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在国统区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在贵州的实施，是在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通过前期整理田赋，开展土地陈报，财政稍现改善的背景下推行的。尽管直到抗战胜利，贵州从未完成国民政府分配的征实定额，但田赋征实的实施，还是对贵州社会产生了利、弊两种影响：利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批工厂、学校、单位内迁入黔以及日军频繁空袭导致的物资困难，保障了黔南之战中的后勤需求；弊的一面则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为前提的田赋征实，在推行过程中，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所有痛苦都落到了贵州各族贫苦大众的身上。
关键词：抗战 田赋征实 贵州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28-33
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全民族正义战争。就当时的国情国力而言，敌我双方无论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实力，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随着战争的进程，财政危机愈来愈严重地困扰着国民政府。尤其到1940年以后，粮食、财政两大困难已开始对民众生活、社会秩序、战争形势产生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局势，国民政府于1941年4月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所有田赋一律征收实物。此后，田赋征实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结束。在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过程中，贵州处于一种既是陪都屏障、又是经济落后省份的地位，在推行田赋征实的同时，经历了其他各省少有的艰难。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特别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贵州田赋征实的社会背景
田赋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被列为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的贵州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省份，财政极度困难，养兵之费仰仗于“协饷”。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贵州每年接收的外省协饷仍保持在十七八万两之间。而地丁银收入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统计为十二万余两，不到江苏省三百五十六万两的二十九分之一。〔1〕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经历了二十三年的军阀统治，军阀之间的混战，迫使人民大量逃亡，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民国成立以后，为了改进划一，规定各地田赋的征收一律折征银元，并将原有的各项规费合并，作为正额征收。表面上积弊受到了一些遏制，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当时贵州全省的定额虽为七十余万余元，但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年年短收，从来没有达到过预定的数额。最多的一年也只及定额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的原因，除长年兵匪交乘，人民大量逃亡外，政治混乱导致各类表册散失，无从进行统计核对亦是重要因素。加上一些地方虽有表册，多年不上报核查，不少户名，半成鬼录。结果陷入应缴田赋荒绝无着落，各县实有粮额逐年锐减的境况。
民国前期的贵州的田赋，年额原为七十三万二千余元。但在地籍、户籍未经整理取得成效以前，不仅无一年能正常征解，反而税额渐减，财源日枯。据统计，征解最多的一年为民国十六年（1927），总额为五十五万余元。〔2〕此后，由于不断发生军阀混战，征收入库数逐年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迫使王家烈交出政权，结束了地方军阀在贵州的统治。随后，国民政府委任吴忠信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将贵州纳入直接统治。吴忠信到任后，首先抓住财政混乱和用人不当这两点，改造王家烈执政时贵州省政府班底，不到两个星期，原来的省府委员全被免职。然后开始从军事上整顿黔军，将黔军改编为五个师，统属军政部编制，限期先后离开贵州。政治上则强化贵州的行政管理，在县级行政机构之上设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又推行和强化保甲制，将贵州全省编制成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保，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个甲。通过上述措施，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国民党的政权逐渐得到巩固。这些举措可算是其后的田赋整顿的前期准备。
然而，贵州毕竟是一个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灾害频仍的省份，虽然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国民政府便已公布《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对各省（市）田赋附加征收制度作了统一规定，但贵州的田赋税率和各种附加，始终没有一定标准。不但县与县悬殊，即使同一个县，各村镇间也互有出入，以致当局难以进行稽考。1935年后贵州省政府的田赋整顿，按所谓治本、治标两方面进行。治本方面的措施主要是举办土地呈报和进行田土查丈，以求得掌握实际田亩数，再进行赋制改良；治标方面，主要在呈报未举办前，制定清理各县田亩办法及推收拨册规则分别公布实行，目的在清复原额，算是一种过渡措施。上述措施在当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据当时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最先完成土地呈报的贵阳、安顺、清镇、平坝、修文、贵定八县，赋额较之前增加最多的达七倍以上，最少的也比原额多出百分之二十二。〔3〕
