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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刮起迷信风，是一个应当警惕的现象。《求是》杂志评论说：“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为此，本期“社会纵横”对一些深陷在封建迷信泥潭中的官场“迷奴”典型进行一次搜索，供读者思考和探讨。
一、笃信面术
调查显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逾半数难拒迷信，28%相信“相面”。
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水准如何？最近，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了“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县处级公务员了解基本科学知识的比例为63.4%，了解科学方法的比例为36.1%，基本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比例为46.9%，综合来看，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为12.2%。
本次调查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理解程度的测度，主要通过对迷信现象的识别能力来实现。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为18.5%；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以上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
二、崇尚风水
一些信徒认为“风水”可以“造人”，“地灵”而后“人杰”。有了好“风水”，就可以财源广进，仕途大顺。少数干部迷信风水，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不但祈求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还希冀着占有一块“风水宝地”，以泽福子孙后代。据了解，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20万元，有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或算命的价钱，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官员与公众对求签等四种迷信活动的信任程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庭“变脸”，“问计”风水大师。2007年元旦过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主楼的东门和西门，突然之间“变脸”了：法院东侧路边，在写有法院名称的碑座两侧，台阶全部拆掉换成了新的，新台阶的级数也变了，从11级变成了9级。而在法院西门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对气势威严的石狮。刑事审判庭也从大楼里搬走了。
这座审判大楼1999年底入住，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在法官眼中这楼是完美无瑕的建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法院领导下决心动了这么大的“手术”呢？法院基建处解释说，台阶改建，是因为地基沉降。西门立石狮，是因为掌生杀大权的“刑事审判庭”从大楼里搬走了，为了避邪，而立石狮。
熟悉内情的人如实说：2006年深圳中院以裴洪泉为首的贪腐官员被依法逮捕或判刑后，法院领导从香港请来一位“风水大师”前来指点避邪“迷津”。这个“风水大师”把法院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看了几遍后，煞有介事地对法院领导说，去年法院总出事，就是因为风水不好，有三害：一是，审判主楼东面正对某工厂几十米高的大烟筒，像个灵位，不吉，要画符驱邪。二是，在法院背后(即西面)阴气太重，威风不振，暗箭难防，要立一对石狮子镇院避祸。三是，法院东门广场的第一段台阶为11级，犯大忌，按命学讲，9是大数，10是极数，11则走向反面，会祸及主人，要改为9级台阶，暗合九五之尊的吉祥寓意，才能长长久久。“风水大师”点拨后，该法院全部落实照办。在台阶改建工程竣工验收时，发现有二十几块新换的台阶石板表面有大块的黑色杂质，“风水大师”说有黑斑不吉利，于是工程队连夜返工，将这些石板全部敲掉更新。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001年起，历时3年，耗资上亿元建起的审判综合楼落成后，法院院长贾永祥召开院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以驱“害”避“邪”。虽然驱了“害”，避了“邪”，但是，新大楼刚享用一年多，院长贾永祥仍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实施“双规”，随后三个副院长的违法犯罪问题也陆续暴露，最终贾永祥被判处无期徒刑，几个副院长分别被判刑。
●河南省卢氏县政府的门楼比县委大院的高，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认为是压住了县委的“风水”，竟强令拆掉。
