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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创作及阅读：以写作捍卫一个更好世界
陈劲松：蔡东老师，你好！前些时候，青年作家王威廉来信告知，他和青年批评家陈培浩今年在《特区文学》共同主持“大湾区文学地理”专栏，欲邀请我和深圳作家做一个对谈。得知访谈对象是你后，我欣然接受了邀约。一则，有幸认识并关注你的写作十多年了，尽管我们曾经在不同场合也有过各种交流，但像今天这样郑重其事的访谈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就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再深入聊一聊。二则，我从研究生时期即开始阅读深圳作家作品，并持续跟进其创作态势。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后，我又将关注视野延伸至香港、澳门及珠三角其它城市的文学创作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对深圳文学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产生了诸多思考，亦伴随着不少困惑，我愿就此和你进行分享和探讨。我想，我们的对谈大致可以围绕你的个人创作与阅读、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现状和未来等话题展开，当然也不局限于此，可以尽量轻松活泼一些。你看如何？
蔡东：说真的，一听说要做访谈，抵触、担忧、害怕一起涌上来。很多话题翻来覆去说，难有新意。另外，作家重要的永远都是作品。访谈做得多，心慌意乱，小说写出来，心里才踏实。
纠结是有的。但正如劲松兄所言，相识多年还是第一次做对谈，机缘到了。看到你发来的几个对谈话题，花了很多心思，这些问题也很有展开谈的必要。
陈劲松：我至今记得最早邂逅你作品时的情形。2014年前的那个春季，我尚念研究生，某天去学校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时，偶然读到了你发表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新浪潮”栏目的《嘿，天堂》，一部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中篇小说（虽然作品没有出现深圳字眼，但从其中的场景不难辨识）。彼时，在导师的影响下，我正有意鼓捣一篇类似的小说，所以特别留意相关作品。可是，当我读完这篇精彩小说，尤其看到文末的作者简介，发现你居然也只是和我同龄的在读研究生，而非想象中的成熟作家，我内心的沮丧莫可名状，随之放弃了这个念头。说实话，那个年纪的你，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与娴熟，让我刮目相看。因此，我们的对谈不妨从回顾你这篇小说开始。还能想起当时的创作背景吗？
蔡东：《嘿，天堂》应该写于2005年，读研时期。2003年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有了一台电脑。父母知道我喜欢写东西，经常在学校外面的网吧待到很晚，他们就给我买了一台。我家是普通工薪家庭，谈不上富裕，尤其母亲生活挺节俭。现在想来，买电脑是一笔意外且不小的开支，但家里为我想得周到，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家庭氛围也宽松，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做决定，没有感受过管束和逼迫。我以为同龄人的成长经历是类似的，工作后接触到更多人，同事，学生，了解到更多样的家庭关系。脑子里有了这根弦后，跟以前的同学也开始聊这些话题，了解到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势利和残忍，长辈怎么逼子女，有条件的爱，精神虐待，挣脱、逃离甚至切割，感觉挺震撼，震撼下也写了小说《来访者》。
那会儿宿舍里有电脑，写小说就不用出去了。写《嘿，天堂》时，用一条床单做帘子围住书桌，写得天昏地暗，是忘我的境界。这种写作状态很少有。写作的缘起是去深圳游历了一趟，受到很大冲击。此前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就是一直上学，没操心过生活，从山东的校园到深圳，打个比方就像家养动物进了丛林，回学校后就写了这篇小说。
陈劲松：在你的《嘿，天堂》之前，我读过作家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一部同样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较而言之，《嘿，天堂》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均以“寻找”为主题，且有着异曲同工的创作归旨：两者都写出了一代青年在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天堂）追求理想和爱情，却最终都化为泡影后的迷惘和虚无。不过我以为，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粗犷喧嚣相比，你的《嘿，天堂》由于采取的是女性化视角，故而显得更加细腻温和。你读过雪村那部小说吗？你自己如何评价《嘿，天堂》对于个人早期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蔡东： 慕容雪村的作品很有名，当年这个句式挺流行，但小说至今还没读过。《嘿，天堂》是很早的作品，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我喜欢这篇小说的叙述，有生活质感，丰润不干枯。《人民文学》的宁小龄老师读了初稿，给出修改建议，定稿后只等了几个月小说就发表了。那时还在读书，小说在喜欢的刊物上发出来，是莫大鼓励，一下子有了信心。
陈劲松：嗯，我理解你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提到作家的个人创作史，“创作动机”往往是一个绕不开同时非常有趣的话题。譬如，作家莫言多次忆起自己写作的最初的原动力，“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得更俗，就是为了天天能吃饺子。”作家阎连科也一再强调自己年轻时的写作动机多么功利：“能提干。”他坦承：“最开始写作很纯粹，就是想到城里去。”对于莫言、阎连科那一代作家来说，这样的创作动机显然带有深深的时代印痕，虽现实却无奈。后来，在你的创作手记《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写作成为了一种调和，或者说，是一个自救的办法。”“写小说是一次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具体说来，你是如何踏上文学之路的？其中又有哪些难忘经历？
蔡东：我是生活型的人，愿意沉下心来过日子，也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乐趣。人活在世上，既有愉悦和享受的时刻，也必然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对我来说，没有比读小说更好的解压方式了。拿起一本小说，读进去，人就去了另一个地方，这是最好的休息。人到中年，特别能体会弗罗斯特诗歌《雪夜林边小驻》的滋味，“睡前还有很多路要赶”，读本小说，就像是赶路途中在雪夜林边的暂时停驻。
我算不上表达欲很强烈的人，一篇小说要酝酿很久。读书的时候喜欢看小说，也尝试着写一写。写作初期找不到感觉，不是很快受到关注的作者，写了很多年，渐渐有心得，也渐渐有人注意到我的小说。
陈劲松：大学时上文学理论课，讲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或许这也可以用来对应你的生活和写作，恰如他的另一句话—“朴素生活，高尚思考。”听了你刚才的讲述，我充分体会到作家创作背后的种种艰辛，也完全理解作家针对批评家过于吹毛求疵乃至刻意贬损其作品时，发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嘲讽。事实上，自文学批评诞生以来，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处境始终非常微妙，不少人还专门撰文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譬如茅盾，就在《作家和批评家》一文中谈到：“作家们抱怨批评家们‘不负责任’，只会唱高调，可是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叫作家佩服。”而与此同时，“批评家也是同样地抱怨着”。对此，茅盾认为“互相抱怨是无聊的，要互相帮助。”这种彼此相互成全的境界固然值得向往，不过现实或许没有那么令人乐观。我比较好奇的是，身为作家的你，如何看待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交往过程中，是否遇见叫你佩服的批评家？他们的文字對你的创作有无真正影响或启发？ 蔡东：有启发，会在有些评论家的评述里发现自己未曾觉察的东西，变得更自觉。小说写出来，当然希望收获赞美，而中肯的批评就像难喝的良药，只能表情痛苦地往下咽，咽下去了就有好处。其实评论家蛮温和的，看到毛病，点到为止，后来我自己更深地参悟到了，心领神会，也明白这是一份善意。
