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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匈奴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第五十篇，主要记叙匈奴与中原的关系。全篇从四个部分论述《史记》中民族观问题：第一部分记录匈奴历史演变以及其与中原历代的历史关系;第二部分记录匈奴与汉朝的和亲关系以及匈奴对汉王朝反复无常的表现;第三部分主要记述汉武帝时代的战争过程以及汉朝与匈奴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第四部分记叙司马迁对汉匈两方长时间或和或战带来的结果与影响的看法。从本篇所表达的思想来看，总的来说司马迁的民族观可以概括为：华夷共祖、民族融合。
关键词：西汉王朝;民族关系;匈奴战争
一、匈奴的概念
匈奴史学家林干认为， “匈奴是包括原先活动在大漠南北的各民族群体，是由于匈奴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个部分因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强大，起着主导作用，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便以个别的名称代表整个民族群体。”可见匈奴最早只是北方所有游牧民族中的一个分支，因其实力强大、权势正兴故用其名，用来指代整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族源、族称加以阐释，司马迁认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的祖先叫淳维，是夏后氏的子孙。唐尧、虞舜时期以前就有山戎、猃狁、荤粥等居住在北方蛮荒地，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随着畜牧而迁移。
二、匈奴社会的发展史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从匈奴活动经历、社会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记述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在多民族国家大统一与匈奴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提出了“华夷共祖”的思想，即他指出匈奴与汉族都是黄帝的后裔。其经过如下：
战国期间，匈奴势力日渐强盛并经常对中原边境袭扰掠夺，开始危害中原地区。
秦汉期间，冒顿单于统领匈奴军队屡屡战胜中原军队，打败了东胡、月氏、丁零并向南扩展至长城与汉民族连结，实现了高度的统一日渐振兴，并屡屡侵扰汉朝边境。
汉高祖至汉武帝前期，匈奴多次出兵，汉维护和亲局面。
汉武帝时期，汉匈接战44年，最后汉朝战胜匈奴，从政治和领土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正面影响。
三、汉匈关系以及汉王朝与匈奴相处措施
（一）和亲
和亲是汉王朝对待外族侵略的短暂安抚措施。
和亲，始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单于指挥军队侵犯马邑城，当时在马邑驻扎的韩王信向匈奴投降，因此匈奴攻占太原。在匈奴军队已经逼近晋阳的情况下，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兵马抵抗匈奴，却不敌冒顿军队被包围在了白登山。在数日内无粮草、外无支援的危急情况下，刘邦采纳宰相陈平采用金银求和的计谋，派人暗中向冒顿阏氏以厚礼贿赂，最终才得以解围。但马邑之战以后，匈奴仍然时时骚扰中原边境，刘邦迫不得已只能采纳刘敬的和亲政策，即《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所指：“（高祖）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意为汉朝让宗室之女假冒公主，与匈奴单于完婚并结下了和亲之约。但汉高祖刘邦逝世之后，匈奴出尔反尔，并没有因为和亲政策的约束而停止对中原边境的掠夺与骚扰。
汉文帝时期，其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侵犯中原北方地区，灌婴担任丞相带领骑兵八万五千击败匈奴。次年，冒顿单于主动要求双方息战，关系缓和。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民畜产甚多”，于是文帝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发骑兵十万，车千乘，在长安驻扎，迎战匈奴。
其后，汉景帝为维护国家平安稳定，一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汉匈双方都得到了稳定发展，出现了“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的平安局面以及“互通关市，送给匈奴礼物，来往于长城之下”的经济发展交流。
可见和亲政策的贯彻执行是用一种妥协和忍辱负重的方式换来了汉高祖至汉景帝数年间較为稳定的局面，即中原边境地区没有受到匈奴的大举侵犯攻击，汉匈两方之间没有发生大型战争。但也是统治阶级贯彻和亲政策，才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并使人们能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这为汉朝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休养生息都提供了有利条件。
司马迁意识到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对当时的时局起到了一定的有利影响，所以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目中都对此有所记录。和亲这一历史现象始于汉代并成为不同民族双方订立盟约的一种形式，起到了调和民族矛盾、维护时局稳定的作用，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故为后代统治者所效仿。
（二）战争
汉武帝刘彻登位后，匈奴仍然时常侵犯中原边疆，和亲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固的基础上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
