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被众多知识分子和书迷们收藏的“私房书”《读库》系列走到了第六年，凭借一己之力运作《读库》的文化界名人老六说，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出版“云模式”。读库，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关乎趣味、关乎理想、关乎美好阅读的名词。
独裁与云模式
李多钰：你做《读库》和郭德纲相声为人所知几乎在一个时间段。你是如何想到并且做到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做《读库》的？就像郭德纲他一个人说相声就可养活自己。
张立宪：可能是性格的问题，也跟时运有关系，当我决定做《读库》的时候，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比如情感问题，温饱问题，房子问题，因此有足够的判断和足够的坚定性。我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所有的报纸都应该是独裁制。他在做《莱茵报》的时候也就两个人。我之前有新闻出版媒体从业经历，书、报刊、网站、电视台都工作过，从校对到编辑、总编、社长一一经历过来，各个工作环节知道了它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种经验积累可以判断得出自己去做的方式应该是最合理的操作方式，并且自己也可以胜任将各个模块有效对接和运转—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出版机构，但我全部打包到自己一个人的脑袋里头。而不是我拿一笔钱去租个办公室，然后做好格子间，每个格子间一台电脑，然后找一堆人过来。我2005年的时候做了一些试刊，将试刊拿给发行商看，他也比较认可，就迅速做起来了。
李多钰：你的这种合理操作其实完全不同于大家认为的常规意义上的出版业务模式。大部分出版人每天要面临的是必须要管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如何将这些思想整合起来，这其实是对在体制内工作最大的考验。因为它不完全是你说的用独裁就能实现的。
张立宪：有朋友总结我的这种操作方式叫图书出版的云模式。所谓的云计算就是我这里有一个选题，需要执行它的时候，我去找到最合适的人来执行。其中不管是设计、印制还是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我都去找最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同事关系，但他是我视野范围内最合适的人。解决完问题后他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回报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回报。这不同于很多媒体的编辑人员，他们可能只是把媒体当成一个饭碗，觉得物质上的这种收获相比别的更重要，所以他得为生计问题做一些事，这个事情不管他愿意与否，做起来是快乐抑或痛苦，他都得做。而另外有些编辑只用3个小时来满足温饱，另外的时间他还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李多钰：我们也会找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但都本着一个专业新闻主义的精神来做，后来证明这样的体制也OK，能够解决一些你之前说到的一些问题。可是慢慢会发现在一个这样大的机构，有时候不可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
张立宪：你所说的专业主义，我理解的就是业务模板。听说麦当劳、肯德基如果要开一个连锁店，它会有一本书告诉你所有的细节，在这本几百万字的书里，除了告诉你椅子、鸡翅应该是什么样外，甚至告诉你假如一个顾客抱怨咖啡凉了，你该怎么办。现在的出版行业正缺乏类似的这样一本业务模板书。在《读库》自己的系统里，我正在慢慢地建立这本书。就像去年，我们印一本多雷的铜版画插图集，因为一个印刷问题，我几乎把北京的制版界和修图界的高手全给惊动了，用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好几个人才共同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通过去年大半年的摸索，制作这类产品的业务模块我就搭建好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像这样通过一项一项解决问题将规矩建立起来，就会是越做越轻松。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几个电话就解决了，电话就相当于电脑的回车键，回车之后，自动会按一个程序来执行。
趁消亡之前，爱书吧
李多钰：你走的是这么专业的一个路线。可是精致出版的专业问题，实际上这些年来它正在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领域，以前大家可能会关注造纸术、印刷术，现在关注的东西可能就用电子化的东西解决了。而像你现在出版的这些图书，比如大开本的《堂吉诃德》图集，估计是对出版有特殊癖好的人才会特别关注它了。
张立宪：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当电子阅读风靡起来之后，我们传统出版、纸质出版何以自处。这就像当初电视出来之后，和电影的关系一样：电视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认为以后不会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跑大老远的，还得花钱，就在家里直接看电视得了，不都是活动图象吗？不就是故事片剧情吗？但实质上当电视出来之后，电影更像电影，电视更像电视了。就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在电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现在电子出版出来之后，它让纸质书更像纸质书，电子书更像电子书了。中国现在一年出30万本书，我认为过两年这30万本里或许最多只有3万本是有必要或者有价值变成纸质书的，剩下的20多万本直接用电子书出版、发行，被人阅读就够了。
