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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实际上成为两个祭坛,祭坛上的生灵就是中国人民的生命、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头脑中形成清晰的道德观念,将个人纳入人类,将地方纳入世界,再反过来用人类改造个人,用世界改造地方,形成既具有世界情怀又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应该是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根本。前后三十年的道德教育历史,一言以蔽之,从前三十年的道德政治要向道德关怀发展,尚没有达到道德哲学的境界。
第一次祭坛:人民生命
三十年前,中国现代教育精神重新开始了!
如果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是政治社会的话,那么,后三十年的社会可以说是教育社会,尽管这个教育的精神,仍然是政治性的,它却是接近着近代以来具有世界精神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精神。实际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以前的“教育救国”精神的时代接续。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以高考为人的解放的教育,开创的是一个新的道德时代和精神时代。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人,现代社会的人是教育生成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中国这三十年的教育,初步生成了中国现代人的雏形。在三十年以前,普通老百姓家庭基本上没有教育观念,孩子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反正,农民的孩子从学校回乡当农民吃饭,工人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进工厂当工人吃饭。学校教育也不是国家为了青少年进一步接受更高深的高等教育,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不以其接受教育的资历为考虑,甚至,有时候正好相反: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道德越值得怀疑。恢复高考以后,教育观念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现代教育连同现代社会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渐渐要铸造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三十年前,中国社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也许可以描述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的发展,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完成着几重历史使命:把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世界意义的国家,用普世伦理观念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接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如仁、义、礼、智、信、勇,同时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走向世界。其核心则是“民族主义”,它应该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或者,是从清朝末年中西方对话以后,中国人中的先觉者——清朝末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有共和国意识的中国人,有天下为公思想的中国人,有世界观念的中国人,有民众观念的中国人,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有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和自由(费小姐)为现代社会思想,重新建设中国社会。新中国的这个建设的实践过程,是极其复杂的,用中国人的生命与民族的精神,形成了具有全人类乌托邦意义的社会建设实践典范,其核心是社会道德与社会精神。有论者认为:
当中国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空洞抽象的“平民”化为具体的无产阶级之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便走完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仅此一步之遥的思想进程。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实现平民主义思想──一个民粹主义乌托邦──的科学的革命之路,即实现所谓的“劳农专政”。从他们在“五四”初期对平民主义(即民主)的信奉,到他们在“五四”后期对“劳农专政”理念的欣然接受,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因为他们相信,“劳农专政”正是实现平民主义,亦即他们所谓的“平民政治”或“劳工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三十年后,一个极权主义(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中国被建立起来了。
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民粹主义的冲动始终构成了毛主义的主旋律。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四十年后重新勃兴,构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而在如此众多、伟大、美好、善良的历史理念的祭坛上,充当祭品的是无数的生灵。[1]
确实,新中国人民和新中国社会,为人类的某种理想和观念,付出了可歌可泣的代价,这个代价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
实际上,前三十年的教育,是毛泽东对民国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民国教育的体系可以这样概括:社会建设——以乡村建设为根本的国家建设;民族再造——以公民为人的形态的人的建设;文化复兴——以民主、科学与自由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思想的建设;唤醒民众——以启蒙运动为教育精神的各种社会教育,形成与人民(劳工)打成一片的新道德;教育救国——以教育为情结的普遍的救国和建国精神。毛泽东将民国教育精神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政治精神和社会精神,以一次一次的社会运动为形式,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竭力形成了党文化和党道德。所以,毛泽东的一切作为都可以看成一种教育精神的实践,“政(治)教(育)合一”是教育的根本性质,今天的政府意识形态中,仍然渗透着这样的思想,人的形态则是从自然人铸造成政治人。
第二次祭坛:民众精神
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正是在前三十年发展的代价的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发展,这个发展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譬如,整个农民阶层的生活依靠,整个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几代儿童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国家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情操,国家的性质,教育的意义,都遭遇着历史的折磨。一言以蔽之,广大人民,或者,用民国时期的术语,中国民众,无论其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比起前三十年来,都遭遇到历史性的退步。换一句话说,后三十年的社会进步,是以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为代价的,社会不公正主要是由人为的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差异导致的,人民,从社会的主人公跌落到社会的边。那么,后三十年社会发展的代价,和前三十年一样,同样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似乎注解着元朝张养浩的《山坡羊
第一次祭坛:人民生命
三十年前,中国现代教育精神重新开始了!