汉匈关系的分水岭就是著名的马邑伏击战。《史记》中记载了“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率兵进入武州塞，就在匈奴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计划，致使匈奴军撤退。后来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汉武帝因马邑之围未能伏击匈奴而失利，将谋划诱敌的王恢下狱，王恢自杀。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继汉武帝之后，汉匈交战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匈奴军队仍然时时骚扰侵犯渔阳、上谷等地，烧杀抢劫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命令卫青、公孙贺、公孙敖为将领兵分四路出兵云中、代郡等地给匈奴以全面还击。但这次战争的结果，只有卫青出征上谷的一路取得了成功。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征两次，这两次战争卫青战胜匈奴，在收复河套地区后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首都造成的危机，匈奴被迫向大漠以北迁徙。虽然汉匈双方局势有所改变，但匈奴并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放弃对中原地区的侵犯，直到汉武帝末年李广利失败之后，汉朝与匈奴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才基本结束。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共进行了44年，这些战争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战争从元光二年到元封六年，共29年;后期战争从太初元年到征和三年，共15年。 前期战争的主要统帅是卫青和霍去病，汉朝收复了河南地，平息了两越之乱，基本上解除了国家边境的严重威胁。这段时期的抗匈战争是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的战争，而后因国家实力的发展，便更加注重于开拓国家版图。
后期战争综合来看，汉朝在版图上扩展了西域地区，但由于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以李广利为主要将领使汉军战败，损失惨重。《史记·匈奴列传》记事至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而止，暗示出后期战争收效甚少的状况，匈奴不仅没有臣服，反而拖垮了汉帝国。这样让人民无法安居、国家无法稳步发展的后果，表明对匈奴的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总的来说，汉匈之间数十年的战争其影响利大于弊，是反抗侵略和提升国力的正义行动。一方面汉王朝实现了版图的扩展和多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抗击匈奴的烧杀抢掠不但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了领土完整，同时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史记》来看，司马迁意识到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肯定这场战争为国家带来的稳定发展和历史意义。《史记》明确表达了他对汉匈战争的态度，即对有积极意义的反侵略战争的赞颂与对这场战争对人们带来的灾祸与经济损失的否定。
四、匈奴民族文化对民族观的体现
匈奴是一个以游牧、射猎为业的民族，无论老少，人人都长于骑射。《汉书·匈奴传》说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可见其游牧为主，居无定所。不打仗时以“射猎禽兽为生业”，战争发生时“人习战攻以侵伐”，同时也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说法，可见匈奴人的性情与中原“尚礼”的传统不同。
在饮食手工上，他们“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他们认为身体健壮的人比衰老体弱的人更加尊贵，这点也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完全不同。同时他们手工业较为匮乏所需要的物品不能大量生产，“掠夺”称为主要生活方式，所以多次骚扰汉朝边境。
在婚姻制度上，他们实行转房婚制，“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即男子可以娶自己父亲和兄长的妻子。这一制度虽然让中原地区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但反映匈奴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其原始意义在于束缚家庭中失去男人的妇女，后来演变成为给常年处于畜牧状态的匈奴民族保留个体家庭的劳动力和家庭生产力的意义。
在丧葬习俗上，匈奴主要实行土葬，“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裘），而无封树、丧服，所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人。”
综上可见，司马迁不仅认为各个少数民族为统一体，并对匈奴的一些与汉民族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也采取宽容、平等的态度，并对匈奴的风俗习惯做了充分的记载。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中行说与汉使的对话解释了匈奴民族一些习俗的产生原因，即“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寬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司马迁对其话语表达出赞同与肯定，才使他如此记载，再次说明其容纳各个民族民俗习惯的宽阔胸怀。
综上，司马迁对于民族问题一贯持有大一统的思想。从匈奴问题出发，首先，司马迁容纳各个民族习俗，重视民族文化差异的融合;其次，司马迁肯定了民族关系中战争对双方交流的有利之处，如和亲时双方关市互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从民族战争来看，尽管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有主动出击和被迫迎战的分别，但是从保护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保护百姓生命的立足点来说，司马迁并没有给双方战争过多的负面评价，而是在最后暗示了一个战争多年以得不偿失两败俱伤而走向结束的结尾。总的来说，民族之间应多交流，这样才能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与大一统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林干.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王文光，沈芸.《史记·匈奴列传》与匈奴社会——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13（1）.
