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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创意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其相关审美在现实展开中关乎三个维度：一是文化创意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二是文化创意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关系；三是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研究的关系。在当今大审美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作为一种产业形态，它的经济功能被过度强化，以至于在文化创意审美中造成经济价值至上而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不足；注重满足感性审美欲求而精神审美被弱化；审美想象力与原创力匮乏，而美学理论批判不到位等繁杂现象。这三个维度的深层研究，不仅可以推动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的有效介入，促使文化创意实现美学提升，以发挥其培育和提升大众审美素养的应有作用，而且有助于美学理论实现有效拓展。
关键词：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审美活动；审美经济；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0—06
“文化创意”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98年正式使用“文化创意产业”一词中提出的。而“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崛起，消费日趋审美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来的，它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工业”。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视为文化工业的转型与升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曾预言将出现一种“体验工业”：“大部分‘文化工业’致力于创造和上演特殊心理体验。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以艺术为基础的‘体验工业’，都方兴未艾。娱乐活动也如此，大批娱乐场所、教育机构，还有某些精神病治疗机构，都参与可称为生产体验的活动”①，而文化创意产业何尝不就是“以艺术为基础”、注重审美体验呢？换言之，当下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全可以视为托夫勒所预言的“体验工业”，而“重体验”的要求也赋予了文化创意以内在的审美冲动。
与文化工业时期文化产品之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尖锐对立不同，文化创意中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对立程度趋于缓和、甚至相互依存。同时，由于现代消费的飞速发展，美感、审美趣味等已经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旨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审美需求的生产方式，不应再局限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理应更为注重审美价值的塑造、审美趣味的满足和培养，更为注重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等。
那么，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它要在大审美经济中获得蓬勃发展，便需要从三个维度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意相关的审美问题：首先是内在层面，即文化创意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其次是外在层面，即文化创意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对接；最后是理论层面，即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的互动。而当前文化创意在发展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中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影视创意中作品在银幕与荧屏之间的转换、高新技术运用与内容创新的融合，等等，恰恰是这三个维度所要关注的问题。可见，能否有效深化文化创意审美三个维度的研究，将直接影响文化创意的发展。
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化创意，是以生产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为目的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需要充分发挥创意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等，借以实现对感性“最辉煌”、“最灿烂”的呈现，最终凭借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来实现功利性的经济利益追求。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文化创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三种规律：一是美的规律，文化创意要凭借审美创造力给予创意以美的形式和内容，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并满足其感官与精神的双重审美需求，就必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二是文化规律，文化创意以文化素材作为创意的基础，以创造新文化产品作为目的，是一种文化行为，只有遵循文化规律才能恰当运用文化素材、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等，进而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并推动文化发展；三是经济规律，文化创意向现实形态的转换及产业化发展，直接受到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依据经济规律进行投资、生产与营销等以谋求利润最大化。
相应地，遵循美的规律，可使文化创意拥有积极丰富的审美价值；遵循文化规律，将赋予文化创意以较高的文化价值；遵循经济规律，便有助于提升与发掘创意自身的经济价值。对于优秀的文化创意而言，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三者是有机统一于一体的。但目前相当多的文化创意，因对文化创意发展规律缺乏充分认识与把握，以致在实践中出现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足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升与发展。概言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相辅相成，但审美价值处于核心性地位。文化创意，顾名思义，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文化价值乃是其内在属性。基于此，人们给予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以较高地位，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教授贾斯汀·奥康纳认为，在“创意产业”中“文化价值是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基石”②。这一论断虽然强调了文化价值之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审美价值的地位与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审美需求已经成为人们寻求满足的重点所在。诚如托夫勒所预判的：“由于消费者对基本物质的需求日益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经济力量转向满足消费者对美和气派、个人爱好和感官享受等方面变化无常、五花八门和因人而异的需要。制造部门将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有意识地设计心理优势和心理满足。”③文化创意之所以能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获得产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其审美形式与内容能够给人们的感官、情感、心理等带来愉悦的体验，其审美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多元化审美需求。而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更为注重的是文化产品带给人们的文化体验，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在相应创意门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审美价值才是文化创意的核心性价值。