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采访：《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李勇、孙春龙
整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实习生张一洁
谢晋对陈忠实说：老陈，当初要是你把《白鹿原》给我，电影早出来了
听陈忠实说话，就知道他是西北汉子。他不会客套，几乎不用形容词，说话简单直白。偶然一两句的玩笑话，也会逗乐在座的所有人。
在说到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掠夺式开发资源时，他冒出一句：钱都让能人拿走了，把烂摊子留给放羊的。
他过去喜欢抽巴山雪茄，现在这种雪茄停产了，他就改抽安徽产的另外一个牌子。别人送他一盒古巴雪茄，他点了一支，抱怨说：这个“抽不动”。
他似乎是个能够享受沉默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很少主动挑起话题。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就用手在桌布上划字。
西安美院旁边一个叫做荞麦园的风味餐馆是陈忠实时常坐坐的地方。那里的陕北琴师把陈忠实编进了说唱大鼓里：写书的吃了烩麻什，将来赛过陈忠实，画画的吃了香酥鸡，以后就超过刘文西……陈忠实听了，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闪过憨厚的一笑。
5月31日，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终于在北京拉开大幕。演出持续到7月初，但这一名著的电影和电视剧还迟迟不见动静。
在上海华山路《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里，抽空来做客的陈忠实提起了当天碰到谢晋的情景。谢晋对他说：老陈，当初要是你把《白鹿原》给我，电影早都出来了。可你非要给吴天明。说这话的时候，陈忠实一脸平静。
临别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说一句体现生活感悟的留言。陈忠实一边走一边说：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夹生了。
惟一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
据记载，白鹿原在周代时就有了。小说《白鹿原》给真实的白鹿原带来的好处，是让一个古老的、在人家记忆中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复活了。现在到白鹿原旅游的人也多了，还有人抢注白鹿原商标。南方有个省注册了一个野菜，也叫白鹿原。
这本书，我惟一自信的、心里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我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霸桥区只有一个复印机。我小说写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个朋友假公济私，帮忙给我复印。他复印了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雁塔区政府一个朋友帮忙的。为什么要复印，因为过几天编辑要把书稿拿走，万一弄丢了，我就不得活了。
当时陕西几个评论家知道我写完了，都很关注，把书稿传得一两个月还传不回来。最后我找到刘建军家里，很奇怪，床头摆了一部分，卫生间也摆了一部分。刘教授很过意不去，说不怕难为情，连上卫生间都要看。
《白鹿原》后，我对写长篇小说的欲望和兴趣一下子降下来了，再提升不起来了。这个现像我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就是写点有兴趣的文章，写序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我有一个观点，作家不应该淡泊名利，而应该创造更大的利润和影响。但这有一个前提，是以正常的创作途径，而不应该用一些非文学手段来获得文学的名利。
人们现在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用非文学的手段去制造名气。任何非文学的手段，达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隐私的极端的方式炒作，刚兴起的时候，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负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学始终在边缘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化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性的猎奇性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像，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的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作“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像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像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 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像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上，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影响力，但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的过程。你既难揠苗助长，也不能靠炒作去催发。我们能做的是，按文学规律来促进青年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我当过官，当过最低层一级政府的小官，是上世纪70年代称作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副主任、副书记，前后干了有10年。后来有三四年在区上的文化局当过副局长，这都是实际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体验，对那个时代农民生存形态的了解，就是这20年印像最深刻(此前在乡村中小学6年)，那不同于作家兼职体验生活。
很实际地说，解放前的农村我不太了解，但现在的农村起码是解放后最好的发展状态。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普遍盖起了新房子。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一直没能完全解决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饥饿这个阴影始终没有从中国农民心里解除过。土地下户以后，一年就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说来是很神奇了。