陈劲松：你的心领神会何尝不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善意！某种意义上，好的批评家和好的作家一样，可遇不可求。鲁迅曾说：“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但在阅读你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创作小说，还写了不少创作谈和评论文章，譬如你对作家邓一光和迟子建的论述，就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细读之后，我感觉你的评论文章灵气斐然，迥异于某些专业批评家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的佶屈聱牙。你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创而优则评”的双重身份？你心目中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子？
蔡东：谢谢劲松兄夸赞。这些年写的评论很有限，不算学术文章，“感受派”的写法，称作艺术随笔更贴切。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子？前段时间读到岳雯的一篇文章，太喜欢了，有真气，有性情。岳雯说：“我们视批评为写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抗。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学院，或就职于学院，但我们不满足于论文式的写作方式。”说到理想的批评家，大概就是爱惜自己的文字，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拒绝样式陈旧的“论文”—这类论文跟机器写的一样，感受不到作者的灵性，不慎读到是浪费时间，而炮制者大概就是在浪费生命了。
陈劲松：岳雯的这篇文章，我也读到了，对其观点，深表认同。我们再聊聊虚构和非虚构的话题吧。作为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探讨文学写作的两种不同手法，尽管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但还是在作家之间尤其是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实际写作中两者究竟应该泾渭分明，还是应该互为一体。我以为，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回应的其实都是文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譬如，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认为，小说就是回应现实。他强调，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基于个人经历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只能通过文学的再现而存在。作家梁鸿则将写作与世界比喻成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在她看来：“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像，但其实却是由无数面像组成的关系。”你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你怎样理解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
蔡东：非虚构我了解不多，读过一些，写法很讲究，叙事上有艺术价值。虚构和非虚构看起来手法迥异，其实都是洞察世界和世相、人和人性，都必然是带着主观色彩的对现实的再创造。对非虚构来说，再创造不是扭曲捏造，也不是作者需要什么就留下什么，而是以真实为前提的艺术表达。说到底，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不管什么姿态，终极目的不都是为了抵达真实，抵达更深刻及被遮蔽的真实吗？虚构和非虚构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抵抗时间。这方面，非虚构可能风险更高，写作不可能回避现实，非虚构尤其长于拥抱“热点”，时过境迁，易于过时，这就对写作的艺术和思想的穿透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陈劲松：你说的没错，较之虚构，非虚构关注更多的可能是“此时的事物”，能否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淘洗，作家们对此应有所考量。一般而言，作家创作经验的获取不外乎两条途径：阅历和阅读。其中，阅读的作用尤为重要。因阅读其他作家作品而在自身创作时深受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契诃夫之于鲁迅、劳伦斯之于张爱玲、奥威尔之于王小波、马尔克斯之于莫言、川端康成之于余华、博尔赫斯之于格非、卡佛之于苏童、卡夫卡之于残雪……影响的结果，大多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观上。你也说过：“一个小说作者的文学观，隐含在写作里，也体现在阅读上。”那么，你有着怎样的阅读旨趣？古今中外哪些作家作品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蔡东：我在阅读方面是杂食者，读经典，也读新书，读笨重型的作家，也读轻盈型的作家。但不喜欢故弄玄虚的小说，把写作变成杂耍和游戏，还自以为有创意、很实验。举个例子，读《几乎没有记忆》这样的小说，既感受不到作者的诚恳，也感受不到作者的才华。
陈劲松：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吗？我没有读过，无法评价。但我想，每一个真正有抱负的作家，都应努力成为读者和批评家心中的好作家。然而，究竟什么样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在批评家谢有顺看来：“如果一个作家缺乏深刻的愤怒和敏锐的同情，那他的写作就很容易为工具理性所劫持，缺失那种足以看清罪恶、唤醒美善的忠直力量。在此之外，他还要有对叙事探索的不懈热情，对艺术语言的不断打磨，对个体命运的持续关注，对内心世界、生存困惑的执着追问，唯其如此，写作才能根植现实而超越现实，并在学习经典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进而为写作加冕。”。这实际体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作家龙应台更是从三个不同层次将作家分成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卡夫卡、曹雪芹、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后，我对龙应台的上述觀点感同身受。当然，关于坏作家、好作家和伟大作家的评判标准或许还有很多，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哈姆雷特》”。那么，你认同龙应台关于作家的三分法吗？对于她心中三个层次的作家，分别有何相近或不同理解？
蔡东：龙应台的三分法主要从认知“愚昧”的角度来谈，有特定的语境。我认同谢老师“唤醒美善”的说法，我心目中的好作家，勇敢又一派天真，不惮于书写人间的苦厄、丑陋、残酷，同时又有勇气建构，以写作捍卫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
陈劲松：的确，在书写黑暗和苦难的同时，不忘光明与救赎，这诚然是一个好作家的固有情怀。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发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少作家写到一定时候，有意无意陷入了自我重复的怪圈，包括写作风格、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我总会在他们后面的作品中找到前期作品的影子，这似乎也可视为作家的“中年危机”之一。对此，你怎么看？你目前的写作是否有遇到上述窘况？一个优秀乃至伟大作家，如何才能突破此类瓶颈，超越自我，创作出经典作品？ 蔡东：写作历程中有自我重复，也有对重复的突破。几乎每个写作阶段都有瓶颈，这伴随着写作本身。我觉得一直写，不断自省，就会慢慢提升和改变。没有一劳永逸，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写作也是如此。