但这并非要贬低或否定文化价值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事实上，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文化创意中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以优秀创意产品的形式为例，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往往要选择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文化符号为基础，熔铸成为创意的现实形态，从而赋予创意以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审美形式；而这种审美形式由于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还依托人们对审美形式的接受进而推动了形式元素中潜藏的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二，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基础。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大众认可接受的结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客观上就是文化创意产品潜在经济价值向现实经济效益的转化。换言之，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是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而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也的确在两个根本层面决定着经济价值的现实转化。
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综合影响着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而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越高，其对大众获得感官、情感、心理、文化、精神等需要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就会得到大众更高程度的认可，促使他们进行相应创意的直接消费甚至是持续消费，创意的经济价值自然就越高。反之，创意产品无法满足大众对产品消费的多元期待，其经济价值自然就越小。但由于文化消费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在其经济价值转化中的影响并不均衡，这就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化产品依然可以发掘出较大的经济价值等现象。如《变形金刚》、《星际迷航》等好莱坞电影，内容中并无深刻、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它们通过高新技术所打造的令人震撼的视听效果，但它们却凭借着对视听感官审美需求的满足而赚取了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可接受性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文化创意潜在消费群体的性别、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共同形成了他们对文化创意审美的前理解，进而影响到对文化创意审美的接受。而文化创意，受创意主体的审美观念与文化观念、创意素材的文化特质等的制约，又必然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美学与文化特征，展现出相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那么，文化创意能否在审美与文化方面彰显独特性的同时拥有较大的共通性，赢得更大范围内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将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如同是“木兰从军”的素材，国内所打造的影视动漫类创意产品却难以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跨文化传播，而美国的动漫电影《花木兰》却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电影市场。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在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赋予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文化创意在异域文化中传播的障碍程度与超越难度。
第三，文化创意潜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是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提升的现实动因。在经济利润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文化创意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而其前提则是作为潜在经济价值基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提高及其可接受性的增强。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过程中，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和文化规律：在准确把握当代审美风尚、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评估文化创意素材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及其与当代审美趣味、文化取向对接的可能性，并充分发挥以审美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创造力，赋予文化创意具有时代特征并为时代所认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文化创意不仅要在创意形式上能够满足当前大众对感官审美的追求，而且要在创意内容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审美追求，甚至于能够引导大众审美理想的提升。
文化创意，只有在实践中真正切实提升了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且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诉求，才能在当下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赢得主动位置。如果依靠迎合文化消费的某些趣味来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对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主动提升，最终结果自然是难以达到预期，甚至是直接为市场所淘汰。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内涵”——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创意”根本无从谈起；而没有“创意”的文化制造，生产的只能是文化垃圾。
二、文化创意审美与大众审美需求
有学者认为：“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物质价值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大力倡导和推动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物品与人品、现实与虚拟、生活与艺术、物质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经济提供物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一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审美互动与人格生成有机统一的经济。”④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得到一种愉悦的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寻求审美、文化、心理的满足。那么，无论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着眼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创意产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与大众日益多元、日趋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不断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文化创意要实现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就必须在遵循美的规律、文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认清人才、技术、文化资源和资本这四大基本要素在文化创意审美创造与提升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促使它们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文化创意人才的审美素养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审美素养的优秀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审美根本无从谈起。文化创意人才敏锐的审美发现力，有助于发现内涵丰富、价值较高、有现实转化空间的创意素材，为创造优秀创意奠定素材基础；丰富的审美想象力是审美创造力的核心，缺乏想象力的创意作品将会苍白无力、毫无美感可言，根本无法吸引并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良好的审美传达力则影响着优秀的内容创意能否诉诸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而审美发现力、想象力、创造力与传达力等的高低，均受制于文化创意人才自身的综合审美素养水平。由于高水平创意人才匮乏，当前国内文化创意整体审美水平不高，以至于拥有巨大创意开发空间的素材被忽视，如河南南阳侏罗纪恐龙蛋化石发现后，在国内影视领域并未受到关注，好莱坞创意人才却借机演绎出电影《侏罗纪公园》；或是面对价值内涵丰富的素材难以创造出优秀的原创创意，如由于缺乏高超的审美想象力，功夫与熊猫两个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国内始终处于平行状态，而好莱坞却以超凡的审美想象力对二者进行创意组合，演绎出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或是局限于创意的低水平开发、重复开发，如2013年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创意中《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偶像》的撞车便是明证，等等。