我们现在说农村的差距是相对城市而言，我们的农业人口基数和少得可怜的土地决定了这种现实。我现在想，任何国家都很难有什么好办法能很快解决这个差距，这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农村的发展前景我不敢说，我也没法想像。离开农业人口多和土地越来越少这个现实，光凭想像有什么意思?现实就在那里，怎么能假如它不存在呢?空想是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我充分意识到，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削减，城市人口增加，还有商业快速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当是希望所在。这不会是简单的过程，不可能快。
我惟一能够期待的就是，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纳人行政的法制化管理。已经打了工的工钱，一定要保证给到农民手里头。现在不给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连周扒皮都不如。这一点政府应该做到，把它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如果政府连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是对农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不负责任。
交朋友，不交铁哥
我多年来过年基本不出门。节假期间看哪天家里没人来，就到原上看老舅，只走这一门亲戚。大年三十下午，肯定要回一趟老家。我哥还在老家住。我的一院房常年锁着门。大年三十下午回去把院子清扫一下，按我们的传统风俗，放一长串炮，用炮声把在这个房子生活过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招回来，昭示他们过年了，你们回家吧。
过年最愉快的是三十晚上，在西安的家里，全家人都聚到一块，说说话。孙子放炮我也跟着，很愉快的感觉。前几年还自己写写对联，给农村老家的大门上贴，后来有一年三十下午贴好，大年初一早上就给人揭跑了。揭的还很完整。邻居说可能三十下午贴的糨糊还没干，就被谁给揭了。后来这几年都是我哥给我写，没人揭了。
我不会上网。手机会用来收短信，但自己不会发。
我有好多朋友，却没有铁哥，也不要铁哥。我的理解里，铁哥往往都带有某些狭隘利益搅和在一块。大家都是朋友，接触多点或少点没有关系。朋友怎么亲近都可以，但亲近不是铁哥。“铁哥”在我的印像里，是不管坏事好事都兜上揽上，这个有损于朋友的含义。
我的朋友其实很少有我这种性格，我交了各种性格的人。我交友不选择性格。爱说还是不爱说，严谨或者开朗，我不选择这些。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是诚实。不管思想观点艺术见解差异多大，都可以交流。接受不了不要紧，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致的，但可以互相倾听，互相了解。作为朋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信赖，是真诚。
譬如说已经去世的西北大学老师蒙万夫，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朋友。在我的创作发展历程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比较关注，常给我一些理解文学和创作的有益的启示。我们从没有在一块为了某种利益，要去设计一个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我们的友谊完全限定在对于创作的理解上。
整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实习生张一洁
谢晋对陈忠实说：老陈，当初要是你把《白鹿原》给我，电影早出来了
听陈忠实说话，就知道他是西北汉子。他不会客套，几乎不用形容词，说话简单直白。偶然一两句的玩笑话，也会逗乐在座的所有人。
在说到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掠夺式开发资源时，他冒出一句：钱都让能人拿走了，把烂摊子留给放羊的。
他过去喜欢抽巴山雪茄，现在这种雪茄停产了，他就改抽安徽产的另外一个牌子。别人送他一盒古巴雪茄，他点了一支，抱怨说：这个“抽不动”。
他似乎是个能够享受沉默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很少主动挑起话题。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就用手在桌布上划字。
西安美院旁边一个叫做荞麦园的风味餐馆是陈忠实时常坐坐的地方。那里的陕北琴师把陈忠实编进了说唱大鼓里：写书的吃了烩麻什，将来赛过陈忠实，画画的吃了香酥鸡，以后就超过刘文西……陈忠实听了，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闪过憨厚的一笑。
5月31日，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终于在北京拉开大幕。演出持续到7月初，但这一名著的电影和电视剧还迟迟不见动静。
在上海华山路《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里，抽空来做客的陈忠实提起了当天碰到谢晋的情景。谢晋对他说：老陈，当初要是你把《白鹿原》给我，电影早都出来了。可你非要给吴天明。说这话的时候，陈忠实一脸平静。
临别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说一句体现生活感悟的留言。陈忠实一边走一边说：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夹生了。
惟一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
据记载，白鹿原在周代时就有了。小说《白鹿原》给真实的白鹿原带来的好处，是让一个古老的、在人家记忆中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复活了。现在到白鹿原旅游的人也多了，还有人抢注白鹿原商标。南方有个省注册了一个野菜，也叫白鹿原。
这本书，我惟一自信的、心里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我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霸桥区只有一个复印机。我小说写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个朋友假公济私，帮忙给我复印。他复印了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雁塔区政府一个朋友帮忙的。为什么要复印，因为过几天编辑要把书稿拿走，万一弄丢了，我就不得活了。
当时陕西几个评论家知道我写完了，都很关注，把书稿传得一两个月还传不回来。最后我找到刘建军家里，很奇怪，床头摆了一部分，卫生间也摆了一部分。刘教授很过意不去，说不怕难为情，连上卫生间都要看。
《白鹿原》后，我对写长篇小说的欲望和兴趣一下子降下来了，再提升不起来了。这个现像我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就是写点有兴趣的文章，写序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我有一个观点，作家不应该淡泊名利，而应该创造更大的利润和影响。但这有一个前提，是以正常的创作途径，而不应该用一些非文学手段来获得文学的名利。