●山西省交口县一个名叫马明生的风水先生说：交口县四大班子所在的机关大院“风水”有问题，县委、县政府所在的主楼偏低，县人大所在的西楼比东楼高，是“白虎压了青龙”，不利于主要领导升迁，只要补补“风水”，保证县里能出四个地市级、两个省级干部。县委、县政府领导决定按马明生的指点，在机关大院内埋藏“镇邪”之物：写有符咒的方砖一块、瓦四片，木刻罗盘一个，铜镜一个，砚台一套。埋藏“镇邪”物之前，县委领导带领数十名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面前，拜之又拜，祈求避邪升迁。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建筑工程管理局办公大楼下面埋有一块“镇邪”之物，高约500厘米、长约300厘米、厚130厘米，正面写着“天乙贵人得位”，背面写着“阴阳联合气，生高天乙”。据说，这是三年前该局专门从浚县请的风水先生施过法的“镇物”，可以使人升官发财。埋在这里是为扭转局里每况愈下的局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年过去了，该局并未走出困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新井煤矿董事长、总经理沈长玺于2003年8月28日突然死亡。2004年4月9日，市政府决定由叶占华负责新井煤业公司全面工作。叶上任后认为，新井煤矿风水有问题，于是用专车接来当地颇有名气的“神仙”。叶占华亲自陪同“神仙”在煤矿考察了几天“风水”。“神仙”走后，叶占华给自己制定了“四不原则”：不坐原董事长的车，不走新矿的路，不进原董事长的办公室，不喝新矿井的水。同时斥资13万元，在矿区内的坡顶上建了一座“三清观”。2004年6月28日，“三清观”举行了开光仪式，专门请来了法师作法，说是“三清观”能保佑新矿井的安全。
●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涂寨村党支部书记郑旭阳，利用职权在村里一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了祠堂。2003年3月，郑旭阳为其亡父塑造了一座金身塑像，供奉在祠堂里，并自封亡父为“七省巡按”。在给塑像举行开光仪式时，他强行向村民摊派戏款1万元。此后，每逢其父的生日和忌日，他都要大操大办举行仪式，还要求村民做出好菜来上供。规定村民家凡有大小事情都要将塑像“请”回家供奉。
●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为给祖宗找块好风水地，竟然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
三、占卜算命
当前，一些官员信神、信来世，遇事求签，虔诚至极。这些官员大到省部级干部，小到村委会主任，形成了一张“迷信网”，笼罩着官坛。政治空气被污染，社会风气被恶化。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促使其跨出卖官鬻爵这一步的“动力”之一，竟源于他的一次算卦：在上任前的一天，丁仰宁和老婆到庙里抽了一个“上上签”，签上说他是“百万富翁”。当时还清贫的丁仰宁对此深信不疑，自认为他的发财是“命中注定”，他收受贿赂、大肆卖官，非法攫取100多万元……丁仰宁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住持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丛福奎还专程去山西省五台山白云寺，请住持释昌隆为他“灌顶”，并赐法号“妙全”。为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但菩萨并未保佑他，最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
●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常常请卦算命，天天在家里烧香求菩萨保佑，结果，因受贿702万元被判处死缓。在戴上手铐前，她愤怒地打了菩萨几个耳光。
●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她的宿命偶像是一个所谓的“护身符”。据媒体报道，该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日，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未想一日洗澡，她忘了取下“护身符”，被水泡湿。5月15日前因贪污被抓获时，她竟不停地自言自语：“真准！真准！”令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哭笑不得。
四、驱鬼求神
凡贪官，尽管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但精神空虚，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往往求天拜神，企求在缭绕的清香里，在虔诚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凶化吉。
●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办公大楼搬迁时，在局长的主持下，全体干部职工跟着“道公”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现场一片乌烟瘴气。
●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崇岳，人称“祁马列”，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在盐城市担任宣传部长。早年，他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这时他讲马列只是讲给别人听，或者仅仅挂在口头上。后来工作上出了问题，多次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评，他感到“进步”无望，于是便弃马列而信仰“菩萨”，“护身符”不离身，“祁马列”变成了“祁菩萨”。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法院原院长王辉，400平方米的豪宅内，处处充满了“神气”。客厅的四角挂着金属制的青龙、白虎、麒麟、独角兽，用以“镇邪”。二楼的书架上摆着好几本有关佛教和占卜的书籍。三楼专门辟有一间佛堂，案几上摆着香烛和供品，终日香烟缭绕。王辉日日祈求神灵保佑，但还是东窗事发。有关人员到王辉家中追缴赃款赃物时，还从其卧室的枕头下搜出几张黄纸“神符”。
