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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柜机放在线下人流的入口处，抓充电人流转化的概率。
“来电绝对不是蹭共享充电宝的风口，我3年前就做了，我创造并且定义了这个行业。”
5月24日上午，记者在世贸天阶的咖啡馆里采访到了“来电哥”袁炳松。2014年成立的来电是袁炳松第二次创业。今年4月份共享充电宝火了，几十家创业公司突然一股脑地挤了进来，袁炳松不得不带着来电跑得更快。
16岁独闯深圳，22岁干到厂长
1997年，为谋生活，袁炳松独闯深圳。那年，他在深圳过了16岁的生日。
2003年，他以网管身份加入了一家电池工厂。工作了不到两个月，他就替工厂拿下了四五千万的订单。对于不到100人的厂子来说，这就是笔巨款。
这家工厂是生产手机电池的，他谈下的四五千万大单，却是给便携式DVD做配套移动充电设备的。“一个设备有6组电池，当时厂里有很多人反对这笔订单，害怕做不好，出了安全问题。”
袁炳松说：“如果把接口改成USB，我们要生产的其实就是个移动电源。”
为了让这笔订单顺利生产，他把品质部、研发部、生产部、业务部，除了财务部以外的工作都干了一遍。刚来工厂的时候他连电路图都不会看，为了这批电池能发挥更好的性能，并且保障安全问题，他愣是拉着研发部的同事搞了两个月的技术开发。
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在不到100人的小工厂快速成长，学到了所有东西。
同年，22岁的袁炳松就当上了代理厂长、总经理。
3年做到1亿流水，还开了工厂
2004年，袁炳松在工厂主管贸易部。年底，工厂要从市区搬到郊区，搬到深圳机场附近。
袁炳松决定出来创业。他说，那时候没有一分钱存款，靠借的25000块钱起家。“在华强北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小店，把租金交完，钱就没得差不多了。”
袁炳松是从华强北杀出来的。从1999年到2002年，他一直在华强北自学电脑。2004年，23岁的他又回到了这里创业。3年时间，“我从一个店做到八个店，一年能做一个亿。电池贸易，在华强北，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到了2008年，袁炳松开起了工厂，也是生产电池，当时最大的业务就是给电脑做移动充电设备。
那一年，他27岁，来深圳闯荡了11年。
一个月卖10万个充电宝
16岁独闯深圳，22岁做到厂长，23岁创业，27岁拥有自己的厂子。从一无所有，甚至借钱创业，做到电池工厂老板，袁炳松拼了11年。
与所有的传统行业的老板一样，2009年，已经衣食无忧、实现财务自由的袁炳松觉得人生已经到了瓶颈阶段。
他开始报各种企业培训班、总裁班。他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包括带队学习，他累计花了大概360万元。有提升个人事业、团队管理这类的课，也有绩效管理、财务模式的总裁战略培训，随随便便一个课都得十几万元。
2011年、2012年，袁炳松开始从电池贸易转做内销，主要市场在淘宝、京东，因为移动电源在国内开始火起来了。“那时候我做的移动电源卖得正‘嗨’，一个月十几万台，千万的流水，爽啊。”
2013年8月，被“成长天花板”困扰的袁炳松让一件事刺激到了，他第一次有了做共享充电的想法。
袁炳松有个开连锁火锅店的朋友，对他说：“咱俩跨界合作呗，我的火锅店经常有顾客要充电。”袁炳松自掏腰包拿出了100个充电宝，“我想知道用户和商户的需求都是什么。”
没想到两个月后他接到电话：“老袁啊，你快拿走吧。实在不好意思，一个没卖出去，还丢了40个。我也挺痛苦的，我每天还得伺候这批充电宝。”
尝试虽然失败，但袁炳松也发现了商户的痛点：第一，商家确实有为顾客充电的刚需;第二，商家晚上还得给这些充电宝充电;第三，这些充电宝总是丢。
袁炳松当时嗅到了商户对于充电宝的需求，也决定了现在的来电要做的是B2B2C的生意。
“双十一”亏3000万，卖房再创业
2013年“双十一”的那两天，袁炳松紧急准备了10万台充电宝。结果，淘宝仅卖了8000个，京东也退回去28000多个。“突然有近千万货值的库存压到我手里，再加上渠道上欠我的钱、原材料上压的钱，3000万啊。我还有三四百个员工，这些都是我面临的问题。”
“双十一”以后，袁炳松带着团队开了三天闭门会。“讨论充电宝未来的前景和方向，这是比较虚的、战略层次的。”
2013年的“双十一”，袁炳松在淘宝上卖了200万台充电宝。存在即合理，商业即人性，这充分验证了大众充电的需求。
大众为什么需要共享充电宝