二、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天才的发现和表达从来都是稀有的
陈劲松：《特区文学》将我们对谈的这个栏目命名为“大湾区文学地理”，比较前瞻，富有远见。从你个人的创作和阅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深圳这座城市对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不妨将话题转到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这个方向吧。2020年适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从40年前的边陲小镇到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近年广为流传的开放标语。你南下深圳并生活于此快15年了，按理说早应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但你在2016年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时提到，“来深圳的前几年，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互为异物”“在小说里，深圳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风声鹤唳的地方”。你感觉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和这个地方互为异物”？这种“风声鹤唳”的感觉至今有什么变化吗？
蔡东：定居南方后，我并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节奏，经常想家，也一度回避书写当下经验，仍以家乡的人、事、情感、记忆为写作之源。近年间我意识到，不管内心是否抗拒，情感是否疏离，毕竟已进入到全新的生活中。门在某一刻开启了，深圳孕育着最富现代性的城市文学形态，它可以成为情感和想象的载体。我既是生活者也是写作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都需要投入地感受、体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尝试书写与居住地有关的小说，一些具有南方气息的作品。
陈劲松：可能北上广深的不少作家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吧。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宏阔历程，深圳文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诞生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青春文学”“新城市文学”等多种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更是相继涌现。对此，批评家李敬泽曾指出，“放在全国范围去看，深圳这个群体的实力相当突出……‘深圳青年作家群’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地图。”批评家谢有顺亦认为，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写作实绩“即便放在全国的视野里来观察和定位，也是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两位批评家对深圳文学的看法不谋而合。你平时关注其他深圳作家的创作吗？你眼中的深圳文学是何种样貌？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
蔡东：问题有点大。说说我的观察，十几年前刚来深圳时认识或知道的作者，大部分人仍在写，工作之余写，生活的间隙写，作品红不红都在写。在一个充满世俗焦虑的大城市里，还有一小撮人为写作焦虑，这里面孕育着文学的可能。
陈劲松：“还有一小撮人为写作焦虑”，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这才是真爱啊！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深圳近年一直在倾力打造“文学之城”。谈到一座城市的文学，我们常常会从文学生态、文学思潮、文学精神等方面予以观察。我以为，真正重视文学的城市，除了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为作家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同时要形成颇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学思潮，还要塑造和城市相得益彰的文学精神。丰富的文学生态、引领时代的文学思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精神，无疑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学格局。三者之间，文学精神尤具标杆性价值，盖因文学精神乃文学之灵魂。那么，深圳的文学精神是什么？有人说敢为天下先，也有人说兼收并蓄，你认为呢？
蔡东：“敢为天下先”是深圳城市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精神价值，说到文学精神，似乎还需要沉淀和成形，或者可以说，年轻、不稳定、难以概括也是深圳文学精神的棱面。最棒的是，大家生活在深圳，但大家写的小说都不一样。
陈劲松：就如那首歌所唱的：“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当然，由于观察视角有别，咱俩关注的层面稍微有些差异，但有一点可能所见略同，那就是，看到深圳文学这些年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其可能存在的某些缺失。譬如，和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南京（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等文学传统深厚的城市相比，深圳文学根基尚浅，整体较弱，尤其在全国视域下匮乏有影响力的大家名篇。有论者甚至指出，深圳文学成就和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成就严重不匹配，至今没有产生反映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景象的史诗性作品，更遑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传世之作。对于上述问题，我也有过一些粗疏的思考和建议（详见拙文《在传承中寻求嬗变—新都市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前瞻》《深圳文学的当下处境与前景》《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综而观之，深圳文学的羽翼确实还不够丰满，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若真是大鹏，终有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随着深圳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你觉得深圳文学将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身处其中的作家们又该如何应对？
蔡东：不好一概论之。其实邓一光已经提供了一系列城市小说文本，跟《都柏林人》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不能一说经典就崇古和媚外，经典为什么不能诞生在此时此地呢？
目前面临的问題，仍然是写作者感觉的钝化，对真实生活的麻木，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快速的变化，茫然迷惑，丧失了察觉能力，符号化的写作居多。这也正常，天才的发现和表达从来都是稀有的。
陈劲松：是的，对此我们要有耐心。从早期的《嘿，天堂》到后来的《净尘山》《通天桥》《出入》，再到近期的《来访者》《照夜白》《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你的小说创作多以深圳为故事背景，且深受好评，譬如，作家鲁敏就认为你是深圳城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就你这么多年的创作实践来看，你如何看待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怎样评价自己关于深圳的小说创作？
