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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政府积极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大力开展新旧农具的改造与推广，这成为确保农业生产增收与丰产的重要举措。山西省在大力促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实践中，将新式步犁作为农具改造与推广的典型。各级行政部门、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积极参与，使得这一生产技术革新持续进行。这不仅确保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观，而且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和在地化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
近年来，有关这一生产技术上的革新与探索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朱显灵、胡化凯对新中国初期“双轮双铧犁”这一新式农具的推广及相关农具改良政策与实效进行了梳理、说明，并指出农具改良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但由于对农村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了解不充分，新式农具质量较低，技术传授和维修服务差等问题，新式农具推广使用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事实上，新式农具的推广与实践是一项将农业生产技术与特定地域社会观念和习俗等综合关联在一起的总体性展开过程。冯玲在其研究中认为，山西省的农具改造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现状，而且将国家政策和意识通过新式农具的推广渠道传至基层社会，农民的劳动观念、科学常识等也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2
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等报刊文献资料，以新中国初期山西省农具改造与推广中的新式步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时代背景、物质构造以及在这一农具改造实践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应对与表现展开讨论，进而考察分析新式步犁的推广与农业生产增产的关系状况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冀能为新中国初期农村社会变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照。
一、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历史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即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为此，政府积极推进一系列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和创新，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产量的增加。
就山西区域地理生态而言，总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较低，降雨量不多，而且南北走向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对农业生产发展多有限制。特别是经受了常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生产积极性锐减，耕地荒芜，再加上农民缺乏自觉的生产技术与手段的创新，最终，在不稳定的自然因素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制约下，农业生产举步维艰。
此外，农民所用的传统农具大多老套、破旧，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据1950年初山西农村典型调查资料显示：“老解放区短缺农具约15.4%，新解放区达35.8%;省政府据此调查结果推算，全省共缺犁48852件、耧48392、耙64696件、锹11040件、?203872件、锄509300件，共计985552件。”3由此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山西农业生产工具的短缺状况，这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和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山西境内新老区土改的完成，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开展的工农联盟政策的宣传与贯彻，提倡工人帮助农民制造、改造和维修新旧农具等，这些都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推行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氛围。除此之外，各地广泛开展的读报小组、识字班、扫盲班、夜校等农民业余文化学习和组织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途径和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土改后各地农村先后进行互助合作化运动，农民对农业生产、农具使用和改造以及劳动力组织起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体会和实践，这为新式农具的改造与推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针对新式农具在农村引起了怎样的社会效应，我们从一则报道中可获得一些初步了解：“和顺县串村去年秋天的十五张新式步犁可忙了，大伙为了争着用，有的起五更，有的搭黑夜，六十一岁的郑老汉，怕别人使用，晚上藏起步犁。单干农民郑东彦想使用步犁，向互助组里个人偷借，全村群众谁都想用步犁。前年用新犁耕地八百多亩。秋收时，一算账，都比旧犁耕的地增了产。全村用步犁耕的麻地，比旧犁耕的每亩平均多收麻皮一十四斤。全村用步犁耕了的玉茭地，比用旧犁耕的多收玉茭四十三斤。”4据《大寨村志》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大寨村1953年成立了初级合作社，购置了新式山地犁（七寸犁），使得土地深耕面积逐渐扩大。至1955年，大寨村又一次向国家贷款7000元，购买耕牛18头，新式农具若干，结果农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到年底结算，粮食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6万公斤。5由此可見，生产技术的革新对于农业生产增产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在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如何确保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便成为重要的措施。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农具改造与推广，自然首当其冲。这些以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为农村生产发展带来新气象，因此得到了各级政府与地方民众的重视并不断践行。
二、新式步犁的构造、操作规程和性能
