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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音韵律特征的变化可以帮助听话人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语义、语气、态度、感情色彩、个人特点和言外之意，说话人正是通过变化韵律特征来实现自己语言信息的表达与超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的传递的。国内和国外关于歧义和语音关系的研究状况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作为语言物质载体的语音韵律特征，在歧义研究当中的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国内总体性把握语音和歧义二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第三，近期国内关注语音和歧义结构的研究多是以声学实验和听辨实验作为研究手段的；第四，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方法，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语音和歧义的关系，这无疑会为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提供很大帮助。
关键词：语音韵律特征 歧义 声学实验 心理实验
一、引言
歧义的研究一般都以书面材料作为分析对象。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只保留了它的音质音段，有声语言中的超音质成分，也就是韵律成分，比如语调、重音和停延等在书面上均被舍弃了。这样，在口语中有区别的句子，在书面上成了没有区别的同形结构。很多歧义的产生就是由于文字不能全部记下反映语言结构层次和语义关系的语言节律特征造成的。所以说，是口语中不同的韵律特征打破了书面形式的同一格局，使不同的意义再与不同的形式一一对应，从而分化歧义。在歧义句中，当句法、语义和语用线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解歧信息时，人们正是根据听到的语音方面的韵律特征来感知语言、识别语义的。以往很多学者也正是通过探讨语音的解歧作用获得韵律特征在句子加工中的作用的。
二、国外歧义与语音韵律关系研究述评
至于从语音韵律层面探讨歧义的消解问题，西方语言的大部分研究都在集中探讨普通讲话者在讲话时是否自发而稳定地生成韵律信息消除句法歧义，即不考虑听话者的需要以及情境是否存在歧义而自动提供解歧线索。Snedeker、Trueswell认为，尽管一些暂时句法歧义句在日常对话中普遍存在，但由于讲话者很少意识到语境存在歧义，因此韵律线索并不普遍，韵律信息是一种非常有效但不完美的句法解歧信息。研究表明，朗读出来的话语和自发产生的口语的韵律结构存在差异，因为朗读者的语用目标与在典型语境中讲话者的语用目标显著不同。
另外，在韵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分析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多有涉及。Beach探讨了在口语加工中听者使用韵律信息的时间点以及在语音句法界面进行的信息加工机制的性质问题。实验表明，听者在语句加工很早的时间点上就开始利用韵律信息，韵律不断地为听者提供语句结构的信息。
还有一些学者也在讨论各种韵律模式在不同歧义结构中的作用。Avesani指出，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讲话者常常利用语调模式区分潜在的歧义句，所采用的策略在各种语言中并不相同。Warren发现，听者在消解附着歧义时，常常利用边界语调信息和词重音位置信息。Marslen-Wilson等通过实验研究了在口语理解中韵律线索在解决暂时性形态句法歧义时的作用。日语研究者中有不少人从事通过韵律条件消除歧义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口语中，结构歧义的切分位置与基频曲线形状、停顿时间、切分点前的区分时长等韵律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F0值高低具有呈示节奏、标示句法结构切分点的功能。人们正是积极利用这些韵律条件进行交际的。Venditti和Yamashita通过实验证实了和结构关系密切相关的韵律特征对受话人来说，犹如发话人那样对迅速消除歧义达到理解非常有效。
三、国内歧义与语音韵律关系研究述评
有关汉语的歧义研究历史比较长，新世纪以来研究方法日渐成熟和多样化，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有关韵律特征和歧义结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目前语言学中涉及到歧义研究和韵律关系的讨论时，一方面将其定位于同音造成的词汇歧义，这种歧义缺乏“类”的特征，相关研究比较少。一般认为语音歧义纯由同音词造成，词汇歧义纯由多义词造成，但也都是“孤立的事例”，缺乏“型”的特征，研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和角度来看，大都集中在把它作为一种消歧手段的简单考察，如王希杰（1980），殷作炎（1990），张国宪（1990），亢世勇、朱学岚（2000）等均对语音消歧的手段和类型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殷作炎提出在汉语口语中韵律主要包括三个要素：轻重音、停顿和音高变化。话语韵律能够消解歧义主要依赖三种区别功能：区别同形异构句子的内部结构层次；区别同形而不同语气、口气的句子；消除由于句子中词语多义而产生的歧义。但是，这种对语音消歧的研究还仅停留在定性的描写上，即主要通过语感上的一些语音表现实现句义的确定。而明确地将韵律和句法语义解歧结合起来研究并进行深入探讨的，有李子荣、津熊良正、孟子敏、杨玉芳、郑波，还有杨晓安、徐以中、杨亦鸣和黄彩玉等人的研究。
