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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不仅拓宽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 并且丰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斯皮瓦克;属下;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
印度裔美国女学者盖娅特里·斯皮瓦克是当今著名后殖民批评家，其批评被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原因在于她既是后殖民批评家，又是女性主义者;她的理论批评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又反对男权中心话语。她的“属下”研究将性别视角引进了后殖民批评，把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性别的视角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在斯皮瓦克看来，妇女和第三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凝视下，东方被建构成了一个与真实截然不同的东方，成为了一个被西方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来建构的虚幻想象，这种想象体现了帝国对他者的控制和虚构，是其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同样，在男权主义权力话语下女性亦被剥夺了表达自我的能力，成为沉默的、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与白人男性的主体地位相比，后殖民地和女性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是不能发声的他者。基于此，二者寻找到了对话与联合的契合点，共同向西方霸权话语发起挑战。两种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
斯皮瓦克采用“属下”一词指代依附于殖民宗主国的第三世界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属下”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狱中杂记》首次提出，用于指代缺乏自主性、没有权利的人群和阶层，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左翼英国历史学家改造，经印度属下阶层小组开发，再由斯皮瓦克最终定型。她在其卓富影响力的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分析道，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过程中，性别的差异被加倍地抹去了，她充分分析了属下女性阶层的困境，指出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承受着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失语的群体。因此，第三世界的女性受到西方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理论，其主题是反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西方的霸权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与此同时，她还质疑欧洲中心主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所宣扬的普适性，指出其忽略了女性间的种族、文化等差异，有意无意地与殖民主义合谋。
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斯皮瓦克以克里斯蒂瓦的《关于中国妇女》为例，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自恋。在她看来，作者以第一世界女性凝视的姿态将第三世界的女性作为一个“他者”，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刻画和叙事手法上扭曲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使作者可以借此抵消女性主义诉求中内含的威胁，使希望肯定西方优越性的读者乐于接受女性主义的诉求，从而西方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可以借此表述为如何使西方更像其自身的一种保守行为，而不是意欲重构西方的激进行动。在斯皮瓦克看来，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无视其他种族妇女的存在，将种族、地域、阶级等因素排除在女性主义视域之外，不自觉地表现了男权传统的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和文学中的属下女性已被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烙印，从而在西方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建构下，成为虚构和想象中的他者。
性别化的属下阶层作为斯皮瓦克的重要概念，对于更好地解读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至关重要;而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关键词，其对当今中国现实发展亦颇具价值。当今中国处在摆脱半殖民主义社会阴影的历史过程中，历史与现代的价值判断、东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孰优孰劣、是否要借助西方理论武器来取得东方的独立、能否从古代东方经典著作中寻求改革的依据等种种问题恰恰证明了一个事实：西方的殖民侵略是根深蒂固的，不仅仅是财富和物质的掠夺，甚至是文化上的渗透和移植，西方理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确立了在东方的主体地位，并且影响了每一个东方人，无论是精英主义分子还是普通属下阶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思维和生活，这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需要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Spivak， G. C.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 （1）， 1985.
[2]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an， 1988.
[3]Spivak， G. C.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Y and London： Rouledge， 1993.
[4]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 2002， （3）.
[5]陶家俊：《后殖民》，《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
【关键词】：斯皮瓦克;属下;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
印度裔美国女学者盖娅特里·斯皮瓦克是当今著名后殖民批评家，其批评被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原因在于她既是后殖民批评家，又是女性主义者;她的理论批评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又反对男权中心话语。她的“属下”研究将性别视角引进了后殖民批评，把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性别的视角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在斯皮瓦克看来，妇女和第三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凝视下，东方被建构成了一个与真实截然不同的东方，成为了一个被西方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来建构的虚幻想象，这种想象体现了帝国对他者的控制和虚构，是其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同样，在男权主义权力话语下女性亦被剥夺了表达自我的能力，成为沉默的、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与白人男性的主体地位相比，后殖民地和女性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是不能发声的他者。基于此，二者寻找到了对话与联合的契合点，共同向西方霸权话语发起挑战。两种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
斯皮瓦克采用“属下”一词指代依附于殖民宗主国的第三世界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属下”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狱中杂记》首次提出，用于指代缺乏自主性、没有权利的人群和阶层，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左翼英国历史学家改造，经印度属下阶层小组开发，再由斯皮瓦克最终定型。她在其卓富影响力的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分析道，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过程中，性别的差异被加倍地抹去了，她充分分析了属下女性阶层的困境，指出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承受着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失语的群体。因此，第三世界的女性受到西方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理论，其主题是反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西方的霸权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与此同时，她还质疑欧洲中心主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所宣扬的普适性，指出其忽略了女性间的种族、文化等差异，有意无意地与殖民主义合谋。
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斯皮瓦克以克里斯蒂瓦的《关于中国妇女》为例，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自恋。在她看来，作者以第一世界女性凝视的姿态将第三世界的女性作为一个“他者”，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刻画和叙事手法上扭曲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使作者可以借此抵消女性主义诉求中内含的威胁，使希望肯定西方优越性的读者乐于接受女性主义的诉求，从而西方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可以借此表述为如何使西方更像其自身的一种保守行为，而不是意欲重构西方的激进行动。在斯皮瓦克看来，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无视其他种族妇女的存在，将种族、地域、阶级等因素排除在女性主义视域之外，不自觉地表现了男权传统的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和文学中的属下女性已被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烙印，从而在西方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建构下，成为虚构和想象中的他者。
性别化的属下阶层作为斯皮瓦克的重要概念，对于更好地解读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至关重要;而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关键词，其对当今中国现实发展亦颇具价值。当今中国处在摆脱半殖民主义社会阴影的历史过程中，历史与现代的价值判断、东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孰优孰劣、是否要借助西方理论武器来取得东方的独立、能否从古代东方经典著作中寻求改革的依据等种种问题恰恰证明了一个事实：西方的殖民侵略是根深蒂固的，不仅仅是财富和物质的掠夺，甚至是文化上的渗透和移植，西方理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确立了在东方的主体地位，并且影响了每一个东方人，无论是精英主义分子还是普通属下阶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思维和生活，这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需要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Spivak， G. C.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 （1）， 1985.
[2]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an， 1988.
[3]Spivak， G. C.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Y and London： Rouledge， 1993.
[4]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 2002， （3）.
[5]陶家俊：《后殖民》，《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