1950年，山西省农具总站根据全省各地使用新式农具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和反馈情况，决定在1951年全面展开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在预计推广的三万件新式农具中，因新式步犁对农业增产的效果突出，省政府和农业厅决定重点推广各种新式步犁6。据资料统计，在1950—1953年间，山西省主要推广五寸犁、七寸犁等新式步犁，仅1953年即推销了12907部新式步犁7。接下来，文章以五寸步犁为例，从结构构造、使用技术和优越性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就其结构构造而言，相对于旧式犁的单一性，五寸步犁的零件更为丰富，整张犁由托辕板、形螺栓、套钩、左右深浅调节板、犁辕、犁板、犁刀、犁柱、导轮柄、导轮、导轮轴、犁尖、犁镜、犁托、后踵、辕柄接头、提把、犁把这些部件构成（见《五寸步犁图》）8。
其次，由于新式步犁的构造比较复杂，为了适应不同的土地情况，在使用新式步犁前要熟悉这些零部件，并需做好基本检查事项。（一）先看螺丝扭得紧不紧：松了的应拧紧，翻地用完后也要检查一下，以免丢掉零件。（二）检查犁辕离地高度：把犁辕放在平地面上，测量犁辕离地高低（五寸步犁应是九寸高，七寸步犁应是一尺一寸高）;如果不对，就把犁柱与犁基连接处的螺丝放松，再搬动犁辕将前端定为合适的尺度，然后把螺丝扭紧。（三）检查垂直间隙：用一条直线从犁镜底面量到犁后踵底面，其中的空隙为垂直间隙，约二分半到三分;如果不对，应把犁侧板上的两个螺丝放松，再将侧板后方下压，即可达到规定的间隙，这样入土才合适，能保持一定的深浅，而且犁地稳当，不会出现前后仰的毛病。（四）检查水平间隙：用一直线靠近犁左侧从犁镜到后踵的左侧，之间的空隙就叫水平间隙，为二分宽，不合适就要及时弄好。（五）检查犁尖和犁后踵：如果使用过久，后面已磨得无间隙，可以把后踵上的螺丝松开，把后踵下落，但不要下落过多，以免耕作不稳，发生前后仰的毛病;如确实调节不好，则需要另换新的9。 在掌握上述新式步犁的基本部件和调节方式后，实际使用过程中还需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对部分零件进行调整。（一）要调整犁的深浅，深浅调节板上有六个眼，上眼深，下眼浅，要深要浅随便移。导轮和调节板也有密切关系，上提就深，下落就浅，其作用是固定深浅的标准，并能帮助牲口减轻拉力。如果把各部分都调节好了，在深耕浅耕上还有问题，应再检查牲口大小和套绳的长短。（二）要想调整犁的宽窄，深浅调节板上有一个左右调节板，也有六个眼，挂钩取下来就可随便移动，往左挂犁得窄，往右挂就犁得宽了。此外，新式步犁必须很好保护，用后要把泥土擦干净，把黄油或者煤油抹在犁面上，放在房子里，上面不要压重物，也不要叫风吹雨淋，以免腐坏、生锈，减少使用寿命10。显然，农民使用新式步犁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规程。
再次，在逐渐推广和使用过程中，新式步犁的效能在当时的报刊资料中多有记载和反映。例如，洪洞辛庄村每三户即有一张新式步犁，村民使用后深切感受到它的效能：“冯青山的一亩芝麻，用新式步犁后打了一石一斗三升，王章德的大麻子地，用新式犁耕过后每亩平均产了一石五斗，比往年多产了一半。王钦铭的棉花地，新犁耕过的每亩摘籽花一百五十二斤，旧犁耕过的摘籽花仅九十斤。”整体上看，农民对新式农具的效能反响强烈，普遍认为，“新式步犁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起来很方便，比传统的旧式犁耕得深、耕得平、耕得快，牲畜拉犁也较省劲，还能使土壤大翻身，生土变为熟土，把地面上的杂草翻到地下变为肥料，这些都是旧犁比不上的”。“这是我们村的实际经验，一点也不空谈。我们村全是坡地，浇不上水，自从使用了新式犁后，产量的提高非常惊人”。11
陵川七区原庄行政村，“在党支部书记连全保的带头下，全村由一张新式犁发展到二十六张，全村二千七百四十二亩地，今春用新式犁犁了二千七百零五亩地（山坡地在内），百分之八十的男劳动力都会用新式步犁耕地”12。1951年，连全保、史伏栓和辛保安等人在七块地上对比试验了新式犁耕作和旧式犁耕作的产量，结果表明，“同样的耕作遍数，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肥料，同样的品种，使用新式犁比旧式犁平均每亩地可以增产粮食三斗。连全保的二亩金皇后玉茭，旧式犁耕的一亩打了四石一斗，新式犁耕的一亩打了四石九斗六升。辛保安的地，新式犁耕过的每亩多打二石七升。史伏栓的地，新式犁耕过的，每亩多打三斗。全村去年用新式犁耕过的三百一十亩地，共增产粮食九十三石”13。
此外，平顺县西沟村劳模李顺达领导的互助合作社在试用新式步犁后，社员认为新犁“犁得深、犁得平、搬着轻，比旧犁效率高”。榆次六堡村劳模申玉芹与江廷喜试验后，村民不仅积极使用新式犁耕种，而且要求社里多购买一些新式农具。14这些也充分说明了新式步犁在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中所具有的优越性。
不过，新式步犁的使用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反映。有些农民认为，这一新式农具犁地耕作并不方便，是“一倒墒”，在陡坡的山地上还不如旧式犁好用。但整体看，新式步犁对于提高耕作质量，确保农业增产增收，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技术促进作用。有资料显示，1952年全省推广耕犁、铡草机、打稻机、玉米脱粒机等新式农具3.31万件，其中新式步犁就占总数的97.3。
三、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及相关问题
新中国初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山西省先后在长治、榆次、汾阳、临汾等地建立新式农具站，以推广新农具16。1950年11月，省农业厅制订关于新式农具推广任务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式农具的研发、推广与使用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统筹新式农具的改造和推广，1952年专门成立了农场管理科，具体负责农业机械等方面的工作。紧接着1953年又成立了农场管理处，进一步推动新式步犁等新式农具的改造与推广。而1955年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组建，则从技术层面为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提供了专业指导和保障，如通过对新旧农具的测试、评比来确定下一步农具的改造、制造和推广工作。
1951年，山西省召开首届农具会议，指出：“要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光多犁、多锄、多上粪是不够的。农民迫切要求解决新农具和新技术的问题。去年全省推广新式步犁两千张，今年推广九千张，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朋友的需求。于是决定生产五万部新农具，其中新式步犁即多達两万部。”17而且，山西省农具总站根据1950年全省各地使用新式步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决定大量改造和推广，除山西本地制造之外，“另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七寸步犁一万三千部、五寸步犁五千部”18。1953年3月，中共先后在《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等重要文件政策中反复强调指出，在农村工作中提高粮食产量，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的首要任务。这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提供了充分的制度安排。
山西省政府积极通过农贷和奖励等方式鼓励新式农具耕作。1954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66838亿元（旧币），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据山西省22个县的统计，得到国家贷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总社数的95%以上，这些贷款主要用在农民购买新式农具等生产资料上。191955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也加大了发放贷款的力度，以确保互助合作化的农村能够买得起新式农具。20在实物奖励方面，则多是通过劳动模范带动一般农民，来达到推广新式步犁的目的。1951年5月，山西省制订农业生产奖励办法，针对农业生产中取得良好生产效果的农户、生产合作社进行物质奖励，其中即包括贷款和购买新式农具的优先权21，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农民使用新式农具的积极性。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降价的办法加快新式农具的推广，如山西省合作社联合社及相关部门为了照顾革命老区，规定在山区步犁价格降低11%，平川地区降低9"。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购买压力，又激发了农民使用新式步犁的生产热情。
