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位学者,撰写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学科的专著,首次提出“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的谭崇台。
这位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精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人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仰、崇敬和爱戴。专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他经济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学之认真严谨、为人之谦和风趣。老人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够,深感不安。”
从四川乐山到武汉珞珈山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谭崇台满怀报国激情,谢绝师友们的挽留,毅然自美国启程回国。在途中,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谭崇台说,那时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联合大学的,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未能如愿。于是,后来考试时就直接选择了武汉大学。他戏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走进武汉大学的。“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谈起自己的老师,谭崇台的话语之间流露出深深的敬佩:“那时候教师非常辛苦,武大校风也非常纯朴,现在想来很感动。朱光潜先生当过我们的外语教师,他常常让学生们读诗,体会语言之美:化学教师曾云鹗治学严谨,如果问他问题,他一般都能马上答复,不能马上答复的,他也会告诉你在哪本书上出现过,甚至精确到第几页……”谭崇台深有感触地说:“道德就是知识,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在学生面前树立榜样,不断地熏陶和影响他们。”他充满深情地回顾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直接税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5名的成绩而如愿以偿。谭祟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往事悠悠,求索如歌。“我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哈佛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完成4个学年课程的学习,并且要求学生的3门基础课程和1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保持在B (相当于80分)以上。每一个哈佛研究生都会面临3道关卡:第一关,即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必须保持在B 以上,这道关卡往往会淘汰一批人:第二关,即‘通考’ (综合考试),往往这一关是最难通过的。我当时参加。通考’的时候有4位世界知名教授轮番提问,他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英语做出回答。那次‘通考’历时两个多钟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关,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参加论文答辩,虽然这是最后一关,但仍有一些学生在这一关遭遇淘汰。因此,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你必须用功学习。”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作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正因为这些知名学者一道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共同开创了 中国经济学界的“珞珈学派”。当时的武大经济系,由于聚集起了如此一批年龄最轻、知识也最新、并且阵容齐整的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也随之而跃居全国前列。
武汉解放前夕,谭崇台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系副主任等职务。1957年后,谭崇台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一如既往。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学潮、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一些美国人士极力戏他滞留不归,并提供多种工作机会由他选择,但他一一婉言谢绝,如期回到祖国。
迎来迟到的学术青春
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迫离开武汉大学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谭崇台一教英语就是20年。
谭崇台内敛和“与世无争”的禀性,使他在10年内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潜心于教学,这实乃整个经济学界的幸运。他常说:“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不过,他在20多年中还是不断写作,尽管也不能发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从而形成一段学术履历“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待他能够重操旧业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学术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而且还担负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为武汉大学及其经济管理学院(后名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深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问题为分析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尽管还带有殖民经济学的痕迹,应该予以扬弃,但是总体上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他说,当前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了解对手,懂得并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
谭崇台提出在系统、全面了解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同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我国的实际,对那些理论进行解剖和分析;还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验,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这些年来,他研究了国外一些著作中五花八门的体系构造,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学派和基本理论、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证研究等。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在书中,他第一次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的角度概述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从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各个侧面,系统地介绍了主流派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当介绍了非主流派的发展经济学家的一些思想:考察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30年间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还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了它的庸俗性和一些可借鉴的成分。
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
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言及发展经济学起点,谭祟台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思想始于15世纪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并且二战以后的经济重建问题也重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许多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因此广泛流行,但是他认为这些思想视野是狭隘的,缺少实证分析与系统性,还远远没有具备一个学科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率先提出“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为发展经济学确定了起点。他把发展经济学分成3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第一阶段、60年代末期开始以新古典主义思路为主流的第二阶段、80年代开始进行到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思想的第三阶段。他强调,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年轻而充满着生命力的学科,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将会是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尽管谭崇台认为1945年以前并不存在发展经济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没有包含经济发济思想。相反地,他认为,当代的发展理论中吸收了不少经济学说的经济发展思想,因而对待经济学说史并不能单纯地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进行以批判为目的的研究。
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
