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1126-1193），南宋著名诗人、政治家，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范成大既是一位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诗人，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升斗小民的悲欢富于同情，又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实干家，官至宰辅，风骨凛然，故胸中自有丘壑，下笔气象万千。
　　感时忧国、悯农爱民——有心胸、有慧眼、有情怀的诗人
　　范成大的诗总是融入独特的人文情怀。他关心人民疾苦，即便是退居之后也没有忘却人民。在创作风格上，范成大主要继承了白居易、张籍、王建新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乐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因此，范成大的诗，数量虽然不及杨万里多，内容却更加充实。还在少年时期，范成大便写出了“莫把江山夸北客，冷烟寒水更荒凉”的名句。成年后，范成大又写了一些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同情农民疾苦的诗。《催租行》《后催租行》即是典型代表。《催租行》是一首反映地方官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作品，通过官府的爪牙——里正无耻勒索农民的典型事件，勾勒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后催租行》揭露了农民被迫出卖女儿以输租的悲惨现实：“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字字句句，饱含农民的血泪控诉。
　　范成大颇具爱国情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范成大一生的饱览山川是与其“许国”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因此，范成大最有价值的爱国诗篇，便是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时写下的《揽辔录》和72首绝句。《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之意。据此书记载，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在金国境内逗留了两个月。这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又满怀忠义豪情，在此心境下写出的许多文字都特别感人。
　　除《揽辔录》外，范成大此次使金还留下了72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这些诗不仅描写了北方的山川风物，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而且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


　　范成大的田园诗也颇值得称道。他晚年写的《四时田园杂兴》，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宛如一幅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宋代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他以前的诗人很少着墨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还有不少作品把对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赋予以闲适为特征的传统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涵，这和他早期创作乐府诗的精神也一致。
　　“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才一二辈”——有胆识、有担当、有政声的政治家
　　范成大的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为圭臬，其政治主张为慎刑谨罚，轻税薄敛，启用贤能，爱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范成大最值得一提的政绩和文治武功大致有以下几项：
　　其一，义庄与义役。范成大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七月赴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乾道五年（1169年）五月离任，在处州只有9个月。时间虽短暂，但他为当地民众办了不少实事，颇有政声。例如，范成大体恤百姓疾苦，向皇帝上《论不举子疏》，请求为民减免丁钱。“小民以山瘠地贫，生男稍多，便不肯举（养育），女则不问可知。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他州。计所夭杀，不知其几……乞令运司效苏轼遗意，措置宽剩，量拨助之。”当时，处州民不聊生，生子弃养现象非常严重，为帮助处州人民摆脱困境，范成大一面效仿苏轼任密州知州时的做法，措置宽剩，量拨助之，以养弃儿；一面上《论不举子疏》，为民请命，乞减丁钱。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七月，皇帝免两淮民户丁钱，两浙丁盐绢。孝宗谕辅臣曰：“范成大言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有一家数丁者，当重与减免。”此后，处州丁钱税全免，百姓皆拍手称道。
　　其二，重视农田水利。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对此，范成大有深刻认识。在其名著《吴郡志》中，他特创立水利一门，总结了范仲淹以后的丘与权、单子发、单谔、郏亶、郏侨父子及赵霖等人的治水实践和理论，保留了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许多水利文献。范成大对水利事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明代遂有《吴中水利书》的纂修，范成大发凡起例，首创之功尤不可没。
　　范成大在处州兴修通济堰的历史功绩也颇值一提。通济堰是在丽水与松阳之间的大型水利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至南宋干道年间范成大主持重修已达六百余年。通济堰是浙南的农业命脉，然而，因年久失修，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了农田产量。范成大颇具远见，深知水利工程“修复之甚难，而溃塞之实易”的道理，主持整修了通济堰，并通过实地调查，订立了《通济堰规》。《通济堰规》是我国农田水利史上著名的地方水利法规，可谓“范公条规，百世遵守可也”。通济堰成为浙东山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迄今仍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钦佩范成大的远见卓识，而其订立的《通济堰规》，即使在今日仍对维护通济堰的正常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范成大的精明干练，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外交手腕。孝宗之世，国力、国运每况愈下。初志恢复的宋孝宗，挫于隆兴之败后，尚把希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两次派其宣抚川峡四路，欲东西并举，兴兵恢复中原。但由于当时兵备未整，虞允文于淳熙元年（1174年）赍志以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卓有成效的范成大被委以重任，调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范成大在桂林处理当时被泛称为“西南蛮”的少数民族关系颇为得体，临之以威，抚之以恩，以和平共处为基本原则，同时辅以开放边贸口岸、互通经济往来，消除为掠夺资源而引起冲突的危险。其突出的外交手腕还体现在他处理安南进驯象的方式上。当时，因郊祀大礼，急需进象，前帅施巨又对使者恩礼过厚，遂使贡象使者傲慢无礼，范成大面折其狂，称：“吾经略诸蛮，陪臣安得亢礼！”至“受其廷参而犒之，遂为定制”。这是他恩威并济、灵活外交手腕的一个范例。此外，范成大处理广西宜州买马事也极为得体，认为不可开远蛮侥幸之途，否则将对边防构成严重威胁，对于见利忘义之徒，应存戒备之心，防患于未然。范成大精明强干，万事练达，其在广西经略买马事宜，创下南宋历史最高纪录。淳熙二年（1175年）进马六十纲，三千匹，增倍岁额。茶马贸易于宋代财政、国防至关重要。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马政不修，缺乏一支精锐的骑兵，难以与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那些善于驰骋、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军团相对抗。故宋人早就认识到“兵在马”，范成大在蜀、桂期间对茶马贸易尤加留意。他在成都实行“内教将兵，外修堡寨，团结土丁”三策，深得孝宗嘉许。范成大恪尽职守，日夜阅士卒，制器甲，以守边为先务，不轻启事端。其方略见其诗：“开边吾岂敢，自治有余巧。”由此，范成大经略西事也成效卓著，《神道碑》称，“兵威大振，于是专意恤民。”陆游对范成大也有一总体评价称：“（公）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振四境，岁复大登，幕府益无事”，颇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气定神闲。对范成大的军事才华，陆游也推崇备至，《渭南文集》卷十八《铜壶阁记》称：“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这是赞誉范成大有能力肩负起恢复中原、复兴北宋疆域的重任。可惜的是，历史舞台并没有为范成大提供充分施展才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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