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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必然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以表达自己的阶层意识和愿望、要求，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
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试图影响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一种自主行为，合法活动。
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活动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私营企业主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富有余则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自己的阶层意识和愿望、要求。但是目前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还处于图生存、谋发展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许多活动不得不主要围绕经济发展来展开，通过政治参与为企业的发展营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同时为自己和企业争取政治上的保障。
但是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全与政策稳定性的忧虑，在过去的较长时间里总是低调处理自身的政治要求，并刻意地与政治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政治参与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只有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通过合法渠道，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有这类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已经较为直接地参与政治，并且有些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安排。他们的政治安排，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安排性的政治参与。
主要指经过党委有关部门的推荐，或经过基层选举，一些私营企业主得以进入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或者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参与各类政治活动。这种情况在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也热衷于这种参与。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有7人，担任省、市政协副主席兼工商联合会会长的3人。另有报道，2003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私营企业主中，广东代表有20人，湖南代表有12人。
全国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被调查者加入各级工商联组织的占83.4%，其中在县、市两级的占79.8%；被推荐为各级政协委员的占35.1%，其中，县市两级占33.5%；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占17.4%，其中县市两级占16.5%；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的占48.0%，其中在市、县以下的占45.4%。
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工商联不仅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而且还是在经济上为私营企业等服务的民间商会，要反映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正确意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营中的困难。工商联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每年集中在春天召开的各级政治协商大会上，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在经济上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
据了解，仅是1999、2000两个年度，全国工商联就提交310件团体提案，浙江省工商联的团体提案是：关于要求尽快制定《浙江省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的建议，并附有保护条例的“建议稿”（共28条），江苏省工商联的提案则是：关于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劳动模范评选范围的建议。主要由私营企业主委员组成的“工商界”，在每年的政协会议上总是异常活跃，总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
另一类是非安排性的政治参与。
（1）自发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或其他民主党派。第五次抽样的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29.9%。而前四次调查的比例依次为：13.1%、17.1%、16.6%和19.8%。（见图10）为什么这一次比例如此之高呢？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有大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变成了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多是中共党员。这次调查共有833家改制的企业，其中有422个企业负责人为中共党员，占其总数的13.1%。如果减去此数，被调查者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大致与前几次的相差不大。
从他们入党时间看，90%以上都是创办企业前加入党组织的。但是也有192人（占党员总数的5.9%）是创办企业后入党的。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多数是戴着“红帽子”的“假集体企业”，少数人是在基层党委默认下变更法定代表人（一般是将法定代表人更换给配偶）。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私营企业主的入党人数并不是很多，被调查者中只有16人，占党员总数的0.5%。据有关资料，深圳市自2001年8月份以来，平均每年发展新党员5000多人，其中有48名私营企业主提出入党申请，被接受入党的只有9名。
在对问卷进一步分析及对福建、广东两地的调查，更加证实了上述结论。在第五次抽样调查中，70.1%的非中共党员企业主回答，打算入党的只有11.1%。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调查，这一比例仅为1.8%。广东省对100位企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在69位无党派人士中，有一半表示不会争取加入党组织，四分之一的意愿模糊，表示“说不清”，另有四分之一明确表示有此意向，（见图11）由于较长期内，人们对私营企业存在着经济上允许、政治上疑虑的态度，致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虽然在思想认识上拥护党，但又不愿意在组织上加入党，也担心入党后在这个“大熔炉”中受到多方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合法的私营财产。
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期望的是在政策制订和执行的过程中，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并非直接加入党组织。在进一步分析中还看到，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动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大部分是为了“有利于企业发展”、“提高社会地位”和“政治上较有保障”，小部分人是为了信仰，甚至还有“希望自己成为党内反腐败的健康力量”。
（2）自选参与地方领导职位选举。浙江省富阳市1997年底共有私营企业2397户，企业主中有中共党员584人，其中担任村党支部正、副书记的分别为71人和12人，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分别为68人和多人。在调查中，发现有极少数担任乡镇党政副职的，但基本上是挂名。也有个别人搞贿选。
（3）参加民主党派。第五次调查数据显示，参加民主党派的被调查者占其总数的5.7%，按照中央有关规定，私营企业主只能参加民主建国会，但在实际上，八大民主党派都有他们的加入，而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4）建立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第四次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多达80.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关于这个组织的作用，被调查者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见图12）
硬币的两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和积极成果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市场组织的主要建设者和重要组织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代表者。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不仅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阶层结构的认识逐步加深，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重要、政治地位明确已经形成共识，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与主流社会意识的共性增多，个性减少。