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谭崇台,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关系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一向有分歧。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政府计划和经济干预,新古典主义则认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对此,谭崇台作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市场经济的运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有可能出现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信息不完备,劳动分工层次较低,二元结构特征更是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作,市场失败问题会以更为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不能抱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应当发挥政府的作用去推动和促进。同时,他指出,过于集中的宏观调控也是有弊病的。这一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尤为深刻。他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完全依赖市场,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完全依赖集中计划。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政府宏观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它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两只手各有千秋,我们应当“两手并举”,在现实中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谭崇台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他一贯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形似统一而实际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一是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快速的农业增长,以快速的农业增长为前提。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深表忧虑。他就改造传统农业,振兴我国农业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与建议:第一,必须充分认识农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第二,必须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必须对农产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第四,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构造农业持续增长的基础,促使农业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同时应当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基础能力;应当注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管理,促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些思想和战略主张,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其意义是深远的。
谭崇台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对“资源耗竭论”和“资源自然平衡论”提出了批评。同时,他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谭崇台说,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DP是一定时期一国国土范围内本国和外国居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GNP是一定时期一国国民在国内外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两者数值不完全相等,但增减趋势是一致的,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使用GDP。”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
谭崇台强调,尽管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但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地、必然地带来经济发展。“如果政策有失误,或体制不健全,就可能出现增长虽快而发展滞后,甚至‘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了,但经济效益提高缓慢或下降;生产增长了,却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虚耗,产值增加,但产品质量低劣,不为市场所接受,或产品具有一定质量,但缺少需求,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增长了,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而附加价值却不高;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增长,从微观、局部、短期看似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经济效益,而从宏观、全局、长期看却造成很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有害人民健康,污染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等;经济增长虽快,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对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日益激化:为了追求高增长速度,不考虑人民承受能力,不计社会代价,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倒退。”
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谭崇台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开发项目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只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价值,而忽视的往往是长远的、外部的害处,以致不可能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见长远的、全局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当前以民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称职的教书匠”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谭崇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与其杰出的理论成就相媲美的则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桃李馨香远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还以担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等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然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严谨的学术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响了一茬一茬的学子。至于他自己,他以为不过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上世纪80年代学经济的大学生没有一位没读过谭先生的经济学著作。”武大校长顾海良评价,谭崇台不但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介绍到中国,还不断地追踪、深化,把它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顾海良说:“国内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基本都是谭崇台阅读大量外国著作介绍过来的,当时很多词语根本没有中文翻译。增长点、发展极、二元结构、农业剩余劳动等都是由谭先生翻译出的。不仅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成为广大民众口中常用的名词。”
尽管头发斑白,但是谭崇台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谭崇台笑着说,“现在家里的人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到,耳朵一点也不聋”。说到养生,他这样总结: “我有3条经验。一是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辈子生活都很有规律,从来都不‘开夜车’,每天都在11点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态平稳,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老人慈祥随和,思路清晰。
在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儿子谭力文眼中,谭崇台是他的严师和慈父,他在自己主编的第一部著作的前言中写道:“感谢我的父亲谭崇台教授,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并一直是我人生道路和教学、科研工作的严师和慈父。”对于儿子的成就,谭崇台则说:“我在专业上是没有帮他什么,我教给他的只有一句话:做人要有好的人品。几十年来,在他失落时,我鼓励他,用品质和自己的行动来引导他。”
采访结束后,谭崇台赠记者一部43万字许的《谭崇台选集》。细细翻阅这部凝聚他学术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个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让人大开眼界。翻到后记,记者感动了:“只要一篇文章还有正确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使读者可以看出我曾经何等浅薄而现在是何等需要不断探索,从而对我的一生有较全面的了解。”透过这些文字,记者读到了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他年己高龄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并从不迟到一分钟,讲稿也是经过仔细推敲并不断更新。他说:“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博学、严谨、谦虚、淡泊,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谭崇台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愧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这位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精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人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仰、崇敬和爱戴。专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他经济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学之认真严谨、为人之谦和风趣。老人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够,深感不安。”
