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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河南开封市古城大梁门附近的车流，看到对面胡同口站着一位灰白短发、微胖，看起来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的老太太，她就是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
跟着老人穿过胡同，走进一个破旧的小院，我们才理解她平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父亲病逝后的1965年年底，我调到市总工会工作就住在这里。半个多世纪过去，屋子老了，漏雨反复修也修不好，我不想让人拿这事做文章。这辈子我住过两个小院，一个在开封，一个在兰考;一个过日子，一个装着回忆……”
焦守凤是家中的长女，需要帮助父母照看弟妹。在焦守凤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这样说：“你们姐弟6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你们的父亲。除了相貌堂堂，你们的父亲还有3个特点，一是忠诚，二是聪明，三是刻苦。你们一辈子都要向他学。”
在焦守凤的眼里，父亲不仅人长得帅、多才多艺，而且是位慈父：“父亲调到兰考工作时，就染上了肝病。听老中医说红糖可以养肝，母亲就千方百计买来红糖。”有一次焦裕禄下乡回来，看着面色蜡黄、疲惫不堪的丈夫，焦守凤的母亲就做了一碗浓稠的大米稀饭，并在里面放了红糖。那时兰考人主要以地瓜干、高粱为食，大米很稀罕，红糖更少见。所以焦守凤的几个弟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诱人的红糖稀饭。母亲见状，就准备将孩子引开，但被父亲制止了。焦裕禄用筷子挑起一团团稠稀饭，挨个往孩子们的嘴巴里喂，一边喂一边慈爱地看着他们吃下去。“爸爸也喂了我一口。我本不想吃，但他严肃地对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是大姐，要带头。我只好含着眼泪吃了……”焦守凤说，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但在她心里，永远是蘸着父亲慈爱目光吃到嘴里的红糖稀饭最香甜。
看着孩子们吃着红糖稀饭，焦裕禄忽然问：“这大米和红糖是哪来的？”妻子说：“是县委考虑你的身体不好，特地照顾，让我找商业局批条子买的，大米只有20斤，红糖3斤。”焦裕禄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说：“我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什么苦没吃过？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以后咱们不能吃了，把剩下的大米送给县里新分配来的两个南方大学生吧。”焦守凤说：“父亲对我们爱归爱，要求归要求，严格起来，毫不含糊。要说我们焦家的家规，其实父亲也没有具体交代过，但肯定是有的，我们总结起来，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必须热愛劳动，不能不劳而获;二是必须艰苦朴素，不能比吃穿，只能比进步;第三就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2012年，电视剧《焦裕禄》播出后，其主题曲令人印象深刻：“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好男儿要有担当……”这歌词其实是焦家姐弟集体创作的，这句歌词来自焦裕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电视剧筹拍时，就有很多名家主动提出要为该剧创作歌词。“但我们姐弟几个都觉得，那些高大上的歌词都不太像是在写自己的父亲。”最后，姐弟几个根据自己对父亲的理解，写下了歌词《喊了一声娘》，特别接地气，受到广泛好评。
1963年夏天，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加上弟妹多，她打算参加工作。县委办公室知道这事后找到焦裕禄，说正好缺一名打字员，要安排焦守凤去。焦裕禄坚决不同意：“我的女儿刚出校门就进机关，别人的孩子也行吗？”回到家里，他对焦守凤和孩子们郑重地说：“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可以靠自己就业，为什么你们不行？”在父亲的建议下，焦守凤去酱菜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酱菜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就是切萝卜、切白菜、切辣椒……切完了腌，腌好了还要挑着担子上街去卖。“切了半天辣椒后，手火辣辣地疼半宿，觉都没法睡。特别是当时我正十八九岁，总觉得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这样挑着担子到街上四处吆喝着卖菜，太没有面子。”焦守凤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然后几次陪着女儿上街卖菜，一边卖一边教女儿如何挑担子、如何吆喝。“说实话，虽然我慢慢适应了，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作为县委书记，他只要不表态，别人就会替我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为什么就是不同意？甚至在我的心里，还因为这事对父亲有一丝隐隐的怨恨。”焦守凤老人说这话的时候是微笑的，眼眶却一片潮红。
