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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助式的原生态的蔬菜生产方式也许不会成为主流，但是不是让你心动？
“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心里都没数。”一句网络流行语道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恐惧。近几年，毒奶粉、毒豇豆、地沟油、农药超标……一次次挑战着消费者的心理极限，当市场上标榜的土鸡蛋、有机蔬菜也遭受信任危机时，一股“包地热”、“下乡热”在国内悄然兴起。
在中国这还是个新鲜事儿，不过说起来这还是舶来品。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欧美就已经开始流行，人们还把消费者与生产者这种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称为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
CSA的历史
有关CSA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本世纪初先后成立的香港社区伙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相继在香港、北京等地推行不使用农药化肥的小规模自然耕种，可谓是CSA在中国的雏形。
而CSA在国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生产第一，利润第一”为经济导向，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工业化的冲击也导致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及环境问题，六七十年代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等一连串公害病爆发，引起全社会关注。
1969年，杀虫剂BHC被广泛地应用于日本稻米种植过程，农场将使用了杀虫剂的稻草拿去喂乳牛，结果在牛奶里发现残留的BHC，社会大众极为震惊，大家担心婴儿会因此中毒。政府随即下令全国稻草必须完全烧毁，BHC也从此遭到禁用。一些农夫担心喷洒农药对自身健康的影响，纷纷开始从事有机耕种。消费者也开始表明愿意购买有机农产品，所以，一种新的城乡合作关系建立。1972年东京都内一个由100个家庭组成的消费者团体——“推动安全食品会”，与位于东京近郊千叶县三芳村的18户农家连线，购买他们的有机农产品。他们建立“集体购买”系统及“农产品直接配送到家”系统，采购项目包括青菜、水果、肉、蛋、牛奶、茶叶、蜂蜜等。这种城乡合作的关系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并创造了另一种生活型态。他们共同分享对食品市场及农业的关怀，也共同关心能源与环境的问题等。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瑞士的一些消费者也开始寻找安全食物，他们组成联盟与生产有机食品的农场直接达成供需协议，提前支付一笔费用，由农场直接送货上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农业问题也越来越频繁，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最南边的奥格兰德山谷，一直是德州最主要的蔬菜、水果出产地，但由于长期使用化学肥料、杀虫剂，原来肥沃的土壤变成盐分过重的不耕地，同时地下水也因为盐份太重而无法灌溉。而CSA的传入，使得美国农场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改善。目前美国共有3000多家这样的农场，同时覆盖几十万个使用这些农产品的家庭。
CSA的本土化
国外CSA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提倡手工耕作，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协作来看，有些规定消费者在年初就预先支付购买有机农产品的费用；有些则让消费者成为会员，不仅分摊成本，还要承担自然灾害等风险；有些规定会员可以投入现金，也可投入劳力。现在，CSA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由此CSA的概念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也衍生出很多新的发展模式。
国内最早的CSA模式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如果你提前支付一笔租金给市郊农场，你就可以拥有一定面积的土地，种任何想吃的菜，且所有蔬菜归你所有，另外鉴于你可能没有种地经验，农场还会雇用农民指导你种地。
如果你没有时间也不想自己动手耕种，没关系，另一个选择是你先预付一笔费用成为农场会员，你拥有一定面积土地，可以偶尔带孩子们参与田间劳作，学习农业知识。全年内农场为你配送限量新鲜、无污染的时令蔬菜。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有名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中国最早将CSA本土化的农场，创立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产学研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曾经在美国农场实习，对国外的CSA模式有全面了解，参与了小毛驴的创办。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09年，来农场种地的市民只有15户，到2010年就迅速增长到120户。
