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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的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成为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记》中提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尤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不断衰落过程中，随着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海上贸易商路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海上丝绸之路分两条主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中日交往十分方便。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3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汉朝商业勃兴丝绸产量大
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鉴于秦朝的弊政，汉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伴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汉代纺织业更普遍存在民间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500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这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古中国造船技术高超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
出现在汉代的“楼船”最能体现汉代的高超造船技术。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除大型的适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风帆的使用也是远洋航海的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出现带有风帆图案的船纹，说明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风帆，但此时的帆不能转动，只能顺风行驶，还不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汉代，出现了活动的帆，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則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在罗盘没有应用到海上航行以前，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个难题。但天文学的进步，使得汉代舟师可以“观星定海”。《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达136卷，足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由上分析，随着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古罗马积极探索海上贸易之路
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政治因素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
汉朝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生产的丝绸更是风靡世界，深受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喜爱。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交替之际，帝国版图辽阔，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往和联系。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罗马人的喜爱。古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但古罗马与东方的陆上贸易一直存在障碍。
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不得不为争夺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而与垄断丝绸贸易的国家进行不懈的斗争。在不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古罗马只能寻求开辟从海上进行丝绸贸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并发现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规律。对于季风的发现和利用使古罗马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可以从红海直达印度的港口。古罗马人对海上贸易之路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曾出现三大著名港口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元代，始于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唐代，明州（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貿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来源：人民网、新华社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记》中提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尤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不断衰落过程中，随着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海上贸易商路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海上丝绸之路分两条主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中日交往十分方便。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3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汉朝商业勃兴丝绸产量大
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鉴于秦朝的弊政，汉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伴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汉代纺织业更普遍存在民间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500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这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古中国造船技术高超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
出现在汉代的“楼船”最能体现汉代的高超造船技术。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除大型的适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风帆的使用也是远洋航海的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出现带有风帆图案的船纹，说明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风帆，但此时的帆不能转动，只能顺风行驶，还不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汉代，出现了活动的帆，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則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在罗盘没有应用到海上航行以前，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个难题。但天文学的进步，使得汉代舟师可以“观星定海”。《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达136卷，足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由上分析，随着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古罗马积极探索海上贸易之路
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政治因素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
汉朝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生产的丝绸更是风靡世界，深受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喜爱。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交替之际，帝国版图辽阔，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往和联系。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罗马人的喜爱。古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但古罗马与东方的陆上贸易一直存在障碍。
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不得不为争夺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而与垄断丝绸贸易的国家进行不懈的斗争。在不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古罗马只能寻求开辟从海上进行丝绸贸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并发现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规律。对于季风的发现和利用使古罗马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可以从红海直达印度的港口。古罗马人对海上贸易之路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曾出现三大著名港口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元代，始于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唐代，明州（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貿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来源：人民网、新华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