充电宝其实解决的就是移动充电和应急充电的需求，就是电能的载体。袁炳松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他们还研究了微信和支付宝是怎么做的。微信和支付宝在做去卡化的事，未来的人出门连钱包都不想带，还会带充电宝出门吗？
袁炳松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找答案，“到底人对简单方便有没有追求？”最后发現人生而渴望自由。
他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从几辈人的出行习惯看，50后、60后是能多带就多带，70后、80后差不多就行，90后是能不带就不带。
“一味地快和烧钱没有用”
从2013年到2015年，尽管电池技术不断在发展，但大众对充电的需求时间从原来晚上17点想要充电提前到了15点，还早了俩小时。
2014年4月份，袁炳松决定重新组建团队。他卖了价值350万元的房子，钱基本都投进了公司。他说，当时他穷得就剩梦想了。
“我们为什么做大柜机？我们是考虑到充电的需求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市场培养周期比较长，我把大柜机放在线下人流的入口处，抓充电人流转化的概率。”
一台机器一天只要有7个人借，这件事就成了。7乘365，就是一年2500个用户。
袁炳松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是要做到免费。机器往这儿一扎，客人就来了，获客成本比别的方式低多了。”
“2014年4月到2016年4月，我们在打磨产品，验证市场需求。因为如果没人用，一切就都归零了。”来电在这段时间的努力，被袁炳松称为是“从0到1”的阶段。“我验证了这件事可做。”
2016年5月到2017年5月，他称之为来电“从1到10”的阶段，验证了各种场景下的数据模型，各种场景下的定价逻辑。“今年也该到了引入资本的阶段了，该起飞了。”
袁炳松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来电不只是给用户提供充电宝，我要做的是让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充电。”来电与创业公司微鹅科技一起研发无线充电技术，袁炳松对技术迭代并不担心。
“我是传统行业出身，对硬件有敬畏之心。”为了硬件安全和信息安全，袁炳松并不赞同花大钱快速抢占市场。
他认为，互联网思维的“快”一定是有节奏的快，为快而快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来电绝对不是蹭共享充电宝的风口，我3年前就做了，我创造并且定义了这个行业。”
5月24日上午，记者在世贸天阶的咖啡馆里采访到了“来电哥”袁炳松。2014年成立的来电是袁炳松第二次创业。今年4月份共享充电宝火了，几十家创业公司突然一股脑地挤了进来，袁炳松不得不带着来电跑得更快。
16岁独闯深圳，22岁干到厂长
1997年，为谋生活，袁炳松独闯深圳。那年，他在深圳过了16岁的生日。
2003年，他以网管身份加入了一家电池工厂。工作了不到两个月，他就替工厂拿下了四五千万的订单。对于不到100人的厂子来说，这就是笔巨款。
这家工厂是生产手机电池的，他谈下的四五千万大单，却是给便携式DVD做配套移动充电设备的。“一个设备有6组电池，当时厂里有很多人反对这笔订单，害怕做不好，出了安全问题。”
袁炳松说：“如果把接口改成USB，我们要生产的其实就是个移动电源。”
为了让这笔订单顺利生产，他把品质部、研发部、生产部、业务部，除了财务部以外的工作都干了一遍。刚来工厂的时候他连电路图都不会看，为了这批电池能发挥更好的性能，并且保障安全问题，他愣是拉着研发部的同事搞了两个月的技术开发。
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在不到100人的小工厂快速成长，学到了所有东西。
同年，22岁的袁炳松就当上了代理厂长、总经理。
3年做到1亿流水，还开了工厂
2004年，袁炳松在工厂主管贸易部。年底，工厂要从市区搬到郊区，搬到深圳机场附近。
袁炳松决定出来创业。他说，那时候没有一分钱存款，靠借的25000块钱起家。“在华强北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小店，把租金交完，钱就没得差不多了。”
袁炳松是从华强北杀出来的。从1999年到2002年，他一直在华强北自学电脑。2004年，23岁的他又回到了这里创业。3年时间，“我从一个店做到八个店，一年能做一个亿。电池贸易，在华强北，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到了2008年，袁炳松开起了工厂，也是生产电池，当时最大的业务就是给电脑做移动充电设备。
那一年，他27岁，来深圳闯荡了11年。
一个月卖10万个充电宝