●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也终究难逃死刑的结局。
五、祈求升迁
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上。他们或者在办公桌脚底贴上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或者通过占卜算八字，来求得仕途亨达。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是个“官迷”，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强行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 后来，胡建学因为贪污被判处死缓。
●重庆一位九真道人，自称曾受一名“负责大工程”的当地局级官员委托，在道观里专门设坛，24小时烧香，祈求高升。这位道士称：该官员还佩戴着一块被“加持过”的玉。“宝玉”是根据此人的生辰八字炼成的，九真道人把“符咒”写在他的照片上，和玉石一起在坛里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在外面做工程身体平安”“官位稳定”等一些“指定信息”，全部“输入”坛内。而到年底时，这块玉还要拿回坛里，输入新信息，祈求明年运程。整套项目，该官员每年需要付6000～7000元。
●沿海某省几个地方的一把手于2006年12月，专门请一位“大师”帮他们看“办公室的风水”。主要是看办公室的位置对官运升迁是否有碍。其中，在某官员办公桌的东南角，这位“大师”摆上了一尊铜钟，按照业内的说法，这是一个“金钟罩”，能把位于东南面的官运拿过来。
●湖南省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唐见奎(正厅级)，为自己的职务升迁常找“大师”问计，他最崇拜的“大师”要数南岳衡山一座小庙的和尚，因为这个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为此，他大笔一挥，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筑了一条水泥路。
六、修“活人墓”
有些干部选择风水宝地大造“活人墓”，为自己和家人“安排后事”。
●重庆黔江石家区渗坝乡——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干部冯文超，却在此购买了400多平方米的“风水宝地”，为自己和妻子各造一座豪墓（见下图）。墓碑高约2米，大青石制作，平整如镜，碑冠刻满麒麟、蝙蝠、龙凤等图案。墓四周有塔柏、桂花和万年青组成的绿化带，两尊雕刻精美的狮子威风凛凛屹立墓前；气势恢宏的朝门上刻着楹联：“遐远合乾坤，巍峨同日月”。墓碑上刻写“官爵至五品”。该墓1998年1月开始修建，历时近3年，仅砌“活墓”围墙就让16名石匠耗费了两年时间。
●邻近黔江的石柱县县城周围有600多座大墓、豪华墓，且多为领导干部所建！其中，时任黔江区委副书记、曾任石柱县县长的谭建祥为自己建造的大型“活墓”面积达180余平方米。
●昆明市西山有160座“活人墓”，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铲平行动中发现，独自成型的“孤坟”、首尾相接的“鸳鸯坟”“组团型坟、社区型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还是成片规划的“豪宅型”墓。
●长沙岳麓区天顶乡中塘村，村民每天开门第一眼看见的已不再是满眼苍翠，取而代之的是遍布于山腰的一处处墓地。在40余座尽显死者生前气派的墓穴中，最壮观的3座竟是生者早早为自己备下的“活人墓”。知情者说：“修这些豪华大墓的，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七、大造庙堂
一些地方，打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经济”“为民办实事”的招牌，举全民之力建造庙宇，近几年大造庙宇祠堂的现象愈演愈烈，无论是以什么名义和形式修建的“庙堂”，少则耗资数千上万元，多则达数万、几十万元，更甚者数百万元。
●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建造了一座“七星塔”，用来“镇妖、避邪”，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打着“发展经济”的招牌，筹资建庙，然后承包给一个巫婆搞迷信，村里则安排党员干部帮助管理和收费。
●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化林村党支部书记高生文、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元顺，打着“为民办实事”的招牌，发动全村群众集资5万元建“大王庙”，求雨抗旱。
●江苏省江阴市顾山镇，上世纪70年代初修建了顾山烈士陵园。然而，从2003年起，顾山村在烈士陵园的边缘砍林挖山，投资600万元兴建占地20亩的“香山寺”。为此，烈士陵园的大门被拆除，围墙被拆光，通往陵园的林荫道荡然无存。烈士墓碑孤零零地矗立在半山腰，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新建的“香山寺”则金碧辉煌，气势磅礴。