而在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这两者被形象地称呼为“智耕农”、“新鲜派”。青蓝耕读合作社是CSA在上海的样本，其试点位于崇明县向化镇南江村，与市中心不足一小时车程，保持着原生态的环境。这里还有一种社员叫“绿巨人”，这一类面向公司或家庭，他们可以拥有2亩土地的使用权、冠名权、收获权，可作为野外拓展基地、福利基地和娱乐基地，合作社全程提供农技指导及相关农业劳作服务。
这些CSA模式的前提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多消费者还是过不了预付费用这道坎，成立于2005年的广西柳州爱农会在尝试之初就面临这一问题，后来爱农会采用了另外一种不需预付费用的模式。
爱农会社区最大的特点是提倡合作农户用土生的方法耕种，在自给自足前提下将富余的产品销售给其他消费者，从而保证源头产品的健康和生态。消费者不用预付费用，农户的风险由爱农会代表消费者和农户共同承担，承担的方式、力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爱农会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桥梁，将农户的产品信息告诉消费者，帮助农户销售，另一方面又开展消费者体验日，加强消费者与农户的交流，让他们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为降低农户风险，爱农会还建立土生良品餐馆或农圩来协助消化农户的产品。
刘胡佳2006年开始加入爱农会，现为爱农会农圩运营专员，他告诉记者爱农会与小毛驴最大的区别是爱农会直接跟本地的农户建立合作关系，小毛驴是自己组建农场，爱农会用消费来支持农户沿用土生农业种养结合，小毛驴自产自销引导城市消费者对可持续性生活的一个倡导。这种不用预付费用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开始陆续出现，比如珠海的爱农公社、成都“希望的田野”有机农乐园等。
CSA的问题
CSA是一种多赢的农业模式，食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中间环节减少，一方面食品的安全性提高；另一方面农户成本降低，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吃到健康新鲜的食品。消费者、农户之間的信任得到强化的同时又促进农业的生态化发展，从而有利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然而在推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产品的安全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方面。比如爱农会推出的不提前付费模式，消费者如何知道自己购买的产品是原生态产品呢？对此，爱农会对产品采用的认证方式是情感认证或是体验认证，他们会根据农时组织消费者进行农耕体验活动，诸如插秧、收谷子、喂鸭子、植树、放猪、养鱼等。还有一些诸如“土生良品品尝会”等，让消费者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农户的艰辛与不易，从而消除两者的隔阂。
农户的风险分担，也是这种模式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提前付费模式，生产的风险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最终参与的消费者对于这一承担都是非常赞成的。而不提前付费模式的农户风险由谁承担？爱农会的处理方法是由它代表消费者和农户共同承担，工作人员小唐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农户在养鸡的时候我们提供土鸡鸡苗，农户按我们的要求来饲养鸡，但是过程中如果有疫情发生造成死亡的话，我们就不会要求农户赔偿鸡苗。他们损失的是谷物和人工，我们损失的是鸡本，所以就相当于互相分担风险。”
而他们分担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农产品损失和浪费。刘胡佳说爱农会和合作农户永远保持保守的发展模式，这里所说的保守是量上的保守，每年年前爱农会和合作农户有一个年会，他们会根据往年的消费量，以及农户的特长、生产能力，给他们分配食材生产份额，由他们按照这个份额去组织生产。比如明年大概需要500个鸭子，那就按这个份额去做。通过控制量保证生产出来的食材大部分能消耗完，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过由于这种原生态蔬菜都是当令蔬菜而非反季节蔬菜，因此品种不能依消费者的口味而定，而且这些产品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生长速度和产量都会低于普通蔬菜。据了解，此类蔬菜的价格也会相应高出普通产品的价格。从珠海爱农公社公布的2010年12月13日到2011年1月16日的蔬菜供应参考中，可以看到诸如生菜、包心生菜、大白菜、茼蒿、韭菜、西兰花等价格都是8元/斤，其中茼蒿、茄子、豆苗等会视不同时间段进行限量提供。在价格表的附注里爱农公社还提醒购买者：蔬菜供应量会因天气影响收成，以上资料只供参考，最后要看实际情况。
关于价格的制定，爱农会制定价格主要是参考市场定价，给农户的价格会在市场最高价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不过一般爱农会都会和农户协商确定，以农户满意为准。以前他们还为“稻鸭精米”开过听证会，由消费者和农户见面一起确定价格。社区农圩现在主要卖青菜、土鸡、猪肉、木耳、腐竹，价格比较稳定，消费群体主要是一些有共识的人，相对稳定。不过买这些土生产品的还是有经济基础的人为多。
在石嫣和很多农业专家看来，CSA模式在中国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尽管CSA在国内也遭遇了水土不服，但是一系列的衍生模式也显示出其在本土化中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当更多的人开始推崇并支持自然农耕时，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已开启。
