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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国民党立法委员】
1956年以后，中共中央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早晚。”中央还致信台湾蒋介石，情真意切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和办法。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大陆打探虚实，以便回旋。
毛泽东向蒋介石频投橄榄枝
随着抗美援朝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想借共产党深陷朝鲜战争机会第一次“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在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势下，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而美台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暴露。台湾岛内相继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加上美国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台美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后来发生的刘自然事件，导致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捣毁了美驻台“大使馆”，反美怒潮迅速蔓延台湾岛。据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3月，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开始进行重大的调整。同年6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面对大陆伸出的和平之手，蒋介石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他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蒋介石常说，他倒霉就倒霉在国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名词让蒋介石不寒而栗。
尽管蒋介石依旧痴迷于“反攻大陆”的美梦，对大陆的袭扰更是变本加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为什么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
宋宜山到大陆磋商国共合作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呼吁，蒋介石虽再三宣称“中共的和谈呼吁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并疯狂叫嚣“台湾绝不会妥协，坚决反共到底”，要“反攻复国”、“扫除共产主义”，但私下里，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有所考虑。
蒋介石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希望，而中美在华沙的谈判又令他大为恼火。美国人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中共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呢？蒋介石越想心里越不安，于是决定探探中共的底细。
1957年初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把许孝炎从香港召回台北问话。许孝炎名为《香港时报》负责人，实则是台湾当局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
“你对中共最近这段时间的和谈宣传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开门见山。
许孝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以为这正如总统所说，是中共的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我们已经在报上给予了揭露和批驳，提醒国人勿为中共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这只是一方面。”蒋介石说，“我打算派人去北京走一趟。”许孝炎大吃一惊，不知“老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何在，我们就难以针锋相对地制定出对策。与其在此猜测推断，不如派人去北京实际了解一下。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反共的国策有所改变，而是我们与中共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许孝炎依然一头雾水，想不通蒋介石何以把自己召来商议此事。
“我考虑去大陆的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如此即使泄漏出来，也不会授人以柄。所以，这个人要在海外选择。这个人不能在政府里挂有职务，但又必须是忠于国家的，而且能为中共所接纳。你对海外的人士比较熟悉，看看派谁去合适？”蒋介石又向许孝炎发问了。
直到这时，许孝炎才恍然大悟，弄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提出了3个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好，你立即与他们联系，最后把确定的具体人选报来。事情要秘密进行。”
许孝炎回到香港，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童冠贤拒绝这一使命，而陈克文和宋宜山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蒋介石拍板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党校，是蒋介石的学生。后被国民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宋宜山去执行这一特殊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宜山对党国特别是对蒋介石忠贞不贰；其次，宋宜山身份比较灵活，官职较轻。另外，宋宜山的胞弟、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万一被外界发现，可说是去探亲；最后，宋宜山与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章士钊等同为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被国民党搁置香港
这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秘密抵达北京。宋宜山的到来，无疑给和平解放台湾带来希望。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了他。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
会谈中，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并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在京期间，中共中央除安排宋宜山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外，还特意安排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宋希濂。从宋希濂身上，宋宜山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当时，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右斗争也尚未展开，整个政治气氛、社会面貌都显得生机勃勃，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两个星期后，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长达1.5万余字的报告中，宋宜山除详细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提议外，还着意描写了沿途及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包括农村丰收在望、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市场供应无缺的大好景象。
最后，宋宜山大胆陈词：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攻复国”，似已无望。他还在报告结尾写道：应该响应中共的意图。同时转交周恩来赠送的茅台酒、中华烟等礼物。
报告送上去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他就猛地往桌子上一摔，大骂：“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蒋介石当即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留在香港算了，以后“立法委员”的薪水会按时寄去。
宋宜山作为国共和谈的秘密使者，从此被国民党搁置香港，也未能再到大陆。1973年，他和另外3个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章士钊的追悼会，就被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附共”之罪名撤销“立法委员”职务和薪饷。他为促进国共和谈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虽然不为台湾国民党所重视，却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良好评价。他的这一作为无疑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人民利益。
