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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6月至1998年7月，我在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整整工作了4年。4 年间，经历了香港后过渡期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它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也感受了亚洲金融风波对年轻特区的最初冲击。回到总社工作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香港的变化，尤其是传媒业的变化。现写下以下文字，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
发达的传媒业
1994年是进入后过渡期的关键一年。一方面，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日益临近，英方及港英当局与我较量日益激烈，更加复杂，老牌英资公司怡和继10年前的1984年3月宣布迁到百慕大注册后，1994年3月又撤销了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进一步淡出香港。另一方面，“中国因素”在香港经济中开始发挥支持作用，1994年5月2日中国银行参与发行港元。就在这一年的初夏，我赴港任中新社香港分社的采访部主任（Chief Reporter of China News Service H.K. Branch），开始了我新闻职业生涯中最紧张而又最兴奋的一段时光。
自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97年7月1日，尽管香港与中国内地只隔一条小河，但在政治上却是两个世界。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大众传播事业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竞争当中发展，异常活跃。
我离开北京时，还没有固定的邮政报刊亭，报贩还在简陋的三轮车、自行车后座上摆着《北京青年报》、《读者》等屈指可数的几份报刊叫卖，而到了香港，遍布港九新界的大小报摊、便利店内陈列的出版物则是五光十色。当时，在这个600多万人口的城市，日报多达76家，其中的新闻类报纸，中文报纸43家，英文报纸7家，人均报纸发行量每千人逾300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两倍于世界平均数。而且报纸版数多，三四十版的报纸非常普遍，并广泛采用彩色印刷。有期刊600多种，其中时政类期刊有10多 种。1994年，香港有印刷厂4827家，多数印刷厂实现电子化、彩色化，为上述报刊和200多家出版社服务，年出版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四成是中文读物，六成是英文读物（多是出口的）。
电子传媒方面，1994年，香港的两家私营无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每周播出560个小时的节目，并分别办有杂志化的深度报道节目《城市追击》和《今日睇真的》。当时，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还在萌芽状态，包括凤凰卫视的前身卫星电视在内，香港已经有4家上星电视台牌照，九仓有线电视到1994年底有60万用户。15个广播电台（频率）中，港英当局的官方电台香港电台占了7个，此外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各有3个，英军电台的2套节目则为驻军服务。
香港传媒的非本地消息，主要靠通讯社提供。路透社在香港设有亚太地区总部，新华社设有亚太总分社。中国新闻社1954年就开始在港设立分支机构，香港分社的规模是中新社境外分社最大的，担负着采集香港本地新闻，向海外转发新闻图文稿件的职责，出版《中华文摘》杂志。台湾“中央社”等传媒机构也在香港派有记者。此外美、法、日、西班牙等国的通讯社都在香港派驻记者。
香港作为国际资讯中心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新闻信息和出版物的快速流通上。外国报刊可以在香港自由发行。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时代周刊》等，都在香港设立分社和在港印刷，发行亚太地区。《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也在香港出版发行。在香港，当天就可以买到即日出版的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报刊。香港的一些大报如《星岛日报》、《明报》、《文汇报》、《大公报》等通过卫星传版，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地分印或随当地报刊发行部分版面。香港的影音产品更是畅销华人社区。
国际化的传媒运作方式
就是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我开始从事采编报道业务。在港工作的4年中，对香港同仁的敬业拼搏精神、激烈的传媒竞争和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方式感受尤深。
新闻界同仁的敬业精神
我去香港工作前，国务院港澳办还在百万庄南街12号与中新社在同一大楼办公，大门口经常有香港记者堵着港澳办官员要求采访。当时对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点不解。未想到了香港后，主要从事时政新闻的采访报道，入乡随俗竟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当时中英围绕政权交接的斗争激烈而复杂。一方面我们要采访报道中英联合联络小组（JLG）在港举行的各种会议，一方面更要报道特区各项筹备工作，反映以我为主、平稳过渡的主线。在会场外站着等消息发布成了家常便饭。