抗战爆发后，贵州成为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给省财政的改善带来了一定转机。省政府除相继对省财政进行了清理、整顿外，在制度上裁撤重叠机构，充实财税力量，统一财政收支体系，建立三级财政体制，并对税收进行了一些变革，停征与禁烟不符的捐税，取消百货税，实行营业税，开征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种，并改革了盐税。接着，又整理田赋，开展土地陈报，颁发土地营业执照，增加田赋和契税的收入。通过上述举措，贵州财政稍现改善。在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前，贵州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田赋征收管理法规。其中，1936年8月颁行的《贵州省征收田赋章程》规定：“所有各项征率悉照民国七年（1918）以前原科则计算征收，应征银元一律改征法币。”同年9月公布《贵州省清厘各县田赋暂行办法》“责令比照附近粮田科则纳赋，以之扺补原额”。此外，通过《贵州省各县征收田赋章程实施细则》、《贵州省财政厅办理土地陈报章程》开始土地陈报、征收田赋工作。1937年2月通过《修正贵州省土地陈报实施办法》。
在实施土地陈报的同时，为了核定每亩地价与收益，省政府还于民国28年（1939）公布划定《全省田赋分配标准》，具体为按各县土地呈报后增加赋额计算，凡增加3倍以上者，二成五留县，七成五交省：增加不及三倍者，二成留县，八成上交省。1941年5月，在全省土地陈报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核定每亩土地地价与收益，按三等九则重新拟定了全省田赋税率。 二、贵州田赋征实的实施状况
田赋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时经军事的产物，其起因是处于战争前线的山西省驻军缺粮问题严重 ，不得不购买议价粮。但因农民生活本身贫困，加上平价过低 ，大多不愿售卖。指挥官为维持部队战斗力，不得不采取征粮手段，下令“停止平价购粮 ，实行田赋改征粮食”。于是山西省成了最早实行田赋征实的省份。到国民政府将这一办法演进为一种制度以后，各地的反映却不尽相同。 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认为，田赋征实不但要剥夺省级财政， 而且办理也很麻烦， 故川省当局最初的态度颇消极。直到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后，直到1941年 6月，川省当局始同意改征实物〔4〕。云贵两省的情况相对较好一些。云南省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应于1941年10月1日开始征收实物，但因征额尚未核定，遽难开征。到10月18日征率核定，省政府于10月20日提经省务会议议决，定于11月1日开征，并通电全省公布施行。但是云南区域辽阔，多山区高原，交通不发达，全省仅有三十九个县市区设有电台。省方发出的电文，需要多次邮转传递才能到达，费时费力。各县接到电文的日期，又大都在11月1日之后，而各县田赋管理处及经收机关“皆属筹组伊始，准备需时”。“省处体念各县处征收困难，呈准凡奉电较迟之县，其征收期限，准自奉电之日起，扣至两个月届满时为止”，所以大多数县都是在12月以后开始征实的。因各县实在很难依限征齐，又经呈准，一律延展至1942年2月25日止。“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纳粮入户的，准予免科滞纳处分，以恤民艰，而示权益”。〔5〕
贵州的田赋征实响应得比川、滇两省都积极。在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田赋征实的通令后，省政府当局随即开始积极筹备，从省到县成立相应的田赋管理机构，以配合行政院《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的执行。1941年8月，贵州省政府正式成立省田赋管理处，接着，各县市相继成立县市田赋管理处。管理处由县市长兼任正处长，副处长委派专人担任，负责实际职责。管理机构设立以后，又立即根据行政院的暂行通则，结合贵州情况拟定了《贵州省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二十二条）》，其要点包括：一、征收定率以民国二十九年（1940）改定科则实纳赋额为准，赋额一元折征稻谷二市斤；二、征收实物以稻谷为主，但产谷不丰地方，酌察情形可搭征包谷或回征法币；三、回征法币标准以每斗稻谷折合法币六元为原则；四、定11月1日为开征之日，逾期予以滞纳处分。〔6〕
1942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颁布《战时田赋征收实物通则》，对折征定率、征收机构、清完限期作了调整与改变，并将征实定额较上一年增加了二分之一。贵州省闻风而动，立即将所定的实施办法加以修改，另拟新法。新办法要点包括：一、征实定率改为每赋一元折征稻谷三市斗，并附征县市地方公粮一市斗，合计四市斗；二、取消回征法币办法，全省一律征收实物；三、新订以糙米折征稻谷标准，每糙米5市斤，折稻谷一市斤；四、开征日期仍为每年11月1日，限3个月内完结。上述修改，征实率连附征地方公粮，虽比前一年加倍，但因不准各县市再以土地为对象带征或摊派任何款项，农民的田赋负担，表面上反而较之前有所减轻。
自1942年新订《贵州省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新法）以后，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贵州田赋征实的定率，除1944年根据行政院的要求，将每赋额一元折征稻谷三市斗，调高到折征稻谷四市斗，附征县地方公粮一市斗外，其他均无变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下令，全国各省豁免田赋军粮一年，分于1945、1946两年平均免除。起初鉴于贵州情况特殊，规定1946年一次免除，贵州尚未来得及实施，又奉命改为分在1946、1947两年平均豁免。按照当时行政院核定的贵州1946年田赋征实数额为八十万市石，带征省县级公粮为二十四万市石。其时，省政府当局根据抗战虽然胜利，粮食需要仍属迫切，确定选择沿公路交通便利，产谷较丰，便于军粮交拨之县继续征收稻谷，其余县局照核定价格回征法币。到194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分年免赋已过”，要求各地恢复全额配定征实征借总额，贵州的征实、征借（军粮）各一百六十万市石，合计三百二十万市石。而贵州自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以来，按照土地呈报额加倍征收，负担一直过重，加上1948年连降霪雨，三分之二以上县遭灾。虽经呈报灾情获准田赋征实配额减到一百二十万市石，依然难以完成。
从下表中不难看出，从开始田赋征实的1941年到抗战结束，贵州省从未有一年完成田赋征实的定额，最好的1941年差额为十二点五万石，最差的1945年差额多达九十二点七万石。足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贵州贫困程度并不甚了然。以至地方当局虽竭尽全力，仍然无从实现田赋征实与军粮购借的目标。
下表可见1941至1945年贵州田赋征实、军粮购借与县级公粮的征收情况〔7〕
三、贵州田赋征实的历史观察
田赋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 ，实行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通过这一政策，各省田赋改征实物，全部收归中央 。加上同时推行的粮食征购、征借 ，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粮食 ，一方面解决了战时经济困难 ，增加了财政收入 ；同时对于稳定战时金融 ，平抑物价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站在国家的层面，从抗战大局着眼，田赋征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战 ，有利于稳定大后方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秩序。所谓“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大片国土沦陷，沿海及中原等相对发达地区被敌占领，国家财政困难重重的形势下，将田赋的收益集中到了国家手里。同时，由于战时货币价值随战局波动较大，通过田赋征实 ，以强制手段稳定税收来源，保证军队的后勤供给，是确保抗战得以继续进行的一种有效措施。大量粮食集中到国家手中 ，既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统筹规划 ，调剂使用 ，又优先保证军粮供应，还可成为平抑物价的有效法码，最低限度确保了居民的食用需求，有利于稳定大后方社会秩序。 然而，总体政治上的需求，并不能代表田赋征实这一战时制度对贵州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评析田赋征实政策在贵州产生的社会效应，需要从战时贵州在抗战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贵州在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经济与民众的生活境况来加以剖析。