蔡东：深圳是居住地，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么多年了，居住地总会对写作有所触发。《净尘山》《通天桥》《出入》《照夜白》等小说写出了深圳的某种特质，或者说，“深圳”也相当于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抽掉这个人物，小说可能就不存在了。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深圳虽然出现了，但只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换成其他城市名字也未尝不可。 陈劲松：这也许是你慢慢融入这座城市后的一种收获吧。纵观古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青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020年5月底，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南方文坛》，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召开青年作家批评家研讨会。我比较喜欢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敞开性话题，这个时代的青年（时髦的称呼谓之“后浪”）及其写作，和前辈们的写作早已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现代性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浪”们的生活和相互关系，而且极大改变了当下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途径，以及“后浪”们对于文学传统的认知、接纳与承继方式。不过，在青年批评家李壮看来，“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曾有的时代，今天的青年写作者，似乎处在一种较为罕见的、与时代现状充分融洽的相处状态里”。作为青年写作者中的一员，你如何理解李壮的这一判断？进而言之，我们如何理性、客观地思考青年写作尤其是深圳青年作家的困境与未来？
蔡东：传播和接受方式当然不一樣了，可以说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但对我来说，困境仍然是文学本身的，也很具体，那就是怎么把一篇篇小说写出来，把触动自己的东西传达好，找到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尽可能让小说的生命力长久一些。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现状和未来：海洋气息与开放性
陈劲松：从个人到深圳再到大湾区，这不仅意味着观察视角的变化，更意味着思考的深入和升华。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开始浮出历史地表。2017年12月21日，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深圳举行，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并从粤港历史、港澳经验、深港个案等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共性与个性深入论述。你在创作之余是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和深圳之外的其他湾区城市作家有过交流或互动吗？就当下粤港澳文学发展现状来看，你认为这一提法是否存在概念先行的问题？能否成立？如果成立，依据是什么？是否可视为新时代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和过去的移民文学、打工文学有何异同？
蔡东：对文化战略和文艺批评来说，概念先行不是问题。对小说创作来说，概念不重要，概念既不是写作的障碍，也不是写作的灵丹妙药。
陈劲松：你的回答言简意赅中透着一种哲思啊。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提出三年来，粤港澳三地纷纷举办各类文学活动，以期从实质上推动大湾区文学融合发展，譬如，召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工作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出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大湾区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但不置可否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从内涵到外延至今尚未形成共识。通行的观点有两种：有些人认为，唯有粤港澳地区作者书写的作品，才能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范畴;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是描写粤港澳大湾区人和事的作品，都应视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最核心的特质和要素是什么？如果可以，你能否结合自身经验对其进行界定或下一个相对确切的定义？
蔡东：我倾向于认为，描写粤港澳大湾区人事的作品，可视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喜欢的美剧《亿万》，片头是湾区的场景，很现代的美，高度的城市化，湾区大概是人类城市建设最杰出的样本和形态了。《亿万》是金融题材的剧集，最初因为戴米恩·路易斯才追这部剧，后来被剧情的节奏和张力所吸引。而湾区文学的特质，也许就是海洋气息和开放性吧，人们在此聚集离散，自然也延伸了文学书写的空间。
陈劲松：延伸书写空间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意思。2018年举行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一致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合作发展倡议书》，除了倡导建立粤港澳三地十一城市文学合作长效机制、加强文学交流互动、共建城市文学活动载体、互通文学作品发表渠道、完善文学交流平台、推进文学联动，构建粤港澳三地文学界交流合作新格局，倡议书还特别提出要“培育清新刚健、多元蓬勃的大湾区文学生态，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使之成为华语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重要枢纽”。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这或许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重要途径之一。你认为是否存在这种“文学共同体”？或者说，你认为建设这样一种“文学共同体”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你能否从一个作家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蔡东：写作说到底是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劳动，但命名和交流自有其意义。
陈劲松：说的是，作家和批评家考虑的毕竟各有侧重。在批评家谢有顺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视角，去思考“现在”和“未来”。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大湾区开创了艺术、审美和想象的空间，将会提供更多书写主题。记得你在创作手记《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中提到，你的故事大都关乎女性，在关于《我想要的一天》创作手记《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中进一步指出：“我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困境，而是日常生活的悖论和近乎无解的精神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视域下，你未来的写作有何规划？是否考虑过其它主题？变与不变之间，你内心是否有一种始终坚守的小说精神？
蔡东：考虑过其他主题，比如多走出去看一看，多了解更年轻的人是怎么活着的，希望能驾驭更多样的题材。说到坚守的小说精神，似乎有悲壮感，其实也就是自己对写小说的态度吧，不粗制滥造，每一篇都细细打磨，品质好一点吧。
访谈的尾声，我想谢谢劲松兄，你为访谈下了大工夫。聊的过程中一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了，很受益。