JLG是中英双方的联络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但由于中英双方要磋商与1997年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事宜和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JLG的活动仍然十分受关注。于是JLG在香港的会址旧英童学校成了我们驻港记者和香港同行们经常聚集的场所。那是位于香港公园后山一处僻静的旧学校原址，四周没有商店。为了等一次会议的结果，从早等到晚，在会场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经常误了午餐误晚餐，有时连一口水都喝不上，最晚的一次等到晚上10点钟。遇到下雨，更是狼狈。
几次下来终于摸索到经验，于是带着饮料饼干上山，或者吃完饭再来等。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中英双方为香港新机场管理条例、排污工程等一系列跨越“九七”大型工程展开的争论，也见证了就终审法院问题、联合推介特区护照、港府档案移交、解放军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等问题达成协议的喜悦。
作为内地媒体的驻港记者，我们一方面要参与竞争，一方面也要依托与中方的良好沟通努力寻找一些独家消息和独特视角的表达，必须准确快速，辛苦自不待言。比如中英双方就解放军驻港部队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问题达成协议后，我连夜写的综述《庄严的使命，必要的沟通——驻港解放军先遣人员提前进港始末》，有16家港澳和海外媒体刊载。我们在香港回归倒计时1000天时策划并集体采写的《千日迎回归》为多家香港媒体刊载并获中国新闻奖，在回归倒计时1周年、倒计时100天、1997年1月1日零时集体采写的《香港，走近九七》、《香港，进入九七》、《香港，拥抱九七》三篇特写，海外华文媒体反映甚好。
激励竞争的传媒生态
我在香港期间，亲眼见到媒体的惨烈竞争，“一鸡死一鸡鸣”是香港同行对媒体竞争你死我活的形象描述。当时《明报》在1994年曾办了一份四开的小型报《现代日报》，叫好不叫座，几个月下来就停了。《东方日报》办起香港第三张英文报《东快讯》（Eastern Express），过不久便无声无息了。
1995年，中文报纸掀起了减价战。长期以来，香港一个城市能有10多种中文新闻类日报的繁荣现象，是靠“卡特尔”式的垄断方式保护的。同行们靠划一定价和同步加价的机制维持着这种畸形繁荣。当时港报普遍定价每份5港元。1995年6月，纺织服装品商人黎智英创办《苹果日报》，头一个月每份售2港元，冲击了这种“卡特尔”机制，于是出现了乱战。原有的发行老大《东方日报》霸主地位受挑战，随之应战，也减至2港元，发行量迅速升至58万份。于是《新报》更为激进，以1港元叫阵。虽然最后报业公会出面调停，但一番厮杀下来，三个星期中还是有四份报纸败下阵来宣布停刊，590名同行失业。其中包括开风气之先、集中报道泛珠三角商业财经信息的《华南经济新闻》和携巨资从台湾到港发展的港版《联合报》以及《快报》、《电视日报》。
媒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影响到记者之间的拼杀。每逢重大活动，香港的电视台、电视台早早派出了采访车，有时还架起了微波天线。“九七”前，国际传媒机构也派出了通晓中英文的一流记者来港报道。当时JLG会议后，英方代表和以专家身份参与会议的港英官员，一般用英文宣布成果，而中方代表则用中文。我见过一位美联社的女记者，一边听着中方代表讲话，一边就将内容通过当时还不很普及的手提电话同声翻译成英文给后方的编辑记录整理，抢在第一时间发稿。为了应对竞争，重大活动前，我们一般会拟好稿件的主题、框架和背景，到时填进现场见闻即可发稿。董建华当选为首任特首人选的现场特写我们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提高了发稿速度。
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香港的媒体都借鉴企业化的运行机制。许多报馆都设在工业大厦（工厂车间式的大楼）而不是高档写字楼中，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记者编辑上班出勤打卡，但加班熬夜也是常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业的竞争说到底是资本的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媒体就走上了企业化、多元化、股份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股票上市、股权变更的媒体越来越多。到了90年代初，上市的媒体已经有星岛报业、南华早报、东方报业、新系机构、明报企业、电视广播（无线电视台的母公司）等。
香港报刊业十分注重广告和发行。除了商品、营销广告外，各种分类小广告也起着吸引读者的重要作用。香港报纸不依靠邮局，而大都依靠代理商来分发。每天早上四五点，在一些码头、车站等交通枢纽，常可看到代理商向大批摊贩分发当日的早报，场面蔚为壮观。有时遇到大事件为了争抢时效，一些大报一天之中会出上几个版本，使发到市中心的报纸能赶上截稿开印前的最后新闻。
老板们在生死竞争，但记者间倒还有些互助合作。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靠报纸、广播和同行们的互助。为了得到采访线索，同行们经常互通信息，以免耽误重大新闻。有时因为别的采访晚到了，有时因为有要事提前早走，记者们便互相“驳料”（交换、转录采访到的材料）。摄影记者没拍到关键画面，为了向老板交差，还有向同行“驳相”（交换同行间拍到的照片）的。只是当时还没有数字化，胶片需要冲洗，“驳”起照片来十分麻烦。
