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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对我来说是个文学记忆深刻之年。这年3月，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发表了《创作回忆录》之十一，提出了建立文学馆的动议。查他的《随想录》，有两篇仿佛孪生的散文即《现代文学资料馆》和《再说现代文学馆》，可见他对此事的关切、用心之勤。同月稍后，茅盾逝世，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不久，作协主席团接受巴老倡议，组建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这年年底，我到作协报到，罗荪直接和我谈工作分配，茅盾、巴金这两件事天然地与我发生关联。这一“关联”便像眨了一下眼睛，近三十年过去直至今日。
我到位于沙滩北大红楼北面、当时文化部大院的中国作协“地震棚”一看，整个办公地点因陋就简，我们这个筹委会之下的文学馆筹备小组屋子就挨着司机班。组里已有三人：李枫，从空军宣传领导部门调来，是作协副秘书长，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曹琳，50年代老同志，兢兢业业有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里，开过几次筹委会。一共九位委员，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其他的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等都在会上见到。罗荪是主任委员，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真是天造地设一般合适。我们当然是列席兼管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李枫见无事让我干，就天天动员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记得隔些日子就传来消息，说谁谁谁给找了地方了，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几天又叫人兴奋了，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该多古雅、多幽静，但领导们勘察回来说太小了，不够用。一年过去，老是不落实，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讲八十八岁的叶圣陶已经写好了馆牌，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了西三环路畔(当时刚在铺路)的万寿寺西院，就是我们作了15年临时馆舍的地方。当时找着万寿寺不易。这本是京郊的大庙，清代皇帝在此替母亲做寿，皇家西出去圆明园、颐和园的时候，历来作小行宫中途打尖用。所以西院的第五进后照楼，因住过慈禧，俗称梳妆楼。西院前后六进，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这里驻扎使用，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难于迁出也要迁出，这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
记得我们刚进入万寿寺西院，只占了后面的几进，前面两进很晚才交到手上。冯振山是作协老办公室的干部，他调来后自己带头，建立值班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到夜里我多次一个人住在黑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看着第三进大火后的废墟，真有一丝害怕。到1982年10月16日，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举行了“筹备处”的成立仪式。现在留下的照片，可见当日团团围坐的有胡乔木、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罗荪、唐弢、王瑶、朱子奇等人。我任记录坐在一侧。发言时，大作家们都说这是我们现代作家的新家哩，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现代文学虽学习外国但确是具有中国民族气派很相称等等，表示满意。那天最后由胡乔木挂上了一块竖写的牌子，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这标志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来花去两年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馆内初建的图书大库所藏旧版本书籍，是以“文革”前原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珍贵藏书为基础的。这些书与文化部、文联的书被“革命”了，混杂在一处，交涉归还费了好大的力气，而且由于某些图书的实际归属存疑，许多明明是作协的书都没有物归原主，十分可惜。这期间我们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比如我们有多少张作家的书桌，都是用此名义收集的。后来部分拿到香港去展览过)。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平展，这项服务于社会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成为我们后来的主要业务内容。这时的具体领导成员除罗荪、李枫之外，又增添了杨犁。杨犁后来做了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三位和全体筹委会成员，现在都已辞世，他们对文学馆是有功绩的。
到了1985年初，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词。在大门口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力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经捐出15万元(不要忘掉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还请他看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版本的特殊性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七本的“七”字。另有鲁迅、郑振铎合作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本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似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帮助，他还在取书时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8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就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造成交接周期稍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顶真、严厉，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阁、赵家璧、魏绍昌，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虽然巴老再三把他的车子让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的房子里，还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李凖为第二任馆长，舒乙为常务副馆长，我做助手(周明到馆时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巴老反复交代，乘老作家许多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 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鲜明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岂止“等身”，摞起来竟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他们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19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格风中文留声机片，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文人的离世，弥足珍贵了。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去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至今难于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文库30多个，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就与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座谈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人，回忆起这个“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现在继续补贴，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我还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在这个文学馆与学会合编的刊物编辑部，也工作了整整23年。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发挥我们民间团体的弹性，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学者，从日本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到上海的“左联”研究专家丁景唐老，到馆讲演。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有些气候。
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十五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为古建筑再好，是人家的，而且它有一万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是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都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芍药居的菜地，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作协和馆里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的10月，我们搬进了明亮的有朝气的文学馆。文学气味浓厚的馆舍环境，多彩的藏品，管理的提高(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展现了新的面貌，不仅仅是拥有巴金的手印门把、现代文学的玻璃彩画、壁画、作家签名巨瓶，“大师展”、“通史展”等而已。我觉得即使“文库展”一项，其展出的形式和内涵，在国内外也是独有的。便是大门一侧熊秉明别出一格的鲁迅塑像，试想熊秉明既是美术家又是哲学家，是熊庆来之子，又是杨振宁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以80高龄跨山越海来为这尊鲁迅半脸铜像亲手焊接，这该有多少文化含量，该有多少故事好讲。新馆的展览、讲演、收藏都上了新的台阶。唐弢五万册极珍贵的藏书，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唐弢文库”的建立，标志着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的收藏大体齐全了。
这样一个挂一漏万的回顾，十足令我感慨无限。近三十年的文学馆历史几乎就是我的半生，但她的路比我们个人生命要长。在陈建功第四任馆长的带领下，有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周吉宜各位的辅佐，文学馆的前景当会更形明朗。依靠着老一代作家及其家属的慷慨捐助，虽打下了馆藏的基础，可“当代文学”50年已成历史，今后收集资料的任务并不轻，正是任重而道远。经费虽然有了国家的保障，但征集文物日益进入文化市场，大概也很难高枕无忧。文学馆的“硬件”已经相当好了，现正在建设二、三期工程，好上加好，是使人振奋的。所以每当回馆一次，看到新的房舍又节节拔高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在心底说一声：文学馆，愿你日久弥新呵!
