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兴事件爆发后，我国集成电路（芯片）、操作系统和计算机专家们在讨论这个事件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导致中兴公司被美国卡脖子的关键性因素：国产芯片缺乏试用的市场。
近年来，我国对芯片的需求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偏偏国产芯片没有市场呢？因为国产芯片刚刚开发出来的时候，出错率高，在功能和价格上也远不如那些已经垄断市场的外国芯片好，而且还需要进行许多配套投资，所以多年以来，我国的芯片采购企业总是在说：“国产芯片什么时候做得跟国外一样好了，我就用你。”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企业是厭恶风险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采取这种理性行为是必然的。
然而，芯片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不仅需要研发，更需大规模的使用。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无法被发现的，何况技术进步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先发现问题，然后改正问题，最终实现螺旋式提升。所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胡伟武研究员指出，“中兴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核心技术需要在试错中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厂家愿意采购国产芯片，那么核心技术还会有试错的机会吗？在这种情况下，国产芯片怎么有可能做得跟国外一样好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国杰院士指出，“目前我国芯片和软件厂商最需要支持的不是研发项目，而是试用和完善。我们做龙芯芯片的体会是，最困难的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做出产品很难找到机会试用，”所以他呼吁，“我们可能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给自主产品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这件事。”
问题是，在我国的芯片商用市场已经被外国产品垄断的情况下，自主产品的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从何而来呢？很显然，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不大可能再效法百年前美国和德国通过高关税壁垒为自主产品提供市场的做法了。但美国硅谷成功的经验给我们指明了另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美欧的许多科技政策专家指出，在美国计算机、大飞机、半导体芯片和软件等几乎所有核心技术的发展上，包括国防订货在内的政府采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政府采购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宣传遮蔽了这种事实，使人们误以为微软和苹果等公司的成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政府对芯片的支持力度不能说不大，比如代表性的例子就有908工程、909工程等，但为什么一直见效不大呢？科技观察家和芯片产业研究专家铁流发现，这种提供研发资金支持的做法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对偏低，很多资金往往在各个环节被消耗掉，没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美欧学者对此也早有一针见血的看法：“单靠研发投资是不足以带来创新或利用创新的。”我国对芯片的支持之所以见效不大，关键性因素就是缺乏试用机会的市场，而美国成功经验的关键就是政府采购为这种试用机会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场。
与美国相比，我国自主芯片的发展更需要政府采购的大力支持，因为在美国芯片技术诞生之时，它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种情况尚且需要美国政府采购的保驾护航，而在跨国企业几乎垄断了我国芯片商用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政府采购为自主芯片的试用机会创造一块初始市场的“根据地”，请问它将如何发展壮大？因此，李国杰院士呼吁：这不是关乎政府采购中国本土产品的小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略。
但是，笔者通过对我国政府采购中计算机操作系统、芯片、机电产品和医疗设备市场的研究发现，我国政府采购中的高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加入了WTO的《政府采购协定》（以下简称GPA），还能打破外国产品在政府采购市场的这种垄断吗？如果不加入GPA，我国还可以通过优先购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法》对此进行合法的干预，但加入之后，这就是非法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又如何“利用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因此，我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打破外国高端产品垄断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加入GPA。
以如何解决我国被美国卡脖子的芯片为例。现在，国产芯片已初步解决了能用的问题，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通过多用达到越来越好用的问题。因为商用市场已经被外资垄断了，因此只有靠政府采购市场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在政府采购市场上，中国有700多万公务员，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以及几千万的国企员工，一旦有超过6000万人熟悉并认可搭载了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的电脑，对于搭载了国产芯片的个人电脑在民用市场推广就会非常有利。因为产业界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当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超过5%的时候，软件厂商就会主动给国产平台开发应用软件。当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之后，一直困扰国产芯片的软件生态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然而，加入GPA之后就不能再实行国货优先、本国企业优先的政策，国有企业也必须纳入GPA的范围，再将政府采购市场创建为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发展的“根据地”就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起飞的初始市场将在何方？已经困扰我们多年的“缺芯少魂”问题将如何解决？
中兴事件揭露出的芯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研究一下中国经济，我们就会发现，除个别行业外，无论是在政府采购市场，还是在商用市场，外国产品和外资企业几乎垄断了我国所有产业的高端产品市场，控制着核心技术，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深层次根源。如果现在加入GPA，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政府采购我国价值链低端产品，我国采购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产品”，这必然将使我国进一步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更严重的是，我国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为自主创新产品提供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了。显而易见，加入GPA违背“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大政方针，违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笔者建议：尽管政府可以做出积极加入GPA的姿态，但在今后15-20年内我国高端产品及其核心技术在我国商用市场上存在获胜的可能之前，我国绝不能加入GPA。（摘自《改革内参》）