除了上述致力于推广新式步犁农具的做法外，政府部门还就推广新农具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各地有农民反映“不会用，不好用，不能用，用不起”等问题，进行及时的指导。在积极贯彻全省农业生产技术工作会议的精神指示下，政府鼓励各地积极举办各种生产技术培训班、技术传授站等，不仅要把新式农具推广出去，还要帮助农民掌握具体的使用技术，让农业生产技术创新转化为推动恢复生产与发展的生产力。各地基层农具站即承担着新式农具推广实践的重要职能，负责技术传授。实际上，农具站是直接面对农民的技术中介，推广工作人员及时向农民宣传、讲授和指导新式步犁的具体操作技术规程，由此进一步促进新农具的推广和普及。 事实上，由各地开展的农具推广和技术传授培训班，也充分显示了新式农具下乡并非一个单一的技术进入过程，而是一个技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综合性过程。其中，不仅仅是相应的推广机构和部门的成立，在全力推进新式农具的宣传和指导过程中，相关的措施、人事、制度等实践活动也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细节的主要事项。例如，晋中榆次专署根据实际的生产任务和农具推广计划，要求各县在短期内采取自学自用的方式来培训农业技术骨干，培训对象主要由劳动模范、技术能手、村干部、互助合作领导者等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构成，进而通过“传授技术，使经验和科学紧密结合，使群众向科学看齐，用科学解决民众思想上的疑虑”23。然而真正推广起来也并非易事。据1953年长治专区对各地区使用新式步犁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壶关一区东长井村有九张新式步犁，但在犁麦地时发现，除了合作社和杨贵民互助组在使用新式步犁外，其他村民仍旧使用旧犁耕地。后经工作组干部调查了解，原来大部分群众不懂操作技术。于是村干部首先动员掌握步犁技术的杨贵民互助组，为村民进行操作示范和技术指导。通过亲自耕种试验后，村民体会到新犁确实比旧犁好。“到第二天，全村九张步犁全部上地，到七月二十七日，共耕地一百八十三亩，其中一百一十一亩地是用新式步犁耕过的”24。另在昔阳县也有类似的问题。“西寨乡有二十七张步犁，因为不会使用，去年秋耕时，有十六张成了‘挂犁’、‘看犁’。今年为了做到深耕，给明年增产打好基础，乡政府用半天时间，训练了三十五个掌握新式步犁的技术员。通过参观对比，大家看到了农业社秋季深耕增产的实例，信心很高。然后从西寨借了一头牛和一张步犁，由李云中、李银锁给大家传授技术。大家互教互学，亲自试验。三十五个人训练成功以后，二十七张步犁都下了地。在十月初就耕出了一千七百九十亩秋田”25。显而易见，基层组织通过技术训练班和积极利用劳动模范、生产能手、有耕作经验的老农，来传授使用新式农具的技术规程，这对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中，农具的维护与修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否则就可能给这一技术下乡造成阻碍和不必要的麻烦。这也说明，从新式农具的推广、实践，技术规程的学习、传授，再到维修等，已然形成了一个农业生产技术如何下乡和展开的前后连贯一致的历史脉络。1952年《山西农民》中对长治地区开展的新式农具维修工作的报道就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方面的实践图景：“长治专署于一月十八日召集各县城、镇和步犁较多地区的铁匠、木匠工人一百零六人，进行新式农具的使用和修配技术的训练，使群众认识到推广新式农具对于保证农业增产，促进农民组织起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很大的作用，表示回去要好好的给农民兴修新式农具，传授使用技术。”而且在新式步犁的推广中，“学习到技术的模范们决心通过带徒弟、作宣传的方式，把修配工作搞好，不保守，真正做到新式农具推广到哪里，技术传授到哪里。三年来，长治专区各级供销合作社通过组织铁木手工业者，供应给农民新式步犁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八部，同时还注意到了农民社员的步犁修配问题，便协同当地政府对一部分铁匠、木匠等工人进行了修配新农具的技术培训，建立了二十五个农具修配站和手工业生产社。”26这些看似辅助性的维修工作实际上对新式农具的推广和运用起到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也是新型生产技术下乡的必需环节。
此外，新式农具的改造和制造也是我们理解其推广实践必不可少的内容。1951年10月，山西省召开了首届农具制造会议，从思想和政策层面为制造和推广新式农具提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统一分配任务、统一农具价格、统一供应材料、统一农具规格”四方面为山西新型农具制造业奠定了基本路径。27截至1954年，山西机器厂制造新式步犁一万四千五百零二部，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28。除生产农具外，为了便于农民掌握新式步犁的使用技术，厂方还组织生产工人多次下乡，传授技术，帮助农民亲自安装、修理和试用新式步犁等农具。例如，临汾机器修造厂工人带着新式农具下乡，向农民介绍生产情况，现场参观和试验新式农具，并征求农民对于农具改造的意见，“在与农民的交流中，表达出一定努力劳动，提高技术，降低成本，生产物美价廉的新式农具，帮助农民兄弟发展生产的强烈意愿”。29
四、对新式步犁推广实践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总体而言，新中国初期新式步犁改造和推广实践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各级行为主体大力宣传、典型示范、技术指导、田间试验、维修防护等多途径综合作用，这也使得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成为可能。正是在运用新式农具的过程中，农民才体会和认识到新式步犁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实现农民增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新型农业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推广，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介入农业耕作的过程，而是多元事项复杂交缠在一起的技术下乡的在地化实践展开过程。这也是我们理解为何新中国初期新式农具为农民带来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所在。
从前文所呈现的山西省致力于新式步犁这一新农具的改造、制造和推廣的实践内容中，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层面的认识和思考。
其一，这一新式农具在农业生产上的推广、使用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其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高了农业产量。这一点也可从有关新农具改造与推广的政策宣传和实际效用中明显看出，而这些经验性的宣传也对新工具在更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有力的示范作用。如从《山西日报》《山西农民》等报刊媒介中即可发现，在宣传新农具时，多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插画、漫画等图像，加上使用农具的各类谚语、顺口溜、快板等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贴近农民的生活，深受农民欢迎，便于他们接纳，从而为新式步犁等新农具的推广使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有资料记载，在1950年代初，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推广，在提高耕作质量和促进农业增产中逐渐为各地农民所重视和接受。如1953年一项关于全国各大区农场、农具站进行的新式犁和旧式犁的对比试验结果显示：“新式犁耕作比旧式犁效果明显，各种作物普遍增产。其中棉花增产11.1%，玉米增产9.1%，谷子增产14.7%，高粱增产21.1%，小麦增产26.3%。”30 而长治地区的材料则表明，当地农民使用新式步犁开辟出新的耕地，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带动和改造了身边的懒汉、二流子，他们也开始投入到农业生产劳动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社会风貌。如，“子干村在冬季生产中对五十八名烟民、二流子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劳动生产者，组织他们劳动生产”31。
