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管理的工具就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公共管理的内容特征。新公共管理运动关于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对公共事务管理作出贡献的倡导，既坚定了人们推进这探索的决心，又为新工具的开发和运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关键词]公共管理　工具　性质
　　
　　考察公共管理工具的性质，实际上是要回答公共管理的工具是什么、有何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公共管理的工具就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公共管理的内容特征。但由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形成对公共管理性质和目的统一认识，所以关于公共管理工具性质的确切定义，也尚在讨论中。事实上，公共管理学领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公共管理，从而形成了对公共管理工具性质的几种解释，下面做逐一简单介绍。
　　
　　公共管理的工具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手段
　　
　　工具和目标密切相关。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其核心任务就是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确定公共管理的目标内容，即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确定后，政府还要依据职能内容的特征和政府的能力水平，选取有效的职能履行手段，这些具体的职能履行手段就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公共管理工具。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按照公共职能履行手段的特征的不同，将其分成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思想的四大类。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职能履行手段，也可以对其进行综合运用。一般说来，公共职能内容和职能重心不同，政府所运用的职能履行手段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把职能重心确定为阶级斗争，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政治手段，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重心的变化，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减少，代之以更多诱导性的经济手段和规范性的法律手段。
　　另外，职能履行手段的选取还会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许多具体而微的计划来管理经济，改革开放后则根据商品经济的特征利用宏观政策调控手段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政府职能履行手段的汰旧与创新，职能履行手段的分散化、市场化、社会化倾向增强。美国著名公共管理专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他们合著的《改革政府》一书中把政府职能履行手段比作装在政府箭袋里、可以根据情况单独发出或配合使用的箭，并根据其使用状况分成三类：传统类、创新类、先锋派类。在这三大类下共包含了36种具体的公共管理工具。
　　公共管理的工具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途径、方式和手段
　　在当前的公共管理领域，一种占普遍多数的意见认为，现代政府作为一种弥补市场不足的机制，其核心任务和主要职能是向公众卓有成效地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并通过这些提供活动间接起到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以政府为首的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过程。政府怎样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做到卓有成效?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效果不仅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本身特征、政府能力等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且更与具体的提供途径、方式和手段密切相关。公共部门有必要针对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提供途径、方式和手段，即具体的公共管理工具。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机制中，有两种角色或功能的区分：安排公共产品和服务与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安排指决定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质量、效果或对此承担责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指生产出各种具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长期以来，人们把官僚制视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机制，公共官僚部门既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安排者又是生产者。为此，政府创设了大量的公共管理部门和公共企业，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等弊端；由于受官僚制度本身的局限，政府在安排与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途径单一、方式和手段有限。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效果为中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政府逐渐意识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安排者与生产者两相分离的可能性，逐渐打破官僚制这种单一提供机制，从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机制中汲取支持性资源，并通过安排渠道与生产渠道的多重搭配，创造出大量丰富的、更具灵活性的新公共管理工具。
　　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途径方面，政府仍是主要的安排者，生产者类型呈现多样化特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公共部门安排——公共部门生产(如法律规范)；公共部门安排——公共企业生产(如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公共部门安排——私人企业生产(如政府办公物资)；公共部门安排——第三部门生产(如公共住房)；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和手段方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官僚制之外的资源，如市场机制中的竞争机制和公民社会中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机制等。公共管理工具是公共政策的实施工具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全部内容和实质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政府在制定出公共政策之后，总要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将其部署和贯彻下去，这些政策实施的手段——公共政策领域称之为政策工具——就是公共管理工具。
　　事实上，我们对公共管理工具的了解和认识，更多地建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对政策工具的详细描述和讨论上。学界术对政策工具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加以关注，这不仅因为政策工具在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架构起桥梁，而且由于现代政策执行难度和复杂性程度大大提高，导致对政策执行相关知识的需求增大，使得政策工具研究的实际贡献不容小觑。对于什么是政策工具，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定义，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
　　我国学者张成福的定义则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为具体行政的路径和机制。”常见的一种是从政策目标出发，将政策工具与达成目标的手段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将其定义为：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人们还试图依据政策工具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但由于分类标准各异，学者们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倾向于把政策工具归入一个宽泛的框架中，如将其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大类；麦克唐纳和艾莫尔根据所要获得的目标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四类；加拿大学者豪利特和拉米什根据政府工具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三大类，每大类中包含若干工具手段，这样形成了一个国家干预程度由低到高的政府工具图谱。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框架更加合理，更具解释力。
　　通过以上对公共管理工具的性质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论是作为政府职能履行手段，还是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途径、方式和手段，亦或作为公共政策目标达成手段，公共管理工具都是一种“客体”性存在，具有手段性特征。另外，公共管理部门在管理实践中因势利导地创造出多种管理工具，使其具有多样化特征。再次，公共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对公共管理工具加以选择使用，某些公共管理工具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由此说明公共管理工具在运用上具有灵活性特征。最后，公共管理工具还具有层次性特征。既存在层次较高、与整个公共管理有关的管理工具，也不例外存在层次较低的、与具体领域和具体业务有关的管理工具。
　　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管理工具的作用刚刚被认识不久，对它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关注与热情。特别是在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很多公共项目的失败并不在于目标定位的错误，而在于执行能力的欠缺和执行方式的不当，这增强了人们探求、尝试更多更新的公共管理工具的决心，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关于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对公共事务管理作出贡献的倡导，既坚定了人们推进这探索的决心，又为新工具的开发和运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