●海南省屯昌县城郊大洞村，村前面50米之内竟有4座庙宇祠堂，在“东水公庙”的“功德碑”上，一些党政干部的名字赫然在目：曾任屯昌县副县长郑兴美，武警边防大队助理、上尉郑贤明，村党支部书记徐光麟等等，大有炫耀当代、流芳百世之意。而与“东水公庙”的富丽堂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周围穷困农民破旧的农舍和危险的教舍。
八、“八字”选才
不讲革命讲算命。有的领导干部在提拔年轻干部时，以“生辰八字”为依据，依“道士”算命说了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原市政管理局局长邵月平，用人不看德才资历，而是先看生辰八字，与其“相生相合”者提拔使用，与其“相克”者则“打入冷宫”。有一次单位调入一名干部，邵月平让他报出“生辰”，然后掐指一算，与自己“八字”相克，于是便安排他下乡工作，离自己远远的。
●海南省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岩的人事安排方法更令人忍俊不禁。吴岩在家中布置“佛堂”，每月都领着亲信们参拜。局里人事安排从不开党组会，而是让当事人头天到他家去拜“菩萨”，第二天在全局职工大会上宣布。吴岩的社会朋友多半是“道士”，被选为股长的人都要让“道士”算命，看是否与自己“相克”。
●海南某县工商局原局长的家中竟然装了8面“照妖镜”，他任命下属时都要请“先生”算一算下属的“八字”是否和自己“相克”。
九、公款求佛
贪官们是爱钱如命的，但在寺庙里花钱却大手大脚，从不吝啬。他们妄图通过收买寺院里的僧人、菩萨来得到神灵和佛祖的保佑。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不惜花费40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委原书记张改萍去商州工作后不久，在疯狂敛财之余痴迷于烧香拜佛，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多次前往全国各大寺院，专门请来僧侣，组织“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仅这些花费就高达几十万元。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正厅级)林国悌，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厅级)蒋艳萍等，每年都要花公款，浩浩荡荡去南岳烧香拜佛。
十、数字迷信
长期以来，数字迷信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老百姓结婚、建房开工无不选择带数字6、8的所谓的“吉日”，电话、车牌也选择所谓的吉祥号码。
●万里长江上迄今已建成的几十座长江大桥中，其特大桥梁的长度、跨度、塔高、通航净高以及开工、竣工时间等，往往特意选择6、8等所谓的吉利数字。夷陵长江大桥主跨采用两个连续348米，巴东长江大桥主跨388米，万州长江大桥主跨580米，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主跨618米，南京长江二桥南汊桥主跨628米，南京长江第三大桥主跨648米。悬索桥中，虎门大桥主跨888米，刚刚合龙的世界第一大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全长2088米，主跨1088米，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数字如果不是出于桥梁设计者的科学测算，而是出于建设决策者的独裁拍板，则是典型的数字迷信。
●1994年，“8888888”的电话号码在河南省郑州市卖出了46.4万元。
●2001年，100辆私车“吉祥”号牌在广东省东莞市以总成交额高达261万元成功拍卖。
●2004年，电话号码“88888888”被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233万元的天价购得。
●手机号码“13585858585”在上海以68万美元的价格在网上拍卖成功，据说创下了网上特殊电话号码拍卖的新记录。
●吉林省长春市长客一中一年级只有一班、二班、三班、五班、六班、七班，居然没有四班。
●在高考期间，许多家长对子女搭乘的出租车牌号、住宿的房间号码、考号都大有讲究，对带4、0的号码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数字迷信现象之所以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与商家的炒作，政府部门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更与部分领导干部带头搞数字迷信有关。
●在网上随便点击一下“奠基仪式”“开工仪式”“开业仪式”等词语，只要有领导干部参加的活动，几乎都选在带有6、8、9 等数字的日子。领导干部的这种数字迷信，不仅不利于社会良俗的培育，相反助长了社会恶俗，更可能衍生腐败行为。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迷信数字可谓到了痴的程度。他非常讲究吉利，喜爱“8”字，坐车要带“8”字的牌照，出门要选有“8”的黄道吉日，甚至连开大会也要定在逢“8”的日子。他还经常向人夸耀自己的名字每个字都是八画，连起来就是“发发发”。
数字只是符号，无所谓吉凶。期望建筑永固，只能靠科学的设计和优质的建造。建于隋大业(公元605~618)年间的赵州桥，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距今已1400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依旧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赵州桥不仅不带6、8等所谓的吉祥数字，相反带有今人最忌讳的数字4（即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可能也很难与6、8两个数字沾边）。看看祖先留下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崇尚迷信的领导干部们或许能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吧。