陈劲松：也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和你交流非常愉快，也让我深受启发。期待你写出更多好作品。
陈劲松：蔡东老师，你好！前些时候，青年作家王威廉来信告知，他和青年批评家陈培浩今年在《特区文学》共同主持“大湾区文学地理”专栏，欲邀请我和深圳作家做一个对谈。得知访谈对象是你后，我欣然接受了邀约。一则，有幸认识并关注你的写作十多年了，尽管我们曾经在不同场合也有过各种交流，但像今天这样郑重其事的访谈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就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再深入聊一聊。二则，我从研究生时期即开始阅读深圳作家作品，并持续跟进其创作态势。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后，我又将关注视野延伸至香港、澳门及珠三角其它城市的文学创作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对深圳文学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产生了诸多思考，亦伴随着不少困惑，我愿就此和你进行分享和探讨。我想，我们的对谈大致可以围绕你的个人创作与阅读、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现状和未来等话题展开，当然也不局限于此，可以尽量轻松活泼一些。你看如何？
蔡东：说真的，一听说要做访谈，抵触、担忧、害怕一起涌上来。很多话题翻来覆去说，难有新意。另外，作家重要的永远都是作品。访谈做得多，心慌意乱，小说写出来，心里才踏实。
纠结是有的。但正如劲松兄所言，相识多年还是第一次做对谈，机缘到了。看到你发来的几个对谈话题，花了很多心思，这些问题也很有展开谈的必要。
陈劲松：我至今记得最早邂逅你作品时的情形。2014年前的那个春季，我尚念研究生，某天去学校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时，偶然读到了你发表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新浪潮”栏目的《嘿，天堂》，一部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中篇小说（虽然作品没有出现深圳字眼，但从其中的场景不难辨识）。彼时，在导师的影响下，我正有意鼓捣一篇类似的小说，所以特别留意相关作品。可是，当我读完这篇精彩小说，尤其看到文末的作者简介，发现你居然也只是和我同龄的在读研究生，而非想象中的成熟作家，我内心的沮丧莫可名状，随之放弃了这个念头。说实话，那个年纪的你，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与娴熟，让我刮目相看。因此，我们的对谈不妨从回顾你这篇小说开始。还能想起当时的创作背景吗？
蔡东：《嘿，天堂》应该写于2005年，读研时期。2003年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有了一台电脑。父母知道我喜欢写东西，经常在学校外面的网吧待到很晚，他们就给我买了一台。我家是普通工薪家庭，谈不上富裕，尤其母亲生活挺节俭。现在想来，买电脑是一笔意外且不小的开支，但家里为我想得周到，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家庭氛围也宽松，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做决定，没有感受过管束和逼迫。我以为同龄人的成长经历是类似的，工作后接触到更多人，同事，学生，了解到更多样的家庭关系。脑子里有了这根弦后，跟以前的同学也开始聊这些话题，了解到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势利和残忍，长辈怎么逼子女，有条件的爱，精神虐待，挣脱、逃离甚至切割，感觉挺震撼，震撼下也写了小说《来访者》。
那会儿宿舍里有电脑，写小说就不用出去了。写《嘿，天堂》时，用一条床单做帘子围住书桌，写得天昏地暗，是忘我的境界。这种写作状态很少有。写作的缘起是去深圳游历了一趟，受到很大冲击。此前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就是一直上学，没操心过生活，从山东的校园到深圳，打个比方就像家养动物进了丛林，回学校后就写了这篇小说。
陈劲松：在你的《嘿，天堂》之前，我读过作家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一部同样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较而言之，《嘿，天堂》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均以“寻找”为主题，且有着异曲同工的创作归旨：两者都写出了一代青年在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天堂）追求理想和爱情，却最终都化为泡影后的迷惘和虚无。不过我以为，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粗犷喧嚣相比，你的《嘿，天堂》由于采取的是女性化视角，故而显得更加细腻温和。你读过雪村那部小说吗？你自己如何评价《嘿，天堂》对于个人早期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蔡东： 慕容雪村的作品很有名，当年这个句式挺流行，但小说至今还没读过。《嘿，天堂》是很早的作品，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我喜欢这篇小说的叙述，有生活质感，丰润不干枯。《人民文学》的宁小龄老师读了初稿，给出修改建议，定稿后只等了几个月小说就发表了。那时还在读书，小说在喜欢的刊物上发出来，是莫大鼓励，一下子有了信心。
陈劲松：嗯，我理解你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提到作家的个人创作史，“创作动机”往往是一个绕不开同时非常有趣的话题。譬如，作家莫言多次忆起自己写作的最初的原动力，“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得更俗，就是为了天天能吃饺子。”作家阎连科也一再强调自己年轻时的写作动机多么功利：“能提干。”他坦承：“最开始写作很纯粹，就是想到城里去。”对于莫言、阎连科那一代作家来说，这样的创作动机显然带有深深的时代印痕，虽现实却无奈。后来，在你的创作手记《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写作成为了一种调和，或者说，是一个自救的办法。”“写小说是一次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具体说来，你是如何踏上文学之路的？其中又有哪些难忘经历？
蔡东：我是生活型的人，愿意沉下心来过日子，也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乐趣。人活在世上，既有愉悦和享受的时刻，也必然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对我来说，没有比读小说更好的解压方式了。拿起一本小说，读进去，人就去了另一个地方，这是最好的休息。人到中年，特别能体会弗罗斯特诗歌《雪夜林边小驻》的滋味，“睡前还有很多路要赶”，读本小说，就像是赶路途中在雪夜林边的暂时停驻。
我算不上表达欲很强烈的人，一篇小说要酝酿很久。读书的时候喜欢看小说，也尝试着写一写。写作初期找不到感觉，不是很快受到关注的作者，写了很多年，渐渐有心得，也渐渐有人注意到我的小说。
陈劲松：大学时上文学理论课，讲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或许这也可以用来对应你的生活和写作，恰如他的另一句话—“朴素生活，高尚思考。”听了你刚才的讲述，我充分体会到作家创作背后的种种艰辛，也完全理解作家针对批评家过于吹毛求疵乃至刻意贬损其作品时，发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嘲讽。事实上，自文学批评诞生以来，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处境始终非常微妙，不少人还专门撰文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譬如茅盾，就在《作家和批评家》一文中谈到：“作家们抱怨批评家们‘不负责任’，只会唱高调，可是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叫作家佩服。”而与此同时，“批评家也是同样地抱怨着”。对此，茅盾认为“互相抱怨是无聊的，要互相帮助。”这种彼此相互成全的境界固然值得向往，不过现实或许没有那么令人乐观。我比较好奇的是，身为作家的你，如何看待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交往过程中，是否遇见叫你佩服的批评家？他们的文字對你的创作有无真正影响或启发？ 蔡东：有启发，会在有些评论家的评述里发现自己未曾觉察的东西，变得更自觉。小说写出来，当然希望收获赞美，而中肯的批评就像难喝的良药，只能表情痛苦地往下咽，咽下去了就有好处。其实评论家蛮温和的，看到毛病，点到为止，后来我自己更深地参悟到了，心领神会，也明白这是一份善意。