李子荣从声调、轻重音、停延和句调四个方面入手，揭示语音分化歧义的规律。大致观点是轻重的节律形式之所以能起到分化歧义的作用，在于重音能显示语义的焦点和倾向，重音本身主要用音长延伸表示。语法歧义的分化主要靠不同层次停延的提示，也要注意同一层次上时值的大小处理。节律各要素在分化歧义时也以综合表现为多，节律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会对歧义分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津熊良正、孟子敏在《汉语语法歧义句消除歧义现象的韵律特征》中最先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探讨消除歧义时所表现出来的韵律特征，结果是汉语中停顿和音长延伸有助于人们对语法歧义句作出正确理解，并且其作用大于基频。杨亦鸣先生的《试论“也”字句歧义》也将实验语音学方法用于歧义研究，通过分析“也”字句的语音图谱来确定话语中心，排除歧义。
心理学者杨玉芳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启发下将讲话者和听话者的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到朗读和自发口语的差别，并拓展到韵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分析的问题上。她还发现，在不同的歧义消解情景下，词边界前歧义音节的总时长和边界后歧义音节的辅音时长分别比词边界后歧义音节的总时长和边界前歧义音节的辅音时长要长一些。她结合汉语在韵律和句法结构方面独特的特点，研究汉语韵律的句法解歧的具体特点和机制，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揭示汉语与其他语言在韵律解歧方面的相似性和不同点，深化了对韵律句法解歧机制的认识，做出了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郑波也是从心理实验角度入手发现韵律对不同类型歧义句解歧效果不一。他要求发音人尽量运用各种韵律手段，但是其对不同歧义句发音语料的解歧效果却各不相同，说明了歧义句产生原因的不同导致了使用韵律不能达到相同的解歧效果。对于结构类歧义，韵律能够非常理想地消解歧义，对于只能部分利用韵律线索解歧的指代歧义和语气歧义，韵律的解歧效果稍差，对于同音歧义以及其他类歧义，韵律的解歧效果也不明显。对层次切分歧义句和指代歧义句的深入研究表明：歧义音节前后停顿时长的变化是消解层次切分歧义的最主要的手段；发音人消解指代歧义的基本手段是在所指名词上设置相应的重音，其最主要的声学相关物是所指名词时长的延长。
杨晓安通过语音实验证实，无论是单独歧义结构短语还是从句中切分下来的歧义短语，人们对其句法结构的预设选择都有主次之分。它的语音呈现形式主要是下意识的停顿时长调整，另外在F0高低上也有反映。他还另撰文章以声学实验的方法考察了歧义结构“不（是）X吗？”在区别真假性疑问时所呈现的语音特征。
黄彩玉通过声学实验证明，在“都”字总括歧义句中，句子的最重音分别集中在总括的不同语义指向部分，并从中拟测出各种重音在句中成为焦点的可能倾向性顺序为：对比重音＞话题重音＞常规重音。黄彩玉还通过施事与受事语义格交叉产生的歧义句的声学实验和听辨实验证实，该类语义歧义句可以通过韵律手段使得歧义消解。受事作主语的标记性要比施事作主语的标记性强一些，受事主语句主语后常常出现的停延是就语音上的韵律标记，但这种韵律标记并不完全，对单音节歧义点的韵律分化作用具有不对称性。同时也提出在语法语义问题的讨论中合理利用语音学的知识，对我们更系统科学地讨论语法范畴问题大有裨益。
徐以中和杨亦鸣通过语用视角结合现代语音学手段进行副词分析，得出副词“才”和“就”既可前指也可以后指，认为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可以弥补听感研究的不足，可以使副词的语音分析走向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我们知道，就韵律特征而言，汉语不同于大多数印欧语系的语言，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相对不同的能辨别字义的声调，汉语的韵律特征是由声调和韵律信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韵律特征的变化范围受声调固有音高的限制，不像英语语调的变化那样自由，也不像英语语调那样有固定的旋律。在句法方面，汉语有大量的省略现象，词序比较自由，句子结构也比较灵活。因而，汉语的韵律解歧有明显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独特之处。
四、语音与歧义关系研究情况的总结和前瞻
如果说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歧义研究旨在发现、描写新的歧义现象，格语法、转换生成语法阶段对语义、语用歧义的讨论试图更进一步解释这一语言现象形成的原因，从语言学内部把握其规律性。那么，作为语言物质载体的语音，在歧义研究当中的重要性显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综观歧义与韵律关系的研究现状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
第一，在汉语学界，作为语言物质载体的语音，在歧义研究当中的重要性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语音韵律和歧义结构的相互关系，但所做的工作多是针对某一类歧义，总体性把握二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第三，近期关注语音韵律和歧义结构的研究多数以声学实验和听辨实验作为研究手段，并结合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和语法语义语用的相关理论互相验证。在研究方法上较之前一个十年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第四，国外研究语音韵律和歧义的关系，多数是以心理学研究方法为基础，这对国内的学者来说是个启示，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韵律和歧义的关系无疑会为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提供很大帮助。