[6]刘运动.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24）.
[7]刘运动.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J].青海民族研究，2018（1）.
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
关键词：西汉王朝;民族关系;匈奴战争
一、匈奴的概念
匈奴史学家林干认为， “匈奴是包括原先活动在大漠南北的各民族群体，是由于匈奴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个部分因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强大，起着主导作用，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便以个别的名称代表整个民族群体。”可见匈奴最早只是北方所有游牧民族中的一个分支，因其实力强大、权势正兴故用其名，用来指代整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族源、族称加以阐释，司马迁认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的祖先叫淳维，是夏后氏的子孙。唐尧、虞舜时期以前就有山戎、猃狁、荤粥等居住在北方蛮荒地，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随着畜牧而迁移。
二、匈奴社会的发展史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从匈奴活动经历、社会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记述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在多民族国家大统一与匈奴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提出了“华夷共祖”的思想，即他指出匈奴与汉族都是黄帝的后裔。其经过如下：
战国期间，匈奴势力日渐强盛并经常对中原边境袭扰掠夺，开始危害中原地区。
秦汉期间，冒顿单于统领匈奴军队屡屡战胜中原军队，打败了东胡、月氏、丁零并向南扩展至长城与汉民族连结，实现了高度的统一日渐振兴，并屡屡侵扰汉朝边境。
汉高祖至汉武帝前期，匈奴多次出兵，汉维护和亲局面。
汉武帝时期，汉匈接战44年，最后汉朝战胜匈奴，从政治和领土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正面影响。
三、汉匈关系以及汉王朝与匈奴相处措施
（一）和亲
和亲是汉王朝对待外族侵略的短暂安抚措施。
和亲，始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单于指挥军队侵犯马邑城，当时在马邑驻扎的韩王信向匈奴投降，因此匈奴攻占太原。在匈奴军队已经逼近晋阳的情况下，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兵马抵抗匈奴，却不敌冒顿军队被包围在了白登山。在数日内无粮草、外无支援的危急情况下，刘邦采纳宰相陈平采用金银求和的计谋，派人暗中向冒顿阏氏以厚礼贿赂，最终才得以解围。但马邑之战以后，匈奴仍然时时骚扰中原边境，刘邦迫不得已只能采纳刘敬的和亲政策，即《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所指：“（高祖）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意为汉朝让宗室之女假冒公主，与匈奴单于完婚并结下了和亲之约。但汉高祖刘邦逝世之后，匈奴出尔反尔，并没有因为和亲政策的约束而停止对中原边境的掠夺与骚扰。
汉文帝时期，其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侵犯中原北方地区，灌婴担任丞相带领骑兵八万五千击败匈奴。次年，冒顿单于主动要求双方息战，关系缓和。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民畜产甚多”，于是文帝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发骑兵十万，车千乘，在长安驻扎，迎战匈奴。
其后，汉景帝为维护国家平安稳定，一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汉匈双方都得到了稳定发展，出现了“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的平安局面以及“互通关市，送给匈奴礼物，来往于长城之下”的经济发展交流。
可见和亲政策的贯彻执行是用一种妥协和忍辱负重的方式换来了汉高祖至汉景帝数年间較为稳定的局面，即中原边境地区没有受到匈奴的大举侵犯攻击，汉匈两方之间没有发生大型战争。但也是统治阶级贯彻和亲政策，才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并使人们能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这为汉朝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休养生息都提供了有利条件。
司马迁意识到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对当时的时局起到了一定的有利影响，所以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目中都对此有所记录。和亲这一历史现象始于汉代并成为不同民族双方订立盟约的一种形式，起到了调和民族矛盾、维护时局稳定的作用，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故为后代统治者所效仿。
（二）战争
汉武帝刘彻登位后，匈奴仍然时常侵犯中原边疆，和亲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固的基础上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
