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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围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这里的小社会，却带着很多新移民的总体特征。他们以女性为主，通常以婚姻途径移民至香港。她们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失望地过着隐忍日子。
天水围，一条河渠相隔，南面是林立的住宅楼，北面是青绿的山。很多拜访过天水围的人，都赞这里环境优美。
不过天水围的美誉也仅限于此。这里处于香港的西北端，远离传统市中心，住户近30万，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屋（政府廉租房）的居民。这一带居民的家庭收入平均数，与市中心最高地区相比起来，差了两倍有余。
天水围离深圳近，离香港（市中心）远。天水围的北面就是深圳湾，离海关的车程是十几分钟，而离旺角的车程最快也要一小时。
《南都周刊》记者在这里碰到了很多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他们会像深圳河北岸的社区一样，偶尔组织在大树下唱唱普通话歌曲。这几年，港媒称他们为“新来港人士”，坊间则说他们是“新移民”。在香港，“新移民”往往指那些从中国内地移居到本地的人。
与198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2001年以后的“港生一代”，或者凭富贵或学识赴港发展的移民群体不同，多年来，这里的新移民以女性为主，通常以婚姻途径移民至香港。另外，“行为不文明”、“贪心”、“行为怪异”等对新移民的负面印象，近年来（尤其开放自由行及赴港产子数量激增以后）更在香港人心中强化。
天水围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这里的小社会，却带着很多新移民的总体特征——调查显示，教育程度低、消费力弱、夫妻不和等负面特征，在香港新移民家庭中比例更高，这与天水围的社会状况多有重合之处。
贫贱夫妻百事哀，大部分新移民家庭的收入低，家庭问题往往也较多。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接连发生的多宗社区家庭伦常惨剧，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一部反映天水围家庭题材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更与陆续增多的天水围新闻一起，合力使外界对香港新移民的看法，又加上了一个“悲情天水围”的标签。
2004年4月11日，天恒邨无业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来自内地的妻子及两个亲生女儿，继而自杀，制造了震惊全港的天水围灭门惨案。这也是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故事原形。
电影以外，天水围和它的新移民们，真的这样悲情吗？
变形的香港梦
天水围本来是大片的鱼塘，从1990年代开始建设成为居民区。与香港大多数居民区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轻轨是这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这里的空气质量明显要比市中心好。在这里，无论是本地原居民还是新移民，每天都习惯沿着轨道，在不同的街区聚散。
王霞（化名）是记者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天水围新移民。她的老家在浙江，6年前嫁给了一个香港的士司机。“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这里很漂亮。什么都是新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样。”
也有一些香港人住在天水围为数不多的私人屋村里，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学生。她这样描述着这里的新移民：“在轻铁里，有时觉得他们很没教养，蹲在地上大声讲话，话题无聊，还要争位置坐。不过，看起来，这些新移民家庭主妇对孩子都非常照顾。”
王霞说，她早就察觉到这些本地人的异样眼光。在浙江老家时，她是一个卖手机的店员，平时档口之间都是大声吵闹，没人会说什么。“但这里不同。买东西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口音，如果售货员听两三次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很可能就会不做你的生意，甚至不理你。”