陈劲松：你的心领神会何尝不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善意！某种意义上，好的批评家和好的作家一样，可遇不可求。鲁迅曾说：“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但在阅读你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创作小说，还写了不少创作谈和评论文章，譬如你对作家邓一光和迟子建的论述，就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细读之后，我感觉你的评论文章灵气斐然，迥异于某些专业批评家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的佶屈聱牙。你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创而优则评”的双重身份？你心目中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子？
蔡东：谢谢劲松兄夸赞。这些年写的评论很有限，不算学术文章，“感受派”的写法，称作艺术随笔更贴切。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子？前段时间读到岳雯的一篇文章，太喜欢了，有真气，有性情。岳雯说：“我们视批评为写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抗。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学院，或就职于学院，但我们不满足于论文式的写作方式。”说到理想的批评家，大概就是爱惜自己的文字，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拒绝样式陈旧的“论文”—这类论文跟机器写的一样，感受不到作者的灵性，不慎读到是浪费时间，而炮制者大概就是在浪费生命了。
陈劲松：岳雯的这篇文章，我也读到了，对其观点，深表认同。我们再聊聊虚构和非虚构的话题吧。作为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探讨文学写作的两种不同手法，尽管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但还是在作家之间尤其是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实际写作中两者究竟应该泾渭分明，还是应该互为一体。我以为，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回应的其实都是文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譬如，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认为，小说就是回应现实。他强调，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基于个人经历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只能通过文学的再现而存在。作家梁鸿则将写作与世界比喻成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在她看来：“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像，但其实却是由无数面像组成的关系。”你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你怎样理解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
蔡东：非虚构我了解不多，读过一些，写法很讲究，叙事上有艺术价值。虚构和非虚构看起来手法迥异，其实都是洞察世界和世相、人和人性，都必然是带着主观色彩的对现实的再创造。对非虚构来说，再创造不是扭曲捏造，也不是作者需要什么就留下什么，而是以真实为前提的艺术表达。说到底，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不管什么姿态，终极目的不都是为了抵达真实，抵达更深刻及被遮蔽的真实吗？虚构和非虚构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抵抗时间。这方面，非虚构可能风险更高，写作不可能回避现实，非虚构尤其长于拥抱“热点”，时过境迁，易于过时，这就对写作的艺术和思想的穿透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陈劲松：你说的没错，较之虚构，非虚构关注更多的可能是“此时的事物”，能否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淘洗，作家们对此应有所考量。一般而言，作家创作经验的获取不外乎两条途径：阅历和阅读。其中，阅读的作用尤为重要。因阅读其他作家作品而在自身创作时深受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契诃夫之于鲁迅、劳伦斯之于张爱玲、奥威尔之于王小波、马尔克斯之于莫言、川端康成之于余华、博尔赫斯之于格非、卡佛之于苏童、卡夫卡之于残雪……影响的结果，大多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观上。你也说过：“一个小说作者的文学观，隐含在写作里，也体现在阅读上。”那么，你有着怎样的阅读旨趣？古今中外哪些作家作品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蔡东：我在阅读方面是杂食者，读经典，也读新书，读笨重型的作家，也读轻盈型的作家。但不喜欢故弄玄虚的小说，把写作变成杂耍和游戏，还自以为有创意、很实验。举个例子，读《几乎没有记忆》这样的小说，既感受不到作者的诚恳，也感受不到作者的才华。
陈劲松：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吗？我没有读过，无法评价。但我想，每一个真正有抱负的作家，都应努力成为读者和批评家心中的好作家。然而，究竟什么样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在批评家谢有顺看来：“如果一个作家缺乏深刻的愤怒和敏锐的同情，那他的写作就很容易为工具理性所劫持，缺失那种足以看清罪恶、唤醒美善的忠直力量。在此之外，他还要有对叙事探索的不懈热情，对艺术语言的不断打磨，对个体命运的持续关注，对内心世界、生存困惑的执着追问，唯其如此，写作才能根植现实而超越现实，并在学习经典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进而为写作加冕。”。这实际体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作家龙应台更是从三个不同层次将作家分成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卡夫卡、曹雪芹、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后，我对龙应台的上述觀点感同身受。当然，关于坏作家、好作家和伟大作家的评判标准或许还有很多，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哈姆雷特》”。那么，你认同龙应台关于作家的三分法吗？对于她心中三个层次的作家，分别有何相近或不同理解？
蔡东：龙应台的三分法主要从认知“愚昧”的角度来谈，有特定的语境。我认同谢老师“唤醒美善”的说法，我心目中的好作家，勇敢又一派天真，不惮于书写人间的苦厄、丑陋、残酷，同时又有勇气建构，以写作捍卫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
陈劲松：的确，在书写黑暗和苦难的同时，不忘光明与救赎，这诚然是一个好作家的固有情怀。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发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少作家写到一定时候，有意无意陷入了自我重复的怪圈，包括写作风格、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我总会在他们后面的作品中找到前期作品的影子，这似乎也可视为作家的“中年危机”之一。对此，你怎么看？你目前的写作是否有遇到上述窘况？一个优秀乃至伟大作家，如何才能突破此类瓶颈，超越自我，创作出经典作品？ 蔡东：写作历程中有自我重复，也有对重复的突破。几乎每个写作阶段都有瓶颈，这伴随着写作本身。我觉得一直写，不断自省，就会慢慢提升和改变。没有一劳永逸，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写作也是如此。
二、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天才的发现和表达从来都是稀有的