在港工作期间，对政府和企业的公共关系处理能力也印象深刻。主要媒体都可以在香港政府新闻处开设信箱，领取到免费发放的政府宪报、施政报告和其他重要公开文件以及主要官员出席大型活动的照片。新闻处还有传真专线（后来改为通过电脑专线、互联网），发送相关政府信息、采访线索、官员讲话记录稿等。各类半官方机构如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以及各大商业咨询公司、公关公司也向媒体发来各类采访线索、新闻稿、声明，每天采访部门收到的传真都是厚厚一叠。信息业的高度发达、良好服务，信息的快速流通，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也提高了各行各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
进一步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
1997年7月1日凌晨，我与其他147名记者一同，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主力冒着倾盆大雨乘军车跨过深圳河，进入香港，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一路上，香港市民冒雨欢迎。早上六点半，我们进入了曾是英军总部的威尔斯亲王大厦。几个小时前，英军卫队与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后从此撤离。
香港回归是20世纪末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宣告了世界文明史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第一次实现了共生共存，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史促进民族和睦、文明交融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回归后，我又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多，亲眼目睹了特区实现了基本法所规定的“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顺利平稳过渡。我记得“九七”交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与《羊城晚报》的同学一道赶到中环原港英政府合署现特区政府总部所在地，采写了一篇《特区公务员首日上班记》，真实地记载了政权平稳过渡、有效运转的一个侧面，被港澳和海外多家报纸刊载。
回归前，香港的新闻事业虽然号称“自由”，但是深深打上殖民主义的烙印。“二战”前，英国怕得罪日本，港英当局曾进行过事前新闻检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对爱国报纸多方限制，曾经控告过《大公报》，并一度下过六个月的停刊令。60年代后，香港报纸虽然热衷报道两岸的政治，但对本港事务还是小心翼翼。直到70年代后经济起飞，及英方出于政治考虑放宽管制，香港报刊才逐渐放胆对本地政治议题报道。
回归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是明确载入基本法的，在实践中执行良好。香港《明报》总编辑张健波日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九七”前，香港新闻界有两大担忧。一是香港回归后，还有没有新闻自由，二是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之下，“煽色腥”会否在报刊泛滥成灾。他认为，“回归十年来，大家的第一个担心并没有发生，基本上新闻自由没有多大转变。媒体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该赞则赞，该批评就批评。”他认为，《明报》编辑部现在享有的编辑自主权，说是20年来最高不为过。但他坦承，过去10年，香港媒体有两大变化和冲击：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发展模式和读者群体；免费报纸异军突起，3份免费报纸日发行近百万份，直逼10多份传统付费报纸的总发行量（约120万至140万份）。为了争取市场，媒体的“煽色腥”情况依然严重。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香港报纸有所减少，但媒体发展的势头总体上依然蓬勃。截至2005年底，香港的大众传播媒介除有49份日报（其中包括23份中文日报，中文报章中，有17份以报道本港和世界新闻为主，4份集中报道财经新闻，其余专门报道赛马消息。规模较大的报刊，分销范围远及海外华人社会，有些更在香港以外地区，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印行外地版。另有13份英文日报），722份期刊外，还有2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3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3家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家政府电台，以及2家商营电台，共13个电台频道。香港更是全球最先进的网络电视市场，网络电视服务的用户逾50万个。回归后，香港依然是一些亚太区刊物的业务基地，例如《远东经济评论》和多份商业贸易杂志在此编印发行。《金融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国际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日本经济新闻》也在香港刊印。香港也是亚太区的广播电视枢纽，14家持牌机构通过卫星为亚太区的观众提供逾100个电视频道。随地面电视广播机构逐步采用数码播出，特区政府正着手更新现行的规管制度，以配合市场引进崭新的科技。
香港能够发展成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必备条件之一是通信和资讯发达。
