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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口 琴
爹有一支口琴。四姥爷没有。爹的口琴白琴身，绿琴孔。平时在爹和娘睡觉的那间屋里的抽匣子里放着。门帘一挑，想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抽匣子一拉，一溜白光一闪，好像一条水淋淋的鱼扑棱跃了一下。琴孔的绿是春天麦子返青时，麦叶的那种绿，青鲜，微凉，很好看了。琴身的两面刻着不同的字纹，一面，一端，刻着“上海”两个字，另一端，刻了个半圆，半圆里刻了艘大船，冷不丁看上去，那船好像正从远处冒着烟嘟嘟嘟地开过来。待仔细瞅，才看清，哎呀，哪是什么大船小船，是一个“海”字，刻字的把它刻坏了，变了形，就像船了，真是的！琴身的另一面，正中间刻着“重音”两个字。真是笑死人，难不成这琴吹出来的音像背一筐草一样重？爹吹的时候，我怎么没听出来呢？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却能发出无所不能的曲折音调，实在诱人而不可思议，全不像春天时我们拧的柳哨，哞——，哞——；或吱——，吱——，很是单调了。我自然是好奇的，不甘寂寞的，就禁不住常常噙了那些小绿方格，腮帮子一鼓一瘪，煞有介事地吹啊，吸啊，并且，好像真会似的，湿润的唇从这头溜冰似的歘地滑到那头，又迅疾地滑回来。然而，饶是我多么不服气，终究，我只是用唾沫漉湿了琴孔，只是嘤嘤嗡嗡的，无论如何吹不出来心里面走着的正调调。自然，照例，二姐撇了嘴：你捅了马蜂窝啊？乱死人了！爹却不。纵使马蜂让二姐实在不堪听跑出了天井，爹还是欣赏般地微笑着。爹的笑容让我觉得，若我困极了，就可以一下出溜进暄软的被窝里，尽可以安心大睡；或者，我可以不管不顾，无端地，没来由地，拧着身子撒着娇，大哭上一场。
爹的笑还很明亮。那里面有阳光呀！
爹最喜欢吹的是《北国之春》。冬天的早晨，我醒了，绻在被窝里，并不立刻就起，也不动，因为一动，身子底下的草褥子就哗啦哗啦响，把屋子里大片的宁静搅稀饭似的搅乱了。其实在爹吹口琴之前，天井里洋槐树上的麻雀已经聒噪了一阵子了。总是五六只，或七八只，立在枯细的树梢上，嘴碎的女人一样，喳喳喳，喳喳喳。突然，从别处哪里飞来一只，也许是两只，箭一样掠过这树顶，树上的那一群里，就有几只，唿——，唿——地也跟着冲到哪里去了。不多久，不知是不是先前那几只，又回来了，枯细的树梢重又颤悠起来。娘正在饭屋里生火，嚓——，伴随着一股子好闻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划着了，红亮的小火苗点燃了干燥的呼啦呼啦响的秫秸。一会儿，二姐拉起了风箱，呱嗒，呱嗒——，呱嗒，呱嗒——，随着这一声短，一声长，屋顶上，黄泥巴垒的黑烟囱里，淡蓝的炊烟弯弯地飘上天了……就在这时候，《北国之春》的曲子，如刚擗下来的头茬椿芽的香味，一股一股地，清凛凛地，在天井里流动起来了。
我干脆闭了眼。睁着眼和闭上眼听爹吹口琴是不一样的。睁着眼，从耳朵里流进去的琴声，有一部分，就从眼窝里擦着睫毛跑了。上下眼皮吧嗒一下合上，任那琴声在空寂的身体里各处流荡，脑门，手指尖，肚脐，膝盖，脚后跟，哪里哪里都满满地盛着音乐了。饶是头发梢，也似乎比先前黑亮滑顺了。窗户不大，糊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粉连纸。为了挡寒，在外面用砖头堵住了一多半，剩下的上面那一小半，我想着，阳光透过粉连纸斜斜地贴在黑黄的土墙上，仿佛给墙刷了一层和暖的蜂蜜，而且，在爹的口琴声里，我似乎分明闻到蜂蜜黏稠的香甜了。风箱的呱嗒声弱下去，终于停了，二姐在天井里啪啪地扑打棉袄棉裤——饭已做好，不是蜂蜜，是玉米稀粥的香，真真切切地飘满了天井和我的枕头了。但我仍不想动，好像有一种滋味还没享受够，直到听见爹和娘笑着打趣说什么话了，而且也清清楚楚听见二姐冰嘎脆喊我的名字了，才骨碌爬起来。否则，二姐即或不掀翻我的被子，也会两手拎了被子的另一头呼扇个不停，那样，我攒了一晚上的热乎气就会全跑光，只剩下二姐得意的笑声了。
一家人围着圆桌就着细细的疙瘩咸菜吃早饭。吃完饭，爹把口琴放回到抽匣子里，扛着什么家什出去了，碎木片钉起来的大门，在爹身后吱呀响了一声。
之二：算 盘
爹会吹口琴。吹口琴算不得什么，四姥爷也会吹，嘤嘤，嗡嗡，像一群蜜蜂乱飞，不如爹吹得好。爹一吹，一溪井水就远远地流过来了，清澈，浏亮，微凉，很舒服了。爹还会弹脚踏琴。脚踏琴是什么？连四姥爷也这样问。爹就与众不同起来。可我从没听爹弹过，并且，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村，包括大队书记家，哪里都没有这样一件东西。但我终究明白一点——像这样——爹坐在桌子前，手脚给我比划着。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随着爹手指的起落，我仿佛听见了来自爹内心深处的琴声。
爹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大年初一，看吧，我们村里，谁家的院里院外贴的不是爹写的大红对联呢，吉祥，喜庆，很热闹了。外村来走亲戚的，有些学识的，因字与爹年年熟识起来，打量着哪副对联，少不了与爹说长道短。四姥爷也写对联，像胡同里刮的风，对联就只贴在他家的门楣上。