一、笃信面术
调查显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逾半数难拒迷信，28%相信“相面”。
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水准如何？最近，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了“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县处级公务员了解基本科学知识的比例为63.4%，了解科学方法的比例为36.1%，基本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比例为46.9%，综合来看，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为12.2%。
本次调查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理解程度的测度，主要通过对迷信现象的识别能力来实现。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为18.5%；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以上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
二、崇尚风水
一些信徒认为“风水”可以“造人”，“地灵”而后“人杰”。有了好“风水”，就可以财源广进，仕途大顺。少数干部迷信风水，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不但祈求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还希冀着占有一块“风水宝地”，以泽福子孙后代。据了解，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20万元，有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或算命的价钱，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官员与公众对求签等四种迷信活动的信任程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庭“变脸”，“问计”风水大师。2007年元旦过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主楼的东门和西门，突然之间“变脸”了：法院东侧路边，在写有法院名称的碑座两侧，台阶全部拆掉换成了新的，新台阶的级数也变了，从11级变成了9级。而在法院西门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对气势威严的石狮。刑事审判庭也从大楼里搬走了。
这座审判大楼1999年底入住，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在法官眼中这楼是完美无瑕的建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法院领导下决心动了这么大的“手术”呢？法院基建处解释说，台阶改建，是因为地基沉降。西门立石狮，是因为掌生杀大权的“刑事审判庭”从大楼里搬走了，为了避邪，而立石狮。
熟悉内情的人如实说：2006年深圳中院以裴洪泉为首的贪腐官员被依法逮捕或判刑后，法院领导从香港请来一位“风水大师”前来指点避邪“迷津”。这个“风水大师”把法院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看了几遍后，煞有介事地对法院领导说，去年法院总出事，就是因为风水不好，有三害：一是，审判主楼东面正对某工厂几十米高的大烟筒，像个灵位，不吉，要画符驱邪。二是，在法院背后(即西面)阴气太重，威风不振，暗箭难防，要立一对石狮子镇院避祸。三是，法院东门广场的第一段台阶为11级，犯大忌，按命学讲，9是大数，10是极数，11则走向反面，会祸及主人，要改为9级台阶，暗合九五之尊的吉祥寓意，才能长长久久。“风水大师”点拨后，该法院全部落实照办。在台阶改建工程竣工验收时，发现有二十几块新换的台阶石板表面有大块的黑色杂质，“风水大师”说有黑斑不吉利，于是工程队连夜返工，将这些石板全部敲掉更新。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001年起，历时3年，耗资上亿元建起的审判综合楼落成后，法院院长贾永祥召开院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以驱“害”避“邪”。虽然驱了“害”，避了“邪”，但是，新大楼刚享用一年多，院长贾永祥仍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实施“双规”，随后三个副院长的违法犯罪问题也陆续暴露，最终贾永祥被判处无期徒刑，几个副院长分别被判刑。
●河南省卢氏县政府的门楼比县委大院的高，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认为是压住了县委的“风水”，竟强令拆掉。