香港的宽带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居全球第二位。截至2005年底，使用宽带服务的用户占全港住户总数的65.6%，移动电话用户的总数则达850万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服务（3G）自2004年推出以来，使用率迅速增长。截至2005年底，逾63.5万名移动电话用户已使用视像通话和互动实时游戏等崭新服务。
我在香港时，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窗口的作用已经十分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各大中资公司、各省市的驻港窗口公司在港开展业务，更因为香港有发达的出版、会展、金融、航运、贸易等服务业。我参加过不少内地省市在香港举办的招商会、推介会。香港媒体也热衷报道相关活动，并进而把影响扩展到海外。
回归后，随着CEPA、自由行等一系列措施，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交流交往更加方便、频密，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国企越来越多，市值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因素”成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更为关键的因素。香港作为展示中国形象窗口的作用和地位更加重要。
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合作也更为紧密。1997年10月6日，《中国日报》香港版正式创刊。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经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份在香港出版印行的内地英文报纸，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江泽民主席的题词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读者服务”， 乔石委员长的题词是：“加强信息交流，促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李鹏总理的题词是：“努力办好中国日报香港版”。这标志着内地报纸开始直接在香港编印发行地方版并辐射东南亚，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深圳报业集团的合作伙伴《香港商报》网站首页上，一条巨龙的边上，红色的“中国窗”三个大字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是该报自许的期望，也恰恰是香港地位和作用的真实写照。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十年中，内地与香港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合作将更为紧密，香港作为中国之窗的作用更为显著。
（信息反馈发至dengshulin9519@126.com）
责编：邓树林于淼
发达的传媒业
1994年是进入后过渡期的关键一年。一方面，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日益临近，英方及港英当局与我较量日益激烈，更加复杂，老牌英资公司怡和继10年前的1984年3月宣布迁到百慕大注册后，1994年3月又撤销了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进一步淡出香港。另一方面，“中国因素”在香港经济中开始发挥支持作用，1994年5月2日中国银行参与发行港元。就在这一年的初夏，我赴港任中新社香港分社的采访部主任（Chief Reporter of China News Service H.K. Branch），开始了我新闻职业生涯中最紧张而又最兴奋的一段时光。
自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97年7月1日，尽管香港与中国内地只隔一条小河，但在政治上却是两个世界。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大众传播事业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竞争当中发展，异常活跃。
我离开北京时，还没有固定的邮政报刊亭，报贩还在简陋的三轮车、自行车后座上摆着《北京青年报》、《读者》等屈指可数的几份报刊叫卖，而到了香港，遍布港九新界的大小报摊、便利店内陈列的出版物则是五光十色。当时，在这个600多万人口的城市，日报多达76家，其中的新闻类报纸，中文报纸43家，英文报纸7家，人均报纸发行量每千人逾300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两倍于世界平均数。而且报纸版数多，三四十版的报纸非常普遍，并广泛采用彩色印刷。有期刊600多种，其中时政类期刊有10多 种。1994年，香港有印刷厂4827家，多数印刷厂实现电子化、彩色化，为上述报刊和200多家出版社服务，年出版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四成是中文读物，六成是英文读物（多是出口的）。
电子传媒方面，1994年，香港的两家私营无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每周播出560个小时的节目，并分别办有杂志化的深度报道节目《城市追击》和《今日睇真的》。当时，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还在萌芽状态，包括凤凰卫视的前身卫星电视在内，香港已经有4家上星电视台牌照，九仓有线电视到1994年底有60万用户。15个广播电台（频率）中，港英当局的官方电台香港电台占了7个，此外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各有3个，英军电台的2套节目则为驻军服务。
