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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去历史的落尘，他们的故事鲜艳如故。
萌发于晚清腐朽的土壤上，抽枝于民国飘摇的风雨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吐蕊怒放，在新时期的阳光下蓬勃生长……中国留学教育事业走过了一段蜿蜒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1872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幼童赴美求学，近代中国留学史自此拉开序幕，至今已经谱写了一百四十多年跌宕起伏的乐章。前一百年，有志青年开眼看世界，鸣警钟猛回头，渡重洋寻救国出路;后四十年，知识分子拨云见月明，挂长帆济沧海，出国门启逐梦航程。到如今，留学事业如火如荼，愈燃愈烈，出国深造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海外名校offer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部横亘一个多世纪的留学史的长卷中，有一段往事格外激荡人心，成为了留学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发轫于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被视为中国革命家的摇篮之一。众多革命先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向警予等，都曾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运动中接受磨炼与洗礼。整整一百年的岁月碾过，他们的故事仍然活色生香、荡气回肠。将历史的卷册倒翻一百页，巴黎的寒雪与冷雾、工装上的尘土与洋灰、书页上的热血与理想仍如昨日般新鲜、生动。
国运多舛
留洋深造寻觅救国真理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留学生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都承担着沉甸甸的使命，也扮演着重量级的角色。一百多年以来，迭起的留学潮中，涌现了无数向涛而立的弄潮儿。从数学泰斗华罗庚，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从以笔为枪的鲁迅，到“文化昆仑”钱钟书……他们都曾赴海外留学，汲取了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养料，为中国科技与文化的宝库中增添了璀璨的明珠。
而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五四风雷共振，与新文化的兴起应和，以时代的墨色为背景板，绘就了一幅跨越大洋的长卷写意画。1919年到1920年，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先后远赴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根据华法教育会的档案记载，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乘日本因幡丸邮轮赴法开始，到1920年12月15日最后一批学生搭乘法国智利号邮轮启程，两年间前后一共20批共1843名中国学生赴法做工求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以振兴中华、挽救危亡，是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这些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正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远赴异国他乡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它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等密切相关。
当时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备受摧残。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笼罩在黑暗当中。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国家主权日益丧失;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直接殃及了当时的教育。彼时，国内教育制度腐败，教育从整体上呈衰败景象。据统计，到1915年，全国仅有中学800多所，仅能容纳学生8.7万多人;师范、职业学校300所左右，仅能容纳学生3.7万多人;大学只有10所，仅能容纳4000人。这种状况，引起了青年人的极大不满。落后的经济，衰败的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
外部環境如此，加之长久以来的思想酝酿，留法勤工俭学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各种新思潮格外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风雷，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说教，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他们要求学习世界新思潮，寻求国家民族的新出路，尤其迫切要求能直接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视俄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对留学俄国更是百般阻挠和破坏。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故乡—法兰西。
法国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国家。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社会新学说的创立，法国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劳动力严重缺乏，急需从国外输入劳工，这对家庭环境差，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职业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出路。加之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们的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正如周恩来当时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报告中所说：“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之行者因以大增。”
生活维艰
工余苦读不减书生意气
到1920年，共有1800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在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从日本和南洋归国的留学生。这些人中，有小学教职员，有记者、商人、军官、医生，也有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多的是21～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已54岁，还有当时已经42岁的徐特立和贵州教育界的老前辈黄齐生;最小的是王树棠，只有10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10多岁。此外，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等20多名女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大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后，在开始阶段，由于华法教育会态度比较积极，学生的入厂劳动和进入学校学习的安排都比较顺利。勤工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学识技艺情况和体力情况，分别采取先工后读、先读后工、半工半读等形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都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他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劳动。何长工曾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洁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 动。
但是，尽管他们整天辛勤劳动，所得工资却非常微薄。特别是后来那些处于待工期间的青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辛苦。他们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临时搭建的布篷里，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炼。
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不同程度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面。
在进工厂做工的同时，勤工俭学生更向往学习生活。尽管做工的先后、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但是在进入学校学习的问题上，勤工俭学生是没有分歧的。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曾接纳过中国学生的法国市镇中学和国立中学有90多所，是接受中国学生的主要教育机关。勤工俭学生一面学习法语，补足必备的文化知识，了解法国的教育制度，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一面等待就业机会。在补习了一段时间法语后，部分学生便进入法国的中等技术和职业学校学习;极少数勤工俭学生，进入法国大厂充任实习生，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那些曾在国内大学就读而后赴法留学的勤工俭学生，一般能够很快进入法国高等院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千余名勤工俭学生中，有317人先后进入法国的59所高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甚至包括那些对入学条件要求很高、招生人数很少、竞争相当激烈的法国著名大学，如法国理工学校、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国立南锡水利和森林学校等。