陈劲松：《特区文学》将我们对谈的这个栏目命名为“大湾区文学地理”，比较前瞻，富有远见。从你个人的创作和阅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深圳这座城市对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不妨将话题转到深圳文学及城市写作这个方向吧。2020年适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从40年前的边陲小镇到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近年广为流传的开放标语。你南下深圳并生活于此快15年了，按理说早应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但你在2016年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时提到，“来深圳的前几年，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互为异物”“在小说里，深圳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风声鹤唳的地方”。你感觉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和这个地方互为异物”？这种“风声鹤唳”的感觉至今有什么变化吗？
蔡东：定居南方后，我并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节奏，经常想家，也一度回避书写当下经验，仍以家乡的人、事、情感、记忆为写作之源。近年间我意识到，不管内心是否抗拒，情感是否疏离，毕竟已进入到全新的生活中。门在某一刻开启了，深圳孕育着最富现代性的城市文学形态，它可以成为情感和想象的载体。我既是生活者也是写作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都需要投入地感受、体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尝试书写与居住地有关的小说，一些具有南方气息的作品。
陈劲松：可能北上广深的不少作家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吧。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宏阔历程，深圳文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诞生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青春文学”“新城市文学”等多种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更是相继涌现。对此，批评家李敬泽曾指出，“放在全国范围去看，深圳这个群体的实力相当突出……‘深圳青年作家群’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地图。”批评家谢有顺亦认为，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写作实绩“即便放在全国的视野里来观察和定位，也是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两位批评家对深圳文学的看法不谋而合。你平时关注其他深圳作家的创作吗？你眼中的深圳文学是何种样貌？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
蔡东：问题有点大。说说我的观察，十几年前刚来深圳时认识或知道的作者，大部分人仍在写，工作之余写，生活的间隙写，作品红不红都在写。在一个充满世俗焦虑的大城市里，还有一小撮人为写作焦虑，这里面孕育着文学的可能。
陈劲松：“还有一小撮人为写作焦虑”，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这才是真爱啊！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深圳近年一直在倾力打造“文学之城”。谈到一座城市的文学，我们常常会从文学生态、文学思潮、文学精神等方面予以观察。我以为，真正重视文学的城市，除了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为作家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同时要形成颇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学思潮，还要塑造和城市相得益彰的文学精神。丰富的文学生态、引领时代的文学思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精神，无疑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学格局。三者之间，文学精神尤具标杆性价值，盖因文学精神乃文学之灵魂。那么，深圳的文学精神是什么？有人说敢为天下先，也有人说兼收并蓄，你认为呢？
蔡东：“敢为天下先”是深圳城市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精神价值，说到文学精神，似乎还需要沉淀和成形，或者可以说，年轻、不稳定、难以概括也是深圳文学精神的棱面。最棒的是，大家生活在深圳，但大家写的小说都不一样。
陈劲松：就如那首歌所唱的：“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当然，由于观察视角有别，咱俩关注的层面稍微有些差异，但有一点可能所见略同，那就是，看到深圳文学这些年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其可能存在的某些缺失。譬如，和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南京（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等文学传统深厚的城市相比，深圳文学根基尚浅，整体较弱，尤其在全国视域下匮乏有影响力的大家名篇。有论者甚至指出，深圳文学成就和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成就严重不匹配，至今没有产生反映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景象的史诗性作品，更遑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传世之作。对于上述问题，我也有过一些粗疏的思考和建议（详见拙文《在传承中寻求嬗变—新都市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前瞻》《深圳文学的当下处境与前景》《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综而观之，深圳文学的羽翼确实还不够丰满，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若真是大鹏，终有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随着深圳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你觉得深圳文学将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身处其中的作家们又该如何应对？
蔡东：不好一概论之。其实邓一光已经提供了一系列城市小说文本，跟《都柏林人》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不能一说经典就崇古和媚外，经典为什么不能诞生在此时此地呢？
目前面临的问題，仍然是写作者感觉的钝化，对真实生活的麻木，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快速的变化，茫然迷惑，丧失了察觉能力，符号化的写作居多。这也正常，天才的发现和表达从来都是稀有的。
陈劲松：是的，对此我们要有耐心。从早期的《嘿，天堂》到后来的《净尘山》《通天桥》《出入》，再到近期的《来访者》《照夜白》《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你的小说创作多以深圳为故事背景，且深受好评，譬如，作家鲁敏就认为你是深圳城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就你这么多年的创作实践来看，你如何看待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怎样评价自己关于深圳的小说创作？