首先，抗战以前一向被人忽视的边僻落后的贵州，在中国抗战史上，地位发生了突变，从军事的角度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后方，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正由于此，贵州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局势，上升到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在其后日军不吝成本对贵州狂轰滥炸，乃至于抗战末期，不惜在豫湘桂战役中，向黔南发动疯狂进攻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当时，国民政府偏安于经济不发达的西南一隅 ，五六百万军队 ，上百万公职人员和大批文教科技工作人员的内迁 ，他们的生活给养 ，特别是生活必需的粮食供应 ，由于政府改征实物而得到了解决。各省征实征购粮食 ，除拨充军粮、公粮及各项专案拨款外 ，所有余粮均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的价格拨发各省田赋征卖余粮调剂民食办法大纲的规定 ，调剂民食。民以食为天 ，当时战争使粮价上涨 ，市场紧张 ，而以平价售济民食 ，缓解了城市平民和战时生产及工业职工粮食困难 ，从而促进了市场生活的改善 ，安定了民心。〔8〕在这一方面，田赋征实在贵州的实施，应该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其次，田赋征实的实施，在贵州经历的日军大规模空袭，以及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黔南之战中，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恢复空袭灾难发生后的社会秩序，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粮食供应，保障了黔南之战中的后勤供应。
自1939年日军对贵阳实施“二四”轰炸以后，便连续不断地对贵州境内的城市和军事目标进行反复空袭。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日机入侵贵州三十三机次，出动飞机三百五十八架次，投弹六百零四枚，造成伤亡四千三百六十三人，涉及贵阳等十二市县。〔9〕上述空袭造成的民间损失，国民政府当局，均不同程度从田赋征实收入中给予了救济。如八寨县获空袭救济二千零五十九点五元，安龙县获一千一百六十元，包括此前“二四”轰炸中的救济在内，全省十二市县的空袭救济总额达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元。
黔南之战是抗战后期，发生在贵州境内的一场激烈战斗。这场战斗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944年11月18日，攻占南丹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百零四联队及第七师团之一部约步兵三至四千人、骑兵三百余人，携带六门大炮进入独山县境。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三大队步骑兵千余人，为配合进攻独山之敌，从右路攻入荔波，乘虚占领八寨、三合等地。 进入贵州境内后，日军在翁榜朗、八寨间遭到过中国军队的伏击。11月30日，日军进抵位于独山与广西南丹之间的黑石关要塞，与驻守黑石关的孙元良部发生激战，后因敌援军陆续开至关下，我军被迫向平塘方向转移。进攻黑石关的同时，日军另遣部队迂回北犯独山，威逼都匀。这时，“蒋介石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已成立黔桂边总司令部，调派汤恩伯担任总司令，从第一、第六、第八三个战区抽调第八十七军、二十九军、九十八军、九军、十三军、五十七军进驻贵州，陆续在镇远、黄平和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两个区域集结。” 〔10〕日军虽欲北进威逼贵阳，但步步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抗击，最终未能越过独山深河桥。12月3日，侵黔日军各部陆续接到师团停止进攻的命令，开始分路回撤，黔南之战以中国军民的最后胜利告终。黔南之战的胜利，原因正如一位战地记者当年所写的报道：“黔南的克复，黑石关的大战固然极端紧要，而民力的发挥也收了特别的功效。”〔11〕在贵州这样贫瘠的省份，要支撑这场重大战役，除了老百姓的重大贡献付出外，田赋实征使国民政府能确保数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也是重要原因。
第三，由于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应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项应急制度，虽在支援了抗战 ，稳定大后方经济和人民生活秩序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作为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任何政策的制定毕竟都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田赋征实的推行过程中，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是由广大贫苦百姓来承担。
就极度贫穷的贵州省而言， 自从开始执行田赋征实，从省到县到乡，几乎层层设有田赋征实机关 ，每个机关又都设有稽征、主务、稽征员、柜书、理书、册书、案书、名串、粮吏、社书、地保等名目繁多的职役。担当这些职务的，无一不是地方上有权势的地主、保甲长和他们的亲信。这批有权有势人物，往往与地方官吏勾结 ，在征实征购过程中营私舞弊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尤其在贵州，许多县不产稻谷，或产谷不丰，不得不搭征苞谷，而稻谷与苞谷之间的折算，便给了征实者很大的牟利空间。至于按照省政府《贵州省战时田赋征实实施办法》，有关于民众以糙米稻谷的标准，规定每米五市升，折合稻谷一市斗，表面看来这种折算于民是有利的，但一折一算，同样给了操办人牟利的机会。其中黔西北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当局规定威宁全征苞谷，赫章搭收苞谷五成〔12〕。而威宁县的贫苦人家，多以土豆、苦荞为食，强征苞谷给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
