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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5日,挪威。一个女孩出现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作为“无国界医生”的成员接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身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组织的一员,她和世界各地超过1万名同事及4万名志愿者分享了这一荣耀的时刻。
她叫刘蕴玲,中国香港人。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她就已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并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的一名义工。谈到数不清的救援行动,记者总希望她多说说自己的“壮举”,但她谈到自己总是寥寥数语,更多的感慨总是围绕着他人。
在剧痛中搜寻亲人
2005年1月2日,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恢复平静的海面如往日般美丽,无视那些被湮没的生命和他们曾经的幸福。转过身,背后就是被海啸毁灭的城市,只剩下废墟和随处漂浮着的尸体。刘蕴玲在忙着指挥分配各种救援物资,并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迅速搭建起临时医院。
她说:“以前参加的都是战后援助工作,破坏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逐步重建。但这次的灾难从天而降,医疗设施几乎被尽数摧毁,许多医务人员也在海啸中罹难,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2005年1月1日,刘蕴玲和另一位香港志愿者一同出发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到达后,两人立即乘货机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亚齐省省府班达亚齐,机内还有大量医疗物资和数辆汽车。抵达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虽然旅途劳累,但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展开救援。
海啸过后,班达亚齐只剩下两间医院能勉强维持运作。医院像掉进黑色泥塘里一样。楼道里,楼梯上,泥浆和着纱布、血水、药水,污水遍地横流。病人如潮水般被送来,但病床根本不够用,不少人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疗。
“由于我们人手缺乏,许多当地幸存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后来,和当地的义工聊天得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亲友罹难。加入救援工作,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寻回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暂时忘却悲痛。每天,这些当地人都会成群地去海边试图寻找幸存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海比死亡更令人恐惧,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坚强,因为如果连他们也崩溃了,那他们的家庭、那些老弱病残,以至整个班达亚齐都要塌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边发现一个叫奥米的渔民,躺在泥沼里痛苦万分地挣扎。由于在海啸中受到猛烈撞击,他身上多处发生了粉碎性骨折,伤势很重,无法在当地治疗,我们希望马上送他去雅加达进行手术。”但是,他拒绝了。他的家人全部在海啸中失踪,于是他每天忍受着剧痛,在海边一遍遍搜寻,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放弃治疗是不允许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你亲人的尸体,就代表他们还有生还的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而你也许还有万分之一。所以,不要放弃自己!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你!”这番话出自另一个在海啸中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乡”,同病相怜者的鼓励是那么令人安慰,奥米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志愿者们用竹片对奥米受伤的部位进行简单固定后,用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手术。“很及时,再晚点他可能就没救了。”
恐惧会伴随一生
救援工作虽然艰苦,但最令刘蕴玲担心的,还是那些生还者。“经历了海啸的灾民,事后在脑海中还会不时出现当时的灾情画面,或是听到海啸及警报的声音。灾难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停留在幸存者的心中,他们会不断担心再次遭遇不幸,这种恐惧甚至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说起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刘蕴玲记忆犹新。“那是在苏丹,是我去过的条件最差的地方。”雨季时蚊蝇丛生、潮热难耐;旱季时气温可高达50多攝氏度,连呼吸都觉得困难。连年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还有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由于大部分医院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为了看一次病,要走几天的路程。
一天,刘蕴玲和同事们接治了一名10岁的儿童,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和他那因营养不良而无比瘦弱的身躯比起来,身上挂着的两支AK—47步枪显得如此庞大。
虽然最终被抢救过来,但他警惕和仇恨的眼神,让人心痛不已。成年人可以用愤怒的声音对战争提出控诉,孩子却只能以他们脆弱的身体和绝望的眼神,告诉人们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这些孩子,也许一出世就失去了父母,很小就必须学会在战乱中生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什么是游乐场。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已经足够幸运,即便是带着心理上的伤疤活着。
“无国界医生”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专业心理医生,每年要为数以万计受战争伤害的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以解除他们心中滋生的仇恨和恐惧,帮助他们克服自杀等念头。尽管如此,这种努力的效果仍然很微弱。“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容易医好,但心理上的创伤,也许需要经历几代人才能痊愈。”刘蕴玲无奈地表示。
世界永远有另一面
对于刘蕴玲的很多同龄人来说,战乱只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无国界医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假如你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你会认为他们都像旅游指南里形容得那么美好;直到亲眼目睹,才发现世界永远有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些经验使刘蕴玲改变了很多,变得更成熟、更宽厚了。
对很多香港女孩来说,花1000多元钱买件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加入无国界医生后,我就会想,100块钱也可以买件衣服,为什么我要花上1000多?”刘蕴玲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改变。装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更多的时候,她会考虑这些钱可以“换算”成多少绷带、疫苗、药品、食物,可以让多少人重获新生……
刘蕴玲身边的朋友,也会对她的工作流露出崇敬之情,但却没有人跟随她的脚步。对此,刘蕴玲觉得,很多人心中都存有善念,他们面对苦难时会流下眼泪,却不一定愿意舍弃安逸的生活。“身体力行其实只在一念之间。许多人觉得,参加救援行动要放弃很多很多东西。但经过这些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更多。看到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生活有了改善,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让我觉得一切是那么值得。”
当记者问到,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想对医务工作者说点什么时,刘蕴玲表示,现在的社会,健康仿佛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有钱的人可以买到,而没钱的人无权享用。医生的工作首先是一种人道的工作,应该对患者多一些的关爱,至少给他们一个看病的机会。
