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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边界的“屏蔽效应”是造成“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跨国界民族由于其居住地域和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特殊性，具有天然的沟通国与国之间跨边界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作用”和“桥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跨国界民族的“通道作用”和“桥梁作用”，是促使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进而克服“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 边界 跨国界民族 屏蔽效应 中介效应 内陆边境经济低谷
一、边界的“屏蔽效应”加剧了“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
我国拥有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和15个国家接壤。长期以来，在漫长的边界线两侧，“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比较突出，即：“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向边疆倾斜，越靠近国界线经济越落后，从离开国境线一定距离的地方，经济相对发达，远离国境线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样从边境线到国家政治中心，构成了一个经济斜坡。毗邻国家也存在这种经济大斜坡，而毗邻两国的两个斜坡则构成内陆边境经济低谷”。这种“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是以毗邻两国的国界线为中心构成的，国界线两侧处于谷底的位置，是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末梢。即使在我国和周边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这一现象也依然存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造成“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边界的“屏蔽效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概括地讲，边界的“屏蔽效应”就是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跨边界交往和空间相互作用，进而提高交易成本的一种现象。“从边界的属性来看，边界的抽象属性使边界成为了彼此的‘认知边界’。它阻碍了经济行为体对另一方主观感知的获得，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而边界的情感属性使边界成为对特定空间和群体的情感边界，正是由于情感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彼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增加了不安全感，这就相应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有国家边界的存在，边界对跨国界经济交往的“屏蔽效应”总会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发生作用。在边界封闭的情况下，国界线成为了跨国界经济交往的封锁线，双方的物质及生产要素只能各自进行内循环，边境地区也变成各自发展经济的死角。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即使诸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这类极力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也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来自于边界的情感属性和抽象属性的隐性的阻碍作用，即非关税贸易壁垒。总之，边界的“屏蔽效应”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成本，使跨边界经济交往的频率明显降低。
二、跨国界民族在促使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中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国家间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促使边境地区日益成为国家间物质、文化以及信息交流与接触最为频繁、紧密的地带。这一趋势迫切地需要将边界的“屏蔽效应”转化为“中介效应”，将边界转变为两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中介面。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在经济交往中，经济主体如果具有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相对比较明确，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但是，如果主体间文化、社会属性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对立的话，那么彼此就将感到有必要限制对方可能采取的欺骗、偷懒、搭便车、道德风险等行为，因此，就要制定一系列契约规则来限制对方、保护自己，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但是，如果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并不重合，则边界两侧就会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这将极大的降低由于边界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在我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上，有30多个民族跨国界而居，与毗邻国家形成跨国界民族。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跨国界民族集中居住的边界两侧往往是一个整体，诸如以河流为界，则各自国家占据河流的左岸或右岸，若以山脊为界，则两国各自占有东坡或西坡、南坡或北坡，有些甚至只是一个界桩或一条小河把他们分开，相互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除此之外，边界两侧还有大致相同的地质条件、地形地貌特征，具有自然的连续性。他们之间具有经济合作的便利条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同各自国家内部的联系还要容易得多。在双方国家实行边境开放的条件下，边界的对方就是最近的国际市场，边界成为双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边疆的地域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如中越边界文山段地区，由于边界两侧都是山区，对外交通不便，在此区域内便形成了天然的大大小小的“地缘圈”，在这些圈内有着大大小小的自然通道300多条，把当地的经济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文山的边贸中，“大贸”的形式很少，官方开辟的口岸这些年来难以繁荣起来，相比之下那些设在边境线上毗邻村寨之间的边民集市却繁荣而有生机得多。从社会文化属性来看，由于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往往彼此村寨相对，有的甚至是一家两国，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在经济文化乃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跨国界民族来说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没有语言的障碍，更没有天然的鸿沟，也没有边界的威严约束，不管国家关系如何他们的往来从未间断过。由于跨国界民族双方相互交往频繁，他们对各种商品需求信息了解较多，这就有利于有关部门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和影响本地区的生产部门，为市场提供需要量大和销路广的商品，以扩大出口，发展经济，促进边境贸易的繁荣兴旺。在资源开发和商品贸易以及为双方的经济交往牵线搭桥等方面，跨国界民族都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例如中越边界广西段的京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曾一度落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近10多年来经济大发展的热潮，其中京族正是借助了自己的区位优势和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与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语言相通、习俗文化相近、地域毗邻等条件，加上京族人的勤劳善良、诚信等传统品德，使越南商人喜欢与京族人做生意，尤其是做边贸的越南人更愿意找京族人充当经纪人、中介人等。很多京族人都与越南商人长期维持着商业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因而，在边贸的竞争中，京族人夺得了优势并一直维持了下来。于是很多做边贸的京族人都富了起来，边贸的蓬勃发展又带动了京族各业的兴旺。这其中，京族与越族这一同源跨国界民族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属性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总之，由于跨国界民族与跨居于毗邻国家的那部分同源民族之间具有“民族同宗、文化同源、江河同流”的特殊联系，他们之间这种以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心理意识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长期的联系和往来，在促进跨边界经济交往过程中充当着“天然桥梁”和“人文通道”的作用，对于促使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动下，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紧密，区域集团化之下的跨边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对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自由化流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充分发挥跨国界民族在促进跨边界经济交往中天然的桥梁和通道作用，加强对边境地区的开放与开发，是积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使边境民族地区早日走出“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彭永岸等著:中缅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互补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2]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3]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4]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5]张鹤光等:中越边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调查报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1月，第15卷第2期