近年来，我国对芯片的需求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偏偏国产芯片没有市场呢？因为国产芯片刚刚开发出来的时候，出错率高，在功能和价格上也远不如那些已经垄断市场的外国芯片好，而且还需要进行许多配套投资，所以多年以来，我国的芯片采购企业总是在说：“国产芯片什么时候做得跟国外一样好了，我就用你。”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企业是厭恶风险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采取这种理性行为是必然的。
然而，芯片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不仅需要研发，更需大规模的使用。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无法被发现的，何况技术进步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先发现问题，然后改正问题，最终实现螺旋式提升。所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胡伟武研究员指出，“中兴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核心技术需要在试错中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厂家愿意采购国产芯片，那么核心技术还会有试错的机会吗？在这种情况下，国产芯片怎么有可能做得跟国外一样好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国杰院士指出，“目前我国芯片和软件厂商最需要支持的不是研发项目，而是试用和完善。我们做龙芯芯片的体会是，最困难的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做出产品很难找到机会试用，”所以他呼吁，“我们可能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给自主产品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这件事。”
问题是，在我国的芯片商用市场已经被外国产品垄断的情况下，自主产品的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从何而来呢？很显然，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不大可能再效法百年前美国和德国通过高关税壁垒为自主产品提供市场的做法了。但美国硅谷成功的经验给我们指明了另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美欧的许多科技政策专家指出，在美国计算机、大飞机、半导体芯片和软件等几乎所有核心技术的发展上，包括国防订货在内的政府采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政府采购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宣传遮蔽了这种事实，使人们误以为微软和苹果等公司的成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政府对芯片的支持力度不能说不大，比如代表性的例子就有908工程、909工程等，但为什么一直见效不大呢？科技观察家和芯片产业研究专家铁流发现，这种提供研发资金支持的做法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对偏低，很多资金往往在各个环节被消耗掉，没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美欧学者对此也早有一针见血的看法：“单靠研发投资是不足以带来创新或利用创新的。”我国对芯片的支持之所以见效不大，关键性因素就是缺乏试用机会的市场，而美国成功经验的关键就是政府采购为这种试用机会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场。
与美国相比，我国自主芯片的发展更需要政府采购的大力支持，因为在美国芯片技术诞生之时，它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种情况尚且需要美国政府采购的保驾护航，而在跨国企业几乎垄断了我国芯片商用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政府采购为自主芯片的试用机会创造一块初始市场的“根据地”，请问它将如何发展壮大？因此，李国杰院士呼吁：这不是关乎政府采购中国本土产品的小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略。
但是，笔者通过对我国政府采购中计算机操作系统、芯片、机电产品和医疗设备市场的研究发现，我国政府采购中的高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加入了WTO的《政府采购协定》（以下简称GPA），还能打破外国产品在政府采购市场的这种垄断吗？如果不加入GPA，我国还可以通过优先购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法》对此进行合法的干预，但加入之后，这就是非法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又如何“利用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因此，我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打破外国高端产品垄断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加入GPA。
以如何解决我国被美国卡脖子的芯片为例。现在，国产芯片已初步解决了能用的问题，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通过多用达到越来越好用的问题。因为商用市场已经被外资垄断了，因此只有靠政府采购市场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在政府采购市场上，中国有700多万公务员，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以及几千万的国企员工，一旦有超过6000万人熟悉并认可搭载了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的电脑，对于搭载了国产芯片的个人电脑在民用市场推广就会非常有利。因为产业界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当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超过5%的时候，软件厂商就会主动给国产平台开发应用软件。当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之后，一直困扰国产芯片的软件生态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然而，加入GPA之后就不能再实行国货优先、本国企业优先的政策，国有企业也必须纳入GPA的范围，再将政府采购市场创建为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发展的“根据地”就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起飞的初始市场将在何方？已经困扰我们多年的“缺芯少魂”问题将如何解决？
中兴事件揭露出的芯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研究一下中国经济，我们就会发现，除个别行业外，无论是在政府采购市场，还是在商用市场，外国产品和外资企业几乎垄断了我国所有产业的高端产品市场，控制着核心技术，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深层次根源。如果现在加入GPA，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政府采购我国价值链低端产品，我国采购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产品”，这必然将使我国进一步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更严重的是，我国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为自主创新产品提供试用机会和初始市场了。显而易见，加入GPA违背“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大政方针，违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笔者建议：尽管政府可以做出积极加入GPA的姿态，但在今后15-20年内我国高端产品及其核心技术在我国商用市场上存在获胜的可能之前，我国绝不能加入GPA。（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