香港传媒的非本地消息，主要靠通讯社提供。路透社在香港设有亚太地区总部，新华社设有亚太总分社。中国新闻社1954年就开始在港设立分支机构，香港分社的规模是中新社境外分社最大的，担负着采集香港本地新闻，向海外转发新闻图文稿件的职责，出版《中华文摘》杂志。台湾“中央社”等传媒机构也在香港派有记者。此外美、法、日、西班牙等国的通讯社都在香港派驻记者。
香港作为国际资讯中心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新闻信息和出版物的快速流通上。外国报刊可以在香港自由发行。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时代周刊》等，都在香港设立分社和在港印刷，发行亚太地区。《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也在香港出版发行。在香港，当天就可以买到即日出版的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报刊。香港的一些大报如《星岛日报》、《明报》、《文汇报》、《大公报》等通过卫星传版，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地分印或随当地报刊发行部分版面。香港的影音产品更是畅销华人社区。
国际化的传媒运作方式
就是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我开始从事采编报道业务。在港工作的4年中，对香港同仁的敬业拼搏精神、激烈的传媒竞争和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方式感受尤深。
新闻界同仁的敬业精神
我去香港工作前，国务院港澳办还在百万庄南街12号与中新社在同一大楼办公，大门口经常有香港记者堵着港澳办官员要求采访。当时对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点不解。未想到了香港后，主要从事时政新闻的采访报道，入乡随俗竟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当时中英围绕政权交接的斗争激烈而复杂。一方面我们要采访报道中英联合联络小组（JLG）在港举行的各种会议，一方面更要报道特区各项筹备工作，反映以我为主、平稳过渡的主线。在会场外站着等消息发布成了家常便饭。
JLG是中英双方的联络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但由于中英双方要磋商与1997年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事宜和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JLG的活动仍然十分受关注。于是JLG在香港的会址旧英童学校成了我们驻港记者和香港同行们经常聚集的场所。那是位于香港公园后山一处僻静的旧学校原址，四周没有商店。为了等一次会议的结果，从早等到晚，在会场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经常误了午餐误晚餐，有时连一口水都喝不上，最晚的一次等到晚上10点钟。遇到下雨，更是狼狈。
几次下来终于摸索到经验，于是带着饮料饼干上山，或者吃完饭再来等。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中英双方为香港新机场管理条例、排污工程等一系列跨越“九七”大型工程展开的争论，也见证了就终审法院问题、联合推介特区护照、港府档案移交、解放军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等问题达成协议的喜悦。
作为内地媒体的驻港记者，我们一方面要参与竞争，一方面也要依托与中方的良好沟通努力寻找一些独家消息和独特视角的表达，必须准确快速，辛苦自不待言。比如中英双方就解放军驻港部队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问题达成协议后，我连夜写的综述《庄严的使命，必要的沟通——驻港解放军先遣人员提前进港始末》，有16家港澳和海外媒体刊载。我们在香港回归倒计时1000天时策划并集体采写的《千日迎回归》为多家香港媒体刊载并获中国新闻奖，在回归倒计时1周年、倒计时100天、1997年1月1日零时集体采写的《香港，走近九七》、《香港，进入九七》、《香港，拥抱九七》三篇特写，海外华文媒体反映甚好。
激励竞争的传媒生态
我在香港期间，亲眼见到媒体的惨烈竞争，“一鸡死一鸡鸣”是香港同行对媒体竞争你死我活的形象描述。当时《明报》在1994年曾办了一份四开的小型报《现代日报》，叫好不叫座，几个月下来就停了。《东方日报》办起香港第三张英文报《东快讯》（Eastern Express），过不久便无声无息了。
1995年，中文报纸掀起了减价战。长期以来，香港一个城市能有10多种中文新闻类日报的繁荣现象，是靠“卡特尔”式的垄断方式保护的。同行们靠划一定价和同步加价的机制维持着这种畸形繁荣。当时港报普遍定价每份5港元。1995年6月，纺织服装品商人黎智英创办《苹果日报》，头一个月每份售2港元，冲击了这种“卡特尔”机制，于是出现了乱战。原有的发行老大《东方日报》霸主地位受挑战，随之应战，也减至2港元，发行量迅速升至58万份。于是《新报》更为激进，以1港元叫阵。虽然最后报业公会出面调停，但一番厮杀下来，三个星期中还是有四份报纸败下阵来宣布停刊，590名同行失业。其中包括开风气之先、集中报道泛珠三角商业财经信息的《华南经济新闻》和携巨资从台湾到港发展的港版《联合报》以及《快报》、《电视日报》。