能够通过语音表现和特征来明确句义的歧义现象，反映了表层语音系统与句法、语义及语用可能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并且这种对应关系有可能通过心理感知、语音听辨等相关实验获得。在语音作为歧义消解手段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亦应从语音、句法、语义的相互制约影响角度，结合多层面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软件将自然语言的音流转化为可视波形和频谱图，通过对语音相关“有形”参数的测量和考察，实现对“无形”语言的定量分析。通过实验的、定量的语音分析，既可以弥补以往定性分析中的一些认识不清和存在的偏差，又可能实现对与该语音表现相对应的句法、语义、语用系统相关问题的考察。
方法的更新常常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把语音分析与语法分析、语义分析结合起来，这在语言学和语音学的基础研究中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类似歧义这样的传统语法学范畴的问题绝不是和语音学“划江而治”、互不相干的，语音学在语法研究中所扮演的，也不应该仅仅是“边缘角色”。在语法现象和语法问题的讨论中合理利用语音学的知识，对我们更系统科学地讨论语法范畴问题将大有裨益。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CYY0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40061]和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QW200801]的资助。）
参考文献：
[1]Avesani C，Hirschberg J，Prieto P.The intentional disambiguation
of potentially ambiguous utterances in English，Italian and Spanish[Z].In：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s.Stockholm：1995，174～177.
[2]Beach C M.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sodic patterns at point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mbiguity：Evidence for cue and trading relations[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1，30：644～663.
[3]Marslen-Wilson W D，Tyler L K，Warren P，et al.Prosodic
effects in minimal attach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92，45A：73～87．
[4]Snedeker J，Trueswel J.Using prosody to avoid ambiguity：
Effects of speaker awareness and referential context[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2003，48：103～130.
[5]Warren P，Grabe E，Nolan F.Prosody，phonology and parsing
in closure ambiguities[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1995，10（5）：457～486．
[6]黄彩玉.一类“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
报，2008，（9）.
[7]黄彩玉.施事与受事语义格交叉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分析[J].语
文研究，2009，（2）.
[8]津熊良正，孟子敏.汉语语法歧义句消除歧义现象的韵律特征
[A].语音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9]亢世勇，朱学岚.语音特征在分化歧义中的作用[J].烟台师范学
院学报，2000，（2）.
[10]李子荣.汉语节律和歧义分解[C].第四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
会议论文集，1999.
[11]王丹，郑波，杨玉芳.韵律特征对句法结构歧义解歧作用的实
验研究[J].心理科学，2003，（4）.
[12]王丹，杨玉芳.重音和信息结构在口语语篇理解中的作用[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6）.
[13]王希杰.节律和歧义[J].汉语学习，1980，（5）.
[14]徐以中，杨亦鸣.“就”与“才”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J].语言研究，2010，（1）.
[15]杨晓安.歧义结构切分中的潜在韵律作用[J].南开语言学刊，
2009，（1）.