蔡东：深圳是居住地，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么多年了，居住地总会对写作有所触发。《净尘山》《通天桥》《出入》《照夜白》等小说写出了深圳的某种特质，或者说，“深圳”也相当于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抽掉这个人物，小说可能就不存在了。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深圳虽然出现了，但只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换成其他城市名字也未尝不可。 陈劲松：这也许是你慢慢融入这座城市后的一种收获吧。纵观古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青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020年5月底，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南方文坛》，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召开青年作家批评家研讨会。我比较喜欢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敞开性话题，这个时代的青年（时髦的称呼谓之“后浪”）及其写作，和前辈们的写作早已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现代性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浪”们的生活和相互关系，而且极大改变了当下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途径，以及“后浪”们对于文学传统的认知、接纳与承继方式。不过，在青年批评家李壮看来，“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曾有的时代，今天的青年写作者，似乎处在一种较为罕见的、与时代现状充分融洽的相处状态里”。作为青年写作者中的一员，你如何理解李壮的这一判断？进而言之，我们如何理性、客观地思考青年写作尤其是深圳青年作家的困境与未来？
蔡东：传播和接受方式当然不一樣了，可以说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但对我来说，困境仍然是文学本身的，也很具体，那就是怎么把一篇篇小说写出来，把触动自己的东西传达好，找到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尽可能让小说的生命力长久一些。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现状和未来：海洋气息与开放性
陈劲松：从个人到深圳再到大湾区，这不仅意味着观察视角的变化，更意味着思考的深入和升华。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开始浮出历史地表。2017年12月21日，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深圳举行，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并从粤港历史、港澳经验、深港个案等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共性与个性深入论述。你在创作之余是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和深圳之外的其他湾区城市作家有过交流或互动吗？就当下粤港澳文学发展现状来看，你认为这一提法是否存在概念先行的问题？能否成立？如果成立，依据是什么？是否可视为新时代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和过去的移民文学、打工文学有何异同？
蔡东：对文化战略和文艺批评来说，概念先行不是问题。对小说创作来说，概念不重要，概念既不是写作的障碍，也不是写作的灵丹妙药。
陈劲松：你的回答言简意赅中透着一种哲思啊。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提出三年来，粤港澳三地纷纷举办各类文学活动，以期从实质上推动大湾区文学融合发展，譬如，召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工作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出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大湾区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但不置可否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从内涵到外延至今尚未形成共识。通行的观点有两种：有些人认为，唯有粤港澳地区作者书写的作品，才能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范畴;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是描写粤港澳大湾区人和事的作品，都应视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最核心的特质和要素是什么？如果可以，你能否结合自身经验对其进行界定或下一个相对确切的定义？
蔡东：我倾向于认为，描写粤港澳大湾区人事的作品，可视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喜欢的美剧《亿万》，片头是湾区的场景，很现代的美，高度的城市化，湾区大概是人类城市建设最杰出的样本和形态了。《亿万》是金融题材的剧集，最初因为戴米恩·路易斯才追这部剧，后来被剧情的节奏和张力所吸引。而湾区文学的特质，也许就是海洋气息和开放性吧，人们在此聚集离散，自然也延伸了文学书写的空间。
陈劲松：延伸书写空间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意思。2018年举行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一致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合作发展倡议书》，除了倡导建立粤港澳三地十一城市文学合作长效机制、加强文学交流互动、共建城市文学活动载体、互通文学作品发表渠道、完善文学交流平台、推进文学联动，构建粤港澳三地文学界交流合作新格局，倡议书还特别提出要“培育清新刚健、多元蓬勃的大湾区文学生态，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使之成为华语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重要枢纽”。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这或许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的重要途径之一。你认为是否存在这种“文学共同体”？或者说，你认为建设这样一种“文学共同体”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你能否从一个作家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蔡东：写作说到底是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劳动，但命名和交流自有其意义。
陈劲松：说的是，作家和批评家考虑的毕竟各有侧重。在批评家谢有顺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视角，去思考“现在”和“未来”。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大湾区开创了艺术、审美和想象的空间，将会提供更多书写主题。记得你在创作手记《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中提到，你的故事大都关乎女性，在关于《我想要的一天》创作手记《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中进一步指出：“我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困境，而是日常生活的悖论和近乎无解的精神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视域下，你未来的写作有何规划？是否考虑过其它主题？变与不变之间，你内心是否有一种始终坚守的小说精神？
蔡东：考虑过其他主题，比如多走出去看一看，多了解更年轻的人是怎么活着的，希望能驾驭更多样的题材。说到坚守的小说精神，似乎有悲壮感，其实也就是自己对写小说的态度吧，不粗制滥造，每一篇都细细打磨，品质好一点吧。
访谈的尾声，我想谢谢劲松兄，你为访谈下了大工夫。聊的过程中一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了，很受益。
陈劲松：也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和你交流非常愉快，也让我深受启发。期待你写出更多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