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93岁的郝柏村，近来仍活蹦乱跳，频频在公共领域发声，但也因为屡屡触及台湾社会的敏感议题，加上他的言论相当“政治不正确”，引发不小的争议。
　　几个月前，在纪念蒋介石诞辰的活动上，郝柏村大谈“没有过去的戒严，就没有今天的民主；没有过去的戒严，就没有今天的自由”。这话听在许多人耳里颇不是滋味，认为郝柏村的言论相当保守反动，郝的讲法不仅倒果为因，甚至大有肯定戒严统治的意思。
　　紧接着，在今年“二二八事件”65周年前夕，郝柏村投书媒体，质疑中学教科书夸大了“二二八”受难者人数。
　　“二二八”是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历史不幸事件，由于国民党当局歧视台湾本地人的不当统治，加上其他社会矛盾，最后演变成台湾民众反抗统治当局的流血冲突，国民黨军队四出镇压，民众死伤人数难以估计。加上后来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失踪、被处决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同样是难以估计。
　　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之后，曾经是政治禁忌的“二二八”，逐渐解禁。先是1970年代开始，民间力量发起挑战这个政治禁忌，推动“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1992年台湾“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难者表示歉意，并且从事各项补偿工作，包括将原台北新公园改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并定每年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设立“二二八”纪念基金会，专门负责处理各项补偿措施及发放补偿金，慰问受难者家属，也设法恢复“二二八”受难者的名誉。
　　这么多年来，每年的“二二八”当天放假，社会各界逐渐以平常心面对“二二八”，“二二八”的敏感政治味道渐渐淡化。今年的“二二八”，刚好是连续假期，各地赏樱景点大多人满为患。但就在“二二八”假期的前一周，郝柏村投书报刊，文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他质疑教科书夸大了“二二八”死伤人数，教科书明载“据估算，死亡的台湾民众超过万人”，郝柏村则指出，1990年代“二二八”事件平反之时，只有五百余位受难者有家属出面领取政府抚慰补偿金，经从宽认定后也不过增加至一千人左右，哪来“死伤逾万”？
　　此言一出，引起“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抗议郝柏村是“在伤口上撒盐”，痛批当年国民党军队“杀人不必登记”，况且受难者中不乏年轻未婚者，自然不会有后人出面领取抚慰补偿金。
　　历史学者亦指出，“二二八”死亡人数成谜本身既是历史悲剧，也是国民党政府长期压制“二二八”真相的结果。
　　历史问题牵动许多人的敏感神经，各种来源的死难人数估计相差极大，从不到千人、18000人至28000人，到10万人等数字都有，人言言殊。但现在的问题显然不在确切人数上，而在于掌权者面对此事的心态。
　　郝柏村曾经作为掌权者的一员，其子郝龙斌现在又贵为台北市长，理当对此一历史悲剧有更高的警觉和自省，而不应作任何轻率的发言，徒然造成不必要的族群对立情绪，因为“二二八”受难者人数无论是多是少，当年国民党政府该负的责任是一样的，一丝一毫不会减轻。
　　相比之下，马英九比较聪明。
　　马英九日前除了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和歉意，也公开强调“‘二二八’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受难者人数上”，“焦点应该摆在历史的事实，以及教训的传播和如何抚平伤痛，跟预防类似事件重演”。
　　诚哉斯言！
　　郝柏村的“二二八”和马英九的“二二八”，因为不同的心态而呈现不同的风景。
　　“二二八”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死伤人数也不单纯是科学问题，因为它牵涉了太多的情感和悲痛，以及高压统治与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只有人民的宽恕和包容，才能让“二二八”真正成为台湾进步与和谐的动力。但是，人民的宽恕和包容，需要建立在掌权者真正的谦卑和反省之上。
　　
　　罗世宏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主任，兼任台湾媒体改造学社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