16岁独闯深圳，22岁做到厂长，23岁创业，27岁拥有自己的厂子。从一无所有，甚至借钱创业，做到电池工厂老板，袁炳松拼了11年。
与所有的传统行业的老板一样，2009年，已经衣食无忧、实现财务自由的袁炳松觉得人生已经到了瓶颈阶段。
他开始报各种企业培训班、总裁班。他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包括带队学习，他累计花了大概360万元。有提升个人事业、团队管理这类的课，也有绩效管理、财务模式的总裁战略培训，随随便便一个课都得十几万元。
2011年、2012年，袁炳松开始从电池贸易转做内销，主要市场在淘宝、京东，因为移动电源在国内开始火起来了。“那时候我做的移动电源卖得正‘嗨’，一个月十几万台，千万的流水，爽啊。”
2013年8月，被“成长天花板”困扰的袁炳松让一件事刺激到了，他第一次有了做共享充电的想法。
袁炳松有个开连锁火锅店的朋友，对他说：“咱俩跨界合作呗，我的火锅店经常有顾客要充电。”袁炳松自掏腰包拿出了100个充电宝，“我想知道用户和商户的需求都是什么。”
没想到两个月后他接到电话：“老袁啊，你快拿走吧。实在不好意思，一个没卖出去，还丢了40个。我也挺痛苦的，我每天还得伺候这批充电宝。”
尝试虽然失败，但袁炳松也发现了商户的痛点：第一，商家确实有为顾客充电的刚需;第二，商家晚上还得给这些充电宝充电;第三，这些充电宝总是丢。
袁炳松当时嗅到了商户对于充电宝的需求，也决定了现在的来电要做的是B2B2C的生意。
“双十一”亏3000万，卖房再创业
2013年“双十一”的那两天，袁炳松紧急准备了10万台充电宝。结果，淘宝仅卖了8000个，京东也退回去28000多个。“突然有近千万货值的库存压到我手里，再加上渠道上欠我的钱、原材料上压的钱，3000万啊。我还有三四百个员工，这些都是我面临的问题。”
“双十一”以后，袁炳松带着团队开了三天闭门会。“讨论充电宝未来的前景和方向，这是比较虚的、战略层次的。”
2013年的“双十一”，袁炳松在淘宝上卖了200万台充电宝。存在即合理，商业即人性，这充分验证了大众充电的需求。
大众为什么需要共享充电宝
充电宝其实解决的就是移动充电和应急充电的需求，就是电能的载体。袁炳松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他们还研究了微信和支付宝是怎么做的。微信和支付宝在做去卡化的事，未来的人出门连钱包都不想带，还会带充电宝出门吗？
袁炳松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找答案，“到底人对简单方便有没有追求？”最后发現人生而渴望自由。
他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从几辈人的出行习惯看，50后、60后是能多带就多带，70后、80后差不多就行，90后是能不带就不带。
“一味地快和烧钱没有用”
从2013年到2015年，尽管电池技术不断在发展，但大众对充电的需求时间从原来晚上17点想要充电提前到了15点，还早了俩小时。
2014年4月份，袁炳松决定重新组建团队。他卖了价值350万元的房子，钱基本都投进了公司。他说，当时他穷得就剩梦想了。
“我们为什么做大柜机？我们是考虑到充电的需求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市场培养周期比较长，我把大柜机放在线下人流的入口处，抓充电人流转化的概率。”
一台机器一天只要有7个人借，这件事就成了。7乘365，就是一年2500个用户。
袁炳松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是要做到免费。机器往这儿一扎，客人就来了，获客成本比别的方式低多了。”
“2014年4月到2016年4月，我们在打磨产品，验证市场需求。因为如果没人用，一切就都归零了。”来电在这段时间的努力，被袁炳松称为是“从0到1”的阶段。“我验证了这件事可做。”
2016年5月到2017年5月，他称之为来电“从1到10”的阶段，验证了各种场景下的数据模型，各种场景下的定价逻辑。“今年也该到了引入资本的阶段了，该起飞了。”
袁炳松对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说：“来电不只是给用户提供充电宝，我要做的是让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充电。”来电与创业公司微鹅科技一起研发无线充电技术，袁炳松对技术迭代并不担心。
“我是传统行业出身，对硬件有敬畏之心。”为了硬件安全和信息安全，袁炳松并不赞同花大钱快速抢占市场。
他认为，互联网思维的“快”一定是有节奏的快，为快而快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