爹还会跳交谊舞。真是喜死人！四姥爷说。他们也都说。他们和四姥爷谁都不会。高兴的时候，爹把我抱得和他一样高，嘴里哼着小调，脚下转着圈。阵阵小小的凉风，掠过我薄薄的耳梢。我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像只欢腾的小雀。
但那些终究是枝枝杈杈，究竟算不得什么的。爹最会的自然是打算盘，他上的会校，在省城。
一次，大约是给大队里刚拢完了账，酒后，村里七个队的会计——尤其是四姥爷，我们三队的会计——非要和爹比赛打算盘。算了算了。爹说。那不行。四姥爷打着嗝，不依。那，好吧——爹似乎仍不情愿——咱们打个开方。开——方？四姥爷不小心一下张大了嘴。他一张嘴就露出了土黄的牙齿和牙缝间黑绿的韭菜叶子。爹笑了笑。爹一笑，一溜净白的光一闪而过。到底是大户人家长大的，且让省城的水土滋润过。我歪着脑袋，骄傲地看着爹。本来，娘是让我叫爹回家捆麻个子的。
其他几个人，一听打开方，立时傻了眼，哗啦哗啦，胡乱拨拉了几下算盘，就罢了手。你写个数。爹说。先前的酒，一点一点地往四姥爷的脸上走，他的脸就一下一下红起来。蘸笔在桌上的钢笔水瓶子里插着，他却奓着两手在身上乱摸。有人把笔递给他。他在一张作废的账本纸上飞快地划拉了一下。我凑过去看。我已经上三年级了，会两位数乘两位数，也会两位数除一位数，认得他写的是80315 .56。“你开吧！”四姥爷当一声把笔一撂，说。“你先。”爹说。“我——”四姥爷又打了个嗝——“呃，有些忘了。”“平安，你来！你来！”他们叫着爹的名字，很兴奋，好像有一场热闹要看了。那么大个数！我突然替爹紧张起来。茉莉花茶还很酽，我捧一杯给爹，爹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 “开呀！你！”四姥爷有些不耐烦了。
爹微微笑着，抓起算盘，手腕往下一压，一甩——咣当，上下珠子就各归了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珠上珠下，珠散珠聚，一派风起云涌，落花流水的景象，很壮观了。只一小会儿工夫，爹停下来，指着算盘珠，说，283.4。
一开始没人说话。后来就互相问：“对吧？嗯？对吧？”
“要不，乘回去试试？”不知谁提议。
于是，各人都在自己算盘上拨拉起来。
唯四姥爷不动。他咧着嘴，用指甲剔着牙。
数竟然是不一样的。有人索性捏起刚才四姥爷撂下的那支笔，在墨水瓶里蘸饱了水，嗤啦嗤啦在纸上算起来。
“对哩！平安开的对哩！”
有一点酒分明涌到了四姥爷的白眼珠上，几道红丝丝，弯弯曲曲，像小虫子在蠕。他翘起大拇指——大约他太用力，翘得很有些弯了，像个弧，伸到爹的鼻子跟前，说；“真行啊你！你真行！”
“嗐。”爹有些不屑。
散了。都提溜着算盘走了。爹回家把算盘挂在墙上，用钩子吊着捆了麻个子，还用梳子理齐整。晚上，爹吹了一曲口琴。清清凉凉，又缭缭绕绕的，好像有一根鸡毛拂着我的心尖，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丢了再没找到，说不出的滋味。我问爹，“你吹的什么？”爹摸摸我的头，说：“《送战友》。妞妞不懂。”“爹，我懂。”我懵懵懂懂地说，“你不高兴。”
听说，回到家，四姥爷就把算盘摔了，黑的红木珠子骨碌骨碌跑了一地。
之三：卷 尺
爹并不是会计，可是每到量地的时候，都好叫上爹。我们三队自不必说，其他队，往往是队长——但也可能是保管，但一般不会是会计——提溜着一瓶子白酒来央爹：“平安，你看，帮下子忙！”我辈小，娘往往指着个小孩巴妞子，比如，二奶奶牵着的正歪歪扭扭学走步的冬梅，或三娘娘怀里正在啃脚指头的存粮，说，妞妞，叫小姑！妞妞，叫小叔！我不屑，只是吃吃地笑。我终究罢了，爹居然辈也小。四队的刚走，五队的队长，我认得，生生比别人多了一根小手指头因此就叫了六指儿的，也来了，另一只手把酒瓶子往八仙桌子上“当”地一蹾，依旧是：“平安，哎呀，地不成形，扒不开麻哩，你去看看！”爹的名字，仿佛一块糖，被他们一遍遍嚼来嚼去。
他们原来量地都用竿子，一竿子大约三米——不足三米或多了也说不准，有好几根竿子呢。几个人，就那样鸡啄米似的，一竿子一竿子地量。若是地块规则，自不必说，我也会算，长乘以宽嘛；就怕——像六指儿队长说的，地不成形，横竖竿子用不上，不用竿子，也不知怎么弄。但终究是分完了，就嚷：“狗剩！”一边指着，“喏，从这里到这里，都是你这个王八蛋的！”狗剩就在地头埋块石头，有时候也插半截木桩做记号，记住了自己的地。
而爹不。
爹用卷尺。
爹还会量算各种形状的地。
爹有一坨卷尺。真奇怪，爹居然有一坨卷尺。但爹确实有一坨卷尺，这是真的。平时，那坨卷尺像一只蜗牛卷在抽匣子里。我似乎总爱在抽匣子里扒拉着找东西，一支牙膏皮，半截铅笔头，偶尔翻出一分钱也说不定。屋子幽暗，桌子在糊了白色粉连纸的窗子底下，哐当，抽匣子一拉，先就看见那坨卷尺了，圆溜溜的，静悄悄的，油油地闪着枣红色的清光，真好看。
