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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秘密会党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机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行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会党由联合到分裂，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从合作的表面契合到矛盾无法克服，革命党对秘密会党的态度为何前后大不相同？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关键词：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党；秘密会党；孙中山；关系转变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05-05
学术界对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集中关注，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之前对秘密会党的研究多偏向于太平天国运动、会党与社会变迁以及秘密会党本身的起源、教义、仪式等具体方面。80年代关于秘密会党本身的研究，当以1985年，陈旭麓先生发表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1]为代表之作。陈旭麓在文中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且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到了90年代末期，随着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其中有一些地方性的研究，如《东北会党与辛亥革命》[2]、《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的清帮》[3]、《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对会党的发动》[4]等文章，对具体地区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互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部分归结到秘密会党的身上，如《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5]、《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6]、《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7]等几篇文章主要从会党自身的缺陷及革命派的局限性分析联络会党最终不会为辛亥革命带来正面影响的原因。而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8]一文则比较详细的将二者合作的历程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二者的联合进行了探讨。
著述方面，则有大量史料记录了革命党与秘密会党之间联系。罗尔纲在其著作中曾这样评价秘密会党的主要代表之一天地会[9]，认为其是“中国近世南方广播于民间之革命党”，并认为天地会參与惠州之役“以无数鲜血染成一页页反清记录，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具有其深远之光荣历史。”[10]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革命党人“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并且认为革命党与会党的破裂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完全破裂，导致了以失败而告终[11]。而由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12]第四卷《清代会党》中就提及孙中山联络海外洪门的努力，更加侧重于海外洪门对于辛亥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此类的著述相当丰富，在此不做赘述。
将辛亥革命对会党的态度简单理解为“利用”和“一脚踢开”似有不妥。下面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与秘密会党关系的转变进行追溯和梳理，以期找到革命党人与会党这种特殊的结盟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引言
1919年，蔡元培准备编写一部国史，拟把秘密会党[13]的贡献也写入其中。孙中山写信反对，建议另外专门写一部秘密会党史。孙中山写道：
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复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14]
而在1904年孙中山发表于檀香山《隆记报》的《驳〈保皇报〉》一文中在反驳君主立宪派“会外人意革命党非洪门会中人何以图羊城（即广州），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这一观点时曾写道，认为立宪派“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15]
从“志同道合”到后来的“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革命党人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何种变化？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其对会党的态度又为何前后如此大不相同？
在辛亥革命的历程中，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主题。笔者认为这里面不只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党在辛亥革命的发动与进行过程中苦苦探索却寻不到出路的无奈以及秘密会党所代表的一部分普通民众想要在时代变局中实现自身目的的努力，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对会党多少寄予了理想化的期待，而秘密会党则表现出了更多现实利益的需求和对“江湖义气”的重视，其教义很大程度上还夹杂着以“反满”为宗旨的种族主义情绪，如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便是鲜明的例子。
二、革命党与会党的结合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各地起义而失业和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游民队伍日益增大，而作为互助性组织的会党就成为了失业者们的归宿。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以免受到他人的欺侮，正是因为会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社会经济凋敝，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所以会党的活动也日益活跃，如1906年4月14日《汇报》记载浙江武义“会党首领刘金祥被县令拘押，群众鸣锣聚众，逼迫县令放回”，又如1907年8月21日《汇报》载“会党首领朱仁山与湖北陈不魁联系共同起事”，[16]1906年至1910年间以会党为主导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除此之外，秘密会党经常和抢米的饥民、抗捐的乡民结合起来，带头行动或者推波助澜，造成斗争规模的扩大，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些行动中，会党则体现出了自身在一定民众群体中的号召力，成为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作为革命党人，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他们不仅仅于思想战线上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且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努力。1906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17]，其中规定了组织国民军的任务。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国民军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18]同时，革命党人也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能在农村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无法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要实现“驱除鞑虏”、“创立民国”的志愿，革命党人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建立革命的武装，达到最终的目的。