其次，文化创意技术的持续革新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能够促使文化创意审美在内容、形式与载体三个层面与日趋提升的大众审美需求相对接。从内容来看，电脑合成、特效等高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内容创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创新力，如电影《阿凡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赚取高额票房，根本原因在于成功运用3D技术而打造出的影像奇观和视听盛宴，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视听感官审美欲求。从形式来看，高新技术催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创意形式，自然也造就了全新的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如新媒体艺术、数字影像艺术、大型实景演出等，形成了全新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等。从载体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视等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审美传播的新平台，既加快了文化创意的传播速度又拓宽了文化创意的传播范围，从而赋予文化创意审美以日常性、生活性甚至即时性。但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创意审美的提升而言，高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创意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手段与能力，又容易陷入迎合受众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逐而忽视应有的内容创意。对此，叶朗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产品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例如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晰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⑤ 再次，文化创意素材的丰富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由于文化创意的素材主要是非物质性文化资源，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又具有“非专属性”，那么，文化创意主体只要具有相应的创意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文化素材。以好莱坞为例，近年来之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代替开发，便是如此。但由于大多创意主体受自身文化素养、价值观念、资源熟悉程度等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做到所有的资源都为其所用，主要使用的创意素材依然大多是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系统内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高水平创意人才紧缺，原创性优秀创意匮乏的当下，文化创意所拥有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了文化创意审美的水平。以我国当前文化创意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有些直接以经典小说、经典剧本以及民间故事等为蓝本进行转化开发，如对“赵氏孤儿”以电影、歌剧、话剧、戏剧、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所进行的创意改编；有些依托著名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进行现代演绎，如电影《孔子》；还有些是利用知名文化资源符号进行整合创意，如动漫《少林海宝》、《十二生肖》等。
最后，文化创意资金的充裕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保障性因素。培养和招揽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获取原创性创意的知识产权，持续革新文化创意的技术手段等，都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据报道，卡梅隆为在《阿凡达》中制造出影像奇观，采用3D技术的费用便高达5亿美元；张艺谋团队为打造出如梦如幻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再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整个项目投资7000多万元，每场演出成本也高达3万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高额投资就必然带来创意审美效果的大幅提升，《关云长》、《战国》、《画壁》、《金陵十三钗》等所谓的“巨资大片”，在明星效应、技术运用、营销炒作等方面虽花费颇高，但由于缺乏优秀的内容创意，不能满足多元的精神审美需求，出现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结果自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则又会对创意审美的提升产生直接阻力。以当前火爆的动漫市场为例，优质精美的动漫画面仅制作费用每分钟就达到1万多元，很多动漫企业因为无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而放弃使用高新技术，结果动漫产品往往由于画面粗糙、视听效果不佳等原因而被拒播。充裕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实现审美全方位提升的现实保障。
文化创意审美在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过程中，除了发挥创意人才、技术手段、素材资源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以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外，还必须对大众审美需求在当下所呈现出的娱乐性、多元性、层级性与精神性等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对当前的审美时尚和审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预判，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方向。但是，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方向，决不能停留在如何满足受众之注重视听快感、强调“身体性”参与的感性审美欲求层面，而应以满足并引导大众的精神性审美需求和提升大众综合审美素养为目标，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对此，叶朗先生给予了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有一个娱乐消遣的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的人性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⑥