像很多出版机构那样招两三百个策划编辑，找一个选题，两三个月内做出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卖两三个月后就无声无息了，这种方式以后会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那种方式操作出来的书和电子书的区别不够大。我认为传统出版的纸制书应该是用三五年的时间做一本书，这本书卖三五十年，所以到现在我基本上让《读库》的每一个产品都用这种方式，不去考虑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只是敞开了做，什么时候做到满意了，就永远放在那里，永远可以有人买。
李多钰：我之前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看过一个观点，觉得挺感动的。说是书不可能消亡的，因为世界上只有这样一种产业是很少的销量就可以保本的，比如在台湾，一本书的印数达到2000册就可以保本，就是说卖2000本书就可以养活这个产业。这是除此外任何一个产业达不到的，不可能生产两千部电脑就可以养活一个厂，或者卖2000张票就可以支撑一部电影。
张立宪：图书的定价是高于成本的，一本书做出来之后，只要能卖掉，不形成库存和积压，能够安全回款，任何一本书都是盈利的。它不像做一份报纸，要去感动广告商。书的物理成本其实非常规范和简单，就是纸张以及印在纸上的文字。可是它承载的是一种情感和智慧含量。很多人花同样的30块钱买书，有人买了一本阅后恨不得给作者跪下，另外一个人买了另一本看后可能恨不得把作者杀了。或许两本书印的字可能一般多，用的纸、消耗的物力成本几乎一样。所以书不像其他东西，它是一种特别奇怪的物质，所见即所得，你拿了一本书直接看就行了，不用充电，不用开机。
李多钰：你的《读库》做了六年了，已经非常成熟，加之你对出版如此熟悉，那你控制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的边界标准是什么？
张立宪：这很微妙，我做的书都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喜欢和认可的书。比如去年做的《童年与故乡》。也因此，我们的读者大概都知道《读库》是什么品位，是出什么性质的东西，所以很多对我们形成了长期的信任，只要我们推出一个产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一本书出来读者至少会消化几千本，甚至上万本都不是问题。
李多钰：一定有人找过你，想要投资什么的，你有没有想过把《读库》做得更大，或者干脆做成一本杂志？
张立宪：我们这个体系中，不要让钱和权占的比例太大、太重。很多次，有人要给我投资，有人要收购我们。但是对我来说，给我一个亿，给我十个亿，我还是干这个活的，不知道那个钱对我有什么用。我不可能有一笔钱后就整天去吃喝玩乐，我干不了那些。2009年我们准备做老课本时，各地很多像什么文化创意产业园，或者什么名胜区，旅游生态园之类的找我，让我帮着做平面画册什么的，我基本上全都拒绝，到现在没有接过一单。因为做那些事，充其量不过挣几十万块钱或者几百万块钱的服务费而已。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才是最值钱的，钱不值钱。我的时间不能用来给他们买单。
李多钰：这种视角的转换很有意思。好多文化人去找人买单，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为那些钱买单。
张立宪：所以我觉得有些被金钱绑票的文化人挺惨的。有钱人真正的傲慢就是在于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到，对我来说，对不起，你买不来我的时间。只要能在金钱的诱惑前把持住，其他都不是问题。当我们把这套老课本全部完成之后，那种职业快感是无可比拟的，并且我们现在得到的回报也不低。
当出版变为股份合作
李多钰：比如有些也像你一样热爱出版的朋友，他们或许没有你这样相对稳定的生活，可是也想做这个事，而你如果有笔钱，正好可以带领他们一块来做，这对你来说会有诱惑吗？
张立宪：一本书不可能靠钱就做好。带领一些人出版，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现在其实有好几颗种子都是这样，只要事情值得做，我们就会支持他，就做好了，所有经济上的投入和其他风险我们《读库》来兜底。
李多钰：这又是种怎样的合作关系？
张立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股份制公司来运作，比如说要做这本书，你是策划编辑，你想好了怎么来做它，可你没有别的积累，那么我们《读库》来完成这整套投资，从前期投资到后期的制作、印制，包括销售。事先我们就商量好，比如作者占10%的版税，策划编辑占5%的版税。以后这本书只要出版，我们就各自从这里面拿自己的股份。
李多钰：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喊文化体制改革，其实，单就出版行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好的出版人在哪里，可能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张立宪：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只是做出了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我现在更像一个项目管理者，懂得资源配置，为每个环节配置最好的人，能够齐头并进。所以我每天背着包到处乱跑，总在打电话，其实干的就是这些事。
李多钰：文化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件事，大家想的也都是特别特别大。但其实大部分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比如你，比如郭德纲。
张立宪：我没有把自己上升到文化担当或者文化积累的高度。因为我恰好做这个事、吃这行饭，它也挣钱，能养活我，就这么简单。并且通过探索或者摸索，慢慢能够为某一类产品找到一些规矩，这种感觉挺爽的。郭德纲挺好的，他就应该做商业，因为商业是最伟大的一个事。我现在还做得不够好。
李多钰：你觉得你的《读库》也包含着一种商业的精神？