而会党在反清政府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以及如天地会所提出的“反清复明”都使革命党人对其产生了期待，并且对无法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所困扰的革命党人来说，会党与农民群众却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对于会党来说，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言多少也契合了他们的反满情绪。由于会党成员结构复杂，组织松散，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为革命党人的宣传提供了机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在1904至1907年前后多次参与组织扬子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工作，而他为了促使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合作做了很多的阐释，他认为“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19]由此可见，以陶成章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会党所提倡的“忠义”以及“平等”寄予了美好的期待。
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革命党人开始依靠会党进行实现共和的斗争。
孙中山1885年确立“创立民国之志”时，他结交了郑士良，认为郑“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并且“一见则奇之”，他与郑士良探讨革命，郑士良很信服孙中山的思想，并告诉孙中山他会投入会党，一旦有需要，便会集结会党力量听从统一指挥。[20]由此可以说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刚确立时便与会党有了渊源，并且对二者未来的合作颇为期待。
1899年冬，脱离了保皇派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饶卿、师橡等数十人”抵达香港，其中，杨鸿钧和李云彪“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他们与兴中会首领及三合会头目见面，组织兴汉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首领，促成了三者在华南的短暂合作。[21]从此之后，各地会党运动空前活跃，以湖南为例，20世纪初的十多年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及浙皖起义等都与会党有关。
并且部分革命党人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加入了会党，一些会党群众也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所吸引加入了革命党的队伍，二者在人员组成方面发生了融合。领导了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人刘道一当时为了联络会党加入了天地会，而同盟会工人领袖龚春台则是洪江会的总首领，指挥镇南关起义的黄明堂在加入同盟会之前则是洪门会党……这些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即使作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为了得到华侨在经济上的资助也曾于1903年亲自加入美国洪门致公堂，原因是孙中山在1896年第一次赴美时发现美国华侨风气闭塞，对于革命主义的宣传响应者不多，“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22]而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所以他意识到“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23]后来，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资金上的帮助，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提供。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至1908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7000余元。[24]
三、矛盾无法克服走向分裂
不论是国内的会党亦或是海外的洪门致公堂，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点不可磨灭。但是会党长久以来自发反抗的传统、相对分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包含了流民无产者、贫苦农民等多各阶层的组成人员，都在革命推进的过程中偏离了革命党人最初的设想。
由于会党的组成人员结构复杂，虽然它在受到压迫时具有很强的反抗能力，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追求或者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也导致了它在与革命党合作中的动摇性和盲目性，这点在多处都有体现。这个弱点在革命党拉拢会党之时，为革命党所利用，即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革命思想灌输给意识形态较为混乱的会党群众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会党群众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或许“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其反满的宗旨有些契合，但是，“创立共和”对于会党民众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认同的遥不可及的梦。
前文中所提到的1899年在毕永年等人的努力下所促成的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合作很快失败的原因，或许便体现了秘密会党的领袖们与革命党人的带有些浪漫主义的期待颇有距离。当时，唐才常“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毕永年认为其为康有为所用的行为违背了之前的宗旨，唐才常辩驳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适杨、李、辜、张”几位会党领袖“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面对会党领袖的倒戈深受刺激，认为“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最终“愤然削发”。[25]
这一次的事件体现了会党与革命党合作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了现实利益的吸引很容易造成本来政治目的就模糊的会党的倒戈。
在萍浏醴起义中，革命党人与会党的互动过程也集中暴露出种种的问题。
1906年10月，本来原定于年底的起义，由于不断有会党首领被捕遇害，萍乡的矿工、浏阳、醴陵的会党纷纷要求提前起义，而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主要领导人则持迟疑和观望的态度，引起了会党群众的不满而采取了自发的行动。导致龚春台等人不得不宣布起义，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26]整个实践过程对革命党能否驾驭会党提出了质疑，在二者合作的过程中，革命党期待改造会党为我所用，亦是用心良苦深入会党内部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当真正要实践的时候，会党具有多少纪律性和可控性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