焦裕禄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卧床不起。“临终时，父亲将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那块手表脱下，亲手戴在了我的手上，说：‘爸爸要走了……爸爸有些事上可能对不起你，这块表就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以后上班不要迟到。同时你是长女，要继续帮助妈妈照顾弟妹们。”焦守凤泣不成声地继续回忆道，“爸爸刚去世时，葬在郑州烈士陵园，两年后才按他自己生前的要求和兰考人民的意愿，归葬在黄河故道的沙滩上。”
1965年，组织上调焦守凤到开封市总工会工作，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冯传富。冯传富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才生，两人一见钟情，他放弃已经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工作，来开封安家，在一家工厂默默工作了30多年。
在工会岗位上，焦守凤像父亲一样，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从不搞特殊化，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评价。几年前，她由于身体原因而提前退休。开封企业普遍改制时，她的两儿一女，3个家庭的6人全部下岗。“当时有孩子求我，能不能向上面反映反映，给他们安排工作。我把父亲传下来的家风告诉他们，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可以靠自己再就业，为什么你们不行？父亲当年是这样要求我的，我现在也这样要求你们。”
焦守凤的母亲坚决支持女儿的做法：“谁让你们是焦裕禄的后代？焦家的儿女就要有个样儿。”焦守凤母亲的身上有很多与焦裕禄相像的地方，她总是把大家放在小家之前。作为离休干部，按规定她看病实报实销，但她晚年生病住院时总是念叨着：“兰考的医疗费都要让我花完了。如果是老焦，他会怎么想？”所以病情稳定一点，她就坚决出院。
“好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全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再就业。”焦守凤说，他们6姐弟，虽然不能说有谁做了多大贡献，但至少没给父亲的脸上抹黑。焦守凤和老伴目前靠退休金生活，但从她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幸福、坦然和踏实。
（编辑/张金余）
跟着老人穿过胡同，走进一个破旧的小院，我们才理解她平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父亲病逝后的1965年年底，我调到市总工会工作就住在这里。半个多世纪过去，屋子老了，漏雨反复修也修不好，我不想让人拿这事做文章。这辈子我住过两个小院，一个在开封，一个在兰考;一个过日子，一个装着回忆……”
焦守凤是家中的长女，需要帮助父母照看弟妹。在焦守凤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这样说：“你们姐弟6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你们的父亲。除了相貌堂堂，你们的父亲还有3个特点，一是忠诚，二是聪明，三是刻苦。你们一辈子都要向他学。”
在焦守凤的眼里，父亲不仅人长得帅、多才多艺，而且是位慈父：“父亲调到兰考工作时，就染上了肝病。听老中医说红糖可以养肝，母亲就千方百计买来红糖。”有一次焦裕禄下乡回来，看着面色蜡黄、疲惫不堪的丈夫，焦守凤的母亲就做了一碗浓稠的大米稀饭，并在里面放了红糖。那时兰考人主要以地瓜干、高粱为食，大米很稀罕，红糖更少见。所以焦守凤的几个弟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诱人的红糖稀饭。母亲见状，就准备将孩子引开，但被父亲制止了。焦裕禄用筷子挑起一团团稠稀饭，挨个往孩子们的嘴巴里喂，一边喂一边慈爱地看着他们吃下去。“爸爸也喂了我一口。我本不想吃，但他严肃地对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是大姐，要带头。我只好含着眼泪吃了……”焦守凤说，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但在她心里，永远是蘸着父亲慈爱目光吃到嘴里的红糖稀饭最香甜。