张立宪：我们最后归根就要着落在商业上，而不是文化上。文化是要通过商业来传播的。一本书能够说服别人，让别人从口袋里掏钱来买，买了之后看完还要感谢你半天，这其中就包含着最好的商业。
独裁与云模式
李多钰：你做《读库》和郭德纲相声为人所知几乎在一个时间段。你是如何想到并且做到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做《读库》的？就像郭德纲他一个人说相声就可养活自己。
张立宪：可能是性格的问题，也跟时运有关系，当我决定做《读库》的时候，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比如情感问题，温饱问题，房子问题，因此有足够的判断和足够的坚定性。我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所有的报纸都应该是独裁制。他在做《莱茵报》的时候也就两个人。我之前有新闻出版媒体从业经历，书、报刊、网站、电视台都工作过，从校对到编辑、总编、社长一一经历过来，各个工作环节知道了它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种经验积累可以判断得出自己去做的方式应该是最合理的操作方式，并且自己也可以胜任将各个模块有效对接和运转—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出版机构，但我全部打包到自己一个人的脑袋里头。而不是我拿一笔钱去租个办公室，然后做好格子间，每个格子间一台电脑，然后找一堆人过来。我2005年的时候做了一些试刊，将试刊拿给发行商看，他也比较认可，就迅速做起来了。
李多钰：你的这种合理操作其实完全不同于大家认为的常规意义上的出版业务模式。大部分出版人每天要面临的是必须要管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如何将这些思想整合起来，这其实是对在体制内工作最大的考验。因为它不完全是你说的用独裁就能实现的。
张立宪：有朋友总结我的这种操作方式叫图书出版的云模式。所谓的云计算就是我这里有一个选题，需要执行它的时候，我去找到最合适的人来执行。其中不管是设计、印制还是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我都去找最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同事关系，但他是我视野范围内最合适的人。解决完问题后他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回报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回报。这不同于很多媒体的编辑人员，他们可能只是把媒体当成一个饭碗，觉得物质上的这种收获相比别的更重要，所以他得为生计问题做一些事，这个事情不管他愿意与否，做起来是快乐抑或痛苦，他都得做。而另外有些编辑只用3个小时来满足温饱，另外的时间他还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李多钰：我们也会找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但都本着一个专业新闻主义的精神来做，后来证明这样的体制也OK，能够解决一些你之前说到的一些问题。可是慢慢会发现在一个这样大的机构，有时候不可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
张立宪：你所说的专业主义，我理解的就是业务模板。听说麦当劳、肯德基如果要开一个连锁店，它会有一本书告诉你所有的细节，在这本几百万字的书里，除了告诉你椅子、鸡翅应该是什么样外，甚至告诉你假如一个顾客抱怨咖啡凉了，你该怎么办。现在的出版行业正缺乏类似的这样一本业务模板书。在《读库》自己的系统里，我正在慢慢地建立这本书。就像去年，我们印一本多雷的铜版画插图集，因为一个印刷问题，我几乎把北京的制版界和修图界的高手全给惊动了，用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好几个人才共同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通过去年大半年的摸索，制作这类产品的业务模块我就搭建好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像这样通过一项一项解决问题将规矩建立起来，就会是越做越轻松。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几个电话就解决了，电话就相当于电脑的回车键，回车之后，自动会按一个程序来执行。
趁消亡之前，爱书吧
李多钰：你走的是这么专业的一个路线。可是精致出版的专业问题，实际上这些年来它正在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领域，以前大家可能会关注造纸术、印刷术，现在关注的东西可能就用电子化的东西解决了。而像你现在出版的这些图书，比如大开本的《堂吉诃德》图集，估计是对出版有特殊癖好的人才会特别关注它了。
张立宪：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当电子阅读风靡起来之后，我们传统出版、纸质出版何以自处。这就像当初电视出来之后，和电影的关系一样：电视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认为以后不会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跑大老远的，还得花钱，就在家里直接看电视得了，不都是活动图象吗？不就是故事片剧情吗？但实质上当电视出来之后，电影更像电影，电视更像电视了。就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在电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现在电子出版出来之后，它让纸质书更像纸质书，电子书更像电子书了。中国现在一年出30万本书，我认为过两年这30万本里或许最多只有3万本是有必要或者有价值变成纸质书的，剩下的20多万本直接用电子书出版、发行，被人阅读就够了。