她说:“无论医疗条件如何,无论疾病能否治好,患者都有接受治疗的权利,这个权利,每个人是平等的。”
她叫刘蕴玲,中国香港人。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她就已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并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的一名义工。谈到数不清的救援行动,记者总希望她多说说自己的“壮举”,但她谈到自己总是寥寥数语,更多的感慨总是围绕着他人。
在剧痛中搜寻亲人
2005年1月2日,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恢复平静的海面如往日般美丽,无视那些被湮没的生命和他们曾经的幸福。转过身,背后就是被海啸毁灭的城市,只剩下废墟和随处漂浮着的尸体。刘蕴玲在忙着指挥分配各种救援物资,并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迅速搭建起临时医院。
她说:“以前参加的都是战后援助工作,破坏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逐步重建。但这次的灾难从天而降,医疗设施几乎被尽数摧毁,许多医务人员也在海啸中罹难,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2005年1月1日,刘蕴玲和另一位香港志愿者一同出发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到达后,两人立即乘货机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亚齐省省府班达亚齐,机内还有大量医疗物资和数辆汽车。抵达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虽然旅途劳累,但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展开救援。
海啸过后,班达亚齐只剩下两间医院能勉强维持运作。医院像掉进黑色泥塘里一样。楼道里,楼梯上,泥浆和着纱布、血水、药水,污水遍地横流。病人如潮水般被送来,但病床根本不够用,不少人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疗。
“由于我们人手缺乏,许多当地幸存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后来,和当地的义工聊天得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亲友罹难。加入救援工作,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寻回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暂时忘却悲痛。每天,这些当地人都会成群地去海边试图寻找幸存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海比死亡更令人恐惧,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坚强,因为如果连他们也崩溃了,那他们的家庭、那些老弱病残,以至整个班达亚齐都要塌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边发现一个叫奥米的渔民,躺在泥沼里痛苦万分地挣扎。由于在海啸中受到猛烈撞击,他身上多处发生了粉碎性骨折,伤势很重,无法在当地治疗,我们希望马上送他去雅加达进行手术。”但是,他拒绝了。他的家人全部在海啸中失踪,于是他每天忍受着剧痛,在海边一遍遍搜寻,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放弃治疗是不允许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你亲人的尸体,就代表他们还有生还的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而你也许还有万分之一。所以,不要放弃自己!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你!”这番话出自另一个在海啸中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乡”,同病相怜者的鼓励是那么令人安慰,奥米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志愿者们用竹片对奥米受伤的部位进行简单固定后,用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手术。“很及时,再晚点他可能就没救了。”
恐惧会伴随一生
救援工作虽然艰苦,但最令刘蕴玲担心的,还是那些生还者。“经历了海啸的灾民,事后在脑海中还会不时出现当时的灾情画面,或是听到海啸及警报的声音。灾难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停留在幸存者的心中,他们会不断担心再次遭遇不幸,这种恐惧甚至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说起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刘蕴玲记忆犹新。“那是在苏丹,是我去过的条件最差的地方。”雨季时蚊蝇丛生、潮热难耐;旱季时气温可高达50多攝氏度,连呼吸都觉得困难。连年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还有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由于大部分医院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为了看一次病,要走几天的路程。
一天,刘蕴玲和同事们接治了一名10岁的儿童,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和他那因营养不良而无比瘦弱的身躯比起来,身上挂着的两支AK—47步枪显得如此庞大。
虽然最终被抢救过来,但他警惕和仇恨的眼神,让人心痛不已。成年人可以用愤怒的声音对战争提出控诉,孩子却只能以他们脆弱的身体和绝望的眼神,告诉人们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这些孩子,也许一出世就失去了父母,很小就必须学会在战乱中生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什么是游乐场。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已经足够幸运,即便是带着心理上的伤疤活着。
“无国界医生”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专业心理医生,每年要为数以万计受战争伤害的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以解除他们心中滋生的仇恨和恐惧,帮助他们克服自杀等念头。尽管如此,这种努力的效果仍然很微弱。“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容易医好,但心理上的创伤,也许需要经历几代人才能痊愈。”刘蕴玲无奈地表示。
世界永远有另一面
对于刘蕴玲的很多同龄人来说,战乱只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无国界医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假如你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你会认为他们都像旅游指南里形容得那么美好;直到亲眼目睹,才发现世界永远有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些经验使刘蕴玲改变了很多,变得更成熟、更宽厚了。
对很多香港女孩来说,花1000多元钱买件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加入无国界医生后,我就会想,100块钱也可以买件衣服,为什么我要花上1000多?”刘蕴玲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改变。装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更多的时候,她会考虑这些钱可以“换算”成多少绷带、疫苗、药品、食物,可以让多少人重获新生……
刘蕴玲身边的朋友,也会对她的工作流露出崇敬之情,但却没有人跟随她的脚步。对此,刘蕴玲觉得,很多人心中都存有善念,他们面对苦难时会流下眼泪,却不一定愿意舍弃安逸的生活。“身体力行其实只在一念之间。许多人觉得,参加救援行动要放弃很多很多东西。但经过这些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更多。看到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生活有了改善,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让我觉得一切是那么值得。”
当记者问到,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想对医务工作者说点什么时,刘蕴玲表示,现在的社会,健康仿佛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有钱的人可以买到,而没钱的人无权享用。医生的工作首先是一种人道的工作,应该对患者多一些的关爱,至少给他们一个看病的机会。
她说:“无论医疗条件如何,无论疾病能否治好,患者都有接受治疗的权利,这个权利,每个人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