王霞是这里数万新移民中的一个，她们大多都是女性，来自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或者乡村，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往往过着失望的隐忍日子。
香港城市大学的梁丽清说，新移民之所以以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还是因为婚姻移民居多的缘故。“在这些家庭里，男方往往本身就是香港的低收入人士，经济能力就有限，于是到内地跨界觅妻。”
这种隔阂有时是两面不讨好。香港同根社（新移民妇女团体）一个社工向记者坦言，“回到内地，朋友们都不相信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有那么多矛盾。我总会时不时地跟新来港的姐妹说，来到香港，你就不能不适应香港的环境。”
在香港，新移民妇女往往也格外受到妇女团体的关注。类似的故事经常可以在女性团体宣传中读到：原住民老公对内地来的老婆态度恶劣，家务不做，家用不给，女方一般却选择隐忍。
“最主要是没地方住，只好忍了。”王霞摇了摇头。她和老公也不时会有争论，不过矛盾并不大。
这个周日，天水围几个社区都在举办卡拉OK歌会。像很多内地城市的社区一样，在一块小广场周围，挂着“严禁XX”等的标语，一些居民唱着普通话歌甚至红歌，其他街坊们就在一边围观——在平时，像广场唱歌这样的活动很少举行，因为涉及市政噪音；也很少有人带宠物下楼溜达，因为狗牌要钱，罚款很严。
“骗综援”
在记者的接触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居民，也就是在香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港的人，通常会怀念过去靠勤奋去适应社会的日子，并对近年的新移民持鄙夷的态度。
“很多人在深圳有铺位，来到香港就拼命生，拿三四个孩子来骗综援。不做事，有几个孩子就拿几个孩子的钱，上边（指内地的收入）又拿，下面（指香港政府的援助）又拿。”一个50多岁的屋村看更的话语中，明显带着不满。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不是全部。不过，特区政府没有能力调查每一个新移民在内地的真实经济背景，这使新移民的“贪心”印象更加负面。香港电台曾这样评论：“领取综援者，事实上以老人为主体，但一些骗援的个案却使新移民整体上成为了千夫所指。”
在天水围，不少女性新移民因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索性做了全职妈妈。她们面对社会援助的难堪有时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政府为低下层申请综援的社工，在帮她们登记综援时，也会给这些新移民脸色看。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几年前天水围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可以领取援助：因为没有社工找他们，街上也没有宣传。
一个来自广西的师奶，名叫笑卿（化名），说一口纯正广东话，看上去自信心也比其他人强。她当初在内地见到现在的丈夫，油光满面，天天卡拉OK，便嫁给了他，岂知1999年到港，却只见到他的家，是“一个煲，一个锅，一个水壶，两只碗，两对筷子，连米桶都没有”。
为了生计，笑卿做过酒楼楼面工、干茶餐厅、当保姆，劳心劳力。最难受的是，香港的亲戚还在背后嘲笑她拿综援。“不做这个我能做什么？英文不懂，我连繁体字都认不全。但拿综援算了，自己却放不下面子。” 笑卿颇有些无奈。
在主动找工作的新移民中，笑卿算是幸运的。除了语言、学历不被承认等障碍外，天水围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对更多一层求职困难：区内没有工业，没有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都已经数百元，而工资往往几千而已，算下来得不偿失。
省钱
除了路牌、标语和普通话歌，天水围跟其他香港廉租房社区还有别的不同之处。比如，在这里，人们谈话的主题就与其他香港地区大不相同：在港九区，人们谈论股票，谈论化妆品，但在这里，无论是轻轨车站还是社区广场，陌生人攀谈时，话题往往都是如何省钱。
许岩（男，化名）20岁，6年前从深圳移居香港。他在元朗的一间五金铺打工，为了省车费和生活费，他加入到了天水围庞大的自行车阵营大军中，每天都骑车上下班，买菜。
“如果你能起得早，还可以在天水围找到小贩，那里的东西更便宜，不过你得赶在小贩队（类似城管）出现之前去。”他很有经验。其实，许岩每天的自行车出入，也是无奈之下的生活灵感。父母没有工作，靠综援生活，他多年前就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我现在最怕的是丢自行车。”他总是用两把大锁去锁自行车，邻居常嘲笑他，“这么隆重，以为你要回深圳呢。”