人们现在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用非文学的手段去制造名气。任何非文学的手段，达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隐私的极端的方式炒作，刚兴起的时候，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负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学始终在边缘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化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性的猎奇性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像，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的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作“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像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像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 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像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上，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影响力，但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的过程。你既难揠苗助长，也不能靠炒作去催发。我们能做的是，按文学规律来促进青年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我当过官，当过最低层一级政府的小官，是上世纪70年代称作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副主任、副书记，前后干了有10年。后来有三四年在区上的文化局当过副局长，这都是实际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体验，对那个时代农民生存形态的了解，就是这20年印像最深刻(此前在乡村中小学6年)，那不同于作家兼职体验生活。
很实际地说，解放前的农村我不太了解，但现在的农村起码是解放后最好的发展状态。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普遍盖起了新房子。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一直没能完全解决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饥饿这个阴影始终没有从中国农民心里解除过。土地下户以后，一年就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说来是很神奇了。
我们现在说农村的差距是相对城市而言，我们的农业人口基数和少得可怜的土地决定了这种现实。我现在想，任何国家都很难有什么好办法能很快解决这个差距，这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农村的发展前景我不敢说，我也没法想像。离开农业人口多和土地越来越少这个现实，光凭想像有什么意思?现实就在那里，怎么能假如它不存在呢?空想是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我充分意识到，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削减，城市人口增加，还有商业快速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当是希望所在。这不会是简单的过程，不可能快。
我惟一能够期待的就是，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纳人行政的法制化管理。已经打了工的工钱，一定要保证给到农民手里头。现在不给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连周扒皮都不如。这一点政府应该做到，把它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如果政府连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是对农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不负责任。
交朋友，不交铁哥
我多年来过年基本不出门。节假期间看哪天家里没人来，就到原上看老舅，只走这一门亲戚。大年三十下午，肯定要回一趟老家。我哥还在老家住。我的一院房常年锁着门。大年三十下午回去把院子清扫一下，按我们的传统风俗，放一长串炮，用炮声把在这个房子生活过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招回来，昭示他们过年了，你们回家吧。
过年最愉快的是三十晚上，在西安的家里，全家人都聚到一块，说说话。孙子放炮我也跟着，很愉快的感觉。前几年还自己写写对联，给农村老家的大门上贴，后来有一年三十下午贴好，大年初一早上就给人揭跑了。揭的还很完整。邻居说可能三十下午贴的糨糊还没干，就被谁给揭了。后来这几年都是我哥给我写，没人揭了。
我不会上网。手机会用来收短信，但自己不会发。
我有好多朋友，却没有铁哥，也不要铁哥。我的理解里，铁哥往往都带有某些狭隘利益搅和在一块。大家都是朋友，接触多点或少点没有关系。朋友怎么亲近都可以，但亲近不是铁哥。“铁哥”在我的印像里，是不管坏事好事都兜上揽上，这个有损于朋友的含义。
我的朋友其实很少有我这种性格，我交了各种性格的人。我交友不选择性格。爱说还是不爱说，严谨或者开朗，我不选择这些。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是诚实。不管思想观点艺术见解差异多大，都可以交流。接受不了不要紧，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致的，但可以互相倾听，互相了解。作为朋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信赖，是真诚。
譬如说已经去世的西北大学老师蒙万夫，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朋友。在我的创作发展历程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比较关注，常给我一些理解文学和创作的有益的启示。我们从没有在一块为了某种利益，要去设计一个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我们的友谊完全限定在对于创作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