其二，在新式步犁的改造和推广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否认的缺点和不足。如前文指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和推广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介入过程，而是与农村社会诸多要素的环环相扣和关联。比如在制造和改造方面，新式农具主要由工厂工人和农具站维修技术人员来完成，这一过程是外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因而，没有经过农民亲手试验的新式农具，就容易出现“不称手，不符合农民的生产习惯的情况”。同时，轮番的改造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长治专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襄垣一连派了六趟没买上，由于推广工作计划不周还有混乱，浪费了劳畜力”32。
此外，在新式步犁制造出来后，因为对各地区所需数量的统计、分配及执行任务不明确、不具体，结果产生一些指标性任务分配的现象和问题，背离了新式农具改造与推广实践的初衷。一部分农具挂在墙上成为摆设，并未真正运用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去。1953年《山西日报》以“步犁说话”为题的一则报道，以拟人化的方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示：“我们是黎城县任庄村的七张新式步犁，要在山西日报上说几句话：我们老家是华北农业机械制造总厂，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管群众需要不需要，去年由从县里贷来了八张，从北京来到乡下，本想帮助农民朋友耕好地多打粮食，没想到，我们被挂在墙上呆起来啦。”33
还有就是新中国初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新式步犁存在价格偏高、质量不佳的问题。这些都影响着这一新农具在实际生产中的推广效果。
其三，新式步犁的改造和推广是一项全面而务实的实践工作，要想顺利达至预期目的，不仅仅是技术改造本身就能全部解决的，还需要多部门力量和地方民众共同行动起来，从思想认识到行动实践，从制造到改造，从典型示范到经验推广，在诸多层面与环节互相配合，交流沟通，相辅相成。概括地说，从中央下达相关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政策指示，到山西省各地区组织召开劳模会议、开展生产技术培训班，进而对工农联盟进行全面的宣传，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囊括到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和新型农具改造、推广的历史实践当中。这样一来，全国上下容易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农民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新式步犁的使用对确保自身利益和增进农业生产效率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一事关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新式步犁的推广才能为农民所接受，才能推广开来，技术下乡这一历史命题的时代意义也才能得以彰显。
总之，本文围绕新式步犁改造、推广实践的讨论，力图说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上的革新，同时也呈现了技术何以下乡的社会层面。不同的行为主体，以新式农具为中心所建立起的综合性的推广模式，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此技术变革与生产实践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来说，仍旧是一份难得的历史经验参照。
注释：
1.朱显灵、胡化凯：《建国初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双轮双铧犁与中国新式农具推广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冯玲：《技术与生产：1950年代山西省农具改造及影响》，山西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1页。
4.《推广步犁带技术，群众愿买又愿用》，《山西日报》1953年4月17日。
5.王俊山主编：《大寨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6.《省农具总站为帮助农民丰产，今年要大量推广新式步犁》，《山西农民》1951年2月7日。
7.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7页。
8.《五寸步犁装配机件名称图》，《山西日报》1951年10月17日。
9.《怎样调节使用新式农具》，《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10.《怎样调节新式步犁》，《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11.《要想地里多打粮，家家使用新式犁 洪洞县辛庄每三户就有一张新式犁》，《山西农民》1951年4月8日。
12.《原庄村使用新式步犁垡麦地，给明年小麦丰收扎好根基》，《山西农民》1952年7月14日。
13.《原庄村使用新式步犁垡麦地，给明年小麦丰产扎好根基》，《山西农民》1952年7月14日。
14.《推广新式农具的好办法》，《山西农民》1953年4月6日。
15.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2页。
16.《经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批准，我省将设新式农具站五处》，《山西日报》，1950年3月20日。
17.《咱省召开了首届农具会议，将造出五万部新式农具》，《山西农民》，1951年10月14日。
18.《省农具总站为帮助农民丰产，今年要大量推广新式步犁》，《山西农民》，1952年3月4日。
19.《国家发放农业贷款六万多亿元》，《山西农民》，1954年12月24日。
20.《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决定发放春耕贷款七百五十亿元》，《山西农民》，1955年2月1日。
21.《农森生产十大政策》，《山西农民》，1951年3月15日。
22.《省合作社联合社通知各地 减低水车步犁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山西农民》，1954年2月23日。
23.《榆次专署指示各县短期训练大批农业技术骨干》，《山西日报》，1950年2月5日。
24.《靈石等地在夏耕中注意传授技术，过去好多没用过的步犁都上了地》，《山西日报》，1953年8月18日。
25.《西寨乡二十七张步犁一齐下了地》，《山西农民》，1954年10月27日。
26.《长治专署训练手工业工人 帮助农民解决新式农具的使用和修配困难》，《山西农民》，1952年7月16日。
27.《山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农具制造会议解决了统一制造农具的问题》，《山西日报》，1951年10月31日。
28.《山西机器厂职工给全省农民写信，决心制造更好的新式农具》，《山西农民》，1954年1月17。
29.《临汾机器修造厂工人带着新农具下乡宣传工农联盟》，《山西农民》，1954年1月12日。
