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1年9月，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专家考察团(国联教育考察团)应民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考察结束后，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名为《中国教育之改进》。报告书中，对中国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　训政时期，国联，教育考察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2-0048-03
　　
　　民国初年，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内战不断，国教育一直难以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意识到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训政时期开始。对于这一时期的描述，有人说：“训政时期的中心建设，大家都认为是教育；因为认教育为训政时期的中心建设，而注重教育，整顿教育。这些事实，我们都不可不加以谨慎的注意，因为这又是教育上一个改造的关头。”此时人们都认为，若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中国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民国教育的方针：“必须以造成三民主义的文化为中心。”会议认为制定这样一个方针，是关系“国家民族今后之生机”的大事，是“全国更始之基”，否则“势必陷于危困而无可救”。根据这个方针，会议确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教育方针已经确立，但当时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以当时教育的先进地区上海为例，存在着“六滥”“四恶”“三害”。“六滥”是学校滥、办学人员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四恶”是教育成为私人工具；教育的结果非但不能造就人才反而埋没人才；办理学校的结果，非但不能提高读书欲望，而且可以无须读书；为社会多造了些失业分利的人，使国家元气大大丧失。其结果是害个人、害国家、害社会(即“三害”)。
　　面对问题，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努力反省，以期找出问题所在。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仅仅靠自我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与学界希望通过外人的视角，深层次地发掘中国教育的弊端，并借助教育先进国的经验，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1931年，中国两度向国联秘书处提出文化合作建议。3月6日，教育部次长陈布雷致函国联秘书处，希望通过国联所属文化合作机构的协助，促进中国与其他国联会员国间的文化与科学关系的发展。4月25日，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致电国联秘书长：“系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国联中一切专门组织立于顾问地位帮助拟定并实施中政府所预定之改造中国计划。”在教育方面，中国政府称：“此外，国际可助中国政府遴觅顾问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完善并便利中国及外国文化活动各中心之交通。”根据中国政府的来文，国联行政会秘书长于193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第六十三次会议，“由中国政府来文声述关于所望手国联对其请求所给与之实效，中国政府拟愿国联派一专家委员团赴华考察教育制度，编送对是项制度改组之建议，并对于辅助中政府实施此项改组事宜最良方法发表意见，并促进中国与国联其他会员国间文化中心之交通”。此次会议，为考察作出了详细的安排。“根据国际秘书长及协进会总干事之建议，协进委员会委员长指派下列各团员：卡尔·柏克尔先生，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华尔斯基先生，语言学教授及波兰教育部司长；蓝格汶先生，法郎西学院教授；唐奈先生，伦敦大学教授。秘书长更惠充以国联秘书处‘机要股长’瓦尔特斯先生派充委员团特别顾问。最后如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经接洽后赞同，国际文化事业协进会总干事匡耐先生将加入在中国之委员团以便参与该团后部时期之工作并帮同拟具最后报告。再国联委员会与中国当局间经讨论后之协进工作状况，须使国际文化事业协进会随时明了”。
　　1931年9月30日，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派遣教育考察团抵沪开始考察。12月30日，考察团结束考察回国。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考察团走访了南京、北平、天津、定县、杭州、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广州十地。每到一个地方，先参观教育机构，研究院，大中小学，图书馆等，通过观察了解当地教育的实际状况，召集此地的教育人员进行座谈，针对此地的教育状况提出问题，听取本地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的意见，并积极和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联系，获取大量数据资料。在考察最后的三个星期，于南京撰写此次教育考察的报告。1932年，报告写成，定名为《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in China》。1932年12月，报告后由国立编译馆编译发行，中文名为《中国教育之改进》。
　　《中国教育之改进》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其中又分(一)中国教育的情形，(二)国家教育与外来影响，(三)教学精神，(四)语言与文字，(五)行政原则，(六)财政组织，(七)教员，(八)全国学校的分布，(九)学校的合理利用，(十)学童与学生的社会选择，(十一)学制。第二部分为各论，又分(一)小学教育，(二)中等教育，(三)大学教育，(四)成人教育，以改革初步的建议案做此书的附录与总结。这本书的各章，有的是事实的叙述，有的是观察和意见的发表，而每一个问题之后，必定提出几条建议，这是此书最大的特点。
　　报告认为，中国的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教育税收征收严重不足，制约了教育的全面发展。在当时的制度下，教育费用为中央和省政府拨付，仅能对地方当局的主要教育款项予以补助。而教育产生的其他费用，大半由各县筹措，一部分由村庄筹措，还有一部分由人民捐赠。教育经费无法满足日常的教育行政体系的需要。在小学教育方面，“中国教育税率，与其他教育先进诸国之教育税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又有极可注意者，即各省税率相差甚大，而在较小之行政区域内(尤其是县)，税率之高低乃相差更远也”。在中学教育方面，教育费用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校舍的不足及缺乏任课教师，教师不足使中等教育所设科目太少，不能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在大学教育方面，教师及行政人员待遇偏低。国立大学的聘任期限，通常为一年，很少有超过两年，薪金皆靠公款支出，公费占其收入的十分之九，又经常拖欠。所以很多老师在校外代课，这种情况使得大多数大学教师忙于赚钱，而对自己的学识和学术上的精进无暇顾及，也没有时间与学生经常接触。而且教授的聘任期很短，也没有规则可循，使得很多教师心中无底，无法在事业上有所追求。
　　(2)教学方法不科学，存在诸多问题。在小学教育方面，“学校之教授法，概以演讲出之，教师用此法以灌输知识于全级儿童，学生不过为接受知识之人而已。盖中国学校之学生罕有由教师加以问答者，更鲜有令其从事独立之工作者。此种方法实施之结果，徒使学生对于四围之环境起一种沉思之态度，而不能鼓励儿童之活动力与创造力”。在中学教育方面，有关学科的课程，没有好的教学方法。“在高中普通科，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占之时间仅及全数七分之一。此种科目教学方法的缺点，即在讲授时间太多，观察及实验之时间太少也。外文教学没有效率。在中学的课程表中，语言文字所占之地位甚多。……在高中始授一种外国文，国文所占之时间为百分之十五，而外国文占百分之十六。……但对于外国文之教学，中学生约费六分之一之时间以学英文，六年之后，学业告终，尚多不能参考各种课程中应阅之英文书籍，多未读过几册值得一读之英文书本。即已人大学之学生，亦尚有英文课程极为幼稚者”。大学教育方面，大学的教学法以讲授法为主，无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民国大学的教学方法都以讲授法为主，有时几乎成为唯一的方法。“在国立大学中，每周授课钟点，最少二十小时，最多二十二小时(九小时之军事训练尚在外)，方能毕业。有些学校学生每周上课听讲之钟点，为二十五小时乃至三十小时”。采用此种方法，消耗了学生及教师大部分光阴，连主要从事实验工作的工科学生，都要在课堂里记录老师口述的基本知识，来应付每学期两次的考试。对于有才能的青年，可以加固其基础知识，但对于一般青年，则很容易养成一种不思考的习惯，唯老师的言论是从，在很多方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会自己参考诸家著作，比较各家言论及见解，仅仅知道专读一种教科书，听一家之言。
　　以上两种问题，不仅存在于民国的教育中，直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教育经费方面，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国家及各省仍处于较低水平。教学方法方面，现在中国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仍以讲授法为主，大多数课堂教学还采用教师主讲的方式，与民国时期差异不大。八十年前的教育问题至今仍无改观，值得今天中国教育界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