“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心里都没数。”一句网络流行语道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恐惧。近几年，毒奶粉、毒豇豆、地沟油、农药超标……一次次挑战着消费者的心理极限，当市场上标榜的土鸡蛋、有机蔬菜也遭受信任危机时，一股“包地热”、“下乡热”在国内悄然兴起。
在中国这还是个新鲜事儿，不过说起来这还是舶来品。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欧美就已经开始流行，人们还把消费者与生产者这种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称为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
CSA的历史
有关CSA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本世纪初先后成立的香港社区伙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相继在香港、北京等地推行不使用农药化肥的小规模自然耕种，可谓是CSA在中国的雏形。
而CSA在国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生产第一，利润第一”为经济导向，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工业化的冲击也导致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及环境问题，六七十年代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等一连串公害病爆发，引起全社会关注。
1969年，杀虫剂BHC被广泛地应用于日本稻米种植过程，农场将使用了杀虫剂的稻草拿去喂乳牛，结果在牛奶里发现残留的BHC，社会大众极为震惊，大家担心婴儿会因此中毒。政府随即下令全国稻草必须完全烧毁，BHC也从此遭到禁用。一些农夫担心喷洒农药对自身健康的影响，纷纷开始从事有机耕种。消费者也开始表明愿意购买有机农产品，所以，一种新的城乡合作关系建立。1972年东京都内一个由100个家庭组成的消费者团体——“推动安全食品会”，与位于东京近郊千叶县三芳村的18户农家连线，购买他们的有机农产品。他们建立“集体购买”系统及“农产品直接配送到家”系统，采购项目包括青菜、水果、肉、蛋、牛奶、茶叶、蜂蜜等。这种城乡合作的关系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并创造了另一种生活型态。他们共同分享对食品市场及农业的关怀，也共同关心能源与环境的问题等。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瑞士的一些消费者也开始寻找安全食物，他们组成联盟与生产有机食品的农场直接达成供需协议，提前支付一笔费用，由农场直接送货上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农业问题也越来越频繁，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最南边的奥格兰德山谷，一直是德州最主要的蔬菜、水果出产地，但由于长期使用化学肥料、杀虫剂，原来肥沃的土壤变成盐分过重的不耕地，同时地下水也因为盐份太重而无法灌溉。而CSA的传入，使得美国农场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改善。目前美国共有3000多家这样的农场，同时覆盖几十万个使用这些农产品的家庭。
CSA的本土化
国外CSA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提倡手工耕作，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协作来看，有些规定消费者在年初就预先支付购买有机农产品的费用；有些则让消费者成为会员，不仅分摊成本，还要承担自然灾害等风险；有些规定会员可以投入现金，也可投入劳力。现在，CSA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由此CSA的概念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也衍生出很多新的发展模式。
国内最早的CSA模式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如果你提前支付一笔租金给市郊农场，你就可以拥有一定面积的土地，种任何想吃的菜，且所有蔬菜归你所有，另外鉴于你可能没有种地经验，农场还会雇用农民指导你种地。
如果你没有时间也不想自己动手耕种，没关系，另一个选择是你先预付一笔费用成为农场会员，你拥有一定面积土地，可以偶尔带孩子们参与田间劳作，学习农业知识。全年内农场为你配送限量新鲜、无污染的时令蔬菜。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有名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中国最早将CSA本土化的农场，创立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产学研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曾经在美国农场实习，对国外的CSA模式有全面了解，参与了小毛驴的创办。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09年，来农场种地的市民只有15户，到2010年就迅速增长到120户。
而在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这两者被形象地称呼为“智耕农”、“新鲜派”。青蓝耕读合作社是CSA在上海的样本，其试点位于崇明县向化镇南江村，与市中心不足一小时车程，保持着原生态的环境。这里还有一种社员叫“绿巨人”，这一类面向公司或家庭，他们可以拥有2亩土地的使用权、冠名权、收获权，可作为野外拓展基地、福利基地和娱乐基地，合作社全程提供农技指导及相关农业劳作服务。