私营企业主的愿望、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但其主要目的是，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寻求反映愿望、要求的民主渠道，寻求参与公众事业的社会舞台，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愿望、要求，主体是健康、积极的，有些是允许的、合理的，至少是无害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害的、消极的，甚至是非法的。
因阶层意识、愿望、要求不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则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行为。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少数的“问题富豪”、“特殊公民”。
由“问题贷款”引发的“问题富豪”，是近年来媒体的报道热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上有一定实力，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政治上有安排，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与地方党政领导交往甚密，从而得到“重点保护”、“重点扶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关部门不便或是不敢监督、检查，甚至姑息养奸。
但是问题总要暴露的。这些人数量很少，但是能量不小，破坏性很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直接影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体形象，也涉及党和政府的社会形象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秩序。
趋利避害
因势利导，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成长，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转变职能，把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成长，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因为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已经是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迅速发展壮大，而在有些地区数量上已成相当规模。因此，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把对私营企业主的帮助、引导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一方面要从政策、法规上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保证他们能够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社区居民的监督，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特殊公民”的出现。同时，还要注意协调其他阶层（特别是雇工）的合法权益，因为“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就不能保护富人的利益。”
其次，增强安排性政治参与的透明度。要在各地的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当中，特别要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开展认真而公开的评议活动，改变少数人内部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政治安排不能搞“终身制”，安排不当的要及时调整。
第三，建立自我保护、相互协调和监督的非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区域商会，这种组织以“五自”原则办会，即：入会自愿、组织自主、公务自理、经费自筹、会长自选。实行“五自我”方针，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协调、自我约束。
浙江省之所以很少出现“问题富豪”，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里的中介组织健全。一个健全的中介组织，来源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又推动着这个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发展。仅温州就有130多个商会（或协会），商会是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
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试图影响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一种自主行为，合法活动。
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活动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私营企业主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富有余则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自己的阶层意识和愿望、要求。但是目前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还处于图生存、谋发展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许多活动不得不主要围绕经济发展来展开，通过政治参与为企业的发展营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同时为自己和企业争取政治上的保障。
但是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全与政策稳定性的忧虑，在过去的较长时间里总是低调处理自身的政治要求，并刻意地与政治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政治参与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只有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通过合法渠道，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有这类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已经较为直接地参与政治，并且有些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安排。他们的政治安排，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安排性的政治参与。
主要指经过党委有关部门的推荐，或经过基层选举，一些私营企业主得以进入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或者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参与各类政治活动。这种情况在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也热衷于这种参与。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有7人，担任省、市政协副主席兼工商联合会会长的3人。另有报道，2003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私营企业主中，广东代表有20人，湖南代表有12人。
全国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被调查者加入各级工商联组织的占83.4%，其中在县、市两级的占79.8%；被推荐为各级政协委员的占35.1%，其中，县市两级占33.5%；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占17.4%，其中县市两级占16.5%；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的占48.0%，其中在市、县以下的占45.4%。
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工商联不仅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而且还是在经济上为私营企业等服务的民间商会，要反映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正确意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营中的困难。工商联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每年集中在春天召开的各级政治协商大会上，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在经济上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
据了解，仅是1999、2000两个年度，全国工商联就提交310件团体提案，浙江省工商联的团体提案是：关于要求尽快制定《浙江省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的建议，并附有保护条例的“建议稿”（共28条），江苏省工商联的提案则是：关于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劳动模范评选范围的建议。主要由私营企业主委员组成的“工商界”，在每年的政协会议上总是异常活跃，总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