30.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8页。
31.《子干村改造烟民二流子，组织他们劳动生产》，《山西日报》，1950年1月8日。
32.《长治专区农民们喜爱新式农具 农具站各种新农具供不应求》，《山西日报》，1951年10月7日。
33.《步犁说话》，《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作者为山西传媒学院教师，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
近年来，有关这一生产技术上的革新与探索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朱显灵、胡化凯对新中国初期“双轮双铧犁”这一新式农具的推广及相关农具改良政策与实效进行了梳理、说明，并指出农具改良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但由于对农村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了解不充分，新式农具质量较低，技术传授和维修服务差等问题，新式农具推广使用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事实上，新式农具的推广与实践是一项将农业生产技术与特定地域社会观念和习俗等综合关联在一起的总体性展开过程。冯玲在其研究中认为，山西省的农具改造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现状，而且将国家政策和意识通过新式农具的推广渠道传至基层社会，农民的劳动观念、科学常识等也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2
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等报刊文献资料，以新中国初期山西省农具改造与推广中的新式步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时代背景、物质构造以及在这一农具改造实践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应对与表现展开讨论，进而考察分析新式步犁的推广与农业生产增产的关系状况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冀能为新中国初期农村社会变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照。
一、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历史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即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为此，政府积极推进一系列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和创新，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产量的增加。
就山西区域地理生态而言，总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较低，降雨量不多，而且南北走向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对农业生产发展多有限制。特别是经受了常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生产积极性锐减，耕地荒芜，再加上农民缺乏自觉的生产技术与手段的创新，最终，在不稳定的自然因素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制约下，农业生产举步维艰。
此外，农民所用的传统农具大多老套、破旧，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据1950年初山西农村典型调查资料显示：“老解放区短缺农具约15.4%，新解放区达35.8%;省政府据此调查结果推算，全省共缺犁48852件、耧48392、耙64696件、锹11040件、?203872件、锄509300件，共计985552件。”3由此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山西农业生产工具的短缺状况，这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和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山西境内新老区土改的完成，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开展的工农联盟政策的宣传与贯彻，提倡工人帮助农民制造、改造和维修新旧农具等，这些都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推行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氛围。除此之外，各地广泛开展的读报小组、识字班、扫盲班、夜校等农民业余文化学习和组织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途径和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土改后各地农村先后进行互助合作化运动，农民对农业生产、农具使用和改造以及劳动力组织起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体会和实践，这为新式农具的改造与推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针对新式农具在农村引起了怎样的社会效应，我们从一则报道中可获得一些初步了解：“和顺县串村去年秋天的十五张新式步犁可忙了，大伙为了争着用，有的起五更，有的搭黑夜，六十一岁的郑老汉，怕别人使用，晚上藏起步犁。单干农民郑东彦想使用步犁，向互助组里个人偷借，全村群众谁都想用步犁。前年用新犁耕地八百多亩。秋收时，一算账，都比旧犁耕的地增了产。全村用步犁耕的麻地，比旧犁耕的每亩平均多收麻皮一十四斤。全村用步犁耕了的玉茭地，比用旧犁耕的多收玉茭四十三斤。”4据《大寨村志》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大寨村1953年成立了初级合作社，购置了新式山地犁（七寸犁），使得土地深耕面积逐渐扩大。至1955年，大寨村又一次向国家贷款7000元，购买耕牛18头，新式农具若干，结果农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到年底结算，粮食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6万公斤。5由此可見，生产技术的革新对于农业生产增产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在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如何确保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便成为重要的措施。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农具改造与推广，自然首当其冲。这些以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为农村生产发展带来新气象，因此得到了各级政府与地方民众的重视并不断践行。
二、新式步犁的构造、操作规程和性能
1950年，山西省农具总站根据全省各地使用新式农具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和反馈情况，决定在1951年全面展开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在预计推广的三万件新式农具中，因新式步犁对农业增产的效果突出，省政府和农业厅决定重点推广各种新式步犁6。据资料统计，在1950—1953年间，山西省主要推广五寸犁、七寸犁等新式步犁，仅1953年即推销了12907部新式步犁7。接下来，文章以五寸步犁为例，从结构构造、使用技术和优越性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就其结构构造而言，相对于旧式犁的单一性，五寸步犁的零件更为丰富，整张犁由托辕板、形螺栓、套钩、左右深浅调节板、犁辕、犁板、犁刀、犁柱、导轮柄、导轮、导轮轴、犁尖、犁镜、犁托、后踵、辕柄接头、提把、犁把这些部件构成（见《五寸步犁图》）8。
