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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
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争论不休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 ，蒙代尔认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蒙代尔认为当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该区域与外部之间存在着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时，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在这个区域内，成员国之间使用单一货币或实行固定汇率，而与区域外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其效率是最优的。
罗纳德·麦金农(R. 1. Mckinnon, 1963)在蒙代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另一标准———经济开放度。麦金农认为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国家，应组成单一的货币区；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而对与其贸易关系不密切的国家，则实行浮动汇率。
彼得·凯南(P . B. Kenen, 1969)提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凯南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越强，对国际收支和失业的影响越小，而且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作用，可以消除整体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就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
詹姆斯·伊格拉姆(J . C. Ingrain, 1969)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应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伊格拉姆认为在区域内部金融高度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哪怕是利率的微小变动，也会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导致相当规模的资本流动，从而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恢复均衡，避免了汇率的波动。
由于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都过于片面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者逐步放弃对单一标准的争论，转向综合考察最优货币区标准。雷曼(S. S. Rehman)总结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5个标准：（1）跨国境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流动性；（2）经济开放程度高、经济规模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且规模越小，固定汇率就越有效，该国家也就越倾向于加入货币区；（3）价格和工资具有较大弹性。价格工资的高弹性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并获得内外部均衡；（4）产品市场一体化；（5）财政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货币区由理论上的探讨转入实践阶段，欧州经济共同成为最早的实践者，于是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最优货币区条的前提件转移到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上，Ishiyama(1975)与Tower和Willett(1976)提出了成本收益综合分析的方法。汇率政策调节作用成为讨论的焦点，承认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一个国家加人货币区后，无法动用汇率工具，在遭受外部非对称性冲击时，很可能无法恢复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成本。然而，怀疑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从长期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稳定的交替关系，因此，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小型的开放经济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成本。分析加入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一个著名模型由克鲁格曼和奥博斯法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提出了，该模型认为若一个国家与固定汇率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该国就会愿意加入这个汇率区，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加入汇率区是由加入后的货币效率收益和经济稳定性的损失两者共同决定的。对于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广为认同的评判标准，有人甚至认为成本和收益这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自己情况和利益取向的主观评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最优货币区的讨论进人实证化阶段，学者们将理论上推导出的货币区的各种条件指数化，然后选取一系列的国家数据作回归分析，从中观测哪些国家适宜成立最优货币区。
二、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关于建立东亚货币区的构想，该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东亚或亚洲日元区。根据日元地位的不同，该构想分为两种具体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完全以日元为中心形成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体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直接与日元挂钩；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日元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最终达到取代美元的地位。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认为，日本这是要为促进日元国际化的一己私利服务，再加上当时东亚各国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运行良好，这一提议遭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对，并因此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1997年9月，日本提议由其与其他亚洲成员国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用以解决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以替代或抗衡IM F附有苛刻条件的救援计划。这一构想终因美国和IMF的反对而流产，但开启了东亚国家探讨建立区域性货币制度安排的先河。
1999年11月，东盟十国、日本、中国、韩国在马尼拉通过的《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在该声明中这13国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6日，这13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建立区域援助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的现有合作框架。2000年8月，13国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
2001年5月9日，在夏威夷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日本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四国正式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
2002年3月28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在对外资金周转情况恶化时互相融通外汇的货币互换协议，最高金额约合30亿美元。
迄今为止，东亚10+ 3在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域货币合作只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当一国汇率出现大的压力时，该国能够通过货币互换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外币用以保护本币，虽然双边互换使东亚货币合作有所加强，但很大程度上这实际是一个单边稳定的汇率制度，单边稳定汇率制度会妨碍亚洲的货币合作，第一，主要货币间汇率的不合理仍然会使区域内的真实有效汇率出现分歧。比如日元的贬值，实际上会降低区域内钉住美元国家相对于钉住日元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第二，为损人利己的贬值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为很难把为消除“根本上的不平衡”所进行的汇率调整与出于损人利己目的而进行的汇率调整区别开来。第三，互换和回购安排可能会使有些成员国开展不适当的冒险项目，造成的负担却想由国际货币基金或亚洲合作基金来承担。可以说东亚距离全面的区域货币合作机制的建立还有相当距离。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比重。东亚其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放度都比较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超过了50%，从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各国的经济开放度基本上呈递增趋势。但是东亚各国的经济开放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很高，相比而言中国大陆、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开放程度比较低。
区域内贸易比重也是判断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组成货币区域的标准。2002年东亚各国和地区区内贸易比重有高有低，总量还不够大。当然可以预想随着东亚10+3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东亚区内贸易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相互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越高的国家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目前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限制仍然比较严格，部分国家资本与金融账户还没有开放。中国经常账户已经开放，但是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对投资国外虽然没有过多限制，但是对外国资本投资和控股本国公司则限制较多。至于劳动力的流动，受政治、语言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较低。尽管也有大量菲律宾劳工在香港等地从事家政工作的现象，但这只是局部的低程度的劳动力流动，跨国就业在东亚国家仍然是非常困难。
