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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党产,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国民党近来曾公布专案报告向外界透露家底,至今尚有166亿元新台币。据该报告,1949年带往台湾的227万两黄金,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都曾被列入国民党党产。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之前:靠财政养党
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不足财政总支出的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曾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一些委员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1949年:搞“企业养党”
李登辉时代:党产净值达到最高峰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严。为应对舆论对党产的批评,国民党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改变合作对象,避开公营资本,更多地与民间财团、企业合作;二是化整为零,稀释党资、分散持股,扩大投资种类。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党产长期由李登辉的亲信刘泰英掌管。为应付舆论“党产公开上市”的压力,刘泰英一是大规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现金;二是遵照李登辉指示,将这些现金,大量用于海外投资。这样做,除转移党产化解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地拿党产去海外运作黑金政治,为其“外交政策”护盘。刘泰英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党产,盈利也有可观增长——到1994年年底,国民党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资事业121家,资产净值377.7亿余元新台币;1998年,资产净值达到了9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规模出售股票后,很多用于安插退休老党员的酬庸性职位就没有了),加之李登辉与刘泰英随意挥霍,所以在1995年,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公开党产的呼声。
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因党产问题失利,其党产也进入迅速萎缩阶段。至2005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时,已只剩311亿元新台币。为彻底摆脱舆论上的被动,2009年,马英九提出“党产归零”计划,欲赶在2012年大选之前,清理掉国民党所有的盈利性党产。但因种种原因,该计划迄今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之前:靠财政养党
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不足财政总支出的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曾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一些委员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1949年:搞“企业养党”

李登辉时代:党产净值达到最高峰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严。为应对舆论对党产的批评,国民党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改变合作对象,避开公营资本,更多地与民间财团、企业合作;二是化整为零,稀释党资、分散持股,扩大投资种类。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党产长期由李登辉的亲信刘泰英掌管。为应付舆论“党产公开上市”的压力,刘泰英一是大规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现金;二是遵照李登辉指示,将这些现金,大量用于海外投资。这样做,除转移党产化解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地拿党产去海外运作黑金政治,为其“外交政策”护盘。刘泰英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党产,盈利也有可观增长——到1994年年底,国民党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资事业121家,资产净值377.7亿余元新台币;1998年,资产净值达到了9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规模出售股票后,很多用于安插退休老党员的酬庸性职位就没有了),加之李登辉与刘泰英随意挥霍,所以在1995年,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公开党产的呼声。
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因党产问题失利,其党产也进入迅速萎缩阶段。至2005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时,已只剩311亿元新台币。为彻底摆脱舆论上的被动,2009年,马英九提出“党产归零”计划,欲赶在2012年大选之前,清理掉国民党所有的盈利性党产。但因种种原因,该计划迄今未能完全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