其次，由于新式步犁的构造比较复杂，为了适应不同的土地情况，在使用新式步犁前要熟悉这些零部件，并需做好基本检查事项。（一）先看螺丝扭得紧不紧：松了的应拧紧，翻地用完后也要检查一下，以免丢掉零件。（二）检查犁辕离地高度：把犁辕放在平地面上，测量犁辕离地高低（五寸步犁应是九寸高，七寸步犁应是一尺一寸高）;如果不对，就把犁柱与犁基连接处的螺丝放松，再搬动犁辕将前端定为合适的尺度，然后把螺丝扭紧。（三）检查垂直间隙：用一条直线从犁镜底面量到犁后踵底面，其中的空隙为垂直间隙，约二分半到三分;如果不对，应把犁侧板上的两个螺丝放松，再将侧板后方下压，即可达到规定的间隙，这样入土才合适，能保持一定的深浅，而且犁地稳当，不会出现前后仰的毛病。（四）检查水平间隙：用一直线靠近犁左侧从犁镜到后踵的左侧，之间的空隙就叫水平间隙，为二分宽，不合适就要及时弄好。（五）检查犁尖和犁后踵：如果使用过久，后面已磨得无间隙，可以把后踵上的螺丝松开，把后踵下落，但不要下落过多，以免耕作不稳，发生前后仰的毛病;如确实调节不好，则需要另换新的9。 在掌握上述新式步犁的基本部件和调节方式后，实际使用过程中还需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对部分零件进行调整。（一）要调整犁的深浅，深浅调节板上有六个眼，上眼深，下眼浅，要深要浅随便移。导轮和调节板也有密切关系，上提就深，下落就浅，其作用是固定深浅的标准，并能帮助牲口减轻拉力。如果把各部分都调节好了，在深耕浅耕上还有问题，应再检查牲口大小和套绳的长短。（二）要想调整犁的宽窄，深浅调节板上有一个左右调节板，也有六个眼，挂钩取下来就可随便移动，往左挂犁得窄，往右挂就犁得宽了。此外，新式步犁必须很好保护，用后要把泥土擦干净，把黄油或者煤油抹在犁面上，放在房子里，上面不要压重物，也不要叫风吹雨淋，以免腐坏、生锈，减少使用寿命10。显然，农民使用新式步犁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规程。
再次，在逐渐推广和使用过程中，新式步犁的效能在当时的报刊资料中多有记载和反映。例如，洪洞辛庄村每三户即有一张新式步犁，村民使用后深切感受到它的效能：“冯青山的一亩芝麻，用新式步犁后打了一石一斗三升，王章德的大麻子地，用新式犁耕过后每亩平均产了一石五斗，比往年多产了一半。王钦铭的棉花地，新犁耕过的每亩摘籽花一百五十二斤，旧犁耕过的摘籽花仅九十斤。”整体上看，农民对新式农具的效能反响强烈，普遍认为，“新式步犁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起来很方便，比传统的旧式犁耕得深、耕得平、耕得快，牲畜拉犁也较省劲，还能使土壤大翻身，生土变为熟土，把地面上的杂草翻到地下变为肥料，这些都是旧犁比不上的”。“这是我们村的实际经验，一点也不空谈。我们村全是坡地，浇不上水，自从使用了新式犁后，产量的提高非常惊人”。11
陵川七区原庄行政村，“在党支部书记连全保的带头下，全村由一张新式犁发展到二十六张，全村二千七百四十二亩地，今春用新式犁犁了二千七百零五亩地（山坡地在内），百分之八十的男劳动力都会用新式步犁耕地”12。1951年，连全保、史伏栓和辛保安等人在七块地上对比试验了新式犁耕作和旧式犁耕作的产量，结果表明，“同样的耕作遍数，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肥料，同样的品种，使用新式犁比旧式犁平均每亩地可以增产粮食三斗。连全保的二亩金皇后玉茭，旧式犁耕的一亩打了四石一斗，新式犁耕的一亩打了四石九斗六升。辛保安的地，新式犁耕过的每亩多打二石七升。史伏栓的地，新式犁耕过的，每亩多打三斗。全村去年用新式犁耕过的三百一十亩地，共增产粮食九十三石”13。
此外，平顺县西沟村劳模李顺达领导的互助合作社在试用新式步犁后，社员认为新犁“犁得深、犁得平、搬着轻，比旧犁效率高”。榆次六堡村劳模申玉芹与江廷喜试验后，村民不仅积极使用新式犁耕种，而且要求社里多购买一些新式农具。14这些也充分说明了新式步犁在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中所具有的优越性。
不过，新式步犁的使用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反映。有些农民认为，这一新式农具犁地耕作并不方便，是“一倒墒”，在陡坡的山地上还不如旧式犁好用。但整体看，新式步犁对于提高耕作质量，确保农业增产增收，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技术促进作用。有资料显示，1952年全省推广耕犁、铡草机、打稻机、玉米脱粒机等新式农具3.31万件，其中新式步犁就占总数的97.3。
三、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及相关问题
新中国初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山西省先后在长治、榆次、汾阳、临汾等地建立新式农具站，以推广新农具16。1950年11月，省农业厅制订关于新式农具推广任务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式农具的研发、推广与使用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统筹新式农具的改造和推广，1952年专门成立了农场管理科，具体负责农业机械等方面的工作。紧接着1953年又成立了农场管理处，进一步推动新式步犁等新式农具的改造与推广。而1955年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组建，则从技术层面为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提供了专业指导和保障，如通过对新旧农具的测试、评比来确定下一步农具的改造、制造和推广工作。
1951年，山西省召开首届农具会议，指出：“要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光多犁、多锄、多上粪是不够的。农民迫切要求解决新农具和新技术的问题。去年全省推广新式步犁两千张，今年推广九千张，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朋友的需求。于是决定生产五万部新农具，其中新式步犁即多達两万部。”17而且，山西省农具总站根据1950年全省各地使用新式步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决定大量改造和推广，除山西本地制造之外，“另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七寸步犁一万三千部、五寸步犁五千部”18。1953年3月，中共先后在《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等重要文件政策中反复强调指出，在农村工作中提高粮食产量，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的首要任务。这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提供了充分的制度安排。
山西省政府积极通过农贷和奖励等方式鼓励新式农具耕作。1954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66838亿元（旧币），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据山西省22个县的统计，得到国家贷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总社数的95%以上，这些贷款主要用在农民购买新式农具等生产资料上。191955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也加大了发放贷款的力度，以确保互助合作化的农村能够买得起新式农具。20在实物奖励方面，则多是通过劳动模范带动一般农民，来达到推广新式步犁的目的。1951年5月，山西省制订农业生产奖励办法，针对农业生产中取得良好生产效果的农户、生产合作社进行物质奖励，其中即包括贷款和购买新式农具的优先权21，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农民使用新式农具的积极性。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降价的办法加快新式农具的推广，如山西省合作社联合社及相关部门为了照顾革命老区，规定在山区步犁价格降低11%，平川地区降低9"。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购买压力，又激发了农民使用新式步犁的生产热情。
