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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卫士长李银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谈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他说，主席听大家喊“万岁”，曾经喜欢，也曾经不喜欢；曾经听惯了，也曾经听烦了。“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句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中国浓厚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由此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最后在公函上写下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提出要修理毛泽东旧居，毛泽东便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呈送报告，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立即批示：“不要这样。”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示：邓拓同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向中央请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的建议，是否可以通过此建议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8月6日告“邓小平同志：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国党内出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其实，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便将“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然而，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开始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做自我检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这显示出毛泽东似乎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细心的施拉姆曾将某期《人民日报》与《真理报》进行比较，在两份同等级别党报的6个版面上，毛泽东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报》出现99次——并且《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照片占了整个一版，而当年斯大林的照片则只占《真理报》四分之一的版面。由此，施拉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毛泽东虽然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谈及：“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同年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1967年5月4日，“第一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这座巨型毛泽东塑像，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组织塑造的。1967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还报道了建造时的“盛举”。其实，在清华大学毛泽东像落成之前，山东、贵州等地已经有了几座大型塑像。
在清华大学建造毛泽东巨型塑像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群起响应，大量建造毛泽东塑像。1967年7月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有关林彪指示《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该通知说：“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悦。他曾对警卫战士抱怨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直到现在，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毛泽东批林彪的话：“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7月10日，林彪将《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2日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当塑像之风刮遍全国之时，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简报后，写下批语：“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在毛泽东作出这次批示后，中共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这个指示發出后，各地仍继续要求兴建毛泽东大型塑像。中共中央又于同年9月1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
上述指示发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泽东塑像之风，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盛行的狂热的“个人迷信”宣传活动无疑起了降温的作用。不过，由群众组织自行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虽然被制止，但各地由官方出面，特别是在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庆中共九大召开时，还是建造了不少巨型毛泽东塑像。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的人民群众。斯诺夫妇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他还指给斯诺看：“你看，这游行队伍组织得多好啊！”这时，下面的群众齐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高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眼里流出了热泪。
斯诺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主席先生，对这些，您的感觉如何？”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还不太满意。”
12月18日，斯诺应邀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进行采访。两人的交流可谓“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个人崇拜、尼克松、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其中，涉及最多的当推中美关系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谈话从早晨8点多开始，直到午后1点，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这是毛泽东晚年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
会谈中，斯诺问道：“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坦言：“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
斯诺接着说：“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泽东说：“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斯诺说完，毛泽东解释道：“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说还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批判。（题图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责任编辑：张文军）
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中国浓厚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由此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最后在公函上写下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提出要修理毛泽东旧居，毛泽东便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呈送报告，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立即批示：“不要这样。”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示：邓拓同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向中央请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的建议，是否可以通过此建议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8月6日告“邓小平同志：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国党内出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其实，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便将“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然而，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开始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做自我检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这显示出毛泽东似乎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细心的施拉姆曾将某期《人民日报》与《真理报》进行比较，在两份同等级别党报的6个版面上，毛泽东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报》出现99次——并且《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照片占了整个一版，而当年斯大林的照片则只占《真理报》四分之一的版面。由此，施拉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毛泽东虽然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谈及：“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同年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1967年5月4日，“第一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这座巨型毛泽东塑像，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组织塑造的。1967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还报道了建造时的“盛举”。其实，在清华大学毛泽东像落成之前，山东、贵州等地已经有了几座大型塑像。
在清华大学建造毛泽东巨型塑像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群起响应，大量建造毛泽东塑像。1967年7月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有关林彪指示《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该通知说：“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悦。他曾对警卫战士抱怨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直到现在，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毛泽东批林彪的话：“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7月10日，林彪将《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2日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当塑像之风刮遍全国之时，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简报后，写下批语：“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在毛泽东作出这次批示后，中共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这个指示發出后，各地仍继续要求兴建毛泽东大型塑像。中共中央又于同年9月1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
上述指示发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泽东塑像之风，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盛行的狂热的“个人迷信”宣传活动无疑起了降温的作用。不过，由群众组织自行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虽然被制止，但各地由官方出面，特别是在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庆中共九大召开时，还是建造了不少巨型毛泽东塑像。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的人民群众。斯诺夫妇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他还指给斯诺看：“你看，这游行队伍组织得多好啊！”这时，下面的群众齐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高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眼里流出了热泪。
斯诺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主席先生，对这些，您的感觉如何？”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还不太满意。”
12月18日，斯诺应邀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进行采访。两人的交流可谓“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个人崇拜、尼克松、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其中，涉及最多的当推中美关系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谈话从早晨8点多开始，直到午后1点，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这是毛泽东晚年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
会谈中，斯诺问道：“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坦言：“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
斯诺接着说：“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泽东说：“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斯诺说完，毛泽东解释道：“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说还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批判。（题图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