由于勤工俭学生追求的是亦工亦学、工读并进的生活，因此，工余学习也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采纳并广泛提倡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方式。曾在法国钢铁厂做粗工的王若飞以日记的形式介绍了他在法国的工读实况：每天早上五时半至六时半，晚上六时半至九时均为读书时间，“统计每日工作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习，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要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从其内容安排来看，不断提高法语和科学知识水平是公余学习的第一要务。但是，部分勤工俭学生已经开始研究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途径，侧重学习有关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们除了相互传阅从国内带去的书报外，还节衣缩食，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订购、购买书刊的费用。《旅欧周刊》为适应广大勤工俭学生选购书籍的需要，曾数次刊登书目、书店简介。留法勤工俭學生坚持工余学习、多方面求购书籍的心态和做法，由此可见一斑。
道路波折
呼援无路掀起斗争风暴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了波折。在这一年里，勤工俭学生备尝艰辛，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面包权、读书权”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自身面临的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工厂歇工，工人失业，工潮迭起。勤工俭学生处于勤工困难、俭学不易的境地，当时入工厂者不到四五成。中法反动当局和投机政客们又不满勤工俭学生日益走向革命的倾向，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多方呼援无路，2月28日掀起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 动。
6?8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后增至5亿）法郎的斗争。9月21日，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一致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但创办后，却置留法勤工俭学生于不顾。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联合行动，各地代表125人到里昂占据了中法大学，随后他们遭到中法反动当局的迫害，在被因禁了28天以后，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数被武装押送回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进入低潮。
尽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却促使了一大批青年新的觉醒，在劳动、学习、斗争中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他们继续活动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为中国革命积攒力量、酝酿风雷。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年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进入科技文化领域，在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回国后为国家的科技与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时光奔涌流过，如大江大河哺育一代又一代人才。如今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新时代也赋予了留学事业以新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则当仁不让地应当成为这个队伍的中坚力量。
出国留学是开阔视野、增长见闻、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个人综合素养的绝佳途径。中西合璧的文化视野，兼容并蓄的思维方式，海纳百川的胸襟气量，是留学经历赋予年轻人的最宝贵的礼物。而如何利用自己的所学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国家尽一份力，是每个留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百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经历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萌发于晚清腐朽的土壤上，抽枝于民国飘摇的风雨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吐蕊怒放，在新时期的阳光下蓬勃生长……中国留学教育事业走过了一段蜿蜒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1872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幼童赴美求学，近代中国留学史自此拉开序幕，至今已经谱写了一百四十多年跌宕起伏的乐章。前一百年，有志青年开眼看世界，鸣警钟猛回头，渡重洋寻救国出路;后四十年，知识分子拨云见月明，挂长帆济沧海，出国门启逐梦航程。到如今，留学事业如火如荼，愈燃愈烈，出国深造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海外名校offer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部横亘一个多世纪的留学史的长卷中，有一段往事格外激荡人心，成为了留学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发轫于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被视为中国革命家的摇篮之一。众多革命先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向警予等，都曾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运动中接受磨炼与洗礼。整整一百年的岁月碾过，他们的故事仍然活色生香、荡气回肠。将历史的卷册倒翻一百页，巴黎的寒雪与冷雾、工装上的尘土与洋灰、书页上的热血与理想仍如昨日般新鲜、生动。
国运多舛
留洋深造寻觅救国真理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留学生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都承担着沉甸甸的使命，也扮演着重量级的角色。一百多年以来，迭起的留学潮中，涌现了无数向涛而立的弄潮儿。从数学泰斗华罗庚，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从以笔为枪的鲁迅，到“文化昆仑”钱钟书……他们都曾赴海外留学，汲取了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养料，为中国科技与文化的宝库中增添了璀璨的明珠。
而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五四风雷共振，与新文化的兴起应和，以时代的墨色为背景板，绘就了一幅跨越大洋的长卷写意画。1919年到1920年，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先后远赴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根据华法教育会的档案记载，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乘日本因幡丸邮轮赴法开始，到1920年12月15日最后一批学生搭乘法国智利号邮轮启程，两年间前后一共20批共1843名中国学生赴法做工求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以振兴中华、挽救危亡，是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这些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正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远赴异国他乡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它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等密切相关。
当时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备受摧残。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笼罩在黑暗当中。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国家主权日益丧失;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直接殃及了当时的教育。彼时，国内教育制度腐败，教育从整体上呈衰败景象。据统计，到1915年，全国仅有中学800多所，仅能容纳学生8.7万多人;师范、职业学校300所左右，仅能容纳学生3.7万多人;大学只有10所，仅能容纳4000人。这种状况，引起了青年人的极大不满。落后的经济，衰败的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
外部環境如此，加之长久以来的思想酝酿，留法勤工俭学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各种新思潮格外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风雷，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说教，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他们要求学习世界新思潮，寻求国家民族的新出路，尤其迫切要求能直接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视俄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对留学俄国更是百般阻挠和破坏。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故乡—法兰西。