许岩的自行车生活，也与天水围社区商业设施缺乏有着直接关系。这个表面现代化的区域，居住着大量的低收入居民，还承受着不菲的物价。港媒曾调查发现，天水围街市物价“普遍较元朗、屯门和湾仔高，一棵菜心差价高达50%”。多年来，天水围居民习惯了沿着“轨道交通站—商业中心—家”的路线活动，或者到附近的元朗，或者屯门去购物：那些传统的老区，街铺林立，地摊货也多，很容易淘得到便宜货，甚至能吃到20元一顿的快餐。
许岩有两群朋友，一群是在元朗工作的伙计，一群是家附近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拥有内地背景。许说，他刚来的时候也去过港九新界找亲戚，“后来发现没什么好聊，在那边吃饭AA我都给不起。”现在，他有空就去附近的河流钓鱼耍乐。“钓到了我还能吃，一出街就要用钱，况且钓鱼还可以打发时间。”
天水围之外
天水围有一条大渠，有水流过，有鱼在其中，对面就是山林。不过这个地区，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低下阶层，新移民群体，在香港媒体的描述中，却并不太平。
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发生了多宗伦常惨剧。有新移民妇女及女儿被丈夫乱刀斩死，也有患精神病的妻子把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促使媒体和政党持续多年关注天水围的社区危机。
不过也有人认为天水围的话题并无特别之处。香港专栏作家高慧然就这样写过：“发生在天水围的悲情故事，在别的社区同样上演着。让天水围成为一个悲情市镇的，并非天水围人，而是把‘悲情市镇’这个标签贴到天水围额角的一帮政客，以及推波助澜的传媒。”
香港公民党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事也向记者表示，“在天水围，政党和媒体都纷纷做出保护弱势群体的姿态，而新移民就包括在这弱势群体里面。但就香港总体而言，对新移民的具体利益诉求，暂时还没有媒体和团体会明确表示支持。”
上周五，很多香港人到了港岛市中心地区表达意见。居住在香港不同地区的一些新移民，也参加了同根社的活动。她们来自屯门、葵涌等不同地区，在铜锣湾的街头派传单，要求保护新移民权益。有些路人认真地听他们讲演，然后捐钱，但也有个别路人走过，面无表情地大声说：“不要来香港啊！”
王霞和许岩都不知道有新移民团体在这天游行。与很多“只能跟观音倾诉”的其他地区新移民相比，在天水围，很多社区都逐渐组织了居民互助组，不同背景的机构也在定时召集旅行等活动。“至少，在天水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同乡吧。”王霞觉得“只要互相说说话，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
这天，同根社的街头口号是“新移民立即获得选举权（香港法律规定新移民定居7年方有投票权）”，作为移民香港多年的同根社总干事杨媚，解释了其考虑所在：新移民有了选举投票权，要拉票的政党等团体，就会为新移民说话。不过，组织当天同根社活动的杨媚，在天水围之外显然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抢综援、抢奶粉、抢孕妇床位、抢六千港币、影响城市文明……各种埋怨似乎在今年都集合起来。前段时间Facebook那帮人（指“香港本土力量”）都上街游行了。”
“来到香港，你就要适应它，除了格价抗通涨，寻求帮助，你甚至要学懂怎么抗议。这都是以前我们在内地不曾想象的课题吧。”杨媚说。
天水围的光与影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环市区大约25公里。天水围公共屋邨住着大量内地新移民，由于公共交通费用相对昂贵，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无力承担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费用，不少家庭长期倚赖失业综援。
天水围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
过去曾有电影、书籍及歌曲以天水围为创作题材，描述许多天水围居民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和甜酸苦辣。
《穷富翁大作战II》
（本港台制作的真人秀电视节目，2011年，参与：刘雪文）
《天水围的夜与雾》
（电影，2009年，导演:许鞍华 主演: 任达华、 张静初）
《天水围的日与夜》
（电影，2008年，导演:许鞍华 主演: 鲍起静）
《围城》
