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露荷兰流浪记·之二
　　女王莅临的研讨会
　　在上篇文章里，我从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于今年4月底加冕谈到曾有幸两次见到荷兰前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现在她退位后叫贝娅特丽克丝公主）。 其中第二次幸见前女王，是2005年5月19日受邀参加她在海牙行宫召开的荷兰语言与文学研讨会。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 尤其是在曾与荷兰密切相关的国家（如原荷属殖民地），推广与弘扬荷兰语言和文学，形式是讲座在先、讨论在后。那时我虽已在荷兰用荷文写了七本长中篇拙著，但在荷兰文坛泰斗中斗少斗云集的研讨会上， 还是只有洗耳恭听之份。不过讲座后人人可以发言，谈谈自己的感受，晒晒自家的见解。我多年侨居这视自由民主博爱为圣明的国家，知道届时就算小萝卜头也可口无遮掩，畅所欲言，无后顾之忧。
　　发言者要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排在麦克风后等待轮到自己。我环视四周，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多年来只身在荷兰文坛千锤百炼增长的学问虽不敢自我恭维，但着实练就了我的胆量。 我毅然离开坐位，径直走向麦克风，行使我身为荷兰王国臣民加民主体制里公民的发言权。
　　点名发言
　　记得那天我穿的是绿底金线绣花中式上衣，黑西服裙。众目睽睽下一路走来，浑身不自在。我自我安慰，准确地说是自我欺骗地想，他们是在欣赏我的东方服饰和它所藏不住的苗条身段呢。在故乡北京我衣服要买中号，但在荷兰我得穿超小号。
　　在我前面发言的有很多人，大会已接近尾声，可前面还有数个等着发言的学者。 不知为何主持人青睐于我，点名叫我上前发言。
　　其实叫我上前的原因，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在与会几百号金发碧眼的荷兰本地人中间，我黄肤黑发挺各色。而且今天大会旨在探讨怎样吸引外国人欣赏荷兰语言及文学，我被荷兰同化到能用荷文写出七本畅销书，他们当然想听听我的孔窥之见。
　　刚才我环视四周不无用处，所以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非常高兴能作为与会者中惟一的华人同诸位交流思想。 话音一落，我发现不少人像大梦初醒， 用他们蓝色、棕色、绿色或蓝棕绿中间色的大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我的第二句话是：我几次回祖国探亲，在中国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荷兰足球明星的名字和菲利普的电器，但荷兰文学鼻祖类作家斯劳尔赫夫却鲜有人知。
　　这时会议主持人委婉地说时间有限，我能否简明扼要点。 我不紧不慢地说第三句话：如果荷兰的公司与产品遍布世界，各国人民自然而然会对此优秀公司产品后面的文化及其语言文学感兴趣。说到这里，主持人从委婉到指令性地发话，自由发言结束。
　　荷兰这自由民主国家把我惯得话胆包天，我见缝插针地说第四句：中国谚语道“爱屋及乌”， 荷兰文学是乌鸦，荷兰国力是房屋。国力做先锋，文学才能借东风，以使更多的国外人欣赏荷兰文学。话音未落，全场扑哧地笑了出来。主持人高吊的肩膀也松弛下来，显得如释重负。
　　在自由发言后的酒会上，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弗里达·巴勒克教授以及其他专家主动找到我，同我交谈。一位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系教授兼文学评论家，按理说和我应是职业天敌，但她与我聊天时，和颜悦色的。大概谁也没想到我这头顶不及多数荷兰人臂肘的华人小女子，竟然敢在女王亲临的研讨会上发言最长，并且谈笑风生地露了我文学作品的一绝， 即张口闭口把中国谚语和成语翻译成令人啼笑皆非的荷兰文，说我二百五可以，道我有语言天分也无妨。
　　词不达意
　　但是那天晚上，我却像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 他在剧院看戏时坐在上级领导旁边， 由于抗拒不了自然规律放了个蔫屁， 因此怕冒犯了首长，终日坐立不安，变得神经兮兮。我躺在床上，像录音机一样不停地“倒带”，回顾我在研讨会的发言。
　　尽管诸学者客气，恭维我语言俏皮，直觉却告诉我， 我犯了一大忌。谁都知道荷兰和欧洲多数国家由殖民而发达起家。 他们的一个理论基础便是达尔文主义，褒义曰适者生存，贬义曰弱肉强食。殖民者认为被殖民土著文化落后，驱使其劳作使自己发家致富乃天经地义，情有可原。种族歧视由此而生。