收了小麦，砍了玉米，新一茬的种子还没撒进土里，正好量地。也可能是胜利哥哥新娶了媳妇，冬青婶婶终于生了小娃娃，而文德爷爷不巧又死了，有块月牙形的地必须得重新分。爹拿着他的卷尺，算盘，钢笔——钢笔始终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都闪着干净的光——被队长叫着去了。自然也有四姥爷。他是会计，以前，都是他用竿子丈的。就是他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指着：狗剩，你这个王八蛋！喏，你家的！
从来，他说哪些是谁家的，哪些就一定是谁家的。一大片一大片老实巴交的土地，像哑巴女人生孩子，只会生庄稼，又不会说话。哪像四姥爷。有一次，娘让我拿着瓶子去打酱油，正碰见四姥爷。他对迎面走来的冬青婶婶说，冬青，你衣服里吊着两个大看瓜哩！冬青婶婶眼皮没抬就过去了。我看了眼冬青婶婶，心里笑起来，哪里有什么看瓜，冬青婶婶又不是一棵瓜秧。走远了，我终究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奇怪，冬青婶婶的腰真扭成一根细细的瓜藤了。
爹在青绿的大田野里丈量青绿的小田野。爹直起来腰的时候，就像田间一棵健壮的庄稼。我没事，跟在他们身后瞎转悠。可是，爹的卷尺一抻，算盘一拨拉，四姥爷的脸就难看了——四姥爷好像有两张薄饼一样的脸皮，好看的那张歘地一揭，难看的那张薄饼脸就露出来了。原因是，原来分的地，几户人家的少了，几户人家的多了。少了的几户里有冬青婶婶，而多了的，有四姥爷，五姥爷——四姥爷的弟弟，还有一个叫春春的寡妇。
队长蹲在一堆干燥的土坷垃上，嘶啦嘶啦地吸着烟，那是四姥爷用粉连纸卷好了递到他嘴边的。队长一开始不说话，直到呛咳嗽了，把湿透的烟蒂巴扔了，还是不说话。我们就都听见四姥爷说：“他娘的，竿子还真不准哩！”又说：“平安，还是你行，你真行！真行啊，你！”一只蚂蚁爬到我的脚背上，我捏在掌心里玩。一只蚂蚁也爬到了四姥爷的脚背上，不想，四姥爷一下子就把它捻死了。
地终究按新量的重新分好了。原先吃了亏的横竖总要闹上几天，跳着脚骂：“良心叫狗吃了！啊？吃了！”但有队长压着，也就过去了。爹把卷尺擦干净，重新放回到抽匣子里。
只是，有一天下午我上学，经过南墙根的鸡圈，看见鸡们全都闭着眼静静地歪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拿竿子拨拉了拨拉，除了鸡毛戳乱了，并没把它们轰起来。我就知道它们都死了。我大声咋呼，娘，娘，快来看呀！二婶也在我家，她和娘慌慌地跑出来。爹正好从外面回来。他们提留起几只来看了看，说，八成让人药死的。二婶说，可不是，瞧瞧，地上还有麦粒。娘从不给鸡吃麦粒，因为我们自己还吃不上麦子。
四姥爷着实病了些日子。起来时，新分的那块地里，青青的麦苗已经没过脚脖子了，绿绒绒的，喜煞人。只是，四姥爷很少去那里转悠。大约，那些好看的麦苗，四姥爷看着并不好看。 之四：春 联
一三五八逢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我和二姐从集上买了年画和红纸提哩趿拉往家走，在大门口，正碰上五爷爷和爹从天井里出来。爹在后面，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握着墨汁瓶子。不消说，爹这是让五爷爷叫着去家里写春联了。五爷爷摸了摸我的头，吐出坠着烟荷包的烟袋嘴子唤我：“妞妞！”他粗糙的大手一拿开，我的一层稀软的黄头发就摇摇晃晃地飘了起来，影子好像水草，在地上的阳光里荡漾。
不论日子光景怎样，一年四季下来，过年了，春联还是一定要贴的，不当吃不当穿，就图稀看着喜庆，旺相。这时候，大家就都格外想起爹来了：“平安的字那是真好！”爹的辈分小，差不多谁都可以直呼他的名。想起来是想起来，红纸也早早地备下了，却并不立刻就来找爹。二婶就说：“慌么？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么事自有它的时辰。”总要过了腊月二十，大家才挤疙瘩求爹写春联，爹唿一下就忙起来了。横竖正好是农闲。不是上午被二奶奶叫去了，就是下午被四婶请去了。白天不得闲，晚上有空的，就晚上逛来。要写对联的排着号，爹依旧是最沉得住气，卷支烟啵嗒啵嗒地吸了，折纸，裁纸，选对联，写，一笔一划，一条一绺，不着慌不着忙。爹有好几本写对联的书，人家不一样，自然，爹挑的对联也不同。家里有孩子喜欢读书的，爹就写：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家里有在外面混钱的，爹就写：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家里有腊月里新结了婚的，爹就写：香梅迎春灯结彩，喜气入户月初圆。村子最南头喜欢算卦的青龙爷爷，上了邪劲，非要爹给他写个出彩的，和全村谁都不一样的，爹的邪劲果然被他拱了出来，写道：童子看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先生讲命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青龙爷爷果真满意，指着我说：“喏，妞妞会出落成个人物！”我自是高兴，却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那是爹写的对联好看。
