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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册英文本《苏东坡文选》(SelectionsFromTheWorksofSuTung-p’o)是一年前在外文旧书店淘到的。扉页上有“RolandC.Fang,Cambridge,Oct.1944”的题字,分明是已故英国文学专家方重先生的旧藏。方先生谢世后,藏书散失,不期被我找到,可谓有缘。
我与方先生仅有一面之交,那是五年前在上海英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上。方先生那天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美国文学也应纳入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这句话反映了老派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不承认美国文学有自己的传统。
这本十六开的精装《苏东坡文选》是伦敦jonathanCape一九三一年的初版书,选译了苏东坡《赤壁赋》、《喜雨亭记》等十九篇赋、记,并配有十九幅精美的木刻插图和大量木刻尾饰。选译者CyrilDrummondLeGrosClark,中文名字叫李高洁,木刻插图出自其夫人之手,可说珠联璧合。
淘到这本书后不久,我在友人爱默撰写的《钱钟书传稿》中发现,当年尚在清华读书的钱钟书已注意到了这本书,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中国旧有文体之别消失了(指赋和记译成英文后都成了明快的散文),而且一些作品在译后也发生了某些风格和意义的变化。有些误译,如将“苏子”译成“苏的儿子”,将“苏坡居士”译成“退休的学者东坡”,都非常有趣。但在总体上,钱仲书还是充分肯定了李高洁的译笔,他之所以挑了些刺,只是给序言作者Werner的激情泼点冷水,仿佛在车胎上刺个孔,泄点气。钱钟书写这篇书评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离这本书的出版还不到一年。后来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又说:“李高洁君(C.D.Le GrosClark)英译东坡赋成书,余为弁言,即谓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由此可推测,李高洁当时看到了钱的书评,颇为推崇,于是请他为再版写了序言。可惜这篇序言至今没读到。
我因为找不到钱钟书在《清华周刊》上的原文,便请爱默兄为我复印一份。不期他竟手抄了一份寄来,让我很过意不去。钱先生在那篇书评的最后,高度赞扬了李高洁夫人的木刻插图。他说,此书因李高洁夫人的漂亮木刻和尾饰而魅力大增。这些木刻用一种不同的媒介巧妙地再现了东坡赋的神韵,以致于我们只有赞美,无暇批评,就是看看也足矣。今选载三幅(见本期封三),未知读者对此评是否有同感?
我与方先生仅有一面之交,那是五年前在上海英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上。方先生那天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美国文学也应纳入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这句话反映了老派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不承认美国文学有自己的传统。
这本十六开的精装《苏东坡文选》是伦敦jonathanCape一九三一年的初版书,选译了苏东坡《赤壁赋》、《喜雨亭记》等十九篇赋、记,并配有十九幅精美的木刻插图和大量木刻尾饰。选译者CyrilDrummondLeGrosClark,中文名字叫李高洁,木刻插图出自其夫人之手,可说珠联璧合。
淘到这本书后不久,我在友人爱默撰写的《钱钟书传稿》中发现,当年尚在清华读书的钱钟书已注意到了这本书,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中国旧有文体之别消失了(指赋和记译成英文后都成了明快的散文),而且一些作品在译后也发生了某些风格和意义的变化。有些误译,如将“苏子”译成“苏的儿子”,将“苏坡居士”译成“退休的学者东坡”,都非常有趣。但在总体上,钱仲书还是充分肯定了李高洁的译笔,他之所以挑了些刺,只是给序言作者Werner的激情泼点冷水,仿佛在车胎上刺个孔,泄点气。钱钟书写这篇书评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离这本书的出版还不到一年。后来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又说:“李高洁君(C.D.Le GrosClark)英译东坡赋成书,余为弁言,即谓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由此可推测,李高洁当时看到了钱的书评,颇为推崇,于是请他为再版写了序言。可惜这篇序言至今没读到。
我因为找不到钱钟书在《清华周刊》上的原文,便请爱默兄为我复印一份。不期他竟手抄了一份寄来,让我很过意不去。钱先生在那篇书评的最后,高度赞扬了李高洁夫人的木刻插图。他说,此书因李高洁夫人的漂亮木刻和尾饰而魅力大增。这些木刻用一种不同的媒介巧妙地再现了东坡赋的神韵,以致于我们只有赞美,无暇批评,就是看看也足矣。今选载三幅(见本期封三),未知读者对此评是否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