媒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影响到记者之间的拼杀。每逢重大活动，香港的电视台、电视台早早派出了采访车，有时还架起了微波天线。“九七”前，国际传媒机构也派出了通晓中英文的一流记者来港报道。当时JLG会议后，英方代表和以专家身份参与会议的港英官员，一般用英文宣布成果，而中方代表则用中文。我见过一位美联社的女记者，一边听着中方代表讲话，一边就将内容通过当时还不很普及的手提电话同声翻译成英文给后方的编辑记录整理，抢在第一时间发稿。为了应对竞争，重大活动前，我们一般会拟好稿件的主题、框架和背景，到时填进现场见闻即可发稿。董建华当选为首任特首人选的现场特写我们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提高了发稿速度。
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香港的媒体都借鉴企业化的运行机制。许多报馆都设在工业大厦（工厂车间式的大楼）而不是高档写字楼中，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记者编辑上班出勤打卡，但加班熬夜也是常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业的竞争说到底是资本的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媒体就走上了企业化、多元化、股份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股票上市、股权变更的媒体越来越多。到了90年代初，上市的媒体已经有星岛报业、南华早报、东方报业、新系机构、明报企业、电视广播（无线电视台的母公司）等。
香港报刊业十分注重广告和发行。除了商品、营销广告外，各种分类小广告也起着吸引读者的重要作用。香港报纸不依靠邮局，而大都依靠代理商来分发。每天早上四五点，在一些码头、车站等交通枢纽，常可看到代理商向大批摊贩分发当日的早报，场面蔚为壮观。有时遇到大事件为了争抢时效，一些大报一天之中会出上几个版本，使发到市中心的报纸能赶上截稿开印前的最后新闻。
老板们在生死竞争，但记者间倒还有些互助合作。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靠报纸、广播和同行们的互助。为了得到采访线索，同行们经常互通信息，以免耽误重大新闻。有时因为别的采访晚到了，有时因为有要事提前早走，记者们便互相“驳料”（交换、转录采访到的材料）。摄影记者没拍到关键画面，为了向老板交差，还有向同行“驳相”（交换同行间拍到的照片）的。只是当时还没有数字化，胶片需要冲洗，“驳”起照片来十分麻烦。
在港工作期间，对政府和企业的公共关系处理能力也印象深刻。主要媒体都可以在香港政府新闻处开设信箱，领取到免费发放的政府宪报、施政报告和其他重要公开文件以及主要官员出席大型活动的照片。新闻处还有传真专线（后来改为通过电脑专线、互联网），发送相关政府信息、采访线索、官员讲话记录稿等。各类半官方机构如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以及各大商业咨询公司、公关公司也向媒体发来各类采访线索、新闻稿、声明，每天采访部门收到的传真都是厚厚一叠。信息业的高度发达、良好服务，信息的快速流通，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也提高了各行各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
进一步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
1997年7月1日凌晨，我与其他147名记者一同，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主力冒着倾盆大雨乘军车跨过深圳河，进入香港，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一路上，香港市民冒雨欢迎。早上六点半，我们进入了曾是英军总部的威尔斯亲王大厦。几个小时前，英军卫队与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后从此撤离。
香港回归是20世纪末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宣告了世界文明史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第一次实现了共生共存，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史促进民族和睦、文明交融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回归后，我又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多，亲眼目睹了特区实现了基本法所规定的“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顺利平稳过渡。我记得“九七”交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与《羊城晚报》的同学一道赶到中环原港英政府合署现特区政府总部所在地，采写了一篇《特区公务员首日上班记》，真实地记载了政权平稳过渡、有效运转的一个侧面，被港澳和海外多家报纸刊载。
回归前，香港的新闻事业虽然号称“自由”，但是深深打上殖民主义的烙印。“二战”前，英国怕得罪日本，港英当局曾进行过事前新闻检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对爱国报纸多方限制，曾经控告过《大公报》，并一度下过六个月的停刊令。60年代后，香港报纸虽然热衷报道两岸的政治，但对本港事务还是小心翼翼。直到70年代后经济起飞，及英方出于政治考虑放宽管制，香港报刊才逐渐放胆对本地政治议题报道。