●山西省交口县一个名叫马明生的风水先生说：交口县四大班子所在的机关大院“风水”有问题，县委、县政府所在的主楼偏低，县人大所在的西楼比东楼高，是“白虎压了青龙”，不利于主要领导升迁，只要补补“风水”，保证县里能出四个地市级、两个省级干部。县委、县政府领导决定按马明生的指点，在机关大院内埋藏“镇邪”之物：写有符咒的方砖一块、瓦四片，木刻罗盘一个，铜镜一个，砚台一套。埋藏“镇邪”物之前，县委领导带领数十名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面前，拜之又拜，祈求避邪升迁。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建筑工程管理局办公大楼下面埋有一块“镇邪”之物，高约500厘米、长约300厘米、厚130厘米，正面写着“天乙贵人得位”，背面写着“阴阳联合气，生高天乙”。据说，这是三年前该局专门从浚县请的风水先生施过法的“镇物”，可以使人升官发财。埋在这里是为扭转局里每况愈下的局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年过去了，该局并未走出困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新井煤矿董事长、总经理沈长玺于2003年8月28日突然死亡。2004年4月9日，市政府决定由叶占华负责新井煤业公司全面工作。叶上任后认为，新井煤矿风水有问题，于是用专车接来当地颇有名气的“神仙”。叶占华亲自陪同“神仙”在煤矿考察了几天“风水”。“神仙”走后，叶占华给自己制定了“四不原则”：不坐原董事长的车，不走新矿的路，不进原董事长的办公室，不喝新矿井的水。同时斥资13万元，在矿区内的坡顶上建了一座“三清观”。2004年6月28日，“三清观”举行了开光仪式，专门请来了法师作法，说是“三清观”能保佑新矿井的安全。
●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涂寨村党支部书记郑旭阳，利用职权在村里一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了祠堂。2003年3月，郑旭阳为其亡父塑造了一座金身塑像，供奉在祠堂里，并自封亡父为“七省巡按”。在给塑像举行开光仪式时，他强行向村民摊派戏款1万元。此后，每逢其父的生日和忌日，他都要大操大办举行仪式，还要求村民做出好菜来上供。规定村民家凡有大小事情都要将塑像“请”回家供奉。
●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为给祖宗找块好风水地，竟然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
三、占卜算命
当前，一些官员信神、信来世，遇事求签，虔诚至极。这些官员大到省部级干部，小到村委会主任，形成了一张“迷信网”，笼罩着官坛。政治空气被污染，社会风气被恶化。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促使其跨出卖官鬻爵这一步的“动力”之一，竟源于他的一次算卦：在上任前的一天，丁仰宁和老婆到庙里抽了一个“上上签”，签上说他是“百万富翁”。当时还清贫的丁仰宁对此深信不疑，自认为他的发财是“命中注定”，他收受贿赂、大肆卖官，非法攫取100多万元……丁仰宁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住持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丛福奎还专程去山西省五台山白云寺，请住持释昌隆为他“灌顶”，并赐法号“妙全”。为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但菩萨并未保佑他，最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
●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常常请卦算命，天天在家里烧香求菩萨保佑，结果，因受贿702万元被判处死缓。在戴上手铐前，她愤怒地打了菩萨几个耳光。
●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她的宿命偶像是一个所谓的“护身符”。据媒体报道，该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日，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未想一日洗澡，她忘了取下“护身符”，被水泡湿。5月15日前因贪污被抓获时，她竟不停地自言自语：“真准！真准！”令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哭笑不得。
四、驱鬼求神
凡贪官，尽管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但精神空虚，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往往求天拜神，企求在缭绕的清香里，在虔诚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凶化吉。
●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办公大楼搬迁时，在局长的主持下，全体干部职工跟着“道公”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现场一片乌烟瘴气。
●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崇岳，人称“祁马列”，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在盐城市担任宣传部长。早年，他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这时他讲马列只是讲给别人听，或者仅仅挂在口头上。后来工作上出了问题，多次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评，他感到“进步”无望，于是便弃马列而信仰“菩萨”，“护身符”不离身，“祁马列”变成了“祁菩萨”。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法院原院长王辉，400平方米的豪宅内，处处充满了“神气”。客厅的四角挂着金属制的青龙、白虎、麒麟、独角兽，用以“镇邪”。二楼的书架上摆着好几本有关佛教和占卜的书籍。三楼专门辟有一间佛堂，案几上摆着香烛和供品，终日香烟缭绕。王辉日日祈求神灵保佑，但还是东窗事发。有关人员到王辉家中追缴赃款赃物时，还从其卧室的枕头下搜出几张黄纸“神符”。