三、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受文化创意审美的强力推动，当下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审美进一步泛化；艺术与文化、生活之间的界限日趋消融；技术在审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等等。同时，文化创意审美自身亦暴露出审美想象力匮乏、形式审美与内容审美失衡、审美价值弱化、审美趣味世俗化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审美实践在现实展开过程中，向美学学科提出了强烈的理论诉求，亟待美学理论的有效介入。但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在后现代文化消费境遇中却难以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所引发的美学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甚至处于缺位、失语状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僵化、滞后问题被充分暴露出来。而美学理论要实现当代发展，显然需要对文化创意审美的理论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如同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柯提斯·卡特在论及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时所言：“美学研究领域将随着艺术世界中的实践的变化，以及这种实践的所处的文化的变化而继续发展。为了反映和阐释在具体文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力量，理论的变化是必要的。”⑦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艺术实践的深刻变革，而且影响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发展状态，更是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美学理论也理应据此进行积极调整。而从理论维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二者乃是一种互动性的理论关联。就文化创意审美对美学理论研究的推动而言，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审美引发了当代审美实践的深层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对象的拓展。文化创意推动了景观美与环境美的发展，拓展了自然美的表现范围；文化创意凸显了民俗风情、节庆狂欢、休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丰富了社会美的内涵；传统的“美的艺术”借助文化创意获得审美再发现，影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成为大众化审美对象，拓宽了艺术美的表现领域；技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提升了美感在技术审美中的比重，完善了技术美的表现空间。二是审美观念的革新。文化创意对“感性形式”的无限拓展，致使“美”与“艺术”的边界被打破甚至消失；文化创意审美的经济功能，致使审美功利性被过度张扬；文化创意的大众化、娱乐化，则推动了“审美理想”的世俗化、多元化。三是审美活动的变革。审美参与感官由“视听”为主转向以“身体”去验；审美依托载体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传播媒介因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审美态度由超功利性转变为与功利性并存；审美趣味由个性化转变为与标准化、模式化并存；审美追求由强调精神审美转化为优先满足感官欲求。
第二，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阐释的有效性不足，彰显出研究的僵化与滞后。当代美学仍然是以现代美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美学的建构，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的现代文化作为背景的。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美学理论在现实境遇中的文化背景、艺术状况、传播媒介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情况下，丧失应有的理论阐释能力、批判能力与引导能力。如优美、崇高、荒诞等经典美学范畴，在后现代文化创意审美中，不仅无法对恶搞、媚俗等审美现象进行有效批判，反而遭到后现代文化的消解甚至重构；建立在视听审美感官基础上的审美心理理论，在数字审美、虚拟审美等新兴审美体验中必然阐释力不足。同时，文化创意审美发展所引发的审美对象、审美观念与审美活动变革，凸显出多个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泛化、艺术概念的敞开，引发了审美对象的内在规定性问题；文化创意自身超功利性与功利性的交融，在现实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审美的有无利害性问题；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谋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促使审美价值评估问题引发关注，等等。显然，在原有美学理论框架内，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答，美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严重滞后于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反过来，这必将促使美学理论研究进行调整与拓展。 第三，文化创意所引发的审美实践变革为美学理论拓展提供了契机。首先，审美对象的有效拓展，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转型。在文化创意的推动下，艺术向文化、向生活日趋敞开，新媒体艺术、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休闲娱乐、节庆狂欢等均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在先前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理论架构中，这些审美对象根本不具有纳入美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对此，韦尔施在《重构美学·序》中就明确认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⑧如果美学重回“感性学”的学科定位，赋予新媒体艺术等以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那么，这必将有力推动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发展。其次，审美活动的深层变革，有助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建构。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与艺术的泛化，要求对何谓“艺术”、何谓“感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厘清；文化创意的审美功利性问题，向审美无利害原则提出了挑战；文化创意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化、迟钝化等问题，凸显了消极审美价值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最后，创意审美的发展诉求，有助于新兴美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景观审美、民俗审美等新兴审美形式，受网络、景观规划、休闲旅游等创意产业形态的推动，亟须系统的美学理论进行介入与规范，从而为数字美学、网络美学、景观美学、休闲美学等新理论的建构提供动力。
受文化创意审美蓬勃发展的推动，当代美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新成果、新进展，必然会打破先前美学理论介入文化创意审美时所陷入的“失语”困境，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进行强有力的理论回应。换言之，植根于文化创意审美实践的当代美学重构，将促使美学理论在文化创意审美发展中充分发挥出理论的批判、支撑与引导功能。（1）理论批判功能：通过对植根于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媚世、先锋、惊悚等审美范畴的建构，通过对文化创意标准化、模式化、普泛化等所形成的消极审美价值的研究，对文化创意中存在的“低俗、庸俗、媚俗”等现象进行深度批判，促使文化创意审美由对大众审美趣味的过度迎合转向注重自身审美品格的规范与提升。（2）理论支撑功能：审美心理、审美价值与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理论的重构，将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基础性支持。以美育理论为例，美学研究疆域向身体、新媒体艺术、城市景观等的有效拓展，势必为审美教育革新教育媒介、教育内容等实现多元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为依托美育针对性培养、提升创意人才的美学素养提供可能。而数字美学、景观美学等新兴美学体系的建构，则将为数字内容创意、景观设计、民俗创意等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发展提供依据。（3）理论引导功能：通过审美价值层级理论、审美文化价值类型理论、跨文化美学等研究的深化，对社会审美风尚发展趋势、群体或阶层审美需求取向等进行准确预判，一方面引导文化创意审美更好地满足大众健康、积极的多元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对不良的审美取向进行批判与规避，引导优秀的文化创意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对大众审美素养的提升，发挥文化创意应有的美育功能。必须强调的是，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之批判、支撑与引导功能的发挥是融为一体的，都旨在促使文化创意实现审美自觉与美学提升。正是基于此，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
注释