此外，抗战时期，由于贵州处于抗战大后方，沿海和内地的大批工厂、学校、单位迁入贵州，粮食供不应求，将粮价推得很高，而国民政府对贵阳粮价指数的统计，并未顾及这一客观情况，以至地方粮价上涨过快，加上富裕人家囤积居奇，导致了百物腾贵，通货膨胀，影响了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而与田赋征实同时推行的军粮购借，包括军粮征购与军粮征借两个项目，开始一段时期尚有章可循，1943年后，中央政府以财政困难，明令改征购为半征半借，贵州的配额仍为一百五十万市石。及到后来，“半借部分，按市价发给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半征部分则纯属征发性质，无若何补偿”。〔13〕
如何对抗战时期田赋征实进行评价，不同的视野住住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抗日战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而言，作为战时经济推行的制度，对于抗战大局无疑是需要的，其最明显的作用在于，这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国力，应付持久抗战局面。但其弊端也很显著，主要“因为这些政策都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而且带来了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使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14〕。具体到贵州的情况来看，因为贵州是特别贫瘠的省份，农业生产向来落后，群众生活本就极为困苦，因而从开始执行田赋征实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从未完成过国民政府分配的定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贵州各族群众在此期间的困难境遇。 参考文献：
〔1〕 《贵州通史》编辑部编：《贵州通史（三）清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65页。
〔2〕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十章，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第一版，N53页。
〔3〕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十章，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第一版，N56页。
〔4〕 甘典夔：《1941年四川田赋改征实物经过》，《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5〕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六辑：抗战建国史料：田赋征实：三〔M〕.台北：中央文物供 应社，1989年。
〔6〕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392 页，1950年印刷。
〔7〕 贵州省《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征实征购（借）县级公粮配征数与实征数表》，《贵州统计年鉴》，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出版。
〔8〕 于景洋、李 明、董金清：《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评析》，《黑龙江财专学报》1997年第五期。
〔9〕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战时敌机空袭投弹表》、《战时人口伤亡表》，参见《贵州通史（四）民国时期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02页。
〔10〕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军事志》，第六篇第四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378页。
〔11〕 《黔南之战》，独山黔南文艺社，1945年4月出版。
〔12〕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393 页，1950年印刷。
〔13〕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 394 页，1950年印刷。
〔14〕 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551页。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Brief analysis of Guizhou Land tax levied in kind
FAN Song
Abstract： Land tax levy in kind is a wartime economy system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with its background in Guizhou ：Guizhou was becoming the rear base， through the previousfinishing Land tax， to carry out the Lands declared， Guizhou’s fiscal economy slightly improved.Although it was until the victory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Guizhou was never completed Land tax quota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 but Land tax levied in kind， there were so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kinds of produced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of Guizhou：On the one hand，it was favorable，to a certain extent， it solved some moving of factories to Guizhou， schools， units， and the Japanese air strike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materials very difficult to settle down.， The battle of Qiannan in the logistics demanding ensured；Negative on the other hand ，to sacrifi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the premise of the land tax lev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ll sorts of drawback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all suffering fell on the body of the poor mass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Guizhou.