其实当会计的四姥爷也会写对联。不过，都说他的字太渺细了，又有点斜，好像有股子风一直吹着，马上就要散架了，让人不踏实。乡间的日子本就过得七上八下的，谁欢喜天天出来进去的瞅着让人担心的字呢。四姥爷的对联就只好贴在自家屋里墙上，屋门的门楣上，天井里的树上，猪食槽子上，鸡窝子上，红漆的大门上。宽阔的红纸，孱弱的黑字，仿佛旱地里蔫头耷脑的苗禾。每次经过四姥爷家大门，我都想把那些字揭下来，扬起来撒进风里。
四姥爷与我们同姓，论资排辈叫他姥爷，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什么真姥爷。似乎好多事上爹挡了他的风头，他见了我们，只是漠漠地看两眼，不怎么搭腔。我们叫他，他才嗯一声，也是漠漠的样子。我们也就不怎么叫他了。然而我和他家的二妮喜梅依旧要好。
娘从灶屋出来，在天井里抽打着身上的碎柴火渣渣，让我去喊爹回家吃饭。我扑通扑通地跑去五爷爷家。五爷爷家的天井真大，大门口一棵槐树，猪圈边一棵枣树，灶屋旁一棵核桃树，屋门外一棵香椿。杂乱的树影子晃荡着铺了小半个天井。天井正中间，五娘娘扫得最白净、能看见一道道扫帚印子的地方，横七竖八晒着爹写的春联。嫣红的粉连纸，黢黑的毛笔字，各自在太阳下闪着自己的光，很好看了。我一边大步跨过这些纸一边喊：“五娘娘五娘娘，我娘叫我叫我爹回家吃饭咧！”爹正坐在上首的椅子上抽烟，把烟蒂巴丢进八仙桌子底下的痰盂里，嗞——，响了一声灭了后，爹就站起来要走。五爷爷不依，同时咋呼：“他娘！他娘！”五娘娘挓挲着两只湿手螃蟹似的堵在门口。爹就没走成。五娘娘拽住我也要留下吃饭，我嘻嘻笑着挣开跑了，一路踩着自己长长的一耸一耸的影子，边走边后悔，五娘娘家灶屋里飘出的白蒙蒙的雾气可真香啊！娘见我一个人回来，并不奇怪，说：“也真好意思你爹！”
二十四，我们帮着娘扫屋，一个个蒙了尘灰头土脸的，牙齿却是从来没有过的白。傍晚，一天井的桌椅杌凳缸瓮瓶罐都一一收进了屋里，暮气浓稠了，爹还不知在谁家里不回。晚上，下起雪来，飘飘舞舞的，落在秫秸上，沙沙啦啦一天井的清碎声响。我灌了烫壶刚要睡觉，爹拿着他的笔墨回来了，一头一肩膀的雪，眉毛上也是。娘赶紧拽了条毛巾，边抽打边嗔：“还回来干么！还不给谁写就住谁家！你看你！手冰凉！”爹显然喝了酒，醺醺然，一句话不说，光是看着娘笑。我赶紧倒了水端到爹嘴跟前。娘让我看看大门插上了没有，我拉开屋门，掀起麦秸打的草苫子，一头冲进无边的雪里。门缝里黯淡的灯光，照着天井里爹东倒西歪的脚印，仿佛醉酒后的草书。在大门口，探身往悠长的胡同里瞧，天地间只有恣意狂舞的大朵大朵轻盈凌乱的白雪花，房子没有了，树木没有了，先前月光下星光下的一切都没有了，才刚爹一路踉踉跄跄游荡回来的脚印也没有了。只在我呀一声关上柴门的时候，谁家的狗，汪，汪，叫了三两声。
直到年三十下午，我们自己家的春联还没写。傍黑天，爹不知才从谁家匆忙回来。娘怕奶奶生气，压低了声悄悄催着他快去“请老的”。其他东西早就备好了，但纸得爹亲自打，女人打了是不算数的。爹把一张钱放在纸上，一只手摁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的指甲贴着钱的四个边用力划，整张纸上全印满了钱，再用几个手指肚压着纸不停地朝一个方向滑转，不大会儿，一大摞纸就成了一个参差错落的好看的圆形了。我挎着篮子跟着爹去村西离家不远的一块麦地里，全村的“老的”都在那里。苍茫的暮色里，爹前后左右照量了照量，又来回数着步子走了几回，约摸了个差不多的地方，蹲下，拿出酒壶，倒满一小瓯酒，洒在两垄麦苗间的空地上。又倒了两杯，也都洒了。天冷，我抖抖索索地擦亮洋火，点着黄草纸，待青蓝的火苗熄灭，对着一小撮白灰，我和爹深深趴地下磕了三个头，就算把亡人的魂灵请回家了。西北风扑在脸上，糊了层薄冰似的凉，我和爹默默地往回走。天已黑透，我有点害怕，总担心被我们请的人正轻飘飘地跟在我们身后走，且排了一长队——他们理应是跟着的罢，要不怎么找得到家？——爹大约觉出了我的怯，用力抓着我的手，而我依旧不时回头看。
饶是怎么样，煤油灯下，爹终究把我们自己的春联写完了。除了大大小小的一些“福”字，写给缸和瓮的，年年有余；写给鸡的，产蛋如山；写给猪的，肥猪满圈；写给树的，大树参天。这是年年的老套话了，其他家也大抵如此，但我看着却满心欢喜。给那头小毛驴的，爹应了我的要求，写的“过往不咎”，因为有一次它竟然龇着大牙抬起蹄子来想踢我！但屋门和大门上，看得出爹是用了心思的。屋门是上：勤者读书夜达旦，青藤绕屋花连云。大门上，爹选了袁枚的诗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二姐刷糨糊，我打手灯，大姐贴春联，小妹陀螺一样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瞎转悠。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黢黑的锅底样的天空和天空下手灯的一束亮光。那光亮伴着我们细细碎碎的说话声，在院子里晃来晃去：高了！低了！斜了！歪了！往上点！往下点！往左点！往右点！你别乱照啊！再刷点糨糊！……好了！
春联终究贴在了该贴的每个地方。黑的夜色里，看不见对联的红，那红只在我们心里，一汪一汪的，火苗一样暖。我们最后在天井里转了一圈，进屋准备鞭炮了。再有短短的光景就是午夜十二点了，那时，爹就会在天井里举着挑了鞭炮的长竹竿，大姐扯着架子用香点燃捻子后迅疾跑开，我们捂着耳朵躲在门口。那时，在鞭炮光芒四射的璀璨里，春联隐约的红，很有些意味了。