　　在目前的后殖民主义阶段，种族歧视制度烟消云散，荷兰与欧洲诸国痛定思痛，自我检讨，令人敬佩，也应当令日本政府汗颜。也正是由于这自我批评精神使得欧洲包括荷兰人对昔日的殖民史及其余孽超敏感。 哪怕被殖民者后裔无意中的只言片语，都会触及他们的痛处，激发他们反思。
　　我说我是与会的惟一华人本来出于感激之心，但很容易被荷兰人误解， 以为我暗示代表华人在此参会者和侨居于荷的十几万华人不成正比，继而使与会者联想到我也许在暗示荷兰种族歧视留了个尾巴，有待割净。尤其是此会主题是向在荷兰国内外非本土人推广荷兰语及文学，理应邀请如数的用荷兰文写作的外籍人，请他们谈谈自己是如何从不了解到热爱荷兰文化的。
　　从那天下午研讨会上我王婆卖瓜发言踊跃，到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中间仅隔五六个钟头。当然没有人会找我反攻倒算，而是我后悔自己心直口快，择言不慎。尤其是女王就坐于听众席，她的先辈曾在殖民时期辉煌腾达，光宗耀祖，我的话万一被陛下误解，可如何是好？
　　不管我怎样如躺针毡心如乱麻，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杞人忧天，把芝麻大的事想成了肥硕的西瓜。果然如我所料，近十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没有女王办公室的大臣或他下属来我寒舍登门拜访，要小人解释当初发言是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过两年前，在那次研讨会上坐于我左侧的历史学来我家做客，无意间他问我，女王后来又邀请我参加她亲临的研讨会了吗，我摇头说没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我那次在研讨会上太畅所欲言不无关系。
　　主流思想与非主流
　　回首我在荷兰20余年和各机构人士尤其是媒体的合作交往，发现那研讨会的经历具有典型性。一方面，荷兰人可以各抒己见，无后顾之忧；但另一方面，如果一观点与主流思想相距甚远，它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媒体上一抒己见的机会就相应减少，这种己见只能在自家饭桌上或茶几旁抒。不过相应减少并不是说机会皆无。
　　与别国一样，荷兰各行业的商业化使立体媒体重视收视率，平面媒体也不敢轻视销售量。尤其是电视脱口秀节目需要吸引人的眼球。所以两个见解针锋相对的受访者在摄像镜头前越吐沫星子乱飞，口水仗打得越血糊，观众越觉得给力。要是双方能直接动手掐架，更能使收视率飙升。不止一次发生过辩论一方举起手中的高脚杯把红葡萄酒顺着对方的秃顶灌入其白衬衣领口之事。在这个前提下，非主流思想是有机会在电视上与主流思想斗个雌雄的。
　　我年轻气盛时，一听到西方媒体误解或曲解我娘家祖国， 便一蹦三丈高，加上我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小名气，常被邀请做这种电视节目的嘉宾。 那众目睽睽、剑拔弩张的气氛，我回想起来就心有余悸。记得2008年西方少数人想螳臂挡车，阻止在中国开奥运。我在荷兰著名脱口秀实况转播中，面对荷兰和比利时数百万电视观众，与一荷兰公众人物对峙。 他用我认为尖酸刻薄的语言伤害我的父老乡亲， 进而号召荷兰运动员拒绝参加奥运会。在他后面站了一帮为他敲锣打鼓吹喇叭唢呐的壮老年男人。这阵势使我感到孤身作战，势单力薄，不得已做了与我身份相抵触的事。我使尽吃奶的力气，象母夜叉一样隔着圆形采访桌子与他争论甚至朝他狂吼。后来我观看采访录像时，真不敢相信那河东吼便是我。
　　除了商业化给非主流思想带来的宣传平台，各党派交手见仁见智也是各种思潮得以公布于众的契机。但在触及国家利益时，主流思想还是占上风上水，甚至独霸鳌头。
　　比如在美国向伊拉克宣战初期，欧盟内部主战派和反战派平分秋色，意见难以统一。荷兰最大的报纸之一向文化人征稿，想听听文坛意见。文章刊登后，我注意了一下，整版刊有七八个作家和其他意见领袖的观点，好像无一人支持战争，都希望和平解决美伊纠纷。但在欧盟各国包括荷兰有关政策定格以后，荷兰反战的声音在媒体上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也可以说是被主战派的声音雪封。
　　总而言之，在荷兰人们可以各抒己见，甚至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非主流思想者仍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们通过媒体接触并影响大众的机会不能与主流思想者相提并论。
　　荷兰国家机器在影响民意的同时追求方法的适中委婉，以得到多数国人的认可。荷兰人把政治看得很实际，认为它不过是寻找各种人群间平衡的一种手段，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