Key Words： The Anti Japanese War；Land tax levied in kind；Guizhou
责任编辑：厐思纯
关键词：抗战 田赋征实 贵州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28-33
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全民族正义战争。就当时的国情国力而言，敌我双方无论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实力，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随着战争的进程，财政危机愈来愈严重地困扰着国民政府。尤其到1940年以后，粮食、财政两大困难已开始对民众生活、社会秩序、战争形势产生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局势，国民政府于1941年4月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所有田赋一律征收实物。此后，田赋征实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结束。在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过程中，贵州处于一种既是陪都屏障、又是经济落后省份的地位，在推行田赋征实的同时，经历了其他各省少有的艰难。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特别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贵州田赋征实的社会背景
田赋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被列为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的贵州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省份，财政极度困难，养兵之费仰仗于“协饷”。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贵州每年接收的外省协饷仍保持在十七八万两之间。而地丁银收入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统计为十二万余两，不到江苏省三百五十六万两的二十九分之一。〔1〕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经历了二十三年的军阀统治，军阀之间的混战，迫使人民大量逃亡，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民国成立以后，为了改进划一，规定各地田赋的征收一律折征银元，并将原有的各项规费合并，作为正额征收。表面上积弊受到了一些遏制，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当时贵州全省的定额虽为七十余万余元，但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年年短收，从来没有达到过预定的数额。最多的一年也只及定额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的原因，除长年兵匪交乘，人民大量逃亡外，政治混乱导致各类表册散失，无从进行统计核对亦是重要因素。加上一些地方虽有表册，多年不上报核查，不少户名，半成鬼录。结果陷入应缴田赋荒绝无着落，各县实有粮额逐年锐减的境况。
民国前期的贵州的田赋，年额原为七十三万二千余元。但在地籍、户籍未经整理取得成效以前，不仅无一年能正常征解，反而税额渐减，财源日枯。据统计，征解最多的一年为民国十六年（1927），总额为五十五万余元。〔2〕此后，由于不断发生军阀混战，征收入库数逐年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迫使王家烈交出政权，结束了地方军阀在贵州的统治。随后，国民政府委任吴忠信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将贵州纳入直接统治。吴忠信到任后，首先抓住财政混乱和用人不当这两点，改造王家烈执政时贵州省政府班底，不到两个星期，原来的省府委员全被免职。然后开始从军事上整顿黔军，将黔军改编为五个师，统属军政部编制，限期先后离开贵州。政治上则强化贵州的行政管理，在县级行政机构之上设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又推行和强化保甲制，将贵州全省编制成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保，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个甲。通过上述措施，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国民党的政权逐渐得到巩固。这些举措可算是其后的田赋整顿的前期准备。
然而，贵州毕竟是一个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灾害频仍的省份，虽然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国民政府便已公布《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对各省（市）田赋附加征收制度作了统一规定，但贵州的田赋税率和各种附加，始终没有一定标准。不但县与县悬殊，即使同一个县，各村镇间也互有出入，以致当局难以进行稽考。1935年后贵州省政府的田赋整顿，按所谓治本、治标两方面进行。治本方面的措施主要是举办土地呈报和进行田土查丈，以求得掌握实际田亩数，再进行赋制改良；治标方面，主要在呈报未举办前，制定清理各县田亩办法及推收拨册规则分别公布实行，目的在清复原额，算是一种过渡措施。上述措施在当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据当时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最先完成土地呈报的贵阳、安顺、清镇、平坝、修文、贵定八县，赋额较之前增加最多的达七倍以上，最少的也比原额多出百分之二十二。〔3〕
抗战爆发后，贵州成为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给省财政的改善带来了一定转机。省政府除相继对省财政进行了清理、整顿外，在制度上裁撤重叠机构，充实财税力量，统一财政收支体系，建立三级财政体制，并对税收进行了一些变革，停征与禁烟不符的捐税，取消百货税，实行营业税，开征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种，并改革了盐税。接着，又整理田赋，开展土地陈报，颁发土地营业执照，增加田赋和契税的收入。通过上述举措，贵州财政稍现改善。在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前，贵州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田赋征收管理法规。其中，1936年8月颁行的《贵州省征收田赋章程》规定：“所有各项征率悉照民国七年（1918）以前原科则计算征收，应征银元一律改征法币。”同年9月公布《贵州省清厘各县田赋暂行办法》“责令比照附近粮田科则纳赋，以之扺补原额”。此外，通过《贵州省各县征收田赋章程实施细则》、《贵州省财政厅办理土地陈报章程》开始土地陈报、征收田赋工作。1937年2月通过《修正贵州省土地陈报实施办法》。