看着孩子们吃着红糖稀饭，焦裕禄忽然问：“这大米和红糖是哪来的？”妻子说：“是县委考虑你的身体不好，特地照顾，让我找商业局批条子买的，大米只有20斤，红糖3斤。”焦裕禄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说：“我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什么苦没吃过？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以后咱们不能吃了，把剩下的大米送给县里新分配来的两个南方大学生吧。”焦守凤说：“父亲对我们爱归爱，要求归要求，严格起来，毫不含糊。要说我们焦家的家规，其实父亲也没有具体交代过，但肯定是有的，我们总结起来，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必须热愛劳动，不能不劳而获;二是必须艰苦朴素，不能比吃穿，只能比进步;第三就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2012年，电视剧《焦裕禄》播出后，其主题曲令人印象深刻：“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好男儿要有担当……”这歌词其实是焦家姐弟集体创作的，这句歌词来自焦裕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电视剧筹拍时，就有很多名家主动提出要为该剧创作歌词。“但我们姐弟几个都觉得，那些高大上的歌词都不太像是在写自己的父亲。”最后，姐弟几个根据自己对父亲的理解，写下了歌词《喊了一声娘》，特别接地气，受到广泛好评。
1963年夏天，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加上弟妹多，她打算参加工作。县委办公室知道这事后找到焦裕禄，说正好缺一名打字员，要安排焦守凤去。焦裕禄坚决不同意：“我的女儿刚出校门就进机关，别人的孩子也行吗？”回到家里，他对焦守凤和孩子们郑重地说：“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可以靠自己就业，为什么你们不行？”在父亲的建议下，焦守凤去酱菜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酱菜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就是切萝卜、切白菜、切辣椒……切完了腌，腌好了还要挑着担子上街去卖。“切了半天辣椒后，手火辣辣地疼半宿，觉都没法睡。特别是当时我正十八九岁，总觉得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这样挑着担子到街上四处吆喝着卖菜，太没有面子。”焦守凤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然后几次陪着女儿上街卖菜，一边卖一边教女儿如何挑担子、如何吆喝。“说实话，虽然我慢慢适应了，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作为县委书记，他只要不表态，别人就会替我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为什么就是不同意？甚至在我的心里，还因为这事对父亲有一丝隐隐的怨恨。”焦守凤老人说这话的时候是微笑的，眼眶却一片潮红。
焦裕禄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卧床不起。“临终时，父亲将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那块手表脱下，亲手戴在了我的手上，说：‘爸爸要走了……爸爸有些事上可能对不起你，这块表就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以后上班不要迟到。同时你是长女，要继续帮助妈妈照顾弟妹们。”焦守凤泣不成声地继续回忆道，“爸爸刚去世时，葬在郑州烈士陵园，两年后才按他自己生前的要求和兰考人民的意愿，归葬在黄河故道的沙滩上。”
1965年，组织上调焦守凤到开封市总工会工作，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冯传富。冯传富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才生，两人一见钟情，他放弃已经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工作，来开封安家，在一家工厂默默工作了30多年。
在工会岗位上，焦守凤像父亲一样，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从不搞特殊化，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评价。几年前，她由于身体原因而提前退休。开封企业普遍改制时，她的两儿一女，3个家庭的6人全部下岗。“当时有孩子求我，能不能向上面反映反映，给他们安排工作。我把父亲传下来的家风告诉他们，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可以靠自己再就业，为什么你们不行？父亲当年是这样要求我的，我现在也这样要求你们。”
焦守凤的母亲坚决支持女儿的做法：“谁让你们是焦裕禄的后代？焦家的儿女就要有个样儿。”焦守凤母亲的身上有很多与焦裕禄相像的地方，她总是把大家放在小家之前。作为离休干部，按规定她看病实报实销，但她晚年生病住院时总是念叨着：“兰考的医疗费都要让我花完了。如果是老焦，他会怎么想？”所以病情稳定一点，她就坚决出院。
“好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全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再就业。”焦守凤说，他们6姐弟，虽然不能说有谁做了多大贡献，但至少没给父亲的脸上抹黑。焦守凤和老伴目前靠退休金生活，但从她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幸福、坦然和踏实。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