爹有一支口琴。四姥爷没有。爹的口琴白琴身，绿琴孔。平时在爹和娘睡觉的那间屋里的抽匣子里放着。门帘一挑，想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抽匣子一拉，一溜白光一闪，好像一条水淋淋的鱼扑棱跃了一下。琴孔的绿是春天麦子返青时，麦叶的那种绿，青鲜，微凉，很好看了。琴身的两面刻着不同的字纹，一面，一端，刻着“上海”两个字，另一端，刻了个半圆，半圆里刻了艘大船，冷不丁看上去，那船好像正从远处冒着烟嘟嘟嘟地开过来。待仔细瞅，才看清，哎呀，哪是什么大船小船，是一个“海”字，刻字的把它刻坏了，变了形，就像船了，真是的！琴身的另一面，正中间刻着“重音”两个字。真是笑死人，难不成这琴吹出来的音像背一筐草一样重？爹吹的时候，我怎么没听出来呢？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却能发出无所不能的曲折音调，实在诱人而不可思议，全不像春天时我们拧的柳哨，哞——，哞——；或吱——，吱——，很是单调了。我自然是好奇的，不甘寂寞的，就禁不住常常噙了那些小绿方格，腮帮子一鼓一瘪，煞有介事地吹啊，吸啊，并且，好像真会似的，湿润的唇从这头溜冰似的歘地滑到那头，又迅疾地滑回来。然而，饶是我多么不服气，终究，我只是用唾沫漉湿了琴孔，只是嘤嘤嗡嗡的，无论如何吹不出来心里面走着的正调调。自然，照例，二姐撇了嘴：你捅了马蜂窝啊？乱死人了！爹却不。纵使马蜂让二姐实在不堪听跑出了天井，爹还是欣赏般地微笑着。爹的笑容让我觉得，若我困极了，就可以一下出溜进暄软的被窝里，尽可以安心大睡；或者，我可以不管不顾，无端地，没来由地，拧着身子撒着娇，大哭上一场。
爹的笑还很明亮。那里面有阳光呀！
爹最喜欢吹的是《北国之春》。冬天的早晨，我醒了，绻在被窝里，并不立刻就起，也不动，因为一动，身子底下的草褥子就哗啦哗啦响，把屋子里大片的宁静搅稀饭似的搅乱了。其实在爹吹口琴之前，天井里洋槐树上的麻雀已经聒噪了一阵子了。总是五六只，或七八只，立在枯细的树梢上，嘴碎的女人一样，喳喳喳，喳喳喳。突然，从别处哪里飞来一只，也许是两只，箭一样掠过这树顶，树上的那一群里，就有几只，唿——，唿——地也跟着冲到哪里去了。不多久，不知是不是先前那几只，又回来了，枯细的树梢重又颤悠起来。娘正在饭屋里生火，嚓——，伴随着一股子好闻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划着了，红亮的小火苗点燃了干燥的呼啦呼啦响的秫秸。一会儿，二姐拉起了风箱，呱嗒，呱嗒——，呱嗒，呱嗒——，随着这一声短，一声长，屋顶上，黄泥巴垒的黑烟囱里，淡蓝的炊烟弯弯地飘上天了……就在这时候，《北国之春》的曲子，如刚擗下来的头茬椿芽的香味，一股一股地，清凛凛地，在天井里流动起来了。
我干脆闭了眼。睁着眼和闭上眼听爹吹口琴是不一样的。睁着眼，从耳朵里流进去的琴声，有一部分，就从眼窝里擦着睫毛跑了。上下眼皮吧嗒一下合上，任那琴声在空寂的身体里各处流荡，脑门，手指尖，肚脐，膝盖，脚后跟，哪里哪里都满满地盛着音乐了。饶是头发梢，也似乎比先前黑亮滑顺了。窗户不大，糊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粉连纸。为了挡寒，在外面用砖头堵住了一多半，剩下的上面那一小半，我想着，阳光透过粉连纸斜斜地贴在黑黄的土墙上，仿佛给墙刷了一层和暖的蜂蜜，而且，在爹的口琴声里，我似乎分明闻到蜂蜜黏稠的香甜了。风箱的呱嗒声弱下去，终于停了，二姐在天井里啪啪地扑打棉袄棉裤——饭已做好，不是蜂蜜，是玉米稀粥的香，真真切切地飘满了天井和我的枕头了。但我仍不想动，好像有一种滋味还没享受够，直到听见爹和娘笑着打趣说什么话了，而且也清清楚楚听见二姐冰嘎脆喊我的名字了，才骨碌爬起来。否则，二姐即或不掀翻我的被子，也会两手拎了被子的另一头呼扇个不停，那样，我攒了一晚上的热乎气就会全跑光，只剩下二姐得意的笑声了。
一家人围着圆桌就着细细的疙瘩咸菜吃早饭。吃完饭，爹把口琴放回到抽匣子里，扛着什么家什出去了，碎木片钉起来的大门，在爹身后吱呀响了一声。
之二：算 盘
爹会吹口琴。吹口琴算不得什么，四姥爷也会吹，嘤嘤，嗡嗡，像一群蜜蜂乱飞，不如爹吹得好。爹一吹，一溪井水就远远地流过来了，清澈，浏亮，微凉，很舒服了。爹还会弹脚踏琴。脚踏琴是什么？连四姥爷也这样问。爹就与众不同起来。可我从没听爹弹过，并且，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村，包括大队书记家，哪里都没有这样一件东西。但我终究明白一点——像这样——爹坐在桌子前，手脚给我比划着。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随着爹手指的起落，我仿佛听见了来自爹内心深处的琴声。
爹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大年初一，看吧，我们村里，谁家的院里院外贴的不是爹写的大红对联呢，吉祥，喜庆，很热闹了。外村来走亲戚的，有些学识的，因字与爹年年熟识起来，打量着哪副对联，少不了与爹说长道短。四姥爷也写对联，像胡同里刮的风，对联就只贴在他家的门楣上。