在实施土地陈报的同时，为了核定每亩地价与收益，省政府还于民国28年（1939）公布划定《全省田赋分配标准》，具体为按各县土地呈报后增加赋额计算，凡增加3倍以上者，二成五留县，七成五交省：增加不及三倍者，二成留县，八成上交省。1941年5月，在全省土地陈报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核定每亩土地地价与收益，按三等九则重新拟定了全省田赋税率。 二、贵州田赋征实的实施状况
田赋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时经军事的产物，其起因是处于战争前线的山西省驻军缺粮问题严重 ，不得不购买议价粮。但因农民生活本身贫困，加上平价过低 ，大多不愿售卖。指挥官为维持部队战斗力，不得不采取征粮手段，下令“停止平价购粮 ，实行田赋改征粮食”。于是山西省成了最早实行田赋征实的省份。到国民政府将这一办法演进为一种制度以后，各地的反映却不尽相同。 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认为，田赋征实不但要剥夺省级财政， 而且办理也很麻烦， 故川省当局最初的态度颇消极。直到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后，直到1941年 6月，川省当局始同意改征实物〔4〕。云贵两省的情况相对较好一些。云南省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应于1941年10月1日开始征收实物，但因征额尚未核定，遽难开征。到10月18日征率核定，省政府于10月20日提经省务会议议决，定于11月1日开征，并通电全省公布施行。但是云南区域辽阔，多山区高原，交通不发达，全省仅有三十九个县市区设有电台。省方发出的电文，需要多次邮转传递才能到达，费时费力。各县接到电文的日期，又大都在11月1日之后，而各县田赋管理处及经收机关“皆属筹组伊始，准备需时”。“省处体念各县处征收困难，呈准凡奉电较迟之县，其征收期限，准自奉电之日起，扣至两个月届满时为止”，所以大多数县都是在12月以后开始征实的。因各县实在很难依限征齐，又经呈准，一律延展至1942年2月25日止。“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纳粮入户的，准予免科滞纳处分，以恤民艰，而示权益”。〔5〕
贵州的田赋征实响应得比川、滇两省都积极。在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田赋征实的通令后，省政府当局随即开始积极筹备，从省到县成立相应的田赋管理机构，以配合行政院《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的执行。1941年8月，贵州省政府正式成立省田赋管理处，接着，各县市相继成立县市田赋管理处。管理处由县市长兼任正处长，副处长委派专人担任，负责实际职责。管理机构设立以后，又立即根据行政院的暂行通则，结合贵州情况拟定了《贵州省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二十二条）》，其要点包括：一、征收定率以民国二十九年（1940）改定科则实纳赋额为准，赋额一元折征稻谷二市斤；二、征收实物以稻谷为主，但产谷不丰地方，酌察情形可搭征包谷或回征法币；三、回征法币标准以每斗稻谷折合法币六元为原则；四、定11月1日为开征之日，逾期予以滞纳处分。〔6〕
1942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颁布《战时田赋征收实物通则》，对折征定率、征收机构、清完限期作了调整与改变，并将征实定额较上一年增加了二分之一。贵州省闻风而动，立即将所定的实施办法加以修改，另拟新法。新办法要点包括：一、征实定率改为每赋一元折征稻谷三市斗，并附征县市地方公粮一市斗，合计四市斗；二、取消回征法币办法，全省一律征收实物；三、新订以糙米折征稻谷标准，每糙米5市斤，折稻谷一市斤；四、开征日期仍为每年11月1日，限3个月内完结。上述修改，征实率连附征地方公粮，虽比前一年加倍，但因不准各县市再以土地为对象带征或摊派任何款项，农民的田赋负担，表面上反而较之前有所减轻。
自1942年新订《贵州省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新法）以后，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贵州田赋征实的定率，除1944年根据行政院的要求，将每赋额一元折征稻谷三市斗，调高到折征稻谷四市斗，附征县地方公粮一市斗外，其他均无变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下令，全国各省豁免田赋军粮一年，分于1945、1946两年平均免除。起初鉴于贵州情况特殊，规定1946年一次免除，贵州尚未来得及实施，又奉命改为分在1946、1947两年平均豁免。按照当时行政院核定的贵州1946年田赋征实数额为八十万市石，带征省县级公粮为二十四万市石。其时，省政府当局根据抗战虽然胜利，粮食需要仍属迫切，确定选择沿公路交通便利，产谷较丰，便于军粮交拨之县继续征收稻谷，其余县局照核定价格回征法币。到194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分年免赋已过”，要求各地恢复全额配定征实征借总额，贵州的征实、征借（军粮）各一百六十万市石，合计三百二十万市石。而贵州自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以来，按照土地呈报额加倍征收，负担一直过重，加上1948年连降霪雨，三分之二以上县遭灾。虽经呈报灾情获准田赋征实配额减到一百二十万市石，依然难以完成。
从下表中不难看出，从开始田赋征实的1941年到抗战结束，贵州省从未有一年完成田赋征实的定额，最好的1941年差额为十二点五万石，最差的1945年差额多达九十二点七万石。足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贵州贫困程度并不甚了然。以至地方当局虽竭尽全力，仍然无从实现田赋征实与军粮购借的目标。
下表可见1941至1945年贵州田赋征实、军粮购借与县级公粮的征收情况〔7〕
三、贵州田赋征实的历史观察
田赋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 ，实行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通过这一政策，各省田赋改征实物，全部收归中央 。加上同时推行的粮食征购、征借 ，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粮食 ，一方面解决了战时经济困难 ，增加了财政收入 ；同时对于稳定战时金融 ，平抑物价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站在国家的层面，从抗战大局着眼，田赋征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战 ，有利于稳定大后方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秩序。所谓“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大片国土沦陷，沿海及中原等相对发达地区被敌占领，国家财政困难重重的形势下，将田赋的收益集中到了国家手里。同时，由于战时货币价值随战局波动较大，通过田赋征实 ，以强制手段稳定税收来源，保证军队的后勤供给，是确保抗战得以继续进行的一种有效措施。大量粮食集中到国家手中 ，既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统筹规划 ，调剂使用 ，又优先保证军粮供应，还可成为平抑物价的有效法码，最低限度确保了居民的食用需求，有利于稳定大后方社会秩序。 然而，总体政治上的需求，并不能代表田赋征实这一战时制度对贵州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评析田赋征实政策在贵州产生的社会效应，需要从战时贵州在抗战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贵州在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经济与民众的生活境况来加以剖析。