●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也终究难逃死刑的结局。
五、祈求升迁
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上。他们或者在办公桌脚底贴上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或者通过占卜算八字，来求得仕途亨达。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是个“官迷”，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强行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 后来，胡建学因为贪污被判处死缓。
●重庆一位九真道人，自称曾受一名“负责大工程”的当地局级官员委托，在道观里专门设坛，24小时烧香，祈求高升。这位道士称：该官员还佩戴着一块被“加持过”的玉。“宝玉”是根据此人的生辰八字炼成的，九真道人把“符咒”写在他的照片上，和玉石一起在坛里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在外面做工程身体平安”“官位稳定”等一些“指定信息”，全部“输入”坛内。而到年底时，这块玉还要拿回坛里，输入新信息，祈求明年运程。整套项目，该官员每年需要付6000～7000元。
●沿海某省几个地方的一把手于2006年12月，专门请一位“大师”帮他们看“办公室的风水”。主要是看办公室的位置对官运升迁是否有碍。其中，在某官员办公桌的东南角，这位“大师”摆上了一尊铜钟，按照业内的说法，这是一个“金钟罩”，能把位于东南面的官运拿过来。
●湖南省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唐见奎(正厅级)，为自己的职务升迁常找“大师”问计，他最崇拜的“大师”要数南岳衡山一座小庙的和尚，因为这个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为此，他大笔一挥，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筑了一条水泥路。
六、修“活人墓”
有些干部选择风水宝地大造“活人墓”，为自己和家人“安排后事”。
●重庆黔江石家区渗坝乡——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干部冯文超，却在此购买了400多平方米的“风水宝地”，为自己和妻子各造一座豪墓（见下图）。墓碑高约2米，大青石制作，平整如镜，碑冠刻满麒麟、蝙蝠、龙凤等图案。墓四周有塔柏、桂花和万年青组成的绿化带，两尊雕刻精美的狮子威风凛凛屹立墓前；气势恢宏的朝门上刻着楹联：“遐远合乾坤，巍峨同日月”。墓碑上刻写“官爵至五品”。该墓1998年1月开始修建，历时近3年，仅砌“活墓”围墙就让16名石匠耗费了两年时间。
●邻近黔江的石柱县县城周围有600多座大墓、豪华墓，且多为领导干部所建！其中，时任黔江区委副书记、曾任石柱县县长的谭建祥为自己建造的大型“活墓”面积达180余平方米。
●昆明市西山有160座“活人墓”，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铲平行动中发现，独自成型的“孤坟”、首尾相接的“鸳鸯坟”“组团型坟、社区型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还是成片规划的“豪宅型”墓。
●长沙岳麓区天顶乡中塘村，村民每天开门第一眼看见的已不再是满眼苍翠，取而代之的是遍布于山腰的一处处墓地。在40余座尽显死者生前气派的墓穴中，最壮观的3座竟是生者早早为自己备下的“活人墓”。知情者说：“修这些豪华大墓的，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七、大造庙堂
一些地方，打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经济”“为民办实事”的招牌，举全民之力建造庙宇，近几年大造庙宇祠堂的现象愈演愈烈，无论是以什么名义和形式修建的“庙堂”，少则耗资数千上万元，多则达数万、几十万元，更甚者数百万元。
●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建造了一座“七星塔”，用来“镇妖、避邪”，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打着“发展经济”的招牌，筹资建庙，然后承包给一个巫婆搞迷信，村里则安排党员干部帮助管理和收费。
●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化林村党支部书记高生文、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元顺，打着“为民办实事”的招牌，发动全村群众集资5万元建“大王庙”，求雨抗旱。
●江苏省江阴市顾山镇，上世纪70年代初修建了顾山烈士陵园。然而，从2003年起，顾山村在烈士陵园的边缘砍林挖山，投资600万元兴建占地20亩的“香山寺”。为此，烈士陵园的大门被拆除，围墙被拆光，通往陵园的林荫道荡然无存。烈士墓碑孤零零地矗立在半山腰，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新建的“香山寺”则金碧辉煌，气势磅礴。
●海南省屯昌县城郊大洞村，村前面50米之内竟有4座庙宇祠堂，在“东水公庙”的“功德碑”上，一些党政干部的名字赫然在目：曾任屯昌县副县长郑兴美，武警边防大队助理、上尉郑贤明，村党支部书记徐光麟等等，大有炫耀当代、流芳百世之意。而与“东水公庙”的富丽堂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周围穷困农民破旧的农舍和危险的教舍。