我到位于沙滩北大红楼北面、当时文化部大院的中国作协“地震棚”一看，整个办公地点因陋就简，我们这个筹委会之下的文学馆筹备小组屋子就挨着司机班。组里已有三人：李枫，从空军宣传领导部门调来，是作协副秘书长，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曹琳，50年代老同志，兢兢业业有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里，开过几次筹委会。一共九位委员，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其他的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等都在会上见到。罗荪是主任委员，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真是天造地设一般合适。我们当然是列席兼管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李枫见无事让我干，就天天动员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记得隔些日子就传来消息，说谁谁谁给找了地方了，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几天又叫人兴奋了，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该多古雅、多幽静，但领导们勘察回来说太小了，不够用。一年过去，老是不落实，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讲八十八岁的叶圣陶已经写好了馆牌，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了西三环路畔(当时刚在铺路)的万寿寺西院，就是我们作了15年临时馆舍的地方。当时找着万寿寺不易。这本是京郊的大庙，清代皇帝在此替母亲做寿，皇家西出去圆明园、颐和园的时候，历来作小行宫中途打尖用。所以西院的第五进后照楼，因住过慈禧，俗称梳妆楼。西院前后六进，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这里驻扎使用，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难于迁出也要迁出，这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
记得我们刚进入万寿寺西院，只占了后面的几进，前面两进很晚才交到手上。冯振山是作协老办公室的干部，他调来后自己带头，建立值班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到夜里我多次一个人住在黑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看着第三进大火后的废墟，真有一丝害怕。到1982年10月16日，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举行了“筹备处”的成立仪式。现在留下的照片，可见当日团团围坐的有胡乔木、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罗荪、唐弢、王瑶、朱子奇等人。我任记录坐在一侧。发言时，大作家们都说这是我们现代作家的新家哩，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现代文学虽学习外国但确是具有中国民族气派很相称等等，表示满意。那天最后由胡乔木挂上了一块竖写的牌子，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这标志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来花去两年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馆内初建的图书大库所藏旧版本书籍，是以“文革”前原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珍贵藏书为基础的。这些书与文化部、文联的书被“革命”了，混杂在一处，交涉归还费了好大的力气，而且由于某些图书的实际归属存疑，许多明明是作协的书都没有物归原主，十分可惜。这期间我们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比如我们有多少张作家的书桌，都是用此名义收集的。后来部分拿到香港去展览过)。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平展，这项服务于社会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成为我们后来的主要业务内容。这时的具体领导成员除罗荪、李枫之外，又增添了杨犁。杨犁后来做了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三位和全体筹委会成员，现在都已辞世，他们对文学馆是有功绩的。
到了1985年初，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词。在大门口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力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经捐出15万元(不要忘掉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还请他看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版本的特殊性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七本的“七”字。另有鲁迅、郑振铎合作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本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似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帮助，他还在取书时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8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就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造成交接周期稍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顶真、严厉，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阁、赵家璧、魏绍昌，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虽然巴老再三把他的车子让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的房子里，还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李凖为第二任馆长，舒乙为常务副馆长，我做助手(周明到馆时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巴老反复交代，乘老作家许多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 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鲜明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岂止“等身”，摞起来竟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他们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19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格风中文留声机片，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文人的离世，弥足珍贵了。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去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至今难于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文库30多个，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就与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座谈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人，回忆起这个“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现在继续补贴，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我还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在这个文学馆与学会合编的刊物编辑部，也工作了整整23年。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发挥我们民间团体的弹性，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学者，从日本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到上海的“左联”研究专家丁景唐老，到馆讲演。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有些气候。
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十五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为古建筑再好，是人家的，而且它有一万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是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都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芍药居的菜地，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作协和馆里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的10月，我们搬进了明亮的有朝气的文学馆。文学气味浓厚的馆舍环境，多彩的藏品，管理的提高(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展现了新的面貌，不仅仅是拥有巴金的手印门把、现代文学的玻璃彩画、壁画、作家签名巨瓶，“大师展”、“通史展”等而已。我觉得即使“文库展”一项，其展出的形式和内涵，在国内外也是独有的。便是大门一侧熊秉明别出一格的鲁迅塑像，试想熊秉明既是美术家又是哲学家，是熊庆来之子，又是杨振宁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以80高龄跨山越海来为这尊鲁迅半脸铜像亲手焊接，这该有多少文化含量，该有多少故事好讲。新馆的展览、讲演、收藏都上了新的台阶。唐弢五万册极珍贵的藏书，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唐弢文库”的建立，标志着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的收藏大体齐全了。
这样一个挂一漏万的回顾，十足令我感慨无限。近三十年的文学馆历史几乎就是我的半生，但她的路比我们个人生命要长。在陈建功第四任馆长的带领下，有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周吉宜各位的辅佐，文学馆的前景当会更形明朗。依靠着老一代作家及其家属的慷慨捐助，虽打下了馆藏的基础，可“当代文学”50年已成历史，今后收集资料的任务并不轻，正是任重而道远。经费虽然有了国家的保障，但征集文物日益进入文化市场，大概也很难高枕无忧。文学馆的“硬件”已经相当好了，现正在建设二、三期工程，好上加好，是使人振奋的。所以每当回馆一次，看到新的房舍又节节拔高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在心底说一声：文学馆，愿你日久弥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