①③[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孟广均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第189页。②张蕴艳：《当今时代的美学理论反思与文化创意实践》，《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2期。④张宇、张坤：《大审美经济正悄然崛起》，《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B2版。⑤⑥叶朗：《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文化报》2011年3月4日第3版。⑦[美]门罗·C·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5页。⑧[德]韦尔施：《重构美学·序》，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采薇
关键词：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审美活动；审美经济；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0—06
“文化创意”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98年正式使用“文化创意产业”一词中提出的。而“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崛起，消费日趋审美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来的，它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工业”。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视为文化工业的转型与升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曾预言将出现一种“体验工业”：“大部分‘文化工业’致力于创造和上演特殊心理体验。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以艺术为基础的‘体验工业’，都方兴未艾。娱乐活动也如此，大批娱乐场所、教育机构，还有某些精神病治疗机构，都参与可称为生产体验的活动”①，而文化创意产业何尝不就是“以艺术为基础”、注重审美体验呢？换言之，当下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全可以视为托夫勒所预言的“体验工业”，而“重体验”的要求也赋予了文化创意以内在的审美冲动。
与文化工业时期文化产品之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尖锐对立不同，文化创意中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对立程度趋于缓和、甚至相互依存。同时，由于现代消费的飞速发展，美感、审美趣味等已经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旨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审美需求的生产方式，不应再局限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理应更为注重审美价值的塑造、审美趣味的满足和培养，更为注重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等。
那么，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它要在大审美经济中获得蓬勃发展，便需要从三个维度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意相关的审美问题：首先是内在层面，即文化创意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其次是外在层面，即文化创意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对接；最后是理论层面，即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的互动。而当前文化创意在发展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中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影视创意中作品在银幕与荧屏之间的转换、高新技术运用与内容创新的融合，等等，恰恰是这三个维度所要关注的问题。可见，能否有效深化文化创意审美三个维度的研究，将直接影响文化创意的发展。
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化创意，是以生产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为目的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需要充分发挥创意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等，借以实现对感性“最辉煌”、“最灿烂”的呈现，最终凭借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来实现功利性的经济利益追求。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文化创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三种规律：一是美的规律，文化创意要凭借审美创造力给予创意以美的形式和内容，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并满足其感官与精神的双重审美需求，就必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二是文化规律，文化创意以文化素材作为创意的基础，以创造新文化产品作为目的，是一种文化行为，只有遵循文化规律才能恰当运用文化素材、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等，进而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并推动文化发展；三是经济规律，文化创意向现实形态的转换及产业化发展，直接受到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依据经济规律进行投资、生产与营销等以谋求利润最大化。
相应地，遵循美的规律，可使文化创意拥有积极丰富的审美价值；遵循文化规律，将赋予文化创意以较高的文化价值；遵循经济规律，便有助于提升与发掘创意自身的经济价值。对于优秀的文化创意而言，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三者是有机统一于一体的。但目前相当多的文化创意，因对文化创意发展规律缺乏充分认识与把握，以致在实践中出现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足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升与发展。概言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相辅相成，但审美价值处于核心性地位。文化创意，顾名思义，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文化价值乃是其内在属性。基于此，人们给予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以较高地位，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教授贾斯汀·奥康纳认为，在“创意产业”中“文化价值是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基石”②。这一论断虽然强调了文化价值之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审美价值的地位与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审美需求已经成为人们寻求满足的重点所在。诚如托夫勒所预判的：“由于消费者对基本物质的需求日益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经济力量转向满足消费者对美和气派、个人爱好和感官享受等方面变化无常、五花八门和因人而异的需要。制造部门将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有意识地设计心理优势和心理满足。”③文化创意之所以能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获得产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其审美形式与内容能够给人们的感官、情感、心理等带来愉悦的体验，其审美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多元化审美需求。而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更为注重的是文化产品带给人们的文化体验，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在相应创意门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审美价值才是文化创意的核心性价值。但这并非要贬低或否定文化价值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事实上，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文化创意中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以优秀创意产品的形式为例，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往往要选择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文化符号为基础，熔铸成为创意的现实形态，从而赋予创意以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审美形式；而这种审美形式由于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还依托人们对审美形式的接受进而推动了形式元素中潜藏的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二，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基础。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大众认可接受的结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客观上就是文化创意产品潜在经济价值向现实经济效益的转化。换言之，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是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而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也的确在两个根本层面决定着经济价值的现实转化。
