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针对激烈的排华运动,清政府派出官方代表,或是设立使领馆 ,与外国政府就务工华人的生计、税收、财产等问题进行了交涉。尽管在外务工的华人境遇略有改观,但弱国无外交,清末的华工为了生计活路,在国外干的总是牛马活,过的依然是非人生活。
有资料显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劳工输出, 可以追溯到2200 多年前的战国后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是在晚清进入常态的,当时那些劳务输出的工人被称之为“华工”。
较早从中国招募劳工的是美国,“始自(清代) 咸丰年间”。另一个规模性地从中国招工的国家是秘鲁,《清史稿》上记载:“同治九年(1870 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当时的粤海关税务司统计汇报,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三年之间秘鲁共动用33 只船,贩载华工人数为15681 名。
贩拐清朝华工规模最大的要数美国与南洋地区。光绪四年(1878 年),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到美国呈递国书,“旋请设领事,言华人侨美各邦约二十余万,不设领事,无以保护华民。”光绪初期,华人没有投资移民的可能,这二十多万侨居美国的华民可以说几乎都是华工,或者是华工后代。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统计称:“和(荷兰)属南洋各岛开埠最早,华民往彼谋生者亦最多, 噶罗巴一岛尤为荟萃之区,寄居华民不下六十万人。”——噶罗巴即今雅加达,当时泛指爪哇岛。我国古代的老百姓安土重迁,所以,这个六十万华民,几乎都是在国内生存艰难的贫苦劳工。此外, 秘鲁的华民也不少,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李鸿章回复秘鲁大使葛尔西耶的照会中说:“乃昨据贵大臣面称,现载往秘鲁华人已有十万余人。” 还有古巴、墨西哥等国家都有华工,晚清当时共有一百多万的华工华民在外邦谋生。
晚清的华工到了招工国家,几乎就是“苦力”的代名词,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而且人格尊严常受侵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华工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发生了反抗事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南洋一个华人干活的锡矿发生漏水事件,饥寒潮湿,造成华工“病死相仍”; 而且,当地的工厂主强迫华工购买厂里的商品, 东西质量差却价格昂贵;更有不良的当地商人向华工放高利贷,华工借钱的利息达到了“一两纳息五钱”的程度,饥寒困顿的华工又不得不借如此疯狂的高利贷,而借了高利贷,也就意味着得更加卖命地干活,完债之期遥不可及。华工在被逼得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开始了反抗,遭到厂主的开枪镇压,死伤很多。
清政府对于外国到中国来招募华工的态度变化是相当大的。清朝前期是严行禁止,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签订后,政府转而支持华工出洋谋生,于是华工人数迅速上升。晚清劳务输出猛增的局面,可以说是民生凋敝、经济困顿之时, 清政府留给小民们的一条活命的苦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自身发展的劳动力需要,更多榨取中国人民价值所造成的。19 世纪70 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美国首先挑起了排华运动, 如前所述,于1880 年、1882 年、1884 年、1888 年、1892 年、1902 年先后通过一系列排华法案。
针对激烈的排华运动,清政府派出官方代表, 或是设立使领馆 ,与外国政府就务工华人的生计、税收、财产等问题进行了交涉,期望能支持与保护百多万华工的正当权益。尽管在外务工的华人境遇略有改观,但是,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 清末的华工为了生计活路,在国外干的总是牛马活,过的依然是非人生活。
(摘自《温州日报》)
有资料显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劳工输出, 可以追溯到2200 多年前的战国后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是在晚清进入常态的,当时那些劳务输出的工人被称之为“华工”。
较早从中国招募劳工的是美国,“始自(清代) 咸丰年间”。另一个规模性地从中国招工的国家是秘鲁,《清史稿》上记载:“同治九年(1870 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当时的粤海关税务司统计汇报,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三年之间秘鲁共动用33 只船,贩载华工人数为15681 名。
贩拐清朝华工规模最大的要数美国与南洋地区。光绪四年(1878 年),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到美国呈递国书,“旋请设领事,言华人侨美各邦约二十余万,不设领事,无以保护华民。”光绪初期,华人没有投资移民的可能,这二十多万侨居美国的华民可以说几乎都是华工,或者是华工后代。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统计称:“和(荷兰)属南洋各岛开埠最早,华民往彼谋生者亦最多, 噶罗巴一岛尤为荟萃之区,寄居华民不下六十万人。”——噶罗巴即今雅加达,当时泛指爪哇岛。我国古代的老百姓安土重迁,所以,这个六十万华民,几乎都是在国内生存艰难的贫苦劳工。此外, 秘鲁的华民也不少,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李鸿章回复秘鲁大使葛尔西耶的照会中说:“乃昨据贵大臣面称,现载往秘鲁华人已有十万余人。” 还有古巴、墨西哥等国家都有华工,晚清当时共有一百多万的华工华民在外邦谋生。
晚清的华工到了招工国家,几乎就是“苦力”的代名词,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而且人格尊严常受侵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华工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发生了反抗事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南洋一个华人干活的锡矿发生漏水事件,饥寒潮湿,造成华工“病死相仍”; 而且,当地的工厂主强迫华工购买厂里的商品, 东西质量差却价格昂贵;更有不良的当地商人向华工放高利贷,华工借钱的利息达到了“一两纳息五钱”的程度,饥寒困顿的华工又不得不借如此疯狂的高利贷,而借了高利贷,也就意味着得更加卖命地干活,完债之期遥不可及。华工在被逼得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开始了反抗,遭到厂主的开枪镇压,死伤很多。
清政府对于外国到中国来招募华工的态度变化是相当大的。清朝前期是严行禁止,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签订后,政府转而支持华工出洋谋生,于是华工人数迅速上升。晚清劳务输出猛增的局面,可以说是民生凋敝、经济困顿之时, 清政府留给小民们的一条活命的苦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自身发展的劳动力需要,更多榨取中国人民价值所造成的。19 世纪70 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美国首先挑起了排华运动, 如前所述,于1880 年、1882 年、1884 年、1888 年、1892 年、1902 年先后通过一系列排华法案。
针对激烈的排华运动,清政府派出官方代表, 或是设立使领馆 ,与外国政府就务工华人的生计、税收、财产等问题进行了交涉,期望能支持与保护百多万华工的正当权益。尽管在外务工的华人境遇略有改观,但是,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 清末的华工为了生计活路,在国外干的总是牛马活,过的依然是非人生活。
(摘自《温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