爹还会跳交谊舞。真是喜死人！四姥爷说。他们也都说。他们和四姥爷谁都不会。高兴的时候，爹把我抱得和他一样高，嘴里哼着小调，脚下转着圈。阵阵小小的凉风，掠过我薄薄的耳梢。我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像只欢腾的小雀。
但那些终究是枝枝杈杈，究竟算不得什么的。爹最会的自然是打算盘，他上的会校，在省城。
一次，大约是给大队里刚拢完了账，酒后，村里七个队的会计——尤其是四姥爷，我们三队的会计——非要和爹比赛打算盘。算了算了。爹说。那不行。四姥爷打着嗝，不依。那，好吧——爹似乎仍不情愿——咱们打个开方。开——方？四姥爷不小心一下张大了嘴。他一张嘴就露出了土黄的牙齿和牙缝间黑绿的韭菜叶子。爹笑了笑。爹一笑，一溜净白的光一闪而过。到底是大户人家长大的，且让省城的水土滋润过。我歪着脑袋，骄傲地看着爹。本来，娘是让我叫爹回家捆麻个子的。
其他几个人，一听打开方，立时傻了眼，哗啦哗啦，胡乱拨拉了几下算盘，就罢了手。你写个数。爹说。先前的酒，一点一点地往四姥爷的脸上走，他的脸就一下一下红起来。蘸笔在桌上的钢笔水瓶子里插着，他却奓着两手在身上乱摸。有人把笔递给他。他在一张作废的账本纸上飞快地划拉了一下。我凑过去看。我已经上三年级了，会两位数乘两位数，也会两位数除一位数，认得他写的是80315 .56。“你开吧！”四姥爷当一声把笔一撂，说。“你先。”爹说。“我——”四姥爷又打了个嗝——“呃，有些忘了。”“平安，你来！你来！”他们叫着爹的名字，很兴奋，好像有一场热闹要看了。那么大个数！我突然替爹紧张起来。茉莉花茶还很酽，我捧一杯给爹，爹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 “开呀！你！”四姥爷有些不耐烦了。
爹微微笑着，抓起算盘，手腕往下一压，一甩——咣当，上下珠子就各归了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珠上珠下，珠散珠聚，一派风起云涌，落花流水的景象，很壮观了。只一小会儿工夫，爹停下来，指着算盘珠，说，283.4。
一开始没人说话。后来就互相问：“对吧？嗯？对吧？”
“要不，乘回去试试？”不知谁提议。
于是，各人都在自己算盘上拨拉起来。
唯四姥爷不动。他咧着嘴，用指甲剔着牙。
数竟然是不一样的。有人索性捏起刚才四姥爷撂下的那支笔，在墨水瓶里蘸饱了水，嗤啦嗤啦在纸上算起来。
“对哩！平安开的对哩！”
有一点酒分明涌到了四姥爷的白眼珠上，几道红丝丝，弯弯曲曲，像小虫子在蠕。他翘起大拇指——大约他太用力，翘得很有些弯了，像个弧，伸到爹的鼻子跟前，说；“真行啊你！你真行！”
“嗐。”爹有些不屑。
散了。都提溜着算盘走了。爹回家把算盘挂在墙上，用钩子吊着捆了麻个子，还用梳子理齐整。晚上，爹吹了一曲口琴。清清凉凉，又缭缭绕绕的，好像有一根鸡毛拂着我的心尖，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丢了再没找到，说不出的滋味。我问爹，“你吹的什么？”爹摸摸我的头，说：“《送战友》。妞妞不懂。”“爹，我懂。”我懵懵懂懂地说，“你不高兴。”
听说，回到家，四姥爷就把算盘摔了，黑的红木珠子骨碌骨碌跑了一地。
之三：卷 尺
爹并不是会计，可是每到量地的时候，都好叫上爹。我们三队自不必说，其他队，往往是队长——但也可能是保管，但一般不会是会计——提溜着一瓶子白酒来央爹：“平安，你看，帮下子忙！”我辈小，娘往往指着个小孩巴妞子，比如，二奶奶牵着的正歪歪扭扭学走步的冬梅，或三娘娘怀里正在啃脚指头的存粮，说，妞妞，叫小姑！妞妞，叫小叔！我不屑，只是吃吃地笑。我终究罢了，爹居然辈也小。四队的刚走，五队的队长，我认得，生生比别人多了一根小手指头因此就叫了六指儿的，也来了，另一只手把酒瓶子往八仙桌子上“当”地一蹾，依旧是：“平安，哎呀，地不成形，扒不开麻哩，你去看看！”爹的名字，仿佛一块糖，被他们一遍遍嚼来嚼去。
他们原来量地都用竿子，一竿子大约三米——不足三米或多了也说不准，有好几根竿子呢。几个人，就那样鸡啄米似的，一竿子一竿子地量。若是地块规则，自不必说，我也会算，长乘以宽嘛；就怕——像六指儿队长说的，地不成形，横竖竿子用不上，不用竿子，也不知怎么弄。但终究是分完了，就嚷：“狗剩！”一边指着，“喏，从这里到这里，都是你这个王八蛋的！”狗剩就在地头埋块石头，有时候也插半截木桩做记号，记住了自己的地。
而爹不。
爹用卷尺。
爹还会量算各种形状的地。
爹有一坨卷尺。真奇怪，爹居然有一坨卷尺。但爹确实有一坨卷尺，这是真的。平时，那坨卷尺像一只蜗牛卷在抽匣子里。我似乎总爱在抽匣子里扒拉着找东西，一支牙膏皮，半截铅笔头，偶尔翻出一分钱也说不定。屋子幽暗，桌子在糊了白色粉连纸的窗子底下，哐当，抽匣子一拉，先就看见那坨卷尺了，圆溜溜的，静悄悄的，油油地闪着枣红色的清光，真好看。
收了小麦，砍了玉米，新一茬的种子还没撒进土里，正好量地。也可能是胜利哥哥新娶了媳妇，冬青婶婶终于生了小娃娃，而文德爷爷不巧又死了，有块月牙形的地必须得重新分。爹拿着他的卷尺，算盘，钢笔——钢笔始终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都闪着干净的光——被队长叫着去了。自然也有四姥爷。他是会计，以前，都是他用竿子丈的。就是他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指着：狗剩，你这个王八蛋！喏，你家的！