这些CSA模式的前提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多消费者还是过不了预付费用这道坎，成立于2005年的广西柳州爱农会在尝试之初就面临这一问题，后来爱农会采用了另外一种不需预付费用的模式。
爱农会社区最大的特点是提倡合作农户用土生的方法耕种，在自给自足前提下将富余的产品销售给其他消费者，从而保证源头产品的健康和生态。消费者不用预付费用，农户的风险由爱农会代表消费者和农户共同承担，承担的方式、力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爱农会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桥梁，将农户的产品信息告诉消费者，帮助农户销售，另一方面又开展消费者体验日，加强消费者与农户的交流，让他们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为降低农户风险，爱农会还建立土生良品餐馆或农圩来协助消化农户的产品。
刘胡佳2006年开始加入爱农会，现为爱农会农圩运营专员，他告诉记者爱农会与小毛驴最大的区别是爱农会直接跟本地的农户建立合作关系，小毛驴是自己组建农场，爱农会用消费来支持农户沿用土生农业种养结合，小毛驴自产自销引导城市消费者对可持续性生活的一个倡导。这种不用预付费用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开始陆续出现，比如珠海的爱农公社、成都“希望的田野”有机农乐园等。
CSA的问题
CSA是一种多赢的农业模式，食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中间环节减少，一方面食品的安全性提高；另一方面农户成本降低，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吃到健康新鲜的食品。消费者、农户之間的信任得到强化的同时又促进农业的生态化发展，从而有利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然而在推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产品的安全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方面。比如爱农会推出的不提前付费模式，消费者如何知道自己购买的产品是原生态产品呢？对此，爱农会对产品采用的认证方式是情感认证或是体验认证，他们会根据农时组织消费者进行农耕体验活动，诸如插秧、收谷子、喂鸭子、植树、放猪、养鱼等。还有一些诸如“土生良品品尝会”等，让消费者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农户的艰辛与不易，从而消除两者的隔阂。
农户的风险分担，也是这种模式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提前付费模式，生产的风险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最终参与的消费者对于这一承担都是非常赞成的。而不提前付费模式的农户风险由谁承担？爱农会的处理方法是由它代表消费者和农户共同承担，工作人员小唐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农户在养鸡的时候我们提供土鸡鸡苗，农户按我们的要求来饲养鸡，但是过程中如果有疫情发生造成死亡的话，我们就不会要求农户赔偿鸡苗。他们损失的是谷物和人工，我们损失的是鸡本，所以就相当于互相分担风险。”
而他们分担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农产品损失和浪费。刘胡佳说爱农会和合作农户永远保持保守的发展模式，这里所说的保守是量上的保守，每年年前爱农会和合作农户有一个年会，他们会根据往年的消费量，以及农户的特长、生产能力，给他们分配食材生产份额，由他们按照这个份额去组织生产。比如明年大概需要500个鸭子，那就按这个份额去做。通过控制量保证生产出来的食材大部分能消耗完，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过由于这种原生态蔬菜都是当令蔬菜而非反季节蔬菜，因此品种不能依消费者的口味而定，而且这些产品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生长速度和产量都会低于普通蔬菜。据了解，此类蔬菜的价格也会相应高出普通产品的价格。从珠海爱农公社公布的2010年12月13日到2011年1月16日的蔬菜供应参考中，可以看到诸如生菜、包心生菜、大白菜、茼蒿、韭菜、西兰花等价格都是8元/斤，其中茼蒿、茄子、豆苗等会视不同时间段进行限量提供。在价格表的附注里爱农公社还提醒购买者：蔬菜供应量会因天气影响收成，以上资料只供参考，最后要看实际情况。
关于价格的制定，爱农会制定价格主要是参考市场定价，给农户的价格会在市场最高价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不过一般爱农会都会和农户协商确定，以农户满意为准。以前他们还为“稻鸭精米”开过听证会，由消费者和农户见面一起确定价格。社区农圩现在主要卖青菜、土鸡、猪肉、木耳、腐竹，价格比较稳定，消费群体主要是一些有共识的人，相对稳定。不过买这些土生产品的还是有经济基础的人为多。
在石嫣和很多农业专家看来，CSA模式在中国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尽管CSA在国内也遭遇了水土不服，但是一系列的衍生模式也显示出其在本土化中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当更多的人开始推崇并支持自然农耕时，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已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