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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
“上、管、改”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进入北大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校本部开设的大多是短训班,学制为一年。江西鲤鱼洲分校属于重点培养,学制为两年。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部队开始着力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且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
据统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鸡毛上天”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口号的发音再难也必须学会。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毛泽东、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在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级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学习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文革”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文革”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当时北大校方有一个政策,在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授把“问题”在大会上交代清楚,只要交代清楚了便可恢复教学工作。党员身份的教师还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时间,在解放军学员的带动下,北大各系“解脱”了不少教授,很多被“专政”的教授都重新登上了讲台。(摘自《周末》2010.9.16)B④
“上、管、改”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进入北大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校本部开设的大多是短训班,学制为一年。江西鲤鱼洲分校属于重点培养,学制为两年。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部队开始着力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且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
据统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鸡毛上天”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口号的发音再难也必须学会。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毛泽东、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在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级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学习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文革”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文革”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当时北大校方有一个政策,在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授把“问题”在大会上交代清楚,只要交代清楚了便可恢复教学工作。党员身份的教师还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时间,在解放军学员的带动下,北大各系“解脱”了不少教授,很多被“专政”的教授都重新登上了讲台。(摘自《周末》2010.9.16)B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