从来，他说哪些是谁家的，哪些就一定是谁家的。一大片一大片老实巴交的土地，像哑巴女人生孩子，只会生庄稼，又不会说话。哪像四姥爷。有一次，娘让我拿着瓶子去打酱油，正碰见四姥爷。他对迎面走来的冬青婶婶说，冬青，你衣服里吊着两个大看瓜哩！冬青婶婶眼皮没抬就过去了。我看了眼冬青婶婶，心里笑起来，哪里有什么看瓜，冬青婶婶又不是一棵瓜秧。走远了，我终究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奇怪，冬青婶婶的腰真扭成一根细细的瓜藤了。
爹在青绿的大田野里丈量青绿的小田野。爹直起来腰的时候，就像田间一棵健壮的庄稼。我没事，跟在他们身后瞎转悠。可是，爹的卷尺一抻，算盘一拨拉，四姥爷的脸就难看了——四姥爷好像有两张薄饼一样的脸皮，好看的那张歘地一揭，难看的那张薄饼脸就露出来了。原因是，原来分的地，几户人家的少了，几户人家的多了。少了的几户里有冬青婶婶，而多了的，有四姥爷，五姥爷——四姥爷的弟弟，还有一个叫春春的寡妇。
队长蹲在一堆干燥的土坷垃上，嘶啦嘶啦地吸着烟，那是四姥爷用粉连纸卷好了递到他嘴边的。队长一开始不说话，直到呛咳嗽了，把湿透的烟蒂巴扔了，还是不说话。我们就都听见四姥爷说：“他娘的，竿子还真不准哩！”又说：“平安，还是你行，你真行！真行啊，你！”一只蚂蚁爬到我的脚背上，我捏在掌心里玩。一只蚂蚁也爬到了四姥爷的脚背上，不想，四姥爷一下子就把它捻死了。
地终究按新量的重新分好了。原先吃了亏的横竖总要闹上几天，跳着脚骂：“良心叫狗吃了！啊？吃了！”但有队长压着，也就过去了。爹把卷尺擦干净，重新放回到抽匣子里。
只是，有一天下午我上学，经过南墙根的鸡圈，看见鸡们全都闭着眼静静地歪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拿竿子拨拉了拨拉，除了鸡毛戳乱了，并没把它们轰起来。我就知道它们都死了。我大声咋呼，娘，娘，快来看呀！二婶也在我家，她和娘慌慌地跑出来。爹正好从外面回来。他们提留起几只来看了看，说，八成让人药死的。二婶说，可不是，瞧瞧，地上还有麦粒。娘从不给鸡吃麦粒，因为我们自己还吃不上麦子。
四姥爷着实病了些日子。起来时，新分的那块地里，青青的麦苗已经没过脚脖子了，绿绒绒的，喜煞人。只是，四姥爷很少去那里转悠。大约，那些好看的麦苗，四姥爷看着并不好看。 之四：春 联
一三五八逢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我和二姐从集上买了年画和红纸提哩趿拉往家走，在大门口，正碰上五爷爷和爹从天井里出来。爹在后面，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握着墨汁瓶子。不消说，爹这是让五爷爷叫着去家里写春联了。五爷爷摸了摸我的头，吐出坠着烟荷包的烟袋嘴子唤我：“妞妞！”他粗糙的大手一拿开，我的一层稀软的黄头发就摇摇晃晃地飘了起来，影子好像水草，在地上的阳光里荡漾。
不论日子光景怎样，一年四季下来，过年了，春联还是一定要贴的，不当吃不当穿，就图稀看着喜庆，旺相。这时候，大家就都格外想起爹来了：“平安的字那是真好！”爹的辈分小，差不多谁都可以直呼他的名。想起来是想起来，红纸也早早地备下了，却并不立刻就来找爹。二婶就说：“慌么？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么事自有它的时辰。”总要过了腊月二十，大家才挤疙瘩求爹写春联，爹唿一下就忙起来了。横竖正好是农闲。不是上午被二奶奶叫去了，就是下午被四婶请去了。白天不得闲，晚上有空的，就晚上逛来。要写对联的排着号，爹依旧是最沉得住气，卷支烟啵嗒啵嗒地吸了，折纸，裁纸，选对联，写，一笔一划，一条一绺，不着慌不着忙。爹有好几本写对联的书，人家不一样，自然，爹挑的对联也不同。家里有孩子喜欢读书的，爹就写：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家里有在外面混钱的，爹就写：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家里有腊月里新结了婚的，爹就写：香梅迎春灯结彩，喜气入户月初圆。村子最南头喜欢算卦的青龙爷爷，上了邪劲，非要爹给他写个出彩的，和全村谁都不一样的，爹的邪劲果然被他拱了出来，写道：童子看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先生讲命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青龙爷爷果真满意，指着我说：“喏，妞妞会出落成个人物！”我自是高兴，却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那是爹写的对联好看。
其实当会计的四姥爷也会写对联。不过，都说他的字太渺细了，又有点斜，好像有股子风一直吹着，马上就要散架了，让人不踏实。乡间的日子本就过得七上八下的，谁欢喜天天出来进去的瞅着让人担心的字呢。四姥爷的对联就只好贴在自家屋里墙上，屋门的门楣上，天井里的树上，猪食槽子上，鸡窝子上，红漆的大门上。宽阔的红纸，孱弱的黑字，仿佛旱地里蔫头耷脑的苗禾。每次经过四姥爷家大门，我都想把那些字揭下来，扬起来撒进风里。