（摘自新华网，王乐飞/文）
1956年以后，中共中央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早晚。”中央还致信台湾蒋介石，情真意切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和办法。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大陆打探虚实，以便回旋。
毛泽东向蒋介石频投橄榄枝
随着抗美援朝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想借共产党深陷朝鲜战争机会第一次“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在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势下，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而美台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暴露。台湾岛内相继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加上美国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台美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后来发生的刘自然事件，导致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捣毁了美驻台“大使馆”，反美怒潮迅速蔓延台湾岛。据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3月，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开始进行重大的调整。同年6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面对大陆伸出的和平之手，蒋介石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他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蒋介石常说，他倒霉就倒霉在国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名词让蒋介石不寒而栗。
尽管蒋介石依旧痴迷于“反攻大陆”的美梦，对大陆的袭扰更是变本加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为什么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
宋宜山到大陆磋商国共合作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呼吁，蒋介石虽再三宣称“中共的和谈呼吁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并疯狂叫嚣“台湾绝不会妥协，坚决反共到底”，要“反攻复国”、“扫除共产主义”，但私下里，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有所考虑。
蒋介石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希望，而中美在华沙的谈判又令他大为恼火。美国人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中共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呢？蒋介石越想心里越不安，于是决定探探中共的底细。
1957年初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把许孝炎从香港召回台北问话。许孝炎名为《香港时报》负责人，实则是台湾当局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
“你对中共最近这段时间的和谈宣传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开门见山。
许孝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以为这正如总统所说，是中共的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我们已经在报上给予了揭露和批驳，提醒国人勿为中共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这只是一方面。”蒋介石说，“我打算派人去北京走一趟。”许孝炎大吃一惊，不知“老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何在，我们就难以针锋相对地制定出对策。与其在此猜测推断，不如派人去北京实际了解一下。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反共的国策有所改变，而是我们与中共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许孝炎依然一头雾水，想不通蒋介石何以把自己召来商议此事。
“我考虑去大陆的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如此即使泄漏出来，也不会授人以柄。所以，这个人要在海外选择。这个人不能在政府里挂有职务，但又必须是忠于国家的，而且能为中共所接纳。你对海外的人士比较熟悉，看看派谁去合适？”蒋介石又向许孝炎发问了。
直到这时，许孝炎才恍然大悟，弄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提出了3个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好，你立即与他们联系，最后把确定的具体人选报来。事情要秘密进行。”
许孝炎回到香港，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童冠贤拒绝这一使命，而陈克文和宋宜山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蒋介石拍板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党校，是蒋介石的学生。后被国民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宋宜山去执行这一特殊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宜山对党国特别是对蒋介石忠贞不贰；其次，宋宜山身份比较灵活，官职较轻。另外，宋宜山的胞弟、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万一被外界发现，可说是去探亲；最后，宋宜山与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章士钊等同为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被国民党搁置香港
这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秘密抵达北京。宋宜山的到来，无疑给和平解放台湾带来希望。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了他。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
会谈中，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并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在京期间，中共中央除安排宋宜山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外，还特意安排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宋希濂。从宋希濂身上，宋宜山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当时，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右斗争也尚未展开，整个政治气氛、社会面貌都显得生机勃勃，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两个星期后，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长达1.5万余字的报告中，宋宜山除详细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提议外，还着意描写了沿途及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包括农村丰收在望、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市场供应无缺的大好景象。
最后，宋宜山大胆陈词：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攻复国”，似已无望。他还在报告结尾写道：应该响应中共的意图。同时转交周恩来赠送的茅台酒、中华烟等礼物。
报告送上去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他就猛地往桌子上一摔，大骂：“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蒋介石当即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留在香港算了，以后“立法委员”的薪水会按时寄去。
宋宜山作为国共和谈的秘密使者，从此被国民党搁置香港，也未能再到大陆。1973年，他和另外3个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章士钊的追悼会，就被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附共”之罪名撤销“立法委员”职务和薪饷。他为促进国共和谈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虽然不为台湾国民党所重视，却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良好评价。他的这一作为无疑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人民利益。
（摘自新华网，王乐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