[16]杨晓安.真假疑问句的语音区别特征[J].南开语言学刊，2008，
（1）.
[17]殷作炎.歧义和话语节律[J].语文研究，1990，（3）.
[18]郑波，王蓓，杨玉芳.韵律对指代歧义的解歧作用及其机制[J].
心理学报，2002，（3）.
[19]张国宪.语音与歧义[J].淮北煤师院学报，1990，（2）.
（黄彩玉 陈树千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150080）
关键词：语音韵律特征 歧义 声学实验 心理实验
一、引言
歧义的研究一般都以书面材料作为分析对象。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只保留了它的音质音段，有声语言中的超音质成分，也就是韵律成分，比如语调、重音和停延等在书面上均被舍弃了。这样，在口语中有区别的句子，在书面上成了没有区别的同形结构。很多歧义的产生就是由于文字不能全部记下反映语言结构层次和语义关系的语言节律特征造成的。所以说，是口语中不同的韵律特征打破了书面形式的同一格局，使不同的意义再与不同的形式一一对应，从而分化歧义。在歧义句中，当句法、语义和语用线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解歧信息时，人们正是根据听到的语音方面的韵律特征来感知语言、识别语义的。以往很多学者也正是通过探讨语音的解歧作用获得韵律特征在句子加工中的作用的。
二、国外歧义与语音韵律关系研究述评
至于从语音韵律层面探讨歧义的消解问题，西方语言的大部分研究都在集中探讨普通讲话者在讲话时是否自发而稳定地生成韵律信息消除句法歧义，即不考虑听话者的需要以及情境是否存在歧义而自动提供解歧线索。Snedeker、Trueswell认为，尽管一些暂时句法歧义句在日常对话中普遍存在，但由于讲话者很少意识到语境存在歧义，因此韵律线索并不普遍，韵律信息是一种非常有效但不完美的句法解歧信息。研究表明，朗读出来的话语和自发产生的口语的韵律结构存在差异，因为朗读者的语用目标与在典型语境中讲话者的语用目标显著不同。
另外，在韵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分析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多有涉及。Beach探讨了在口语加工中听者使用韵律信息的时间点以及在语音句法界面进行的信息加工机制的性质问题。实验表明，听者在语句加工很早的时间点上就开始利用韵律信息，韵律不断地为听者提供语句结构的信息。
还有一些学者也在讨论各种韵律模式在不同歧义结构中的作用。Avesani指出，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讲话者常常利用语调模式区分潜在的歧义句，所采用的策略在各种语言中并不相同。Warren发现，听者在消解附着歧义时，常常利用边界语调信息和词重音位置信息。Marslen-Wilson等通过实验研究了在口语理解中韵律线索在解决暂时性形态句法歧义时的作用。日语研究者中有不少人从事通过韵律条件消除歧义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口语中，结构歧义的切分位置与基频曲线形状、停顿时间、切分点前的区分时长等韵律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F0值高低具有呈示节奏、标示句法结构切分点的功能。人们正是积极利用这些韵律条件进行交际的。Venditti和Yamashita通过实验证实了和结构关系密切相关的韵律特征对受话人来说，犹如发话人那样对迅速消除歧义达到理解非常有效。
三、国内歧义与语音韵律关系研究述评
有关汉语的歧义研究历史比较长，新世纪以来研究方法日渐成熟和多样化，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有关韵律特征和歧义结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目前语言学中涉及到歧义研究和韵律关系的讨论时，一方面将其定位于同音造成的词汇歧义，这种歧义缺乏“类”的特征，相关研究比较少。一般认为语音歧义纯由同音词造成，词汇歧义纯由多义词造成，但也都是“孤立的事例”，缺乏“型”的特征，研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和角度来看，大都集中在把它作为一种消歧手段的简单考察，如王希杰（1980），殷作炎（1990），张国宪（1990），亢世勇、朱学岚（2000）等均对语音消歧的手段和类型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殷作炎提出在汉语口语中韵律主要包括三个要素：轻重音、停顿和音高变化。话语韵律能够消解歧义主要依赖三种区别功能：区别同形异构句子的内部结构层次；区别同形而不同语气、口气的句子；消除由于句子中词语多义而产生的歧义。但是，这种对语音消歧的研究还仅停留在定性的描写上，即主要通过语感上的一些语音表现实现句义的确定。而明确地将韵律和句法语义解歧结合起来研究并进行深入探讨的，有李子荣、津熊良正、孟子敏、杨玉芳、郑波，还有杨晓安、徐以中、杨亦鸣和黄彩玉等人的研究。
李子荣从声调、轻重音、停延和句调四个方面入手，揭示语音分化歧义的规律。大致观点是轻重的节律形式之所以能起到分化歧义的作用，在于重音能显示语义的焦点和倾向，重音本身主要用音长延伸表示。语法歧义的分化主要靠不同层次停延的提示，也要注意同一层次上时值的大小处理。节律各要素在分化歧义时也以综合表现为多，节律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会对歧义分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津熊良正、孟子敏在《汉语语法歧义句消除歧义现象的韵律特征》中最先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探讨消除歧义时所表现出来的韵律特征，结果是汉语中停顿和音长延伸有助于人们对语法歧义句作出正确理解，并且其作用大于基频。杨亦鸣先生的《试论“也”字句歧义》也将实验语音学方法用于歧义研究，通过分析“也”字句的语音图谱来确定话语中心，排除歧义。