另一类是非安排性的政治参与。
（1）自发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或其他民主党派。第五次抽样的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29.9%。而前四次调查的比例依次为：13.1%、17.1%、16.6%和19.8%。（见图10）为什么这一次比例如此之高呢？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有大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变成了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多是中共党员。这次调查共有833家改制的企业，其中有422个企业负责人为中共党员，占其总数的13.1%。如果减去此数，被调查者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大致与前几次的相差不大。
从他们入党时间看，90%以上都是创办企业前加入党组织的。但是也有192人（占党员总数的5.9%）是创办企业后入党的。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多数是戴着“红帽子”的“假集体企业”，少数人是在基层党委默认下变更法定代表人（一般是将法定代表人更换给配偶）。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私营企业主的入党人数并不是很多，被调查者中只有16人，占党员总数的0.5%。据有关资料，深圳市自2001年8月份以来，平均每年发展新党员5000多人，其中有48名私营企业主提出入党申请，被接受入党的只有9名。
在对问卷进一步分析及对福建、广东两地的调查，更加证实了上述结论。在第五次抽样调查中，70.1%的非中共党员企业主回答，打算入党的只有11.1%。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调查，这一比例仅为1.8%。广东省对100位企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在69位无党派人士中，有一半表示不会争取加入党组织，四分之一的意愿模糊，表示“说不清”，另有四分之一明确表示有此意向，（见图11）由于较长期内，人们对私营企业存在着经济上允许、政治上疑虑的态度，致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虽然在思想认识上拥护党，但又不愿意在组织上加入党，也担心入党后在这个“大熔炉”中受到多方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合法的私营财产。
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期望的是在政策制订和执行的过程中，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并非直接加入党组织。在进一步分析中还看到，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动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大部分是为了“有利于企业发展”、“提高社会地位”和“政治上较有保障”，小部分人是为了信仰，甚至还有“希望自己成为党内反腐败的健康力量”。
（2）自选参与地方领导职位选举。浙江省富阳市1997年底共有私营企业2397户，企业主中有中共党员584人，其中担任村党支部正、副书记的分别为71人和12人，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分别为68人和多人。在调查中，发现有极少数担任乡镇党政副职的，但基本上是挂名。也有个别人搞贿选。
（3）参加民主党派。第五次调查数据显示，参加民主党派的被调查者占其总数的5.7%，按照中央有关规定，私营企业主只能参加民主建国会，但在实际上，八大民主党派都有他们的加入，而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4）建立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第四次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多达80.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关于这个组织的作用，被调查者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见图12）
硬币的两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和积极成果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市场组织的主要建设者和重要组织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代表者。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不仅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阶层结构的认识逐步加深，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重要、政治地位明确已经形成共识，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与主流社会意识的共性增多，个性减少。
私营企业主的愿望、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但其主要目的是，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寻求反映愿望、要求的民主渠道，寻求参与公众事业的社会舞台，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愿望、要求，主体是健康、积极的，有些是允许的、合理的，至少是无害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害的、消极的，甚至是非法的。
因阶层意识、愿望、要求不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则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行为。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少数的“问题富豪”、“特殊公民”。
由“问题贷款”引发的“问题富豪”，是近年来媒体的报道热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上有一定实力，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政治上有安排，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与地方党政领导交往甚密，从而得到“重点保护”、“重点扶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关部门不便或是不敢监督、检查，甚至姑息养奸。
但是问题总要暴露的。这些人数量很少，但是能量不小，破坏性很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直接影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体形象，也涉及党和政府的社会形象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秩序。
趋利避害
因势利导，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成长，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转变职能，把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成长，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因为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已经是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迅速发展壮大，而在有些地区数量上已成相当规模。因此，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把对私营企业主的帮助、引导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一方面要从政策、法规上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保证他们能够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社区居民的监督，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特殊公民”的出现。同时，还要注意协调其他阶层（特别是雇工）的合法权益，因为“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就不能保护富人的利益。”
其次，增强安排性政治参与的透明度。要在各地的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当中，特别要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开展认真而公开的评议活动，改变少数人内部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政治安排不能搞“终身制”，安排不当的要及时调整。
第三，建立自我保护、相互协调和监督的非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区域商会，这种组织以“五自”原则办会，即：入会自愿、组织自主、公务自理、经费自筹、会长自选。实行“五自我”方针，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协调、自我约束。
浙江省之所以很少出现“问题富豪”，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里的中介组织健全。一个健全的中介组织，来源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又推动着这个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发展。仅温州就有130多个商会（或协会），商会是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