[6]袁少芬主编: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
[关键词] 边界 跨国界民族 屏蔽效应 中介效应 内陆边境经济低谷
一、边界的“屏蔽效应”加剧了“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
我国拥有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和15个国家接壤。长期以来，在漫长的边界线两侧，“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比较突出，即：“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向边疆倾斜，越靠近国界线经济越落后，从离开国境线一定距离的地方，经济相对发达，远离国境线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样从边境线到国家政治中心，构成了一个经济斜坡。毗邻国家也存在这种经济大斜坡，而毗邻两国的两个斜坡则构成内陆边境经济低谷”。这种“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是以毗邻两国的国界线为中心构成的，国界线两侧处于谷底的位置，是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末梢。即使在我国和周边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这一现象也依然存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造成“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边界的“屏蔽效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概括地讲，边界的“屏蔽效应”就是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跨边界交往和空间相互作用，进而提高交易成本的一种现象。“从边界的属性来看，边界的抽象属性使边界成为了彼此的‘认知边界’。它阻碍了经济行为体对另一方主观感知的获得，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而边界的情感属性使边界成为对特定空间和群体的情感边界，正是由于情感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彼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增加了不安全感，这就相应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有国家边界的存在，边界对跨国界经济交往的“屏蔽效应”总会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发生作用。在边界封闭的情况下，国界线成为了跨国界经济交往的封锁线，双方的物质及生产要素只能各自进行内循环，边境地区也变成各自发展经济的死角。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即使诸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这类极力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也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来自于边界的情感属性和抽象属性的隐性的阻碍作用，即非关税贸易壁垒。总之，边界的“屏蔽效应”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成本，使跨边界经济交往的频率明显降低。
二、跨国界民族在促使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中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国家间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促使边境地区日益成为国家间物质、文化以及信息交流与接触最为频繁、紧密的地带。这一趋势迫切地需要将边界的“屏蔽效应”转化为“中介效应”，将边界转变为两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中介面。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在经济交往中，经济主体如果具有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相对比较明确，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但是，如果主体间文化、社会属性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对立的话，那么彼此就将感到有必要限制对方可能采取的欺骗、偷懒、搭便车、道德风险等行为，因此，就要制定一系列契约规则来限制对方、保护自己，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但是，如果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并不重合，则边界两侧就会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这将极大的降低由于边界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在我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上，有30多个民族跨国界而居，与毗邻国家形成跨国界民族。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跨国界民族集中居住的边界两侧往往是一个整体，诸如以河流为界，则各自国家占据河流的左岸或右岸，若以山脊为界，则两国各自占有东坡或西坡、南坡或北坡，有些甚至只是一个界桩或一条小河把他们分开，相互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除此之外，边界两侧还有大致相同的地质条件、地形地貌特征，具有自然的连续性。他们之间具有经济合作的便利条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同各自国家内部的联系还要容易得多。在双方国家实行边境开放的条件下，边界的对方就是最近的国际市场，边界成为双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边疆的地域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如中越边界文山段地区，由于边界两侧都是山区，对外交通不便，在此区域内便形成了天然的大大小小的“地缘圈”，在这些圈内有着大大小小的自然通道300多条，把当地的经济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文山的边贸中，“大贸”的形式很少，官方开辟的口岸这些年来难以繁荣起来，相比之下那些设在边境线上毗邻村寨之间的边民集市却繁荣而有生机得多。从社会文化属性来看，由于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往往彼此村寨相对，有的甚至是一家两国，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在经济文化乃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跨国界民族来说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没有语言的障碍，更没有天然的鸿沟，也没有边界的威严约束，不管国家关系如何他们的往来从未间断过。由于跨国界民族双方相互交往频繁，他们对各种商品需求信息了解较多，这就有利于有关部门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和影响本地区的生产部门，为市场提供需要量大和销路广的商品，以扩大出口，发展经济，促进边境贸易的繁荣兴旺。在资源开发和商品贸易以及为双方的经济交往牵线搭桥等方面，跨国界民族都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例如中越边界广西段的京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曾一度落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近10多年来经济大发展的热潮，其中京族正是借助了自己的区位优势和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与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语言相通、习俗文化相近、地域毗邻等条件，加上京族人的勤劳善良、诚信等传统品德，使越南商人喜欢与京族人做生意，尤其是做边贸的越南人更愿意找京族人充当经纪人、中介人等。很多京族人都与越南商人长期维持着商业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因而，在边贸的竞争中，京族人夺得了优势并一直维持了下来。于是很多做边贸的京族人都富了起来，边贸的蓬勃发展又带动了京族各业的兴旺。这其中，京族与越族这一同源跨国界民族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属性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总之，由于跨国界民族与跨居于毗邻国家的那部分同源民族之间具有“民族同宗、文化同源、江河同流”的特殊联系，他们之间这种以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心理意识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长期的联系和往来，在促进跨边界经济交往过程中充当着“天然桥梁”和“人文通道”的作用，对于促使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动下，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紧密，区域集团化之下的跨边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对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自由化流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充分发挥跨国界民族在促进跨边界经济交往中天然的桥梁和通道作用，加强对边境地区的开放与开发，是积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使边境民族地区早日走出“内陆边境经济低谷”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彭永岸等著:中缅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互补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2]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3]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4]李铁立著: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
[5]张鹤光等:中越边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调查报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1月，第15卷第2期
[6]袁少芬主编: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