首先，抗战以前一向被人忽视的边僻落后的贵州，在中国抗战史上，地位发生了突变，从军事的角度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后方，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正由于此，贵州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局势，上升到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在其后日军不吝成本对贵州狂轰滥炸，乃至于抗战末期，不惜在豫湘桂战役中，向黔南发动疯狂进攻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当时，国民政府偏安于经济不发达的西南一隅 ，五六百万军队 ，上百万公职人员和大批文教科技工作人员的内迁 ，他们的生活给养 ，特别是生活必需的粮食供应 ，由于政府改征实物而得到了解决。各省征实征购粮食 ，除拨充军粮、公粮及各项专案拨款外 ，所有余粮均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的价格拨发各省田赋征卖余粮调剂民食办法大纲的规定 ，调剂民食。民以食为天 ，当时战争使粮价上涨 ，市场紧张 ，而以平价售济民食 ，缓解了城市平民和战时生产及工业职工粮食困难 ，从而促进了市场生活的改善 ，安定了民心。〔8〕在这一方面，田赋征实在贵州的实施，应该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其次，田赋征实的实施，在贵州经历的日军大规模空袭，以及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黔南之战中，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恢复空袭灾难发生后的社会秩序，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粮食供应，保障了黔南之战中的后勤供应。
自1939年日军对贵阳实施“二四”轰炸以后，便连续不断地对贵州境内的城市和军事目标进行反复空袭。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日机入侵贵州三十三机次，出动飞机三百五十八架次，投弹六百零四枚，造成伤亡四千三百六十三人，涉及贵阳等十二市县。〔9〕上述空袭造成的民间损失，国民政府当局，均不同程度从田赋征实收入中给予了救济。如八寨县获空袭救济二千零五十九点五元，安龙县获一千一百六十元，包括此前“二四”轰炸中的救济在内，全省十二市县的空袭救济总额达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元。
黔南之战是抗战后期，发生在贵州境内的一场激烈战斗。这场战斗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944年11月18日，攻占南丹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百零四联队及第七师团之一部约步兵三至四千人、骑兵三百余人，携带六门大炮进入独山县境。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三大队步骑兵千余人，为配合进攻独山之敌，从右路攻入荔波，乘虚占领八寨、三合等地。 进入贵州境内后，日军在翁榜朗、八寨间遭到过中国军队的伏击。11月30日，日军进抵位于独山与广西南丹之间的黑石关要塞，与驻守黑石关的孙元良部发生激战，后因敌援军陆续开至关下，我军被迫向平塘方向转移。进攻黑石关的同时，日军另遣部队迂回北犯独山，威逼都匀。这时，“蒋介石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已成立黔桂边总司令部，调派汤恩伯担任总司令，从第一、第六、第八三个战区抽调第八十七军、二十九军、九十八军、九军、十三军、五十七军进驻贵州，陆续在镇远、黄平和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两个区域集结。” 〔10〕日军虽欲北进威逼贵阳，但步步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抗击，最终未能越过独山深河桥。12月3日，侵黔日军各部陆续接到师团停止进攻的命令，开始分路回撤，黔南之战以中国军民的最后胜利告终。黔南之战的胜利，原因正如一位战地记者当年所写的报道：“黔南的克复，黑石关的大战固然极端紧要，而民力的发挥也收了特别的功效。”〔11〕在贵州这样贫瘠的省份，要支撑这场重大战役，除了老百姓的重大贡献付出外，田赋实征使国民政府能确保数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也是重要原因。
第三，由于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应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项应急制度，虽在支援了抗战 ，稳定大后方经济和人民生活秩序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作为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任何政策的制定毕竟都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田赋征实的推行过程中，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是由广大贫苦百姓来承担。
就极度贫穷的贵州省而言， 自从开始执行田赋征实，从省到县到乡，几乎层层设有田赋征实机关 ，每个机关又都设有稽征、主务、稽征员、柜书、理书、册书、案书、名串、粮吏、社书、地保等名目繁多的职役。担当这些职务的，无一不是地方上有权势的地主、保甲长和他们的亲信。这批有权有势人物，往往与地方官吏勾结 ，在征实征购过程中营私舞弊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尤其在贵州，许多县不产稻谷，或产谷不丰，不得不搭征苞谷，而稻谷与苞谷之间的折算，便给了征实者很大的牟利空间。至于按照省政府《贵州省战时田赋征实实施办法》，有关于民众以糙米稻谷的标准，规定每米五市升，折合稻谷一市斗，表面看来这种折算于民是有利的，但一折一算，同样给了操办人牟利的机会。其中黔西北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当局规定威宁全征苞谷，赫章搭收苞谷五成〔12〕。而威宁县的贫苦人家，多以土豆、苦荞为食，强征苞谷给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
此外，抗战时期，由于贵州处于抗战大后方，沿海和内地的大批工厂、学校、单位迁入贵州，粮食供不应求，将粮价推得很高，而国民政府对贵阳粮价指数的统计，并未顾及这一客观情况，以至地方粮价上涨过快，加上富裕人家囤积居奇，导致了百物腾贵，通货膨胀，影响了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而与田赋征实同时推行的军粮购借，包括军粮征购与军粮征借两个项目，开始一段时期尚有章可循，1943年后，中央政府以财政困难，明令改征购为半征半借，贵州的配额仍为一百五十万市石。及到后来，“半借部分，按市价发给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半征部分则纯属征发性质，无若何补偿”。〔13〕