起义军整编了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其营制是600人为一营，3000人为一军，补号白地饰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锋”、“后军汉勇”、“革命左军汉勇”数种，而各军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27]作为革命党人领导的一场起义，在其军队的补号和旗帜中多次出现“汉”这样的字眼，虽然重点在于“革命”二字，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多少体现了革命党人在与会党合作中的一些妥协，或者说，革命党人认为“汉”这种突出民族性的字眼更能激发会党成员们的反满情绪，但是，从“创立共和”这个长远的目标来看，会党与革命党人无法达到真正的契合。
而也有会党直接断绝了与共和的一切联系，浏阳的洪福会在姜守旦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但是它自立旗号，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并且发出的檄文也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洪江会起义军大相径庭，[28]二者处于分立状态。这其中又体现出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政治追求的不同，会党安于反满和建立一个新中华大帝国，革命党人理想中的共和国则并不是他们所期待和能够理解的。
在会党群众与革命党的互动磨合中，萍浏醴起义经过惨烈的斗争还是走向了失败。这场起义对于辛亥革命的历程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和鼓舞人心的行动，但是，会党所表现出的幼稚、散漫、无纪律性对于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来说，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会党在参与反洋教的过程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06到1910年间所发生的反洋教斗争，很多都是会党主导发起的。[29]而革命党人对于秘密会党的盲目排外和反对基督教的行动是无法赞同的，他们希望会党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反清上来。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会党采纳革命党人的世界观并不彻底，辛亥革命期间四川秘密会党的庆功会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庆祝历史又回到了前一个时代，哥老会成员穿起明朝的服装，扮成明朝的官员。这使革命党人大为震惊，赶紧采取措施加以弹压。[30]
不止如此，辛亥革命后，很多地方的会党出现了抵制甚至反对共和的声音，在四川，哥老会会首谢厚鉴“拜纳流氓，勾结营勇，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在湖北，有的会党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活动于芜湖至上海长江沿线的海龙会认为，“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 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 非推翻民国不可”。[31]会党认识的不统一与局限性以及对革命相对狭隘的认知，都使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愈加难以为继。
笔者前文提到，革命党人对会党在革命中所能发挥的能量寄予很大的期待，也如本文开头所说，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一文中写道“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这个无论是真的出于一种真诚，还是一时为了拉拢会党的权宜之计，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孙中山认为会党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革命的同盟。孙中山从1985到1906年间一直与会党联络发动起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都没有放弃联络会党。或许，不能仅以后人所理解的“权宜之计”来评价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間的关系。革命的风云突变以及革命党对会党认识的不够深刻，会党种种缺点的出现使革命党人愈加失望。加之会党的思想也无法完全与革命党人共和民主的理念契合，对会党而言，他们参与革命更多是掺杂了江湖义气、反满、排外等心态，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也使会党那种“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32]的希望落空。
以谭人凤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于1912年组建的社团改进会，则成了革命党对会党进行改造的一次重要行动。魏建猷、蔡少卿等学者认为社团改进会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过河拆桥”的举动，是为了“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33]而章开沅先生在其1962年2月23日发表于《文汇报》的《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改进派与会党的关系》一文中也表达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也要会党与他们一样接受袁世凯统治的诘难。亦有学者认为，谭人凤的行动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认为不该将一切过错归咎与革命党，毕竟在当时而言，它还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于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出发点如何，该当别论，但是，最终实践失败的事实，则说明了会党与共和革命的融合是艰难的无法完成的事业，二者最终走向了分裂。
四、結语
革命党人以为“反满”能够成为会党与之“同心同德”的纽带，并能够协助其最终实现共和的理想，所以对会党寄予厚望，而他们在对会党各种充满理想的架构中忽略了会党虽然有着反满的教义和口号，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帝制，会党的涣散与盲目性也使革命党对其难以掌控。在意识到无法克服这一点之后，革命党便转而开始依靠新军的力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革命党人与会党从联合到最终分裂的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和会党都在彼此身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合作的最初，革命党人看到会党的革命性和反满的积极传统，认为二者能够为完成革命目标实现联合，而会党则在革命党所阐述的看似与之相一致的反满革命思想中找到了一个途径，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更有组织的进行活动。
而在合作深入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则发现现实中会党的表现与自己最初的期待相去甚远，会党政治目的的盲目性、组织涣散性和行为的破坏性，都使其无法被革命党人所掌控。对于会党而言，多数是以江湖义气而进行集结与行动，对很多人来说“共和革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或许与“反清复明”无异，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情感上与革命党人达到共鸣。而在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对会党而言更是意料之外的，天地会高喊的“反清复明”，如今再也无法实现，虽然满族人的统治被推翻了，可是“复明”也随之破灭。之后便有了一些地方性的起义抵制活动，而最终革命党与会党越走越远。
革命党人最后对待会党的态度，是否是“过河拆桥”，把会党一脚踢开？笔者认为，不该做如此简单的理解，包括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也经历了从否定会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到1924年2月10日在其所做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又对会党进行了表彰，他认为会党是民族意识的真正宝库，但其幼稚的天性却要求有人从外部领导。[34]这其中态度的转变，或许与政治及社会环境都有关系，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所作出的反思应该更能体现他真实的想法。