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综合影响着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而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越高，其对大众获得感官、情感、心理、文化、精神等需要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就会得到大众更高程度的认可，促使他们进行相应创意的直接消费甚至是持续消费，创意的经济价值自然就越高。反之，创意产品无法满足大众对产品消费的多元期待，其经济价值自然就越小。但由于文化消费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在其经济价值转化中的影响并不均衡，这就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化产品依然可以发掘出较大的经济价值等现象。如《变形金刚》、《星际迷航》等好莱坞电影，内容中并无深刻、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它们通过高新技术所打造的令人震撼的视听效果，但它们却凭借着对视听感官审美需求的满足而赚取了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可接受性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文化创意潜在消费群体的性别、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共同形成了他们对文化创意审美的前理解，进而影响到对文化创意审美的接受。而文化创意，受创意主体的审美观念与文化观念、创意素材的文化特质等的制约，又必然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美学与文化特征，展现出相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那么，文化创意能否在审美与文化方面彰显独特性的同时拥有较大的共通性，赢得更大范围内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将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如同是“木兰从军”的素材，国内所打造的影视动漫类创意产品却难以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跨文化传播，而美国的动漫电影《花木兰》却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电影市场。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在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赋予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文化创意在异域文化中传播的障碍程度与超越难度。
第三，文化创意潜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是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提升的现实动因。在经济利润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文化创意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而其前提则是作为潜在经济价值基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提高及其可接受性的增强。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过程中，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和文化规律：在准确把握当代审美风尚、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评估文化创意素材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及其与当代审美趣味、文化取向对接的可能性，并充分发挥以审美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创造力，赋予文化创意具有时代特征并为时代所认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文化创意不仅要在创意形式上能够满足当前大众对感官审美的追求，而且要在创意内容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审美追求，甚至于能够引导大众审美理想的提升。
文化创意，只有在实践中真正切实提升了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且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诉求，才能在当下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赢得主动位置。如果依靠迎合文化消费的某些趣味来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对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主动提升，最终结果自然是难以达到预期，甚至是直接为市场所淘汰。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内涵”——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创意”根本无从谈起；而没有“创意”的文化制造，生产的只能是文化垃圾。
二、文化创意审美与大众审美需求
有学者认为：“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物质价值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大力倡导和推动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物品与人品、现实与虚拟、生活与艺术、物质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经济提供物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一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审美互动与人格生成有机统一的经济。”④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得到一种愉悦的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寻求审美、文化、心理的满足。那么，无论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着眼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创意产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与大众日益多元、日趋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不断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文化创意要实现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就必须在遵循美的规律、文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认清人才、技术、文化资源和资本这四大基本要素在文化创意审美创造与提升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促使它们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文化创意人才的审美素养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审美素养的优秀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审美根本无从谈起。文化创意人才敏锐的审美发现力，有助于发现内涵丰富、价值较高、有现实转化空间的创意素材，为创造优秀创意奠定素材基础；丰富的审美想象力是审美创造力的核心，缺乏想象力的创意作品将会苍白无力、毫无美感可言，根本无法吸引并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良好的审美传达力则影响着优秀的内容创意能否诉诸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而审美发现力、想象力、创造力与传达力等的高低，均受制于文化创意人才自身的综合审美素养水平。由于高水平创意人才匮乏，当前国内文化创意整体审美水平不高，以至于拥有巨大创意开发空间的素材被忽视，如河南南阳侏罗纪恐龙蛋化石发现后，在国内影视领域并未受到关注，好莱坞创意人才却借机演绎出电影《侏罗纪公园》；或是面对价值内涵丰富的素材难以创造出优秀的原创创意，如由于缺乏高超的审美想象力，功夫与熊猫两个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国内始终处于平行状态，而好莱坞却以超凡的审美想象力对二者进行创意组合，演绎出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或是局限于创意的低水平开发、重复开发，如2013年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创意中《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偶像》的撞车便是明证，等等。