心理学者杨玉芳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启发下将讲话者和听话者的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到朗读和自发口语的差别，并拓展到韵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分析的问题上。她还发现，在不同的歧义消解情景下，词边界前歧义音节的总时长和边界后歧义音节的辅音时长分别比词边界后歧义音节的总时长和边界前歧义音节的辅音时长要长一些。她结合汉语在韵律和句法结构方面独特的特点，研究汉语韵律的句法解歧的具体特点和机制，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揭示汉语与其他语言在韵律解歧方面的相似性和不同点，深化了对韵律句法解歧机制的认识，做出了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郑波也是从心理实验角度入手发现韵律对不同类型歧义句解歧效果不一。他要求发音人尽量运用各种韵律手段，但是其对不同歧义句发音语料的解歧效果却各不相同，说明了歧义句产生原因的不同导致了使用韵律不能达到相同的解歧效果。对于结构类歧义，韵律能够非常理想地消解歧义，对于只能部分利用韵律线索解歧的指代歧义和语气歧义，韵律的解歧效果稍差，对于同音歧义以及其他类歧义，韵律的解歧效果也不明显。对层次切分歧义句和指代歧义句的深入研究表明：歧义音节前后停顿时长的变化是消解层次切分歧义的最主要的手段；发音人消解指代歧义的基本手段是在所指名词上设置相应的重音，其最主要的声学相关物是所指名词时长的延长。
杨晓安通过语音实验证实，无论是单独歧义结构短语还是从句中切分下来的歧义短语，人们对其句法结构的预设选择都有主次之分。它的语音呈现形式主要是下意识的停顿时长调整，另外在F0高低上也有反映。他还另撰文章以声学实验的方法考察了歧义结构“不（是）X吗？”在区别真假性疑问时所呈现的语音特征。
黄彩玉通过声学实验证明，在“都”字总括歧义句中，句子的最重音分别集中在总括的不同语义指向部分，并从中拟测出各种重音在句中成为焦点的可能倾向性顺序为：对比重音＞话题重音＞常规重音。黄彩玉还通过施事与受事语义格交叉产生的歧义句的声学实验和听辨实验证实，该类语义歧义句可以通过韵律手段使得歧义消解。受事作主语的标记性要比施事作主语的标记性强一些，受事主语句主语后常常出现的停延是就语音上的韵律标记，但这种韵律标记并不完全，对单音节歧义点的韵律分化作用具有不对称性。同时也提出在语法语义问题的讨论中合理利用语音学的知识，对我们更系统科学地讨论语法范畴问题大有裨益。
徐以中和杨亦鸣通过语用视角结合现代语音学手段进行副词分析，得出副词“才”和“就”既可前指也可以后指，认为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可以弥补听感研究的不足，可以使副词的语音分析走向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我们知道，就韵律特征而言，汉语不同于大多数印欧语系的语言，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相对不同的能辨别字义的声调，汉语的韵律特征是由声调和韵律信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韵律特征的变化范围受声调固有音高的限制，不像英语语调的变化那样自由，也不像英语语调那样有固定的旋律。在句法方面，汉语有大量的省略现象，词序比较自由，句子结构也比较灵活。因而，汉语的韵律解歧有明显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独特之处。
四、语音与歧义关系研究情况的总结和前瞻
如果说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歧义研究旨在发现、描写新的歧义现象，格语法、转换生成语法阶段对语义、语用歧义的讨论试图更进一步解释这一语言现象形成的原因，从语言学内部把握其规律性。那么，作为语言物质载体的语音，在歧义研究当中的重要性显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综观歧义与韵律关系的研究现状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
第一，在汉语学界，作为语言物质载体的语音，在歧义研究当中的重要性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语音韵律和歧义结构的相互关系，但所做的工作多是针对某一类歧义，总体性把握二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第三，近期关注语音韵律和歧义结构的研究多数以声学实验和听辨实验作为研究手段，并结合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和语法语义语用的相关理论互相验证。在研究方法上较之前一个十年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第四，国外研究语音韵律和歧义的关系，多数是以心理学研究方法为基础，这对国内的学者来说是个启示，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韵律和歧义的关系无疑会为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提供很大帮助。