八、“八字”选才
不讲革命讲算命。有的领导干部在提拔年轻干部时，以“生辰八字”为依据，依“道士”算命说了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原市政管理局局长邵月平，用人不看德才资历，而是先看生辰八字，与其“相生相合”者提拔使用，与其“相克”者则“打入冷宫”。有一次单位调入一名干部，邵月平让他报出“生辰”，然后掐指一算，与自己“八字”相克，于是便安排他下乡工作，离自己远远的。
●海南省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岩的人事安排方法更令人忍俊不禁。吴岩在家中布置“佛堂”，每月都领着亲信们参拜。局里人事安排从不开党组会，而是让当事人头天到他家去拜“菩萨”，第二天在全局职工大会上宣布。吴岩的社会朋友多半是“道士”，被选为股长的人都要让“道士”算命，看是否与自己“相克”。
●海南某县工商局原局长的家中竟然装了8面“照妖镜”，他任命下属时都要请“先生”算一算下属的“八字”是否和自己“相克”。
九、公款求佛
贪官们是爱钱如命的，但在寺庙里花钱却大手大脚，从不吝啬。他们妄图通过收买寺院里的僧人、菩萨来得到神灵和佛祖的保佑。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不惜花费40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委原书记张改萍去商州工作后不久，在疯狂敛财之余痴迷于烧香拜佛，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多次前往全国各大寺院，专门请来僧侣，组织“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仅这些花费就高达几十万元。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正厅级)林国悌，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厅级)蒋艳萍等，每年都要花公款，浩浩荡荡去南岳烧香拜佛。
十、数字迷信
长期以来，数字迷信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老百姓结婚、建房开工无不选择带数字6、8的所谓的“吉日”，电话、车牌也选择所谓的吉祥号码。
●万里长江上迄今已建成的几十座长江大桥中，其特大桥梁的长度、跨度、塔高、通航净高以及开工、竣工时间等，往往特意选择6、8等所谓的吉利数字。夷陵长江大桥主跨采用两个连续348米，巴东长江大桥主跨388米，万州长江大桥主跨580米，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主跨618米，南京长江二桥南汊桥主跨628米，南京长江第三大桥主跨648米。悬索桥中，虎门大桥主跨888米，刚刚合龙的世界第一大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全长2088米，主跨1088米，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数字如果不是出于桥梁设计者的科学测算，而是出于建设决策者的独裁拍板，则是典型的数字迷信。
●1994年，“8888888”的电话号码在河南省郑州市卖出了46.4万元。
●2001年，100辆私车“吉祥”号牌在广东省东莞市以总成交额高达261万元成功拍卖。
●2004年，电话号码“88888888”被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233万元的天价购得。
●手机号码“13585858585”在上海以68万美元的价格在网上拍卖成功，据说创下了网上特殊电话号码拍卖的新记录。
●吉林省长春市长客一中一年级只有一班、二班、三班、五班、六班、七班，居然没有四班。
●在高考期间，许多家长对子女搭乘的出租车牌号、住宿的房间号码、考号都大有讲究，对带4、0的号码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数字迷信现象之所以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与商家的炒作，政府部门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更与部分领导干部带头搞数字迷信有关。
●在网上随便点击一下“奠基仪式”“开工仪式”“开业仪式”等词语，只要有领导干部参加的活动，几乎都选在带有6、8、9 等数字的日子。领导干部的这种数字迷信，不仅不利于社会良俗的培育，相反助长了社会恶俗，更可能衍生腐败行为。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迷信数字可谓到了痴的程度。他非常讲究吉利，喜爱“8”字，坐车要带“8”字的牌照，出门要选有“8”的黄道吉日，甚至连开大会也要定在逢“8”的日子。他还经常向人夸耀自己的名字每个字都是八画，连起来就是“发发发”。
数字只是符号，无所谓吉凶。期望建筑永固，只能靠科学的设计和优质的建造。建于隋大业(公元605~618)年间的赵州桥，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距今已1400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依旧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赵州桥不仅不带6、8等所谓的吉祥数字，相反带有今人最忌讳的数字4（即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可能也很难与6、8两个数字沾边）。看看祖先留下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崇尚迷信的领导干部们或许能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