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