（电影，2008年，导演: 刘国昌 主演: 邓德保、黄孝恩、黄溢豪、阿鱼、蒋祖曼）
《天水围12师奶》
（书籍，2007年，作者：陈惜姿）
《天水围城》
（歌曲，2006年，主唱： 李克勤 曲:Edmond Tsang 词:林夕）
天水围，一条河渠相隔，南面是林立的住宅楼，北面是青绿的山。很多拜访过天水围的人，都赞这里环境优美。
不过天水围的美誉也仅限于此。这里处于香港的西北端，远离传统市中心，住户近30万，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屋（政府廉租房）的居民。这一带居民的家庭收入平均数，与市中心最高地区相比起来，差了两倍有余。
天水围离深圳近，离香港（市中心）远。天水围的北面就是深圳湾，离海关的车程是十几分钟，而离旺角的车程最快也要一小时。
《南都周刊》记者在这里碰到了很多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他们会像深圳河北岸的社区一样，偶尔组织在大树下唱唱普通话歌曲。这几年，港媒称他们为“新来港人士”，坊间则说他们是“新移民”。在香港，“新移民”往往指那些从中国内地移居到本地的人。
与198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2001年以后的“港生一代”，或者凭富贵或学识赴港发展的移民群体不同，多年来，这里的新移民以女性为主，通常以婚姻途径移民至香港。另外，“行为不文明”、“贪心”、“行为怪异”等对新移民的负面印象，近年来（尤其开放自由行及赴港产子数量激增以后）更在香港人心中强化。
天水围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这里的小社会，却带着很多新移民的总体特征——调查显示，教育程度低、消费力弱、夫妻不和等负面特征，在香港新移民家庭中比例更高，这与天水围的社会状况多有重合之处。
贫贱夫妻百事哀，大部分新移民家庭的收入低，家庭问题往往也较多。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接连发生的多宗社区家庭伦常惨剧，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一部反映天水围家庭题材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更与陆续增多的天水围新闻一起，合力使外界对香港新移民的看法，又加上了一个“悲情天水围”的标签。
2004年4月11日，天恒邨无业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来自内地的妻子及两个亲生女儿，继而自杀，制造了震惊全港的天水围灭门惨案。这也是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故事原形。
电影以外，天水围和它的新移民们，真的这样悲情吗？
变形的香港梦
天水围本来是大片的鱼塘，从1990年代开始建设成为居民区。与香港大多数居民区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轻轨是这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这里的空气质量明显要比市中心好。在这里，无论是本地原居民还是新移民，每天都习惯沿着轨道，在不同的街区聚散。
王霞（化名）是记者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天水围新移民。她的老家在浙江，6年前嫁给了一个香港的士司机。“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这里很漂亮。什么都是新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样。”
也有一些香港人住在天水围为数不多的私人屋村里，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学生。她这样描述着这里的新移民：“在轻铁里，有时觉得他们很没教养，蹲在地上大声讲话，话题无聊，还要争位置坐。不过，看起来，这些新移民家庭主妇对孩子都非常照顾。”
王霞说，她早就察觉到这些本地人的异样眼光。在浙江老家时，她是一个卖手机的店员，平时档口之间都是大声吵闹，没人会说什么。“但这里不同。买东西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口音，如果售货员听两三次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很可能就会不做你的生意，甚至不理你。”
王霞是这里数万新移民中的一个，她们大多都是女性，来自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或者乡村，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往往过着失望的隐忍日子。