3.产品的多样性。在东亚各国中，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不完整，且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产品多样化程度低。“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发展策略，该地区的出口产品集中于电子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纺织品几大类。
4.金融一体化程度。尽管东亚地区有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总体而言各国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不少国家的国内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呆、坏账。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待建立；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东亚货币合作
货币合作意味着让度部分国内主权，这必然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产生联系。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文化、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政治制度方面，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制度的差别；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别，彼此之间融合的能力差；而且东亚各国普遍存在强烈“民族主义”情结。货币一体化事实上需要让度一部分原本属于本国的政治经济主权，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联盟，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存有政治分歧，既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现实的领土争议，还有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等。经济合作显然不可能完全依据纯粹的经济因素，政治、外交等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解决必然影响到各国和地区经济上的合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尽管出现部分“最优货币区”的特征，但是东亚地区并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提出的标准，短期内建立“亚元区”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支持。东亚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生产要素的流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等方面都需要提高。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构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加深，建立统一货币区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亚元区的概念为更多的人所认知。蒙代尔曾经指出，国际货币将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度复归，蒙代尔乐观地预言在未来的10年内，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美元区、欧元区和亚元区，“金融稳定三岛”(Three~Is?鄄lands of Stability)是其基本架构。但是，依据以上的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存在许多条件不成熟的因素，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必须遵循渐进主义的理念，在合作的地域范围上以及合作的具体内容上采取分步走的形式。
在地域的范围上，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东亚可以再细分为东盟区、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韩区等次区域，先建立一些次区域货币区，然后逐步向外围国家和地区扩展，最终过渡到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在合作的内容上，统一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经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内汇率协调和货币统一联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政策协调阶段，主要就各国和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投资和产业政策进行沟通和协调，消除影响各国深入合作的政策差异和政策矛盾；第二阶段为区域内汇率协调，汇率政策不再是单一国家的经济调节政策，东亚各国相互间的汇率保持高度的稳定，而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则对外统一汇率的浮动和调整；第三阶段则是货币合作的最高形式即走向货币的统一。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争论不休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 ，蒙代尔认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蒙代尔认为当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该区域与外部之间存在着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时，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在这个区域内，成员国之间使用单一货币或实行固定汇率，而与区域外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其效率是最优的。
罗纳德·麦金农(R. 1. Mckinnon, 1963)在蒙代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另一标准———经济开放度。麦金农认为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国家，应组成单一的货币区；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而对与其贸易关系不密切的国家，则实行浮动汇率。
彼得·凯南(P . B. Kenen, 1969)提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凯南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越强，对国际收支和失业的影响越小，而且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作用，可以消除整体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就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
詹姆斯·伊格拉姆(J . C. Ingrain, 1969)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应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伊格拉姆认为在区域内部金融高度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哪怕是利率的微小变动，也会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导致相当规模的资本流动，从而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恢复均衡，避免了汇率的波动。
由于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都过于片面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者逐步放弃对单一标准的争论，转向综合考察最优货币区标准。雷曼(S. S. Rehman)总结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5个标准：（1）跨国境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流动性；（2）经济开放程度高、经济规模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且规模越小，固定汇率就越有效，该国家也就越倾向于加入货币区；（3）价格和工资具有较大弹性。价格工资的高弹性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并获得内外部均衡；（4）产品市场一体化；（5）财政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货币区由理论上的探讨转入实践阶段，欧州经济共同成为最早的实践者，于是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最优货币区条的前提件转移到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上，Ishiyama(1975)与Tower和Willett(1976)提出了成本收益综合分析的方法。汇率政策调节作用成为讨论的焦点，承认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一个国家加人货币区后，无法动用汇率工具，在遭受外部非对称性冲击时，很可能无法恢复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成本。然而，怀疑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从长期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稳定的交替关系，因此，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小型的开放经济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成本。分析加入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一个著名模型由克鲁格曼和奥博斯法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提出了，该模型认为若一个国家与固定汇率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该国就会愿意加入这个汇率区，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加入汇率区是由加入后的货币效率收益和经济稳定性的损失两者共同决定的。对于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广为认同的评判标准，有人甚至认为成本和收益这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自己情况和利益取向的主观评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最优货币区的讨论进人实证化阶段，学者们将理论上推导出的货币区的各种条件指数化，然后选取一系列的国家数据作回归分析，从中观测哪些国家适宜成立最优货币区。
