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个性官员从言辞、形象，到举措、思路，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从而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也引来争议。随着个性官员们逐步走上高位（比如，潘岳升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李仲彬升任四川巴中市委书记，宋亚平升任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他们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带来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将来也会不断涌现更多的个性官员，这是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与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
　　
　　时势造英雄
　　体制为官员提供了个性化施政环境和平台。
　　
　　中国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前者使得各级官员表现自我有了底气，后者则使得官员们需要赢得公众支持。越到基层这两个特点就越突出。今天的各显神通，是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的结果。”
　　在如今的政治体制下，各级各部门拥有的权力巨大，尤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他们的权力疆域广阔、边界模糊，除了军事、国防、外交等国家事务之外，他们都有权力干预，也有责任管理。体制给他们提供广阔的施政空间和平台。
　　但拥有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责任，每年都会有各类考核指标下达到他们头上。这些指标完成与否会对当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也会影响一把手们的政绩。他们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
　　这样的体制环境无疑为一把手们个性化主动施政创造了客观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
　　
　　地区发展不平衡、生活多元化是个性化施政的客观现实。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各地党政一把手们会根据自己负责区域里
　　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一把手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其个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其施政过程中留下其个性化色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宝明认为，“一批人崭露头角，这是特定的社会造就的。从整个社会上来说，生活越来越多元，个体的个性越来越突出，官员作为其中的一个群体，拥有的空间也相应增大。”
　　吕日周针对当地百姓痛恨的官僚作风顽疾的现实，采用媒体监督的方式在短时间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针对沭阳当地民风凋敝的现实，仇和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迁怒于百姓，而是深刻地指出：“民风不正，弊在官风。”所以他运用“高压”手段来改善官场生态，突破官场潜规则以促进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在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守夜人’，而在民主后发国家里，政治精英人物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作用显得更大，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敢于承担责任、性格刚猛的所谓个性官员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短短的4年间强力施政，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仇和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而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当地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仇和解释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必须要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盖有治法而无治人，有良法而无良吏，法亦徒然。仇和对此演绎后，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在非常时期，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呢？”
　　面对为了加速发展而不顾环境污染的地方政府，潘岳不得不“乱世用重典”，采用非常严厉的“区域限批”策略，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仇和等个性官员进行的“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取得成功，对于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发达地区不无启示。
　　
　　彰显政治文明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个性官员不断被重用，走上高位，折射出高层关注民生、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干部任免渐趋理性，是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志夫说，个性官员在这一届政府中确实越来越多，这和这一届政府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执政风格的一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担当，并想办法解决。
　　秉持这样的执政理念，新一届政府允许官员们创新体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官员个性的发挥，提高执政能力。所以在具体实践中，一批批个性官员以强烈的改革决心，大胆创新思想理念，破除旧体制束缚，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取得了实效。其实，中国官员并不缺少个性，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的个性就非常鲜明。不过被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流风余韵所及，政治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被曲解了，一些普通官员个性更多被共性所同化。施政个性被窒息了，创新也就被窒息了，平庸和不作为几乎成为普遍性的官场生态。要扫除这种官场积习，改变一些地方一潭死水的状况，必须不拘一格，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让个性官员激起官场活力。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既是指党员个体的能力，也是指党整体的能力。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而放置于具体事务上，承载上述核心能力的正是地方高层官员。”
　　个性官员们没有被官场潜规则所制约，他们的个性化施政大多取得了成功，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提拔重用，也是新一届政府尊重民意的体现。
　　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给百姓带来了福音和更多的希望。这些个性官员中无论是强力治污的潘岳，还是“铁腕”施政的仇和、李仲彬等，他们都因为直接或间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环境而倍受欢迎。即使现在，宿迁的百姓提起仇和的贡献，都会亲切地称他为，“俺们仇书记”。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人们印象中的官员讲话往往是千篇一律、陈词滥调，官场推崇面对不公正一言不发的“沉稳老练”，赞赏能够顺应官场潜规则、谨小慎微不求对人民有功但求官位常保的“不倒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干部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环境、人民心态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人们希望官员言行一致、敢说敢闯、敢做敢当。
　　未来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民生、公平與和谐将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仇和等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彰显着这样的思想脉络。
　　
　　个性官员与“政绩官员”有本质区别
　　
　　如果说执政环境的改善为官员提供了个性施政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敢于面对现实、无私使用权力、具备敢于实施变革的政治勇气，就是个性官员们实现个性施政的内在动因。
　　这里所说的个性官员的“个性”是特指的个性，应该理解为赤子之心，而不是一种造作和作秀，其蕴含的应该是一种敢于负责和改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大公无私的政治正气和疾恶如仇的政治良心。一个不敢负责的人，一个眼中只有“政绩”的人，一个对丑恶失去敏感的人，是不会轻易表达自己个性的。
　　仇和曾经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有了这样的理念，尽管仇和“铁腕”施政时面临种种压力，他始终坚持法律和道德底线。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念，才使“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仇和推行的改革愈来愈深入。
　　宋亚平把乡镇书记的任免权交给百姓，而下放了自己的任命权力，革了自己的“命”。宋亚平曾对记者说：“片面理解稳定是不足取的，以牺牲改革开放与发展机遇来换取所谓任期‘稳定’更不足取。遇到矛盾绕道走，结果只能导致一些问题积重难返。我的看法是，只有发展才有稳定。关键是要敢于坚持真理，摈弃私心杂念，甚至牺牲个人‘政绩’，坚决依靠改革促进发展。”具备这样的无私的政治勇气，宋亚平的“咸安改革”得以成功实施，并在湖北成燎原之势。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官员政治品质的好坏决定其执政效果的好坏。国家和法律赋予了官员们权力和职责。但有的官员利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牟利，比如，曾经喊出一句很‘个性’话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良知的个性官员，具有改变不发达现实的内在冲动，他们则运用权力来为国家谋发展，为百姓谋福利，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