像很多出版机构那样招两三百个策划编辑，找一个选题，两三个月内做出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卖两三个月后就无声无息了，这种方式以后会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那种方式操作出来的书和电子书的区别不够大。我认为传统出版的纸制书应该是用三五年的时间做一本书，这本书卖三五十年，所以到现在我基本上让《读库》的每一个产品都用这种方式，不去考虑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只是敞开了做，什么时候做到满意了，就永远放在那里，永远可以有人买。
李多钰：我之前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看过一个观点，觉得挺感动的。说是书不可能消亡的，因为世界上只有这样一种产业是很少的销量就可以保本的，比如在台湾，一本书的印数达到2000册就可以保本，就是说卖2000本书就可以养活这个产业。这是除此外任何一个产业达不到的，不可能生产两千部电脑就可以养活一个厂，或者卖2000张票就可以支撑一部电影。
张立宪：图书的定价是高于成本的，一本书做出来之后，只要能卖掉，不形成库存和积压，能够安全回款，任何一本书都是盈利的。它不像做一份报纸，要去感动广告商。书的物理成本其实非常规范和简单，就是纸张以及印在纸上的文字。可是它承载的是一种情感和智慧含量。很多人花同样的30块钱买书，有人买了一本阅后恨不得给作者跪下，另外一个人买了另一本看后可能恨不得把作者杀了。或许两本书印的字可能一般多，用的纸、消耗的物力成本几乎一样。所以书不像其他东西，它是一种特别奇怪的物质，所见即所得，你拿了一本书直接看就行了，不用充电，不用开机。
李多钰：你的《读库》做了六年了，已经非常成熟，加之你对出版如此熟悉，那你控制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的边界标准是什么？
张立宪：这很微妙，我做的书都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喜欢和认可的书。比如去年做的《童年与故乡》。也因此，我们的读者大概都知道《读库》是什么品位，是出什么性质的东西，所以很多对我们形成了长期的信任，只要我们推出一个产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一本书出来读者至少会消化几千本，甚至上万本都不是问题。
李多钰：一定有人找过你，想要投资什么的，你有没有想过把《读库》做得更大，或者干脆做成一本杂志？
张立宪：我们这个体系中，不要让钱和权占的比例太大、太重。很多次，有人要给我投资，有人要收购我们。但是对我来说，给我一个亿，给我十个亿，我还是干这个活的，不知道那个钱对我有什么用。我不可能有一笔钱后就整天去吃喝玩乐，我干不了那些。2009年我们准备做老课本时，各地很多像什么文化创意产业园，或者什么名胜区，旅游生态园之类的找我，让我帮着做平面画册什么的，我基本上全都拒绝，到现在没有接过一单。因为做那些事，充其量不过挣几十万块钱或者几百万块钱的服务费而已。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才是最值钱的，钱不值钱。我的时间不能用来给他们买单。
李多钰：这种视角的转换很有意思。好多文化人去找人买单，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为那些钱买单。
张立宪：所以我觉得有些被金钱绑票的文化人挺惨的。有钱人真正的傲慢就是在于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到，对我来说，对不起，你买不来我的时间。只要能在金钱的诱惑前把持住，其他都不是问题。当我们把这套老课本全部完成之后，那种职业快感是无可比拟的，并且我们现在得到的回报也不低。
当出版变为股份合作
李多钰：比如有些也像你一样热爱出版的朋友，他们或许没有你这样相对稳定的生活，可是也想做这个事，而你如果有笔钱，正好可以带领他们一块来做，这对你来说会有诱惑吗？
张立宪：一本书不可能靠钱就做好。带领一些人出版，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现在其实有好几颗种子都是这样，只要事情值得做，我们就会支持他，就做好了，所有经济上的投入和其他风险我们《读库》来兜底。
李多钰：这又是种怎样的合作关系？
张立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股份制公司来运作，比如说要做这本书，你是策划编辑，你想好了怎么来做它，可你没有别的积累，那么我们《读库》来完成这整套投资，从前期投资到后期的制作、印制，包括销售。事先我们就商量好，比如作者占10%的版税，策划编辑占5%的版税。以后这本书只要出版，我们就各自从这里面拿自己的股份。
李多钰：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喊文化体制改革，其实，单就出版行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好的出版人在哪里，可能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张立宪：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只是做出了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我现在更像一个项目管理者，懂得资源配置，为每个环节配置最好的人，能够齐头并进。所以我每天背着包到处乱跑，总在打电话，其实干的就是这些事。
李多钰：文化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件事，大家想的也都是特别特别大。但其实大部分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比如你，比如郭德纲。
张立宪：我没有把自己上升到文化担当或者文化积累的高度。因为我恰好做这个事、吃这行饭，它也挣钱，能养活我，就这么简单。并且通过探索或者摸索，慢慢能够为某一类产品找到一些规矩，这种感觉挺爽的。郭德纲挺好的，他就应该做商业，因为商业是最伟大的一个事。我现在还做得不够好。
李多钰：你觉得你的《读库》也包含着一种商业的精神？
张立宪：我们最后归根就要着落在商业上，而不是文化上。文化是要通过商业来传播的。一本书能够说服别人，让别人从口袋里掏钱来买，买了之后看完还要感谢你半天，这其中就包含着最好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