二、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关于建立东亚货币区的构想，该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东亚或亚洲日元区。根据日元地位的不同，该构想分为两种具体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完全以日元为中心形成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体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直接与日元挂钩；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日元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最终达到取代美元的地位。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认为，日本这是要为促进日元国际化的一己私利服务，再加上当时东亚各国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运行良好，这一提议遭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对，并因此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1997年9月，日本提议由其与其他亚洲成员国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用以解决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以替代或抗衡IM F附有苛刻条件的救援计划。这一构想终因美国和IMF的反对而流产，但开启了东亚国家探讨建立区域性货币制度安排的先河。
1999年11月，东盟十国、日本、中国、韩国在马尼拉通过的《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在该声明中这13国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6日，这13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建立区域援助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的现有合作框架。2000年8月，13国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
2001年5月9日，在夏威夷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日本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四国正式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
2002年3月28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在对外资金周转情况恶化时互相融通外汇的货币互换协议，最高金额约合30亿美元。
迄今为止，东亚10+ 3在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域货币合作只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当一国汇率出现大的压力时，该国能够通过货币互换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外币用以保护本币，虽然双边互换使东亚货币合作有所加强，但很大程度上这实际是一个单边稳定的汇率制度，单边稳定汇率制度会妨碍亚洲的货币合作，第一，主要货币间汇率的不合理仍然会使区域内的真实有效汇率出现分歧。比如日元的贬值，实际上会降低区域内钉住美元国家相对于钉住日元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第二，为损人利己的贬值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为很难把为消除“根本上的不平衡”所进行的汇率调整与出于损人利己目的而进行的汇率调整区别开来。第三，互换和回购安排可能会使有些成员国开展不适当的冒险项目，造成的负担却想由国际货币基金或亚洲合作基金来承担。可以说东亚距离全面的区域货币合作机制的建立还有相当距离。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比重。东亚其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放度都比较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超过了50%，从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各国的经济开放度基本上呈递增趋势。但是东亚各国的经济开放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很高，相比而言中国大陆、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开放程度比较低。
区域内贸易比重也是判断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组成货币区域的标准。2002年东亚各国和地区区内贸易比重有高有低，总量还不够大。当然可以预想随着东亚10+3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东亚区内贸易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相互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越高的国家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目前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限制仍然比较严格，部分国家资本与金融账户还没有开放。中国经常账户已经开放，但是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对投资国外虽然没有过多限制，但是对外国资本投资和控股本国公司则限制较多。至于劳动力的流动，受政治、语言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较低。尽管也有大量菲律宾劳工在香港等地从事家政工作的现象，但这只是局部的低程度的劳动力流动，跨国就业在东亚国家仍然是非常困难。
3.产品的多样性。在东亚各国中，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不完整，且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产品多样化程度低。“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发展策略，该地区的出口产品集中于电子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纺织品几大类。
4.金融一体化程度。尽管东亚地区有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总体而言各国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不少国家的国内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呆、坏账。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待建立；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东亚货币合作
货币合作意味着让度部分国内主权，这必然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产生联系。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文化、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政治制度方面，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制度的差别；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别，彼此之间融合的能力差；而且东亚各国普遍存在强烈“民族主义”情结。货币一体化事实上需要让度一部分原本属于本国的政治经济主权，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联盟，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存有政治分歧，既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现实的领土争议，还有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等。经济合作显然不可能完全依据纯粹的经济因素，政治、外交等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解决必然影响到各国和地区经济上的合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尽管出现部分“最优货币区”的特征，但是东亚地区并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提出的标准，短期内建立“亚元区”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支持。东亚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生产要素的流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等方面都需要提高。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构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加深，建立统一货币区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亚元区的概念为更多的人所认知。蒙代尔曾经指出，国际货币将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度复归，蒙代尔乐观地预言在未来的10年内，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美元区、欧元区和亚元区，“金融稳定三岛”(Three~Is?鄄lands of Stability)是其基本架构。但是，依据以上的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存在许多条件不成熟的因素，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必须遵循渐进主义的理念，在合作的地域范围上以及合作的具体内容上采取分步走的形式。
在地域的范围上，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东亚可以再细分为东盟区、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韩区等次区域，先建立一些次区域货币区，然后逐步向外围国家和地区扩展，最终过渡到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在合作的内容上，统一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经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内汇率协调和货币统一联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政策协调阶段，主要就各国和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投资和产业政策进行沟通和协调，消除影响各国深入合作的政策差异和政策矛盾；第二阶段为区域内汇率协调，汇率政策不再是单一国家的经济调节政策，东亚各国相互间的汇率保持高度的稳定，而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则对外统一汇率的浮动和调整；第三阶段则是货币合作的最高形式即走向货币的统一。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