如何对抗战时期田赋征实进行评价，不同的视野住住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抗日战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而言，作为战时经济推行的制度，对于抗战大局无疑是需要的，其最明显的作用在于，这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国力，应付持久抗战局面。但其弊端也很显著，主要“因为这些政策都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而且带来了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使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14〕。具体到贵州的情况来看，因为贵州是特别贫瘠的省份，农业生产向来落后，群众生活本就极为困苦，因而从开始执行田赋征实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从未完成过国民政府分配的定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贵州各族群众在此期间的困难境遇。 参考文献：
〔1〕 《贵州通史》编辑部编：《贵州通史（三）清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65页。
〔2〕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十章，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第一版，N53页。
〔3〕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十章，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第一版，N56页。
〔4〕 甘典夔：《1941年四川田赋改征实物经过》，《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5〕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六辑：抗战建国史料：田赋征实：三〔M〕.台北：中央文物供 应社，1989年。
〔6〕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392 页，1950年印刷。
〔7〕 贵州省《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征实征购（借）县级公粮配征数与实征数表》，《贵州统计年鉴》，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出版。
〔8〕 于景洋、李 明、董金清：《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评析》，《黑龙江财专学报》1997年第五期。
〔9〕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战时敌机空袭投弹表》、《战时人口伤亡表》，参见《贵州通史（四）民国时期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02页。
〔10〕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军事志》，第六篇第四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378页。
〔11〕 《黔南之战》，独山黔南文艺社，1945年4月出版。
〔12〕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393 页，1950年印刷。
〔13〕 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五篇，第二章，第六节， 394 页，1950年印刷。
〔14〕 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551页。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Brief analysis of Guizhou Land tax levied in kind
FAN Song
Abstract： Land tax levy in kind is a wartime economy system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with its background in Guizhou ：Guizhou was becoming the rear base， through the previousfinishing Land tax， to carry out the Lands declared， Guizhou’s fiscal economy slightly improved.Although it was until the victory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Guizhou was never completed Land tax quota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 but Land tax levied in kind， there were so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kinds of produced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of Guizhou：On the one hand，it was favorable，to a certain extent， it solved some moving of factories to Guizhou， schools， units， and the Japanese air strike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materials very difficult to settle down.， The battle of Qiannan in the logistics demanding ensured；Negative on the other hand ，to sacrifi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the premise of the land tax lev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ll sorts of drawback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all suffering fell on the body of the poor mass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Guizhou.
Key Words： The Anti Japanese War；Land tax levied in kind；Guizhou
责任编辑：厐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