法国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国家。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社会新学说的创立，法国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劳动力严重缺乏，急需从国外输入劳工，这对家庭环境差，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职业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出路。加之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们的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正如周恩来当时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报告中所说：“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之行者因以大增。”
生活维艰
工余苦读不减书生意气
到1920年，共有1800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在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从日本和南洋归国的留学生。这些人中，有小学教职员，有记者、商人、军官、医生，也有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多的是21～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已54岁，还有当时已经42岁的徐特立和贵州教育界的老前辈黄齐生;最小的是王树棠，只有10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10多岁。此外，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等20多名女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大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后，在开始阶段，由于华法教育会态度比较积极，学生的入厂劳动和进入学校学习的安排都比较顺利。勤工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学识技艺情况和体力情况，分别采取先工后读、先读后工、半工半读等形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都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他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劳动。何长工曾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洁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 动。
但是，尽管他们整天辛勤劳动，所得工资却非常微薄。特别是后来那些处于待工期间的青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辛苦。他们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临时搭建的布篷里，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炼。
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不同程度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面。
在进工厂做工的同时，勤工俭学生更向往学习生活。尽管做工的先后、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但是在进入学校学习的问题上，勤工俭学生是没有分歧的。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曾接纳过中国学生的法国市镇中学和国立中学有90多所，是接受中国学生的主要教育机关。勤工俭学生一面学习法语，补足必备的文化知识，了解法国的教育制度，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一面等待就业机会。在补习了一段时间法语后，部分学生便进入法国的中等技术和职业学校学习;极少数勤工俭学生，进入法国大厂充任实习生，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那些曾在国内大学就读而后赴法留学的勤工俭学生，一般能够很快进入法国高等院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千余名勤工俭学生中，有317人先后进入法国的59所高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甚至包括那些对入学条件要求很高、招生人数很少、竞争相当激烈的法国著名大学，如法国理工学校、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国立南锡水利和森林学校等。
由于勤工俭学生追求的是亦工亦学、工读并进的生活，因此，工余学习也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采纳并广泛提倡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方式。曾在法国钢铁厂做粗工的王若飞以日记的形式介绍了他在法国的工读实况：每天早上五时半至六时半，晚上六时半至九时均为读书时间，“统计每日工作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习，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要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从其内容安排来看，不断提高法语和科学知识水平是公余学习的第一要务。但是，部分勤工俭学生已经开始研究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途径，侧重学习有关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们除了相互传阅从国内带去的书报外，还节衣缩食，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订购、购买书刊的费用。《旅欧周刊》为适应广大勤工俭学生选购书籍的需要，曾数次刊登书目、书店简介。留法勤工俭學生坚持工余学习、多方面求购书籍的心态和做法，由此可见一斑。
道路波折
呼援无路掀起斗争风暴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了波折。在这一年里，勤工俭学生备尝艰辛，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面包权、读书权”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自身面临的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工厂歇工，工人失业，工潮迭起。勤工俭学生处于勤工困难、俭学不易的境地，当时入工厂者不到四五成。中法反动当局和投机政客们又不满勤工俭学生日益走向革命的倾向，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多方呼援无路，2月28日掀起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 动。
6?8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后增至5亿）法郎的斗争。9月21日，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一致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但创办后，却置留法勤工俭学生于不顾。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联合行动，各地代表125人到里昂占据了中法大学，随后他们遭到中法反动当局的迫害，在被因禁了28天以后，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数被武装押送回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进入低潮。
尽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却促使了一大批青年新的觉醒，在劳动、学习、斗争中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他们继续活动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为中国革命积攒力量、酝酿风雷。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年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进入科技文化领域，在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回国后为国家的科技与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时光奔涌流过，如大江大河哺育一代又一代人才。如今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新时代也赋予了留学事业以新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则当仁不让地应当成为这个队伍的中坚力量。
出国留学是开阔视野、增长见闻、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个人综合素养的绝佳途径。中西合璧的文化视野，兼容并蓄的思维方式，海纳百川的胸襟气量，是留学经历赋予年轻人的最宝贵的礼物。而如何利用自己的所学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国家尽一份力，是每个留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百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经历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