四姥爷与我们同姓，论资排辈叫他姥爷，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什么真姥爷。似乎好多事上爹挡了他的风头，他见了我们，只是漠漠地看两眼，不怎么搭腔。我们叫他，他才嗯一声，也是漠漠的样子。我们也就不怎么叫他了。然而我和他家的二妮喜梅依旧要好。
娘从灶屋出来，在天井里抽打着身上的碎柴火渣渣，让我去喊爹回家吃饭。我扑通扑通地跑去五爷爷家。五爷爷家的天井真大，大门口一棵槐树，猪圈边一棵枣树，灶屋旁一棵核桃树，屋门外一棵香椿。杂乱的树影子晃荡着铺了小半个天井。天井正中间，五娘娘扫得最白净、能看见一道道扫帚印子的地方，横七竖八晒着爹写的春联。嫣红的粉连纸，黢黑的毛笔字，各自在太阳下闪着自己的光，很好看了。我一边大步跨过这些纸一边喊：“五娘娘五娘娘，我娘叫我叫我爹回家吃饭咧！”爹正坐在上首的椅子上抽烟，把烟蒂巴丢进八仙桌子底下的痰盂里，嗞——，响了一声灭了后，爹就站起来要走。五爷爷不依，同时咋呼：“他娘！他娘！”五娘娘挓挲着两只湿手螃蟹似的堵在门口。爹就没走成。五娘娘拽住我也要留下吃饭，我嘻嘻笑着挣开跑了，一路踩着自己长长的一耸一耸的影子，边走边后悔，五娘娘家灶屋里飘出的白蒙蒙的雾气可真香啊！娘见我一个人回来，并不奇怪，说：“也真好意思你爹！”
二十四，我们帮着娘扫屋，一个个蒙了尘灰头土脸的，牙齿却是从来没有过的白。傍晚，一天井的桌椅杌凳缸瓮瓶罐都一一收进了屋里，暮气浓稠了，爹还不知在谁家里不回。晚上，下起雪来，飘飘舞舞的，落在秫秸上，沙沙啦啦一天井的清碎声响。我灌了烫壶刚要睡觉，爹拿着他的笔墨回来了，一头一肩膀的雪，眉毛上也是。娘赶紧拽了条毛巾，边抽打边嗔：“还回来干么！还不给谁写就住谁家！你看你！手冰凉！”爹显然喝了酒，醺醺然，一句话不说，光是看着娘笑。我赶紧倒了水端到爹嘴跟前。娘让我看看大门插上了没有，我拉开屋门，掀起麦秸打的草苫子，一头冲进无边的雪里。门缝里黯淡的灯光，照着天井里爹东倒西歪的脚印，仿佛醉酒后的草书。在大门口，探身往悠长的胡同里瞧，天地间只有恣意狂舞的大朵大朵轻盈凌乱的白雪花，房子没有了，树木没有了，先前月光下星光下的一切都没有了，才刚爹一路踉踉跄跄游荡回来的脚印也没有了。只在我呀一声关上柴门的时候，谁家的狗，汪，汪，叫了三两声。
直到年三十下午，我们自己家的春联还没写。傍黑天，爹不知才从谁家匆忙回来。娘怕奶奶生气，压低了声悄悄催着他快去“请老的”。其他东西早就备好了，但纸得爹亲自打，女人打了是不算数的。爹把一张钱放在纸上，一只手摁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的指甲贴着钱的四个边用力划，整张纸上全印满了钱，再用几个手指肚压着纸不停地朝一个方向滑转，不大会儿，一大摞纸就成了一个参差错落的好看的圆形了。我挎着篮子跟着爹去村西离家不远的一块麦地里，全村的“老的”都在那里。苍茫的暮色里，爹前后左右照量了照量，又来回数着步子走了几回，约摸了个差不多的地方，蹲下，拿出酒壶，倒满一小瓯酒，洒在两垄麦苗间的空地上。又倒了两杯，也都洒了。天冷，我抖抖索索地擦亮洋火，点着黄草纸，待青蓝的火苗熄灭，对着一小撮白灰，我和爹深深趴地下磕了三个头，就算把亡人的魂灵请回家了。西北风扑在脸上，糊了层薄冰似的凉，我和爹默默地往回走。天已黑透，我有点害怕，总担心被我们请的人正轻飘飘地跟在我们身后走，且排了一长队——他们理应是跟着的罢，要不怎么找得到家？——爹大约觉出了我的怯，用力抓着我的手，而我依旧不时回头看。
饶是怎么样，煤油灯下，爹终究把我们自己的春联写完了。除了大大小小的一些“福”字，写给缸和瓮的，年年有余；写给鸡的，产蛋如山；写给猪的，肥猪满圈；写给树的，大树参天。这是年年的老套话了，其他家也大抵如此，但我看着却满心欢喜。给那头小毛驴的，爹应了我的要求，写的“过往不咎”，因为有一次它竟然龇着大牙抬起蹄子来想踢我！但屋门和大门上，看得出爹是用了心思的。屋门是上：勤者读书夜达旦，青藤绕屋花连云。大门上，爹选了袁枚的诗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二姐刷糨糊，我打手灯，大姐贴春联，小妹陀螺一样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瞎转悠。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黢黑的锅底样的天空和天空下手灯的一束亮光。那光亮伴着我们细细碎碎的说话声，在院子里晃来晃去：高了！低了！斜了！歪了！往上点！往下点！往左点！往右点！你别乱照啊！再刷点糨糊！……好了！
春联终究贴在了该贴的每个地方。黑的夜色里，看不见对联的红，那红只在我们心里，一汪一汪的，火苗一样暖。我们最后在天井里转了一圈，进屋准备鞭炮了。再有短短的光景就是午夜十二点了，那时，爹就会在天井里举着挑了鞭炮的长竹竿，大姐扯着架子用香点燃捻子后迅疾跑开，我们捂着耳朵躲在门口。那时，在鞭炮光芒四射的璀璨里，春联隐约的红，很有些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