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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
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地等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盏象征命运的红绿灯
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
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面寻找儿时的光荣
罗大佑写这首《未来的主人翁》时，正是1983年。那时的台湾，距影响台湾政治格局的江南案发生还有1年，距离圆山饭店的民进党成立大会还有3年，距离蒋经国宣布解严和解除报禁党禁还有4年。那时的台湾，正在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工业化过程方兴未艾。
在这首《未来的主人翁》之前，在罗大佑以孩子为主题的歌曲中，是1979年的《童年》。从如诗如画的童年生活，到焦灼逼人的现实图景，在罗大佑这个行吟诗人的眼睛里，只隔了短短四年。
在回忆海峡这边的故事时，我也常常会有这种类似梦幻般的困惑与焦灼。这三十年的时空中，无论是政治结构变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寻常百姓悲欢的社会演变，仿佛都被压缩进一张薄薄的唱片里。
童年记忆里如火如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埂上快乐地拾稻穗的时光，仿佛就是在昨天，这是唱片的A面。而渐行渐远的城乡二元距离，留守儿童的悲惨记忆，都市放牛班孩子如泣如诉的歌声，又放佛就是唱片的B面。
这A面和B面的距离，只有一毫米，又仿佛永远无法越过。没有人知道，这一毫米的距离里，压缩着多少时代的记忆与沧桑。
“无法越过”，是我们不愿意相信，彼此的对接会是这么残酷无情，以致可以越过田园牧歌的华美记忆，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野蛮血腥，这中间，是一段被压缩的历史记忆。而“可供压缩”，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未来的主人翁们的故事，他们在不断地被合并同类项，不断地被遗忘。新的事件在不断覆盖掉旧的事件，新闻在不断成为旧闻，只有逻辑同构，只有苦难同质。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年终特刊“中国孩子”的动因。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未来的主人翁们，如此触动我们的心灵，激活了这三十年的记忆。
年初，是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孩子的打拐行动，愤怒的网友们用手持终端展开了一场褒贬参半的人民战争。而随后官方的高调介入，使得打拐行动在这一年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地下拐卖儿童市场的暗黑一幕也由此揭开。
随后是“7·23”动车事件，幸免于难孑然一身的2岁女孩小伊伊的命运，成为所有中产家庭的一个共同伤痛。凝聚在小伊伊身上的万千关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中产托孤的隐喻。这是一个阶层的隐痛。
而年底的甘肃校车、徐州校车、云南校车事件，就像毫无征兆的瘟疫一样突然爆发了。一边是照例悲伤逆流成河，一边是无法遏制的愤怒与控诉，双重饱满的社会情绪，将拷问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对准了体制：撤校合并的基层教育变迁，投入不足的老大难问题，停公车开校车等呼之欲出的声音。
将这种拷问推到每个个体的，是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
无论是拷问体制，还是反求诸己，都会让我想起3年前的一次采访。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在柏林采访原东德反对派领袖艾波曼，我问他如何克服恐惧？他谈到当时东德的境况实际上已经陷入绝望之局：政治日渐保守，经济越来越萧条，环境污染严重，而驱使他们在这个死局中仍然去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最大动力，则是孩子。
“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如果我们希望后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这个社会必须要更开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由我们来种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的动力其实就是责任感和希望。”
“当然，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事实是——要种这棵苹果树的代价是很大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死掉，我们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乐观的打算是可能是我们的儿子辈，或者是孙子辈才有可能看到这棵树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就要再推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才开始去种苹果树。也许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也和我们同样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总得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
艾波曼的得意是经过这20年，他可以非常高兴地说，“不光是我的儿子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看到这种改变：那些正在享受免费午餐的孩子，张轶超的久牵志愿者学校里的孩子，以及杭州那位最美妈妈臂弯里接住的孩子……
中国从来都有文以载道、歌以咏志的传统。艺术的逻辑，颠覆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的心灵；寻求的不是现实的实现，而是寄望于我们的良心和梦想。
创作这首《未来的主人翁》之前，罗大佑的上一首歌，是《亚细亚的孤儿》。之后的一个专辑，是《现象七十二变》。有乐评人认为，《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分别以独特的人文视角构建了台湾社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也分别从时间的维度构建了罗大佑自己的历史哲学。
自罗大佑创作《未来的主人翁》算起，三十年来家国，无论是已在天堂里的佛山小悦悦和甘肃、徐州等地的校车孩子，还是一脉幸存蹒跚前行的小伊伊，无论是正在大啖免费午餐的山村儿童，还是久牵琴房里的都市放牛班孩子，都有充足的理由拷问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成年人，你是否有能力记录这群中国孩子的辛酸命运，你是否在思考关于你我每一个个体命运，关乎这个社会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历史哲学？