其次，文化创意技术的持续革新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能够促使文化创意审美在内容、形式与载体三个层面与日趋提升的大众审美需求相对接。从内容来看，电脑合成、特效等高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内容创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创新力，如电影《阿凡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赚取高额票房，根本原因在于成功运用3D技术而打造出的影像奇观和视听盛宴，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视听感官审美欲求。从形式来看，高新技术催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创意形式，自然也造就了全新的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如新媒体艺术、数字影像艺术、大型实景演出等，形成了全新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等。从载体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视等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审美传播的新平台，既加快了文化创意的传播速度又拓宽了文化创意的传播范围，从而赋予文化创意审美以日常性、生活性甚至即时性。但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创意审美的提升而言，高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创意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手段与能力，又容易陷入迎合受众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逐而忽视应有的内容创意。对此，叶朗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产品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例如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晰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⑤ 再次，文化创意素材的丰富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由于文化创意的素材主要是非物质性文化资源，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又具有“非专属性”，那么，文化创意主体只要具有相应的创意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文化素材。以好莱坞为例，近年来之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代替开发，便是如此。但由于大多创意主体受自身文化素养、价值观念、资源熟悉程度等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做到所有的资源都为其所用，主要使用的创意素材依然大多是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系统内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高水平创意人才紧缺，原创性优秀创意匮乏的当下，文化创意所拥有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了文化创意审美的水平。以我国当前文化创意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有些直接以经典小说、经典剧本以及民间故事等为蓝本进行转化开发，如对“赵氏孤儿”以电影、歌剧、话剧、戏剧、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所进行的创意改编；有些依托著名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进行现代演绎，如电影《孔子》；还有些是利用知名文化资源符号进行整合创意，如动漫《少林海宝》、《十二生肖》等。
最后，文化创意资金的充裕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保障性因素。培养和招揽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获取原创性创意的知识产权，持续革新文化创意的技术手段等，都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据报道，卡梅隆为在《阿凡达》中制造出影像奇观，采用3D技术的费用便高达5亿美元；张艺谋团队为打造出如梦如幻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再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整个项目投资7000多万元，每场演出成本也高达3万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高额投资就必然带来创意审美效果的大幅提升，《关云长》、《战国》、《画壁》、《金陵十三钗》等所谓的“巨资大片”，在明星效应、技术运用、营销炒作等方面虽花费颇高，但由于缺乏优秀的内容创意，不能满足多元的精神审美需求，出现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结果自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则又会对创意审美的提升产生直接阻力。以当前火爆的动漫市场为例，优质精美的动漫画面仅制作费用每分钟就达到1万多元，很多动漫企业因为无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而放弃使用高新技术，结果动漫产品往往由于画面粗糙、视听效果不佳等原因而被拒播。充裕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实现审美全方位提升的现实保障。
文化创意审美在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过程中，除了发挥创意人才、技术手段、素材资源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以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外，还必须对大众审美需求在当下所呈现出的娱乐性、多元性、层级性与精神性等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对当前的审美时尚和审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预判，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方向。但是，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方向，决不能停留在如何满足受众之注重视听快感、强调“身体性”参与的感性审美欲求层面，而应以满足并引导大众的精神性审美需求和提升大众综合审美素养为目标，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对此，叶朗先生给予了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有一个娱乐消遣的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的人性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⑥
三、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受文化创意审美的强力推动，当下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审美进一步泛化；艺术与文化、生活之间的界限日趋消融；技术在审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等等。同时，文化创意审美自身亦暴露出审美想象力匮乏、形式审美与内容审美失衡、审美价值弱化、审美趣味世俗化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审美实践在现实展开过程中，向美学学科提出了强烈的理论诉求，亟待美学理论的有效介入。但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在后现代文化消费境遇中却难以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所引发的美学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甚至处于缺位、失语状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僵化、滞后问题被充分暴露出来。而美学理论要实现当代发展，显然需要对文化创意审美的理论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如同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柯提斯·卡特在论及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时所言：“美学研究领域将随着艺术世界中的实践的变化，以及这种实践的所处的文化的变化而继续发展。