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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年龄在18—30岁之间，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极其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心理
第一代农民工安于现状，外出动因多为挣钱，心理期望不高，在城里挣不到钱或找不
到工作就会自动回到农村种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一般是从学校直接到打工经商，对于生活的满意度的参照群体是流入地的市民，而非流出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收入、权益保障、消费水平、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第一代农民工对此是采取认命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却不甘于认命，从而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感。这种不平衡状态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遭到了严重损害，导致他们对政府和社会对立情绪的产生，激化了社会矛盾。
2、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士的依恋在不断减弱，他们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渴望得到城市社会和居民对他们的认同。即使当他们面临失业困境时，多数并不想返回农村，而是继续留在城市。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并未给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当他们失业时就缺乏生存保障，只能在城市过着流浪的生活。一方面，青年农民工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和乡土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在二元制度下城市居民形成的对农民身份的偏见和歧视，使他们的城市社会认同愿望得不到城市社会和居民的理解和接受，在此情况下，新生代农民产生了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边缘化状态。可以说，他们逃离农村却又无法真正超越农村，他们在农村未能脱根，而在城市又未能扎根。他们只能问社会：何处是我家？
3、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问题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对绚丽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美丽人生的梦想，肩负着亲人乡邻的殷切期望来到城市，然而城市却让他们遭遇尴尬。有的青年农民工进城就业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不少人处于无业或失业的状态，但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他们中大多数人仍选择继续留在城市，有的甚至说：“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村”。赵树凯指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近年来，“问题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对他们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就会不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两年来，媒体大量地报道了青年农民工犯罪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天津市2002年对入狱犯罪农民工的调查，犯罪农民工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为26岁，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在农民工犯罪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犯罪事件中，有很多是由于严重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引起的，其中也不乏因失业生活无着落而盗窃、抢劫等。这种现象映证了“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另外，由于青年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较低，如文化水平不高，道德意识落后，法律观念不强，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情绪容易冲动等，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又缺乏组织的支持和有效的维权渠道时，容易采取非常手段来维权，甚至产生报复行为和寻求黑社会组织支持等，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问题的原因
（一）生活环境的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虽然对农村的依恋在不断减弱，但由于他们很难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甚至很多人居无定所，常有寄人篱下之感，仿佛漂浮在城市之上，而城市公共领域又将他们排除在外，除了自己租住的房屋的有限空间之外，他们无以托身，孤独、紧张和压抑情绪无法排斥。其次，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加上正式社会支持（如各种制度、政策、法律等）的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处于社会资源相对稀缺、个人的高层次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低水平阶段。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一时难以建立，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适应性。另外，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更新意识较强，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憾，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很大。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有的青年农民工在一时工作无着落、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会一蹶不振，对前途失去信心，甚至从事一些非正常行为，走向堕落的地步。
（二）权利的缺失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和就业培训制度等正式制度，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支持和重视，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平就业，劳动保障、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诸多权利的缺失。诸多权利的缺失，以及与市民的生活水平、地位及差距，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强烈要求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若这种需求待不到回应往往会采取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引发社会矛盾。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社会的“精英”，但该群众毕竟年轻，又是从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来到城市的，他们的综合素质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预期过高。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措施与对策
（一）推进制度改革
改革现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对于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对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改革户籍制度就意味着要吸纳大量农民工为市民，而过快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将造成城市资源的高度紧张。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设置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准入标准：降低目前的城市人口永久迁移的准入标准。如要求在该城市就业2-3年，申请时累计6-12个月，月收入标准在1000元以上。同时，在城市中为流动人口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和廉租房制度，构成一个福利包，可以称为“城市户口”。在自愿的基础上，达到上述准入标准的乡村迁移人口，如果（无偿）放弃农村的土地，则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和申请享受上述福利包的资格。通过上述制度改革，逐步吸纳新生代农民工为市民，为他们提供同等“国民待遇”，对于缓解新生农民工社会问题有作重要的作用。
（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要通过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况，使他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政府的管理要改变过去对待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做法，要把他们当作服务对象而不只是当作管理对象来看待。政府对他们管理的出发点应当考虑如何让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参与到城市化、现代化中来。具体地说，城市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树立服务意识，保障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卫生社会求助、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同等的“国民待遇”。
（三）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整合工作，落实到城市社区的建设中
社区建设是一种组织与教育的行动过程，需要居民中的领袖和精英参与其中，而新生代农民工是底层精英，如果长期属于社会底层，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秩序混乱。因此，要将农民工吸收到社区组织和建设中来。对新生代农民实施社区教育，为他们参加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一是开展城市社会适应教育，联合在区的司法、税务、卫生和工青妇等组织，向社区和农民工开放教育设施，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通性需要的基础上，开设“城市生活适应”的课程。如法律和治安教育，计划生育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提供给他们教育机会，使其尽快地融入社区，减少与市民的摩擦。二是开设“教育和技能”课程，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和成人继续教育及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岗位技能资格证书培训和认证工作，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竞争的砝码。
（四）市民的宽容、接纳
由于身份、文化职业和居住地点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圈子主要局限在本群体内，与市民接触少，这就增加了他们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培养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它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和归属感。
