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你抑郁了，我抑郁了，大家都抑郁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國家。
　　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市场和政治制度都无法让我们快乐？如果财富与民主都无法依靠，我们能依靠的是什么？
　　罗伯特·莱恩，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于耶鲁大学执教近50年，就职期间曾任政治系主任。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是罗伯特·莱恩在政治、心理学界的代表性贡献之一。
　　收入越多的人就越幸福吗？
　　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中，金钱对于人们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快乐的凝结物，能够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能够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人们的偏好，从而将“效用”和“福利”最大化。但是，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不少好处，但它却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幸福。
　　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当金钱相对匮乏的时候，金钱可以买到幸福；当金钱相对充裕的时候，这种购买力就停止了。纵观现代文明史，我们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曲线关系模式：在现代化之前“你增我增”，之后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互不增减”，而后发展为“你增我减”。
　　如果我们对同一个社会中的富人、穷人以及不穷不富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往往会得出与一些跨国研究相当一致的结论，即：在贫穷社会中，个人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关非常显著；而在富裕社会中，这种相关却弱了下来，甚至几近为零。
　　如何在现有的市场民主体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情谊”，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市场及民主制度对“情谊”的破坏，是增加人们幸福感的关键。田园诗般地充满情感的过去，可能根本就不曾存在，而显然，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建立一个情感的乌托邦似乎也并不可行，过分强调情谊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比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
　　那么，合适的、可行的做法应当是，对现实的市场以及民主制度进行适当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情谊（人情味）；在追求其他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损毁情谊。
　　对于“情谊”关系与现阶段的种种矛盾，也许人们应该站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来看待问题。他说，经济体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样，为了实现情谊和市场的和谐共生，社会必须经过一个个人主义阶段以达到必要的繁荣水平，这样人们才能再次发现家庭和朋友的好处。
　　（张雪荐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