除了上述致力于推广新式步犁农具的做法外，政府部门还就推广新农具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各地有农民反映“不会用，不好用，不能用，用不起”等问题，进行及时的指导。在积极贯彻全省农业生产技术工作会议的精神指示下，政府鼓励各地积极举办各种生产技术培训班、技术传授站等，不仅要把新式农具推广出去，还要帮助农民掌握具体的使用技术，让农业生产技术创新转化为推动恢复生产与发展的生产力。各地基层农具站即承担着新式农具推广实践的重要职能，负责技术传授。实际上，农具站是直接面对农民的技术中介，推广工作人员及时向农民宣传、讲授和指导新式步犁的具体操作技术规程，由此进一步促进新农具的推广和普及。 事实上，由各地开展的农具推广和技术传授培训班，也充分显示了新式农具下乡并非一个单一的技术进入过程，而是一个技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综合性过程。其中，不仅仅是相应的推广机构和部门的成立，在全力推进新式农具的宣传和指导过程中，相关的措施、人事、制度等实践活动也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细节的主要事项。例如，晋中榆次专署根据实际的生产任务和农具推广计划，要求各县在短期内采取自学自用的方式来培训农业技术骨干，培训对象主要由劳动模范、技术能手、村干部、互助合作领导者等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构成，进而通过“传授技术，使经验和科学紧密结合，使群众向科学看齐，用科学解决民众思想上的疑虑”23。然而真正推广起来也并非易事。据1953年长治专区对各地区使用新式步犁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壶关一区东长井村有九张新式步犁，但在犁麦地时发现，除了合作社和杨贵民互助组在使用新式步犁外，其他村民仍旧使用旧犁耕地。后经工作组干部调查了解，原来大部分群众不懂操作技术。于是村干部首先动员掌握步犁技术的杨贵民互助组，为村民进行操作示范和技术指导。通过亲自耕种试验后，村民体会到新犁确实比旧犁好。“到第二天，全村九张步犁全部上地，到七月二十七日，共耕地一百八十三亩，其中一百一十一亩地是用新式步犁耕过的”24。另在昔阳县也有类似的问题。“西寨乡有二十七张步犁，因为不会使用，去年秋耕时，有十六张成了‘挂犁’、‘看犁’。今年为了做到深耕，给明年增产打好基础，乡政府用半天时间，训练了三十五个掌握新式步犁的技术员。通过参观对比，大家看到了农业社秋季深耕增产的实例，信心很高。然后从西寨借了一头牛和一张步犁，由李云中、李银锁给大家传授技术。大家互教互学，亲自试验。三十五个人训练成功以后，二十七张步犁都下了地。在十月初就耕出了一千七百九十亩秋田”25。显而易见，基层组织通过技术训练班和积极利用劳动模范、生产能手、有耕作经验的老农，来传授使用新式农具的技术规程，这对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新式步犁的推广实践中，农具的维护与修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否则就可能给这一技术下乡造成阻碍和不必要的麻烦。这也说明，从新式农具的推广、实践，技术规程的学习、传授，再到维修等，已然形成了一个农业生产技术如何下乡和展开的前后连贯一致的历史脉络。1952年《山西农民》中对长治地区开展的新式农具维修工作的报道就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方面的实践图景：“长治专署于一月十八日召集各县城、镇和步犁较多地区的铁匠、木匠工人一百零六人，进行新式农具的使用和修配技术的训练，使群众认识到推广新式农具对于保证农业增产，促进农民组织起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很大的作用，表示回去要好好的给农民兴修新式农具，传授使用技术。”而且在新式步犁的推广中，“学习到技术的模范们决心通过带徒弟、作宣传的方式，把修配工作搞好，不保守，真正做到新式农具推广到哪里，技术传授到哪里。三年来，长治专区各级供销合作社通过组织铁木手工业者，供应给农民新式步犁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八部，同时还注意到了农民社员的步犁修配问题，便协同当地政府对一部分铁匠、木匠等工人进行了修配新农具的技术培训，建立了二十五个农具修配站和手工业生产社。”26这些看似辅助性的维修工作实际上对新式农具的推广和运用起到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也是新型生产技术下乡的必需环节。
此外，新式农具的改造和制造也是我们理解其推广实践必不可少的内容。1951年10月，山西省召开了首届农具制造会议，从思想和政策层面为制造和推广新式农具提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统一分配任务、统一农具价格、统一供应材料、统一农具规格”四方面为山西新型农具制造业奠定了基本路径。27截至1954年，山西机器厂制造新式步犁一万四千五百零二部，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28。除生产农具外，为了便于农民掌握新式步犁的使用技术，厂方还组织生产工人多次下乡，传授技术，帮助农民亲自安装、修理和试用新式步犁等农具。例如，临汾机器修造厂工人带着新式农具下乡，向农民介绍生产情况，现场参观和试验新式农具，并征求农民对于农具改造的意见，“在与农民的交流中，表达出一定努力劳动，提高技术，降低成本，生产物美价廉的新式农具，帮助农民兄弟发展生产的强烈意愿”。29
四、对新式步犁推广实践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总体而言，新中国初期新式步犁改造和推广实践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各级行为主体大力宣传、典型示范、技术指导、田间试验、维修防护等多途径综合作用，这也使得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成为可能。正是在运用新式农具的过程中，农民才体会和认识到新式步犁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实现农民增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新型农业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推广，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介入农业耕作的过程，而是多元事项复杂交缠在一起的技术下乡的在地化实践展开过程。这也是我们理解为何新中国初期新式农具为农民带来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所在。
从前文所呈现的山西省致力于新式步犁这一新农具的改造、制造和推廣的实践内容中，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层面的认识和思考。
其一，这一新式农具在农业生产上的推广、使用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其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高了农业产量。这一点也可从有关新农具改造与推广的政策宣传和实际效用中明显看出，而这些经验性的宣传也对新工具在更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有力的示范作用。如从《山西日报》《山西农民》等报刊媒介中即可发现，在宣传新农具时，多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插画、漫画等图像，加上使用农具的各类谚语、顺口溜、快板等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贴近农民的生活，深受农民欢迎，便于他们接纳，从而为新式步犁等新农具的推广使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有资料记载，在1950年代初，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推广，在提高耕作质量和促进农业增产中逐渐为各地农民所重视和接受。如1953年一项关于全国各大区农场、农具站进行的新式犁和旧式犁的对比试验结果显示：“新式犁耕作比旧式犁效果明显，各种作物普遍增产。其中棉花增产11.1%，玉米增产9.1%，谷子增产14.7%，高粱增产21.1%，小麦增产26.3%。”30 而长治地区的材料则表明，当地农民使用新式步犁开辟出新的耕地，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带动和改造了身边的懒汉、二流子，他们也开始投入到农业生产劳动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社会风貌。如，“子干村在冬季生产中对五十八名烟民、二流子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劳动生产者，组织他们劳动生产”31。