从四川乐山到武汉珞珈山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谭崇台满怀报国激情,谢绝师友们的挽留,毅然自美国启程回国。在途中,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谭崇台说,那时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联合大学的,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未能如愿。于是,后来考试时就直接选择了武汉大学。他戏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走进武汉大学的。“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谈起自己的老师,谭崇台的话语之间流露出深深的敬佩:“那时候教师非常辛苦,武大校风也非常纯朴,现在想来很感动。朱光潜先生当过我们的外语教师,他常常让学生们读诗,体会语言之美:化学教师曾云鹗治学严谨,如果问他问题,他一般都能马上答复,不能马上答复的,他也会告诉你在哪本书上出现过,甚至精确到第几页……”谭崇台深有感触地说:“道德就是知识,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在学生面前树立榜样,不断地熏陶和影响他们。”他充满深情地回顾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直接税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5名的成绩而如愿以偿。谭祟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往事悠悠,求索如歌。“我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哈佛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完成4个学年课程的学习,并且要求学生的3门基础课程和1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保持在B (相当于80分)以上。每一个哈佛研究生都会面临3道关卡:第一关,即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必须保持在B 以上,这道关卡往往会淘汰一批人:第二关,即‘通考’ (综合考试),往往这一关是最难通过的。我当时参加。通考’的时候有4位世界知名教授轮番提问,他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英语做出回答。那次‘通考’历时两个多钟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关,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参加论文答辩,虽然这是最后一关,但仍有一些学生在这一关遭遇淘汰。因此,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你必须用功学习。”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作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正因为这些知名学者一道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共同开创了 中国经济学界的“珞珈学派”。当时的武大经济系,由于聚集起了如此一批年龄最轻、知识也最新、并且阵容齐整的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也随之而跃居全国前列。
武汉解放前夕,谭崇台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系副主任等职务。1957年后,谭崇台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一如既往。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学潮、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一些美国人士极力戏他滞留不归,并提供多种工作机会由他选择,但他一一婉言谢绝,如期回到祖国。
迎来迟到的学术青春
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迫离开武汉大学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谭崇台一教英语就是20年。
谭崇台内敛和“与世无争”的禀性,使他在10年内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潜心于教学,这实乃整个经济学界的幸运。他常说:“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不过,他在20多年中还是不断写作,尽管也不能发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从而形成一段学术履历“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待他能够重操旧业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学术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而且还担负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为武汉大学及其经济管理学院(后名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深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问题为分析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尽管还带有殖民经济学的痕迹,应该予以扬弃,但是总体上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他说,当前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了解对手,懂得并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
谭崇台提出在系统、全面了解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同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我国的实际,对那些理论进行解剖和分析;还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验,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这些年来,他研究了国外一些著作中五花八门的体系构造,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学派和基本理论、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证研究等。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在书中,他第一次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的角度概述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从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各个侧面,系统地介绍了主流派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当介绍了非主流派的发展经济学家的一些思想:考察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30年间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还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了它的庸俗性和一些可借鉴的成分。
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
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言及发展经济学起点,谭祟台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思想始于15世纪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并且二战以后的经济重建问题也重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许多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因此广泛流行,但是他认为这些思想视野是狭隘的,缺少实证分析与系统性,还远远没有具备一个学科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率先提出“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为发展经济学确定了起点。他把发展经济学分成3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第一阶段、60年代末期开始以新古典主义思路为主流的第二阶段、80年代开始进行到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思想的第三阶段。他强调,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年轻而充满着生命力的学科,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将会是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尽管谭崇台认为1945年以前并不存在发展经济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没有包含经济发济思想。相反地,他认为,当代的发展理论中吸收了不少经济学说的经济发展思想,因而对待经济学说史并不能单纯地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进行以批判为目的的研究。
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