如果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是政治社会的话,那么,后三十年的社会可以说是教育社会,尽管这个教育的精神,仍然是政治性的,它却是接近着近代以来具有世界精神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精神。实际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以前的“教育救国”精神的时代接续。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以高考为人的解放的教育,开创的是一个新的道德时代和精神时代。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人,现代社会的人是教育生成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中国这三十年的教育,初步生成了中国现代人的雏形。在三十年以前,普通老百姓家庭基本上没有教育观念,孩子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反正,农民的孩子从学校回乡当农民吃饭,工人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进工厂当工人吃饭。学校教育也不是国家为了青少年进一步接受更高深的高等教育,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不以其接受教育的资历为考虑,甚至,有时候正好相反: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道德越值得怀疑。恢复高考以后,教育观念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现代教育连同现代社会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渐渐要铸造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三十年前,中国社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也许可以描述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的发展,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完成着几重历史使命:把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世界意义的国家,用普世伦理观念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接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如仁、义、礼、智、信、勇,同时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走向世界。其核心则是“民族主义”,它应该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或者,是从清朝末年中西方对话以后,中国人中的先觉者——清朝末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有共和国意识的中国人,有天下为公思想的中国人,有世界观念的中国人,有民众观念的中国人,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有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和自由(费小姐)为现代社会思想,重新建设中国社会。新中国的这个建设的实践过程,是极其复杂的,用中国人的生命与民族的精神,形成了具有全人类乌托邦意义的社会建设实践典范,其核心是社会道德与社会精神。有论者认为:
当中国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空洞抽象的“平民”化为具体的无产阶级之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便走完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仅此一步之遥的思想进程。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实现平民主义思想──一个民粹主义乌托邦──的科学的革命之路,即实现所谓的“劳农专政”。从他们在“五四”初期对平民主义(即民主)的信奉,到他们在“五四”后期对“劳农专政”理念的欣然接受,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因为他们相信,“劳农专政”正是实现平民主义,亦即他们所谓的“平民政治”或“劳工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三十年后,一个极权主义(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中国被建立起来了。
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民粹主义的冲动始终构成了毛主义的主旋律。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四十年后重新勃兴,构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而在如此众多、伟大、美好、善良的历史理念的祭坛上,充当祭品的是无数的生灵。[1]
确实,新中国人民和新中国社会,为人类的某种理想和观念,付出了可歌可泣的代价,这个代价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
实际上,前三十年的教育,是毛泽东对民国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民国教育的体系可以这样概括:社会建设——以乡村建设为根本的国家建设;民族再造——以公民为人的形态的人的建设;文化复兴——以民主、科学与自由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思想的建设;唤醒民众——以启蒙运动为教育精神的各种社会教育,形成与人民(劳工)打成一片的新道德;教育救国——以教育为情结的普遍的救国和建国精神。毛泽东将民国教育精神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政治精神和社会精神,以一次一次的社会运动为形式,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竭力形成了党文化和党道德。所以,毛泽东的一切作为都可以看成一种教育精神的实践,“政(治)教(育)合一”是教育的根本性质,今天的政府意识形态中,仍然渗透着这样的思想,人的形态则是从自然人铸造成政治人。
第二次祭坛:民众精神
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正是在前三十年发展的代价的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发展,这个发展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譬如,整个农民阶层的生活依靠,整个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几代儿童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国家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情操,国家的性质,教育的意义,都遭遇着历史的折磨。一言以蔽之,广大人民,或者,用民国时期的术语,中国民众,无论其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比起前三十年来,都遭遇到历史性的退步。换一句话说,后三十年的社会进步,是以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为代价的,社会不公正主要是由人为的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差异导致的,人民,从社会的主人公跌落到社会的边。那么,后三十年社会发展的代价,和前三十年一样,同样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似乎注解着元朝张养浩的《山坡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