能够通过语音表现和特征来明确句义的歧义现象，反映了表层语音系统与句法、语义及语用可能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并且这种对应关系有可能通过心理感知、语音听辨等相关实验获得。在语音作为歧义消解手段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亦应从语音、句法、语义的相互制约影响角度，结合多层面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软件将自然语言的音流转化为可视波形和频谱图，通过对语音相关“有形”参数的测量和考察，实现对“无形”语言的定量分析。通过实验的、定量的语音分析，既可以弥补以往定性分析中的一些认识不清和存在的偏差，又可能实现对与该语音表现相对应的句法、语义、语用系统相关问题的考察。
方法的更新常常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把语音分析与语法分析、语义分析结合起来，这在语言学和语音学的基础研究中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类似歧义这样的传统语法学范畴的问题绝不是和语音学“划江而治”、互不相干的，语音学在语法研究中所扮演的，也不应该仅仅是“边缘角色”。在语法现象和语法问题的讨论中合理利用语音学的知识，对我们更系统科学地讨论语法范畴问题将大有裨益。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CYY0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40061]和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QW200801]的资助。）
参考文献：
[1]Avesani C，Hirschberg J，Prieto P.The intentional disambiguation
of potentially ambiguous utterances in English，Italian and Spanish[Z].In：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s.Stockholm：1995，174～177.
[2]Beach C M.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sodic patterns at point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mbiguity：Evidence for cue and trading relations[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1，30：644～663.
[3]Marslen-Wilson W D，Tyler L K，Warren P，et al.Proso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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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nedeker J，Trueswel J.Using prosody to avoid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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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rren P，Grabe E，Nolan F.Prosody，phonology and pa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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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彩玉.一类“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
报，2008，（9）.
[7]黄彩玉.施事与受事语义格交叉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分析[J].语
文研究，2009，（2）.
[8]津熊良正，孟子敏.汉语语法歧义句消除歧义现象的韵律特征
[A].语音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9]亢世勇，朱学岚.语音特征在分化歧义中的作用[J].烟台师范学
院学报，2000，（2）.
[10]李子荣.汉语节律和歧义分解[C].第四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
会议论文集，1999.
[11]王丹，郑波，杨玉芳.韵律特征对句法结构歧义解歧作用的实
验研究[J].心理科学，2003，（4）.
[12]王丹，杨玉芳.重音和信息结构在口语语篇理解中的作用[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6）.
[13]王希杰.节律和歧义[J].汉语学习，1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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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晓安.歧义结构切分中的潜在韵律作用[J].南开语言学刊，
2009，（1）.
[16]杨晓安.真假疑问句的语音区别特征[J].南开语言学刊，2008，
（1）.
[17]殷作炎.歧义和话语节律[J].语文研究，1990，（3）.
[18]郑波，王蓓，杨玉芳.韵律对指代歧义的解歧作用及其机制[J].
心理学报，2002，（3）.
[19]张国宪.语音与歧义[J].淮北煤师院学报，1990，（2）.
（黄彩玉 陈树千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