香港城市大学的梁丽清说，新移民之所以以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还是因为婚姻移民居多的缘故。“在这些家庭里，男方往往本身就是香港的低收入人士，经济能力就有限，于是到内地跨界觅妻。”
这种隔阂有时是两面不讨好。香港同根社（新移民妇女团体）一个社工向记者坦言，“回到内地，朋友们都不相信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有那么多矛盾。我总会时不时地跟新来港的姐妹说，来到香港，你就不能不适应香港的环境。”
在香港，新移民妇女往往也格外受到妇女团体的关注。类似的故事经常可以在女性团体宣传中读到：原住民老公对内地来的老婆态度恶劣，家务不做，家用不给，女方一般却选择隐忍。
“最主要是没地方住，只好忍了。”王霞摇了摇头。她和老公也不时会有争论，不过矛盾并不大。
这个周日，天水围几个社区都在举办卡拉OK歌会。像很多内地城市的社区一样，在一块小广场周围，挂着“严禁XX”等的标语，一些居民唱着普通话歌甚至红歌，其他街坊们就在一边围观——在平时，像广场唱歌这样的活动很少举行，因为涉及市政噪音；也很少有人带宠物下楼溜达，因为狗牌要钱，罚款很严。
“骗综援”
在记者的接触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居民，也就是在香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港的人，通常会怀念过去靠勤奋去适应社会的日子，并对近年的新移民持鄙夷的态度。
“很多人在深圳有铺位，来到香港就拼命生，拿三四个孩子来骗综援。不做事，有几个孩子就拿几个孩子的钱，上边（指内地的收入）又拿，下面（指香港政府的援助）又拿。”一个50多岁的屋村看更的话语中，明显带着不满。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不是全部。不过，特区政府没有能力调查每一个新移民在内地的真实经济背景，这使新移民的“贪心”印象更加负面。香港电台曾这样评论：“领取综援者，事实上以老人为主体，但一些骗援的个案却使新移民整体上成为了千夫所指。”
在天水围，不少女性新移民因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索性做了全职妈妈。她们面对社会援助的难堪有时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政府为低下层申请综援的社工，在帮她们登记综援时，也会给这些新移民脸色看。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几年前天水围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可以领取援助：因为没有社工找他们，街上也没有宣传。
一个来自广西的师奶，名叫笑卿（化名），说一口纯正广东话，看上去自信心也比其他人强。她当初在内地见到现在的丈夫，油光满面，天天卡拉OK，便嫁给了他，岂知1999年到港，却只见到他的家，是“一个煲，一个锅，一个水壶，两只碗，两对筷子，连米桶都没有”。
为了生计，笑卿做过酒楼楼面工、干茶餐厅、当保姆，劳心劳力。最难受的是，香港的亲戚还在背后嘲笑她拿综援。“不做这个我能做什么？英文不懂，我连繁体字都认不全。但拿综援算了，自己却放不下面子。” 笑卿颇有些无奈。
在主动找工作的新移民中，笑卿算是幸运的。除了语言、学历不被承认等障碍外，天水围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对更多一层求职困难：区内没有工业，没有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都已经数百元，而工资往往几千而已，算下来得不偿失。
省钱
除了路牌、标语和普通话歌，天水围跟其他香港廉租房社区还有别的不同之处。比如，在这里，人们谈话的主题就与其他香港地区大不相同：在港九区，人们谈论股票，谈论化妆品，但在这里，无论是轻轨车站还是社区广场，陌生人攀谈时，话题往往都是如何省钱。
许岩（男，化名）20岁，6年前从深圳移居香港。他在元朗的一间五金铺打工，为了省车费和生活费，他加入到了天水围庞大的自行车阵营大军中，每天都骑车上下班，买菜。
“如果你能起得早，还可以在天水围找到小贩，那里的东西更便宜，不过你得赶在小贩队（类似城管）出现之前去。”他很有经验。其实，许岩每天的自行车出入，也是无奈之下的生活灵感。父母没有工作，靠综援生活，他多年前就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我现在最怕的是丢自行车。”他总是用两把大锁去锁自行车，邻居常嘲笑他，“这么隆重，以为你要回深圳呢。”