会党的天性不能简单说善或恶，它只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时事所改变，斗争目标的盲目性和组织的涣散性也使其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反思，会党作为在当时社会具有号召力的重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无法探索出一条能够使之为我所用的道路，多少为历史留下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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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陶成章在其《浙案纪略•外纪•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所称的秘密会社，则泛指会党和教门两大系统。“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两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他认为“秘密会党”比“教门”更理智，政治上更自觉，因此，共和革命应与“秘密会党”建立同盟。（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99-111）章开沅在其与林增平编写的《辛亥革命史》中采用了陶成章的说法对“秘密会社”进行阐述。本文亦采用陶的说法，即“秘密会党”主要指以天地会、哥老会等为首的会党，并非北方的“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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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方面，则有大量史料记录了革命党与秘密会党之间联系。罗尔纲在其著作中曾这样评价秘密会党的主要代表之一天地会[9]，认为其是“中国近世南方广播于民间之革命党”，并认为天地会參与惠州之役“以无数鲜血染成一页页反清记录，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具有其深远之光荣历史。”[10]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革命党人“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并且认为革命党与会党的破裂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完全破裂，导致了以失败而告终[11]。而由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12]第四卷《清代会党》中就提及孙中山联络海外洪门的努力，更加侧重于海外洪门对于辛亥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此类的著述相当丰富，在此不做赘述。
将辛亥革命对会党的态度简单理解为“利用”和“一脚踢开”似有不妥。下面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与秘密会党关系的转变进行追溯和梳理，以期找到革命党人与会党这种特殊的结盟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引言
1919年，蔡元培准备编写一部国史，拟把秘密会党[13]的贡献也写入其中。孙中山写信反对，建议另外专门写一部秘密会党史。孙中山写道：
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复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14]
而在1904年孙中山发表于檀香山《隆记报》的《驳〈保皇报〉》一文中在反驳君主立宪派“会外人意革命党非洪门会中人何以图羊城（即广州），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这一观点时曾写道，认为立宪派“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15]
从“志同道合”到后来的“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革命党人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何种变化？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其对会党的态度又为何前后如此大不相同？
在辛亥革命的历程中，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主题。笔者认为这里面不只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党在辛亥革命的发动与进行过程中苦苦探索却寻不到出路的无奈以及秘密会党所代表的一部分普通民众想要在时代变局中实现自身目的的努力，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对会党多少寄予了理想化的期待，而秘密会党则表现出了更多现实利益的需求和对“江湖义气”的重视，其教义很大程度上还夹杂着以“反满”为宗旨的种族主义情绪，如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便是鲜明的例子。
二、革命党与会党的结合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各地起义而失业和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游民队伍日益增大，而作为互助性组织的会党就成为了失业者们的归宿。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以免受到他人的欺侮，正是因为会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社会经济凋敝，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所以会党的活动也日益活跃，如1906年4月14日《汇报》记载浙江武义“会党首领刘金祥被县令拘押，群众鸣锣聚众，逼迫县令放回”，又如1907年8月21日《汇报》载“会党首领朱仁山与湖北陈不魁联系共同起事”，[16]1906年至1910年间以会党为主导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除此之外，秘密会党经常和抢米的饥民、抗捐的乡民结合起来，带头行动或者推波助澜，造成斗争规模的扩大，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些行动中，会党则体现出了自身在一定民众群体中的号召力，成为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作为革命党人，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他们不仅仅于思想战线上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且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努力。1906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17]，其中规定了组织国民军的任务。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国民军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18]同时，革命党人也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能在农村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无法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要实现“驱除鞑虏”、“创立民国”的志愿，革命党人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建立革命的武装，达到最终的目的。