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谭崇台,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关系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一向有分歧。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政府计划和经济干预,新古典主义则认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对此,谭崇台作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市场经济的运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有可能出现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信息不完备,劳动分工层次较低,二元结构特征更是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作,市场失败问题会以更为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不能抱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应当发挥政府的作用去推动和促进。同时,他指出,过于集中的宏观调控也是有弊病的。这一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尤为深刻。他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完全依赖市场,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完全依赖集中计划。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政府宏观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它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两只手各有千秋,我们应当“两手并举”,在现实中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谭崇台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他一贯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形似统一而实际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一是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快速的农业增长,以快速的农业增长为前提。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深表忧虑。他就改造传统农业,振兴我国农业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与建议:第一,必须充分认识农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第二,必须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必须对农产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第四,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构造农业持续增长的基础,促使农业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同时应当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基础能力;应当注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管理,促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些思想和战略主张,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其意义是深远的。
谭崇台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对“资源耗竭论”和“资源自然平衡论”提出了批评。同时,他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谭崇台说,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DP是一定时期一国国土范围内本国和外国居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GNP是一定时期一国国民在国内外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两者数值不完全相等,但增减趋势是一致的,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使用GDP。”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
谭崇台强调,尽管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但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地、必然地带来经济发展。“如果政策有失误,或体制不健全,就可能出现增长虽快而发展滞后,甚至‘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了,但经济效益提高缓慢或下降;生产增长了,却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虚耗,产值增加,但产品质量低劣,不为市场所接受,或产品具有一定质量,但缺少需求,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增长了,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而附加价值却不高;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增长,从微观、局部、短期看似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经济效益,而从宏观、全局、长期看却造成很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有害人民健康,污染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等;经济增长虽快,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对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日益激化:为了追求高增长速度,不考虑人民承受能力,不计社会代价,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倒退。”
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谭崇台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开发项目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只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价值,而忽视的往往是长远的、外部的害处,以致不可能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见长远的、全局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当前以民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称职的教书匠”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谭崇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与其杰出的理论成就相媲美的则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桃李馨香远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还以担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等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然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严谨的学术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响了一茬一茬的学子。至于他自己,他以为不过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上世纪80年代学经济的大学生没有一位没读过谭先生的经济学著作。”武大校长顾海良评价,谭崇台不但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介绍到中国,还不断地追踪、深化,把它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顾海良说:“国内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基本都是谭崇台阅读大量外国著作介绍过来的,当时很多词语根本没有中文翻译。增长点、发展极、二元结构、农业剩余劳动等都是由谭先生翻译出的。不仅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成为广大民众口中常用的名词。”
尽管头发斑白,但是谭崇台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谭崇台笑着说,“现在家里的人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到,耳朵一点也不聋”。说到养生,他这样总结: “我有3条经验。一是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辈子生活都很有规律,从来都不‘开夜车’,每天都在11点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态平稳,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老人慈祥随和,思路清晰。
在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儿子谭力文眼中,谭崇台是他的严师和慈父,他在自己主编的第一部著作的前言中写道:“感谢我的父亲谭崇台教授,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并一直是我人生道路和教学、科研工作的严师和慈父。”对于儿子的成就,谭崇台则说:“我在专业上是没有帮他什么,我教给他的只有一句话:做人要有好的人品。几十年来,在他失落时,我鼓励他,用品质和自己的行动来引导他。”
采访结束后,谭崇台赠记者一部43万字许的《谭崇台选集》。细细翻阅这部凝聚他学术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个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让人大开眼界。翻到后记,记者感动了:“只要一篇文章还有正确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使读者可以看出我曾经何等浅薄而现在是何等需要不断探索,从而对我的一生有较全面的了解。”透过这些文字,记者读到了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他年己高龄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并从不迟到一分钟,讲稿也是经过仔细推敲并不断更新。他说:“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博学、严谨、谦虚、淡泊,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谭崇台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愧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