许岩的自行车生活，也与天水围社区商业设施缺乏有着直接关系。这个表面现代化的区域，居住着大量的低收入居民，还承受着不菲的物价。港媒曾调查发现，天水围街市物价“普遍较元朗、屯门和湾仔高，一棵菜心差价高达50%”。多年来，天水围居民习惯了沿着“轨道交通站—商业中心—家”的路线活动，或者到附近的元朗，或者屯门去购物：那些传统的老区，街铺林立，地摊货也多，很容易淘得到便宜货，甚至能吃到20元一顿的快餐。
许岩有两群朋友，一群是在元朗工作的伙计，一群是家附近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拥有内地背景。许说，他刚来的时候也去过港九新界找亲戚，“后来发现没什么好聊，在那边吃饭AA我都给不起。”现在，他有空就去附近的河流钓鱼耍乐。“钓到了我还能吃，一出街就要用钱，况且钓鱼还可以打发时间。”
天水围之外
天水围有一条大渠，有水流过，有鱼在其中，对面就是山林。不过这个地区，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低下阶层，新移民群体，在香港媒体的描述中，却并不太平。
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发生了多宗伦常惨剧。有新移民妇女及女儿被丈夫乱刀斩死，也有患精神病的妻子把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促使媒体和政党持续多年关注天水围的社区危机。
不过也有人认为天水围的话题并无特别之处。香港专栏作家高慧然就这样写过：“发生在天水围的悲情故事，在别的社区同样上演着。让天水围成为一个悲情市镇的，并非天水围人，而是把‘悲情市镇’这个标签贴到天水围额角的一帮政客，以及推波助澜的传媒。”
香港公民党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事也向记者表示，“在天水围，政党和媒体都纷纷做出保护弱势群体的姿态，而新移民就包括在这弱势群体里面。但就香港总体而言，对新移民的具体利益诉求，暂时还没有媒体和团体会明确表示支持。”
上周五，很多香港人到了港岛市中心地区表达意见。居住在香港不同地区的一些新移民，也参加了同根社的活动。她们来自屯门、葵涌等不同地区，在铜锣湾的街头派传单，要求保护新移民权益。有些路人认真地听他们讲演，然后捐钱，但也有个别路人走过，面无表情地大声说：“不要来香港啊！”
王霞和许岩都不知道有新移民团体在这天游行。与很多“只能跟观音倾诉”的其他地区新移民相比，在天水围，很多社区都逐渐组织了居民互助组，不同背景的机构也在定时召集旅行等活动。“至少，在天水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同乡吧。”王霞觉得“只要互相说说话，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
这天，同根社的街头口号是“新移民立即获得选举权（香港法律规定新移民定居7年方有投票权）”，作为移民香港多年的同根社总干事杨媚，解释了其考虑所在：新移民有了选举投票权，要拉票的政党等团体，就会为新移民说话。不过，组织当天同根社活动的杨媚，在天水围之外显然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抢综援、抢奶粉、抢孕妇床位、抢六千港币、影响城市文明……各种埋怨似乎在今年都集合起来。前段时间Facebook那帮人（指“香港本土力量”）都上街游行了。”
“来到香港，你就要适应它，除了格价抗通涨，寻求帮助，你甚至要学懂怎么抗议。这都是以前我们在内地不曾想象的课题吧。”杨媚说。
天水围的光与影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环市区大约25公里。天水围公共屋邨住着大量内地新移民，由于公共交通费用相对昂贵，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无力承担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费用，不少家庭长期倚赖失业综援。
天水围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
过去曾有电影、书籍及歌曲以天水围为创作题材，描述许多天水围居民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和甜酸苦辣。
《穷富翁大作战II》
（本港台制作的真人秀电视节目，2011年，参与：刘雪文）
《天水围的夜与雾》
（电影，2009年，导演:许鞍华 主演: 任达华、 张静初）
《天水围的日与夜》
（电影，2008年，导演:许鞍华 主演: 鲍起静）
《围城》
（电影，2008年，导演: 刘国昌 主演: 邓德保、黄孝恩、黄溢豪、阿鱼、蒋祖曼）
《天水围12师奶》
（书籍，2007年，作者：陈惜姿）
《天水围城》
（歌曲，2006年，主唱： 李克勤 曲:Edmond Tsang 词: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