汉匈关系的分水岭就是著名的马邑伏击战。《史记》中记载了“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率兵进入武州塞，就在匈奴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计划，致使匈奴军撤退。后来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汉武帝因马邑之围未能伏击匈奴而失利，将谋划诱敌的王恢下狱，王恢自杀。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继汉武帝之后，汉匈交战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匈奴军队仍然时时骚扰侵犯渔阳、上谷等地，烧杀抢劫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命令卫青、公孙贺、公孙敖为将领兵分四路出兵云中、代郡等地给匈奴以全面还击。但这次战争的结果，只有卫青出征上谷的一路取得了成功。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征两次，这两次战争卫青战胜匈奴，在收复河套地区后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首都造成的危机，匈奴被迫向大漠以北迁徙。虽然汉匈双方局势有所改变，但匈奴并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放弃对中原地区的侵犯，直到汉武帝末年李广利失败之后，汉朝与匈奴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才基本结束。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共进行了44年，这些战争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战争从元光二年到元封六年，共29年;后期战争从太初元年到征和三年，共15年。 前期战争的主要统帅是卫青和霍去病，汉朝收复了河南地，平息了两越之乱，基本上解除了国家边境的严重威胁。这段时期的抗匈战争是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的战争，而后因国家实力的发展，便更加注重于开拓国家版图。
后期战争综合来看，汉朝在版图上扩展了西域地区，但由于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以李广利为主要将领使汉军战败，损失惨重。《史记·匈奴列传》记事至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而止，暗示出后期战争收效甚少的状况，匈奴不仅没有臣服，反而拖垮了汉帝国。这样让人民无法安居、国家无法稳步发展的后果，表明对匈奴的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总的来说，汉匈之间数十年的战争其影响利大于弊，是反抗侵略和提升国力的正义行动。一方面汉王朝实现了版图的扩展和多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抗击匈奴的烧杀抢掠不但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了领土完整，同时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史记》来看，司马迁意识到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肯定这场战争为国家带来的稳定发展和历史意义。《史记》明确表达了他对汉匈战争的态度，即对有积极意义的反侵略战争的赞颂与对这场战争对人们带来的灾祸与经济损失的否定。
四、匈奴民族文化对民族观的体现
匈奴是一个以游牧、射猎为业的民族，无论老少，人人都长于骑射。《汉书·匈奴传》说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可见其游牧为主，居无定所。不打仗时以“射猎禽兽为生业”，战争发生时“人习战攻以侵伐”，同时也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说法，可见匈奴人的性情与中原“尚礼”的传统不同。
在饮食手工上，他们“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他们认为身体健壮的人比衰老体弱的人更加尊贵，这点也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完全不同。同时他们手工业较为匮乏所需要的物品不能大量生产，“掠夺”称为主要生活方式，所以多次骚扰汉朝边境。
在婚姻制度上，他们实行转房婚制，“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即男子可以娶自己父亲和兄长的妻子。这一制度虽然让中原地区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但反映匈奴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其原始意义在于束缚家庭中失去男人的妇女，后来演变成为给常年处于畜牧状态的匈奴民族保留个体家庭的劳动力和家庭生产力的意义。
在丧葬习俗上，匈奴主要实行土葬，“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裘），而无封树、丧服，所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人。”
综上可见，司马迁不仅认为各个少数民族为统一体，并对匈奴的一些与汉民族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也采取宽容、平等的态度，并对匈奴的风俗习惯做了充分的记载。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中行说与汉使的对话解释了匈奴民族一些习俗的产生原因，即“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寬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司马迁对其话语表达出赞同与肯定，才使他如此记载，再次说明其容纳各个民族民俗习惯的宽阔胸怀。
综上，司马迁对于民族问题一贯持有大一统的思想。从匈奴问题出发，首先，司马迁容纳各个民族习俗，重视民族文化差异的融合;其次，司马迁肯定了民族关系中战争对双方交流的有利之处，如和亲时双方关市互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从民族战争来看，尽管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有主动出击和被迫迎战的分别，但是从保护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保护百姓生命的立足点来说，司马迁并没有给双方战争过多的负面评价，而是在最后暗示了一个战争多年以得不偿失两败俱伤而走向结束的结尾。总的来说，民族之间应多交流，这样才能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与大一统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林干.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王文光，沈芸.《史记·匈奴列传》与匈奴社会——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13（1）.
[6]刘运动.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24）.
[7]刘运动.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J].青海民族研究，2018（1）.
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