在这种寂静无声的拷问中，我仿佛又听见罗大佑的歌声在这三十年的时空中飘来飘去：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
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地等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盏象征命运的红绿灯
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
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面寻找儿时的光荣
罗大佑写这首《未来的主人翁》时，正是1983年。那时的台湾，距影响台湾政治格局的江南案发生还有1年，距离圆山饭店的民进党成立大会还有3年，距离蒋经国宣布解严和解除报禁党禁还有4年。那时的台湾，正在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工业化过程方兴未艾。
在这首《未来的主人翁》之前，在罗大佑以孩子为主题的歌曲中，是1979年的《童年》。从如诗如画的童年生活，到焦灼逼人的现实图景，在罗大佑这个行吟诗人的眼睛里，只隔了短短四年。
在回忆海峡这边的故事时，我也常常会有这种类似梦幻般的困惑与焦灼。这三十年的时空中，无论是政治结构变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寻常百姓悲欢的社会演变，仿佛都被压缩进一张薄薄的唱片里。
童年记忆里如火如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埂上快乐地拾稻穗的时光，仿佛就是在昨天，这是唱片的A面。而渐行渐远的城乡二元距离，留守儿童的悲惨记忆，都市放牛班孩子如泣如诉的歌声，又放佛就是唱片的B面。
这A面和B面的距离，只有一毫米，又仿佛永远无法越过。没有人知道，这一毫米的距离里，压缩着多少时代的记忆与沧桑。
“无法越过”，是我们不愿意相信，彼此的对接会是这么残酷无情，以致可以越过田园牧歌的华美记忆，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野蛮血腥，这中间，是一段被压缩的历史记忆。而“可供压缩”，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未来的主人翁们的故事，他们在不断地被合并同类项，不断地被遗忘。新的事件在不断覆盖掉旧的事件，新闻在不断成为旧闻，只有逻辑同构，只有苦难同质。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年终特刊“中国孩子”的动因。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未来的主人翁们，如此触动我们的心灵，激活了这三十年的记忆。
年初，是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孩子的打拐行动，愤怒的网友们用手持终端展开了一场褒贬参半的人民战争。而随后官方的高调介入，使得打拐行动在这一年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地下拐卖儿童市场的暗黑一幕也由此揭开。
随后是“7·23”动车事件，幸免于难孑然一身的2岁女孩小伊伊的命运，成为所有中产家庭的一个共同伤痛。凝聚在小伊伊身上的万千关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中产托孤的隐喻。这是一个阶层的隐痛。
而年底的甘肃校车、徐州校车、云南校车事件，就像毫无征兆的瘟疫一样突然爆发了。一边是照例悲伤逆流成河，一边是无法遏制的愤怒与控诉，双重饱满的社会情绪，将拷问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对准了体制：撤校合并的基层教育变迁，投入不足的老大难问题，停公车开校车等呼之欲出的声音。
将这种拷问推到每个个体的，是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
无论是拷问体制，还是反求诸己，都会让我想起3年前的一次采访。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在柏林采访原东德反对派领袖艾波曼，我问他如何克服恐惧？他谈到当时东德的境况实际上已经陷入绝望之局：政治日渐保守，经济越来越萧条，环境污染严重，而驱使他们在这个死局中仍然去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最大动力，则是孩子。
“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如果我们希望后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这个社会必须要更开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由我们来种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的动力其实就是责任感和希望。”
“当然，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事实是——要种这棵苹果树的代价是很大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死掉，我们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乐观的打算是可能是我们的儿子辈，或者是孙子辈才有可能看到这棵树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就要再推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才开始去种苹果树。也许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也和我们同样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总得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
艾波曼的得意是经过这20年，他可以非常高兴地说，“不光是我的儿子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看到这种改变：那些正在享受免费午餐的孩子，张轶超的久牵志愿者学校里的孩子，以及杭州那位最美妈妈臂弯里接住的孩子……
中国从来都有文以载道、歌以咏志的传统。艺术的逻辑，颠覆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的心灵；寻求的不是现实的实现，而是寄望于我们的良心和梦想。
创作这首《未来的主人翁》之前，罗大佑的上一首歌，是《亚细亚的孤儿》。之后的一个专辑，是《现象七十二变》。有乐评人认为，《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分别以独特的人文视角构建了台湾社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也分别从时间的维度构建了罗大佑自己的历史哲学。
自罗大佑创作《未来的主人翁》算起，三十年来家国，无论是已在天堂里的佛山小悦悦和甘肃、徐州等地的校车孩子，还是一脉幸存蹒跚前行的小伊伊，无论是正在大啖免费午餐的山村儿童，还是久牵琴房里的都市放牛班孩子，都有充足的理由拷问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成年人，你是否有能力记录这群中国孩子的辛酸命运，你是否在思考关于你我每一个个体命运，关乎这个社会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历史哲学？
在这种寂静无声的拷问中，我仿佛又听见罗大佑的歌声在这三十年的时空中飘来飘去：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