其二，在新式步犁的改造和推广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否认的缺点和不足。如前文指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和推广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介入过程，而是与农村社会诸多要素的环环相扣和关联。比如在制造和改造方面，新式农具主要由工厂工人和农具站维修技术人员来完成，这一过程是外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因而，没有经过农民亲手试验的新式农具，就容易出现“不称手，不符合农民的生产习惯的情况”。同时，轮番的改造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长治专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襄垣一连派了六趟没买上，由于推广工作计划不周还有混乱，浪费了劳畜力”32。
此外，在新式步犁制造出来后，因为对各地区所需数量的统计、分配及执行任务不明确、不具体，结果产生一些指标性任务分配的现象和问题，背离了新式农具改造与推广实践的初衷。一部分农具挂在墙上成为摆设，并未真正运用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去。1953年《山西日报》以“步犁说话”为题的一则报道，以拟人化的方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示：“我们是黎城县任庄村的七张新式步犁，要在山西日报上说几句话：我们老家是华北农业机械制造总厂，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管群众需要不需要，去年由从县里贷来了八张，从北京来到乡下，本想帮助农民朋友耕好地多打粮食，没想到，我们被挂在墙上呆起来啦。”33
还有就是新中国初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新式步犁存在价格偏高、质量不佳的问题。这些都影响着这一新农具在实际生产中的推广效果。
其三，新式步犁的改造和推广是一项全面而务实的实践工作，要想顺利达至预期目的，不仅仅是技术改造本身就能全部解决的，还需要多部门力量和地方民众共同行动起来，从思想认识到行动实践，从制造到改造，从典型示范到经验推广，在诸多层面与环节互相配合，交流沟通，相辅相成。概括地说，从中央下达相关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政策指示，到山西省各地区组织召开劳模会议、开展生产技术培训班，进而对工农联盟进行全面的宣传，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囊括到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和新型农具改造、推广的历史实践当中。这样一来，全国上下容易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农民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新式步犁的使用对确保自身利益和增进农业生产效率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一事关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新式步犁的推广才能为农民所接受，才能推广开来，技术下乡这一历史命题的时代意义也才能得以彰显。
总之，本文围绕新式步犁改造、推广实践的讨论，力图说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上的革新，同时也呈现了技术何以下乡的社会层面。不同的行为主体，以新式农具为中心所建立起的综合性的推广模式，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此技术变革与生产实践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来说，仍旧是一份难得的历史经验参照。
注释：
1.朱显灵、胡化凯：《建国初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双轮双铧犁与中国新式农具推广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冯玲：《技术与生产：1950年代山西省农具改造及影响》，山西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1页。
4.《推广步犁带技术，群众愿买又愿用》，《山西日报》1953年4月17日。
5.王俊山主编：《大寨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6.《省农具总站为帮助农民丰产，今年要大量推广新式步犁》，《山西农民》1951年2月7日。
7.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7页。
8.《五寸步犁装配机件名称图》，《山西日报》1951年10月17日。
9.《怎样调节使用新式农具》，《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10.《怎样调节新式步犁》，《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11.《要想地里多打粮，家家使用新式犁 洪洞县辛庄每三户就有一张新式犁》，《山西农民》1951年4月8日。
12.《原庄村使用新式步犁垡麦地，给明年小麦丰收扎好根基》，《山西农民》1952年7月14日。
13.《原庄村使用新式步犁垡麦地，给明年小麦丰产扎好根基》，《山西农民》1952年7月14日。
14.《推广新式农具的好办法》，《山西农民》1953年4月6日。
15.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2页。
16.《经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批准，我省将设新式农具站五处》，《山西日报》，1950年3月20日。
17.《咱省召开了首届农具会议，将造出五万部新式农具》，《山西农民》，1951年10月14日。
18.《省农具总站为帮助农民丰产，今年要大量推广新式步犁》，《山西农民》，1952年3月4日。
19.《国家发放农业贷款六万多亿元》，《山西农民》，1954年12月24日。
20.《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决定发放春耕贷款七百五十亿元》，《山西农民》，1955年2月1日。
21.《农森生产十大政策》，《山西农民》，1951年3月15日。
22.《省合作社联合社通知各地 减低水车步犁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山西农民》，1954年2月23日。
23.《榆次专署指示各县短期训练大批农业技术骨干》，《山西日报》，1950年2月5日。
24.《靈石等地在夏耕中注意传授技术，过去好多没用过的步犁都上了地》，《山西日报》，1953年8月18日。
25.《西寨乡二十七张步犁一齐下了地》，《山西农民》，1954年10月27日。
26.《长治专署训练手工业工人 帮助农民解决新式农具的使用和修配困难》，《山西农民》，1952年7月16日。
27.《山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农具制造会议解决了统一制造农具的问题》，《山西日报》，1951年10月31日。
28.《山西机器厂职工给全省农民写信，决心制造更好的新式农具》，《山西农民》，1954年1月17。
29.《临汾机器修造厂工人带着新农具下乡宣传工农联盟》，《山西农民》，1954年1月12日。
30.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8页。
31.《子干村改造烟民二流子，组织他们劳动生产》，《山西日报》，1950年1月8日。
32.《长治专区农民们喜爱新式农具 农具站各种新农具供不应求》，《山西日报》，1951年10月7日。
33.《步犁说话》，《山西日报》，1953年8月28日。
（作者为山西传媒学院教师，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