在，触景生情，席慕蓉感慨万千。她说：“人的生命中会有很多小的地标，组成了空间；很多个时间点，组成了时间。而我就是自己的旁观者。”这次回到香港，更像是对童年的自己做一个报告。
　　对四处漂泊的人来说，何为故乡？几年前，台湾九旬作家齐邦媛写就名篇《巨流河》，回顾近百年家国变迁，个中沧桑让读者心动落泪。席慕蓉则借齐邦媛的话回答了这一问题——故乡就是在你年幼时爱过你，对你有所期许的人。
　　对席慕蓉来说，香港不是故乡，而蒙古草原也不是——她并不曾在那里真正地出生、长久地生活过。她把它称为“原乡”，是经过父母的经验传达到她心里的温暖。
　　“冬天的晚上，兄弟姐妹们围坐着，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诉说那些发生在长城以外的故事。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生在南方，可是那一块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地血脉仍然蕴藏在我们身上。靠着父亲所说的祖先们的故事，靠着在一些杂志上被我们惊喜地发现的大漠照片，靠着一年一次的圣祖大祭（每年，台湾的蒙古族同胞都会在台北举行“圣祖成吉思汗大祭典礼”），我可爱的故乡便慢慢成形了。而我儿时也就靠着这一份拼凑起来的温暖，慢慢地长大了。”
　　席慕蓉的父亲做梦都想回草原。他一度寄居德国，巴伐利亚高原广袤的草场勾起了他的乡愁，他从异国土地上折断一根草，很陶醉地对儿女说：“对了，就是这个味道！你们闻一闻吧，这很像家乡蒙古高原上草的味道……”可惜，直到去世，他都没能真的闻到蒙古高原上的草香。日日夜夜，父亲的话常常回响在席慕蓉耳边：“孩子，我回不去了，将来你一定要回我们的草原，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 　　1989年8月1日，大陆与台湾解禁，8月20日，席慕蓉就回到了故乡，这一年，她46岁。换上蒙古袍，骑着骏马，身边是手捧哈达和马奶酒的蒙古族同胞。面对古老的土地，席慕蓉虔诚地下跪，捧起一抔热土揣在胸前，像父亲当年那样，折断一片草叶捧在手心，用心地嗅着。“那时就像一个婴儿，感受到了大草原的阳光和召唤。那是一种在梦里来过的感觉，草原唤醒了我体内的‘另一个自己’。”席慕蓉回忆道。
　　此后，她一次次往来于草原和台湾之间。1999年，两个随行的年轻人为她录制了纪录片，当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看到这个影像时，泪如雨下。她托人找到席慕蓉，邀请她为大草原填一首词。于是便有了那首著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20多年里，在草原上永无休止地游走，让席慕蓉喜悦，但也伴随着痛心和遗憾。一方面是自己对草原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则忧心于草原文化的衰落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很多人对蒙古、哈萨克、新疆地区乃至楼兰的文化一无所知，觉得即便知道，也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一些蒙古族、哈萨克族的年轻人都这么想，让人很痛心。”她坚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此番赴港之前，席慕蓉刚刚从大兴安岭归来。9月，又将再次起程，前往阿拉善。近年来，她的诗歌告别情爱，走向了草原，她本人更是这样——她呼吁社会各界重视草原文化，保护草原生态。“宇宙万物都存在着平衡的道理，草原的存在，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席慕蓉眼中，以保护为名义的“禁牧还草”并不合理：不养马之后，马吃的草不见了；不养羊之后，羊吃的草不见了。草原能好好保存下来，是牧民、牲口和草原三者按自然准则互动才能达成的。“游牧文化的魂就是移动，每家用一个铁丝网圈起来是最愚蠢的做法。”
　　即便是参加书展这么短的时间，席慕蓉还抽空参加了一个活动。在现场，她用近百张照片向观众展示了镜头里她的“原乡”，从牧羊人到沙漠中的湖泊，她说自己的愿望都表达在了给草原的诗里：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席慕蓉的寻根之旅走得曲折艰难，找到了，她就再也不忍割舍。现在，她就希望自己可以冬天时在台湾，夏天就回到父亲的草原上、母亲的河边。
　　她对草原的爱来自父辈的传承，这也让席慕蓉希望能把自己的领悟传给后代，她的一双儿女直到最近才了解母亲的感受。席慕蓉对记者说，因为自己的名气大，儿女读书时，从来不请她参加家长会，甚至儿子博士毕业典礼也没让她出席。在成长过程中，儿子一直不读她的书，直到有一次坐飞机，闲来无聊才翻开她的文集，结果一篇描写亲情、草原的《异乡的河流》让儿子泪流满面。女儿也是直到留学海外，听到蒙古音乐的唱片时，才突然懂得妈妈为什么会每次听都流泪，“歌里的孤独和寂寞，她明白了。”
　　“生命在成长，有一个时间，故乡会回来找你。”席慕蓉这样告诉她自己、她的孩子，还有每一个读她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