回归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是明确载入基本法的，在实践中执行良好。香港《明报》总编辑张健波日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九七”前，香港新闻界有两大担忧。一是香港回归后，还有没有新闻自由，二是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之下，“煽色腥”会否在报刊泛滥成灾。他认为，“回归十年来，大家的第一个担心并没有发生，基本上新闻自由没有多大转变。媒体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该赞则赞，该批评就批评。”他认为，《明报》编辑部现在享有的编辑自主权，说是20年来最高不为过。但他坦承，过去10年，香港媒体有两大变化和冲击：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发展模式和读者群体；免费报纸异军突起，3份免费报纸日发行近百万份，直逼10多份传统付费报纸的总发行量（约120万至140万份）。为了争取市场，媒体的“煽色腥”情况依然严重。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香港报纸有所减少，但媒体发展的势头总体上依然蓬勃。截至2005年底，香港的大众传播媒介除有49份日报（其中包括23份中文日报，中文报章中，有17份以报道本港和世界新闻为主，4份集中报道财经新闻，其余专门报道赛马消息。规模较大的报刊，分销范围远及海外华人社会，有些更在香港以外地区，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印行外地版。另有13份英文日报），722份期刊外，还有2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3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3家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家政府电台，以及2家商营电台，共13个电台频道。香港更是全球最先进的网络电视市场，网络电视服务的用户逾50万个。回归后，香港依然是一些亚太区刊物的业务基地，例如《远东经济评论》和多份商业贸易杂志在此编印发行。《金融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国际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日本经济新闻》也在香港刊印。香港也是亚太区的广播电视枢纽，14家持牌机构通过卫星为亚太区的观众提供逾100个电视频道。随地面电视广播机构逐步采用数码播出，特区政府正着手更新现行的规管制度，以配合市场引进崭新的科技。
香港能够发展成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必备条件之一是通信和资讯发达。
香港的宽带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居全球第二位。截至2005年底，使用宽带服务的用户占全港住户总数的65.6%，移动电话用户的总数则达850万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服务（3G）自2004年推出以来，使用率迅速增长。截至2005年底，逾63.5万名移动电话用户已使用视像通话和互动实时游戏等崭新服务。
我在香港时，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窗口的作用已经十分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各大中资公司、各省市的驻港窗口公司在港开展业务，更因为香港有发达的出版、会展、金融、航运、贸易等服务业。我参加过不少内地省市在香港举办的招商会、推介会。香港媒体也热衷报道相关活动，并进而把影响扩展到海外。
回归后，随着CEPA、自由行等一系列措施，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交流交往更加方便、频密，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国企越来越多，市值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因素”成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更为关键的因素。香港作为展示中国形象窗口的作用和地位更加重要。
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合作也更为紧密。1997年10月6日，《中国日报》香港版正式创刊。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经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份在香港出版印行的内地英文报纸，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江泽民主席的题词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读者服务”， 乔石委员长的题词是：“加强信息交流，促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李鹏总理的题词是：“努力办好中国日报香港版”。这标志着内地报纸开始直接在香港编印发行地方版并辐射东南亚，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深圳报业集团的合作伙伴《香港商报》网站首页上，一条巨龙的边上，红色的“中国窗”三个大字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是该报自许的期望，也恰恰是香港地位和作用的真实写照。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十年中，内地与香港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合作将更为紧密，香港作为中国之窗的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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