为了反映和阐释在具体文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力量，理论的变化是必要的。”⑦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艺术实践的深刻变革，而且影响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发展状态，更是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美学理论也理应据此进行积极调整。而从理论维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二者乃是一种互动性的理论关联。就文化创意审美对美学理论研究的推动而言，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审美引发了当代审美实践的深层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对象的拓展。文化创意推动了景观美与环境美的发展，拓展了自然美的表现范围；文化创意凸显了民俗风情、节庆狂欢、休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丰富了社会美的内涵；传统的“美的艺术”借助文化创意获得审美再发现，影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成为大众化审美对象，拓宽了艺术美的表现领域；技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提升了美感在技术审美中的比重，完善了技术美的表现空间。二是审美观念的革新。文化创意对“感性形式”的无限拓展，致使“美”与“艺术”的边界被打破甚至消失；文化创意审美的经济功能，致使审美功利性被过度张扬；文化创意的大众化、娱乐化，则推动了“审美理想”的世俗化、多元化。三是审美活动的变革。审美参与感官由“视听”为主转向以“身体”去验；审美依托载体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传播媒介因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审美态度由超功利性转变为与功利性并存；审美趣味由个性化转变为与标准化、模式化并存；审美追求由强调精神审美转化为优先满足感官欲求。
第二，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阐释的有效性不足，彰显出研究的僵化与滞后。当代美学仍然是以现代美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美学的建构，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的现代文化作为背景的。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美学理论在现实境遇中的文化背景、艺术状况、传播媒介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情况下，丧失应有的理论阐释能力、批判能力与引导能力。如优美、崇高、荒诞等经典美学范畴，在后现代文化创意审美中，不仅无法对恶搞、媚俗等审美现象进行有效批判，反而遭到后现代文化的消解甚至重构；建立在视听审美感官基础上的审美心理理论，在数字审美、虚拟审美等新兴审美体验中必然阐释力不足。同时，文化创意审美发展所引发的审美对象、审美观念与审美活动变革，凸显出多个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泛化、艺术概念的敞开，引发了审美对象的内在规定性问题；文化创意自身超功利性与功利性的交融，在现实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审美的有无利害性问题；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谋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促使审美价值评估问题引发关注，等等。显然，在原有美学理论框架内，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答，美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严重滞后于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反过来，这必将促使美学理论研究进行调整与拓展。 第三，文化创意所引发的审美实践变革为美学理论拓展提供了契机。首先，审美对象的有效拓展，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转型。在文化创意的推动下，艺术向文化、向生活日趋敞开，新媒体艺术、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休闲娱乐、节庆狂欢等均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在先前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理论架构中，这些审美对象根本不具有纳入美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对此，韦尔施在《重构美学·序》中就明确认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⑧如果美学重回“感性学”的学科定位，赋予新媒体艺术等以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那么，这必将有力推动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发展。其次，审美活动的深层变革，有助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建构。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与艺术的泛化，要求对何谓“艺术”、何谓“感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厘清；文化创意的审美功利性问题，向审美无利害原则提出了挑战；文化创意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化、迟钝化等问题，凸显了消极审美价值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最后，创意审美的发展诉求，有助于新兴美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景观审美、民俗审美等新兴审美形式，受网络、景观规划、休闲旅游等创意产业形态的推动，亟须系统的美学理论进行介入与规范，从而为数字美学、网络美学、景观美学、休闲美学等新理论的建构提供动力。
受文化创意审美蓬勃发展的推动，当代美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新成果、新进展，必然会打破先前美学理论介入文化创意审美时所陷入的“失语”困境，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进行强有力的理论回应。换言之，植根于文化创意审美实践的当代美学重构，将促使美学理论在文化创意审美发展中充分发挥出理论的批判、支撑与引导功能。（1）理论批判功能：通过对植根于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媚世、先锋、惊悚等审美范畴的建构，通过对文化创意标准化、模式化、普泛化等所形成的消极审美价值的研究，对文化创意中存在的“低俗、庸俗、媚俗”等现象进行深度批判，促使文化创意审美由对大众审美趣味的过度迎合转向注重自身审美品格的规范与提升。（2）理论支撑功能：审美心理、审美价值与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理论的重构，将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基础性支持。以美育理论为例，美学研究疆域向身体、新媒体艺术、城市景观等的有效拓展，势必为审美教育革新教育媒介、教育内容等实现多元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为依托美育针对性培养、提升创意人才的美学素养提供可能。而数字美学、景观美学等新兴美学体系的建构，则将为数字内容创意、景观设计、民俗创意等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发展提供依据。（3）理论引导功能：通过审美价值层级理论、审美文化价值类型理论、跨文化美学等研究的深化，对社会审美风尚发展趋势、群体或阶层审美需求取向等进行准确预判，一方面引导文化创意审美更好地满足大众健康、积极的多元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对不良的审美取向进行批判与规避，引导优秀的文化创意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对大众审美素养的提升，发挥文化创意应有的美育功能。必须强调的是，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之批判、支撑与引导功能的发挥是融为一体的，都旨在促使文化创意实现审美自觉与美学提升。正是基于此，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
注释
①③[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孟广均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第189页。②张蕴艳：《当今时代的美学理论反思与文化创意实践》，《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2期。④张宇、张坤：《大审美经济正悄然崛起》，《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B2版。⑤⑥叶朗：《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文化报》2011年3月4日第3版。⑦[美]门罗·C·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5页。⑧[德]韦尔施：《重构美学·序》，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