而会党在反清政府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以及如天地会所提出的“反清复明”都使革命党人对其产生了期待，并且对无法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所困扰的革命党人来说，会党与农民群众却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对于会党来说，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言多少也契合了他们的反满情绪。由于会党成员结构复杂，组织松散，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为革命党人的宣传提供了机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在1904至1907年前后多次参与组织扬子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工作，而他为了促使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合作做了很多的阐释，他认为“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19]由此可见，以陶成章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会党所提倡的“忠义”以及“平等”寄予了美好的期待。
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革命党人开始依靠会党进行实现共和的斗争。
孙中山1885年确立“创立民国之志”时，他结交了郑士良，认为郑“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并且“一见则奇之”，他与郑士良探讨革命，郑士良很信服孙中山的思想，并告诉孙中山他会投入会党，一旦有需要，便会集结会党力量听从统一指挥。[20]由此可以说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刚确立时便与会党有了渊源，并且对二者未来的合作颇为期待。
1899年冬，脱离了保皇派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饶卿、师橡等数十人”抵达香港，其中，杨鸿钧和李云彪“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他们与兴中会首领及三合会头目见面，组织兴汉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首领，促成了三者在华南的短暂合作。[21]从此之后，各地会党运动空前活跃，以湖南为例，20世纪初的十多年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及浙皖起义等都与会党有关。
并且部分革命党人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加入了会党，一些会党群众也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所吸引加入了革命党的队伍，二者在人员组成方面发生了融合。领导了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人刘道一当时为了联络会党加入了天地会，而同盟会工人领袖龚春台则是洪江会的总首领，指挥镇南关起义的黄明堂在加入同盟会之前则是洪门会党……这些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即使作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为了得到华侨在经济上的资助也曾于1903年亲自加入美国洪门致公堂，原因是孙中山在1896年第一次赴美时发现美国华侨风气闭塞，对于革命主义的宣传响应者不多，“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22]而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所以他意识到“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23]后来，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资金上的帮助，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提供。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至1908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7000余元。[24]
三、矛盾无法克服走向分裂
不论是国内的会党亦或是海外的洪门致公堂，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点不可磨灭。但是会党长久以来自发反抗的传统、相对分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包含了流民无产者、贫苦农民等多各阶层的组成人员，都在革命推进的过程中偏离了革命党人最初的设想。
由于会党的组成人员结构复杂，虽然它在受到压迫时具有很强的反抗能力，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追求或者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也导致了它在与革命党合作中的动摇性和盲目性，这点在多处都有体现。这个弱点在革命党拉拢会党之时，为革命党所利用，即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革命思想灌输给意识形态较为混乱的会党群众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会党群众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或许“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其反满的宗旨有些契合，但是，“创立共和”对于会党民众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认同的遥不可及的梦。
前文中所提到的1899年在毕永年等人的努力下所促成的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合作很快失败的原因，或许便体现了秘密会党的领袖们与革命党人的带有些浪漫主义的期待颇有距离。当时，唐才常“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毕永年认为其为康有为所用的行为违背了之前的宗旨，唐才常辩驳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适杨、李、辜、张”几位会党领袖“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面对会党领袖的倒戈深受刺激，认为“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最终“愤然削发”。[25]
这一次的事件体现了会党与革命党合作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了现实利益的吸引很容易造成本来政治目的就模糊的会党的倒戈。
在萍浏醴起义中，革命党人与会党的互动过程也集中暴露出种种的问题。
1906年10月，本来原定于年底的起义，由于不断有会党首领被捕遇害，萍乡的矿工、浏阳、醴陵的会党纷纷要求提前起义，而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主要领导人则持迟疑和观望的态度，引起了会党群众的不满而采取了自发的行动。导致龚春台等人不得不宣布起义，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26]整个实践过程对革命党能否驾驭会党提出了质疑，在二者合作的过程中，革命党期待改造会党为我所用，亦是用心良苦深入会党内部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当真正要实践的时候，会党具有多少纪律性和可控性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
起义军整编了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其营制是600人为一营，3000人为一军，补号白地饰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锋”、“后军汉勇”、“革命左军汉勇”数种，而各军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27]作为革命党人领导的一场起义，在其军队的补号和旗帜中多次出现“汉”这样的字眼，虽然重点在于“革命”二字，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多少体现了革命党人在与会党合作中的一些妥协，或者说，革命党人认为“汉”这种突出民族性的字眼更能激发会党成员们的反满情绪，但是，从“创立共和”这个长远的目标来看，会党与革命党人无法达到真正的契合。