（西华师范大学）
一、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心理
第一代农民工安于现状，外出动因多为挣钱，心理期望不高，在城里挣不到钱或找不
到工作就会自动回到农村种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一般是从学校直接到打工经商，对于生活的满意度的参照群体是流入地的市民，而非流出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收入、权益保障、消费水平、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第一代农民工对此是采取认命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却不甘于认命，从而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感。这种不平衡状态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遭到了严重损害，导致他们对政府和社会对立情绪的产生，激化了社会矛盾。
2、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士的依恋在不断减弱，他们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渴望得到城市社会和居民对他们的认同。即使当他们面临失业困境时，多数并不想返回农村，而是继续留在城市。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并未给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当他们失业时就缺乏生存保障，只能在城市过着流浪的生活。一方面，青年农民工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和乡土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在二元制度下城市居民形成的对农民身份的偏见和歧视，使他们的城市社会认同愿望得不到城市社会和居民的理解和接受，在此情况下，新生代农民产生了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边缘化状态。可以说，他们逃离农村却又无法真正超越农村，他们在农村未能脱根，而在城市又未能扎根。他们只能问社会：何处是我家？
3、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问题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对绚丽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美丽人生的梦想，肩负着亲人乡邻的殷切期望来到城市，然而城市却让他们遭遇尴尬。有的青年农民工进城就业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不少人处于无业或失业的状态，但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他们中大多数人仍选择继续留在城市，有的甚至说：“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村”。赵树凯指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近年来，“问题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对他们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就会不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两年来，媒体大量地报道了青年农民工犯罪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天津市2002年对入狱犯罪农民工的调查，犯罪农民工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为26岁，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在农民工犯罪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犯罪事件中，有很多是由于严重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引起的，其中也不乏因失业生活无着落而盗窃、抢劫等。这种现象映证了“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另外，由于青年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较低，如文化水平不高，道德意识落后，法律观念不强，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情绪容易冲动等，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又缺乏组织的支持和有效的维权渠道时，容易采取非常手段来维权，甚至产生报复行为和寻求黑社会组织支持等，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问题的原因
（一）生活环境的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虽然对农村的依恋在不断减弱，但由于他们很难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甚至很多人居无定所，常有寄人篱下之感，仿佛漂浮在城市之上，而城市公共领域又将他们排除在外，除了自己租住的房屋的有限空间之外，他们无以托身，孤独、紧张和压抑情绪无法排斥。其次，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加上正式社会支持（如各种制度、政策、法律等）的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处于社会资源相对稀缺、个人的高层次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低水平阶段。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一时难以建立，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适应性。另外，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更新意识较强，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憾，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很大。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有的青年农民工在一时工作无着落、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会一蹶不振，对前途失去信心，甚至从事一些非正常行为，走向堕落的地步。
（二）权利的缺失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和就业培训制度等正式制度，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支持和重视，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平就业，劳动保障、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诸多权利的缺失。诸多权利的缺失，以及与市民的生活水平、地位及差距，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强烈要求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若这种需求待不到回应往往会采取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引发社会矛盾。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社会的“精英”，但该群众毕竟年轻，又是从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来到城市的，他们的综合素质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预期过高。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措施与对策
（一）推进制度改革
改革现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对于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对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改革户籍制度就意味着要吸纳大量农民工为市民，而过快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将造成城市资源的高度紧张。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设置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准入标准：降低目前的城市人口永久迁移的准入标准。如要求在该城市就业2-3年，申请时累计6-12个月，月收入标准在1000元以上。同时，在城市中为流动人口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和廉租房制度，构成一个福利包，可以称为“城市户口”。在自愿的基础上，达到上述准入标准的乡村迁移人口，如果（无偿）放弃农村的土地，则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和申请享受上述福利包的资格。通过上述制度改革，逐步吸纳新生代农民工为市民，为他们提供同等“国民待遇”，对于缓解新生农民工社会问题有作重要的作用。
（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要通过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况，使他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政府的管理要改变过去对待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做法，要把他们当作服务对象而不只是当作管理对象来看待。政府对他们管理的出发点应当考虑如何让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参与到城市化、现代化中来。具体地说，城市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树立服务意识，保障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卫生社会求助、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同等的“国民待遇”。
（三）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整合工作，落实到城市社区的建设中
社区建设是一种组织与教育的行动过程，需要居民中的领袖和精英参与其中，而新生代农民工是底层精英，如果长期属于社会底层，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秩序混乱。因此，要将农民工吸收到社区组织和建设中来。对新生代农民实施社区教育，为他们参加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一是开展城市社会适应教育，联合在区的司法、税务、卫生和工青妇等组织，向社区和农民工开放教育设施，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通性需要的基础上，开设“城市生活适应”的课程。如法律和治安教育，计划生育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提供给他们教育机会，使其尽快地融入社区，减少与市民的摩擦。二是开设“教育和技能”课程，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和成人继续教育及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岗位技能资格证书培训和认证工作，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竞争的砝码。
（四）市民的宽容、接纳
由于身份、文化职业和居住地点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圈子主要局限在本群体内，与市民接触少，这就增加了他们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培养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它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和归属感。
（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