而也有会党直接断绝了与共和的一切联系，浏阳的洪福会在姜守旦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但是它自立旗号，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并且发出的檄文也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洪江会起义军大相径庭，[28]二者处于分立状态。这其中又体现出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政治追求的不同，会党安于反满和建立一个新中华大帝国，革命党人理想中的共和国则并不是他们所期待和能够理解的。
在会党群众与革命党的互动磨合中，萍浏醴起义经过惨烈的斗争还是走向了失败。这场起义对于辛亥革命的历程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和鼓舞人心的行动，但是，会党所表现出的幼稚、散漫、无纪律性对于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来说，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会党在参与反洋教的过程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06到1910年间所发生的反洋教斗争，很多都是会党主导发起的。[29]而革命党人对于秘密会党的盲目排外和反对基督教的行动是无法赞同的，他们希望会党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反清上来。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会党采纳革命党人的世界观并不彻底，辛亥革命期间四川秘密会党的庆功会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庆祝历史又回到了前一个时代，哥老会成员穿起明朝的服装，扮成明朝的官员。这使革命党人大为震惊，赶紧采取措施加以弹压。[30]
不止如此，辛亥革命后，很多地方的会党出现了抵制甚至反对共和的声音，在四川，哥老会会首谢厚鉴“拜纳流氓，勾结营勇，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在湖北，有的会党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活动于芜湖至上海长江沿线的海龙会认为，“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 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 非推翻民国不可”。[31]会党认识的不统一与局限性以及对革命相对狭隘的认知，都使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愈加难以为继。
笔者前文提到，革命党人对会党在革命中所能发挥的能量寄予很大的期待，也如本文开头所说，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一文中写道“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这个无论是真的出于一种真诚，还是一时为了拉拢会党的权宜之计，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孙中山认为会党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革命的同盟。孙中山从1985到1906年间一直与会党联络发动起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都没有放弃联络会党。或许，不能仅以后人所理解的“权宜之计”来评价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間的关系。革命的风云突变以及革命党对会党认识的不够深刻，会党种种缺点的出现使革命党人愈加失望。加之会党的思想也无法完全与革命党人共和民主的理念契合，对会党而言，他们参与革命更多是掺杂了江湖义气、反满、排外等心态，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也使会党那种“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32]的希望落空。
以谭人凤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于1912年组建的社团改进会，则成了革命党对会党进行改造的一次重要行动。魏建猷、蔡少卿等学者认为社团改进会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过河拆桥”的举动，是为了“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33]而章开沅先生在其1962年2月23日发表于《文汇报》的《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改进派与会党的关系》一文中也表达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也要会党与他们一样接受袁世凯统治的诘难。亦有学者认为，谭人凤的行动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认为不该将一切过错归咎与革命党，毕竟在当时而言，它还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于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出发点如何，该当别论，但是，最终实践失败的事实，则说明了会党与共和革命的融合是艰难的无法完成的事业，二者最终走向了分裂。
四、結语
革命党人以为“反满”能够成为会党与之“同心同德”的纽带，并能够协助其最终实现共和的理想，所以对会党寄予厚望，而他们在对会党各种充满理想的架构中忽略了会党虽然有着反满的教义和口号，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帝制，会党的涣散与盲目性也使革命党对其难以掌控。在意识到无法克服这一点之后，革命党便转而开始依靠新军的力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革命党人与会党从联合到最终分裂的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和会党都在彼此身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合作的最初，革命党人看到会党的革命性和反满的积极传统，认为二者能够为完成革命目标实现联合，而会党则在革命党所阐述的看似与之相一致的反满革命思想中找到了一个途径，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更有组织的进行活动。
而在合作深入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则发现现实中会党的表现与自己最初的期待相去甚远，会党政治目的的盲目性、组织涣散性和行为的破坏性，都使其无法被革命党人所掌控。对于会党而言，多数是以江湖义气而进行集结与行动，对很多人来说“共和革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或许与“反清复明”无异，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情感上与革命党人达到共鸣。而在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对会党而言更是意料之外的，天地会高喊的“反清复明”，如今再也无法实现，虽然满族人的统治被推翻了，可是“复明”也随之破灭。之后便有了一些地方性的起义抵制活动，而最终革命党与会党越走越远。
革命党人最后对待会党的态度，是否是“过河拆桥”，把会党一脚踢开？笔者认为，不该做如此简单的理解，包括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也经历了从否定会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到1924年2月10日在其所做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又对会党进行了表彰，他认为会党是民族意识的真正宝库，但其幼稚的天性却要求有人从外部领导。[34]这其中态度的转变，或许与政治及社会环境都有关系，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所作出的反思应该更能体现他真实的想法。
会党的天性不能简单说善或恶，它只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时事所改变，斗争目标的盲目性和组织的涣散性也使其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反思，会党作为在当时社会具有号召力的重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无法探索出一条能够使之为我所用的道路，多少为历史留下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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