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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之中，德国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作为欧盟、欧元区的双料首席经济强国，德国被寄予了领导欧洲走出困境的期望，其在欧元区债务抒困、财政规范修复与经济拉动中的态度和作用，在如今缺乏领导力的欧洲，显得至关重要。
德国虽未身处危机的漩涡中心与风暴之眼，但债务危机绝对不会使德国独善其身。在这场后金融危机时代妨害全球经济企稳的最大隐患之中，拥有强大制造能力与理性消费思维的德国人，将如何弥补受损的欧洲？
受损的德国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债务危机对德国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同样形成了冲击。
与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不同，欧元区各国国债呈现体系内多元互持的格局，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势必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债权国的银行资本市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成立与欧元的发行一方面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一方面也导致成员国资本信贷体系的高度对接，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效应。
2011年，德国对“欧猪五国（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风险敞口为358.52亿、1105.09亿、1617.57亿、335.13亿、1774.65亿欧元，巨额债务头寸迫使德国银行业收紧银根，资金流动性减弱，致使商业景气与消费者信心两大指数下滑，投资、消费力度及实体经济增长也受拖累。刚经受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德国银行业尚未复苏，又再次被“蝴蝶效应”拖入体系性风险，引发德国政坛、商界密切关注。
债务危机也影响了出口对德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德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凭借领先的实用技术、发达的制造业基础、精湛的工艺水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出众的成本控制机制，打造出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截至2009年德国连续7年保持世界出口冠军。在两德统一至今的20余年中，德国经济身陷投资、消费双重疲软的困境，进而出口承担起支撑长期增长的重压，外向型模式造成出口走势同宏观经济波动呈现“顺周期”规律。
危机之前，欧元区形成了“双速欧洲”或者“多速欧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为代表的“核心国家”经济竞争力极强，产业布局合理，具有支撑长期增长相应的支柱性实体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健全；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为代表的“外围国家”经济结构落后，缺少现代化产能链条，过于依赖农牧业、旅游业、房地产等周期性行业，造成内生增长动力与危机防范能力的双重低下。
过去，“欧猪五国”的生产能力较之其消费需求严重滞后，受益于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所衍生的低利率融资便利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冲动，重债国以赤字和债务的双高为代价大量从德国进口商品。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猪五国”融资成本大幅上涨，资金链条紧张，金融资本市场萧条，消费者限于“收入效应”导致的可支配收入下滑，不得不抑制其对外消费需求，从而伤及德国对相关各国的出口业绩。突出表现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2009年德国对外出口8082亿欧元，较上年锐减17.9%，“出口世界冠军”称号亦拱手相让。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挑战，默克尔政府不得不全面调整其贸易重心，强化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区内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自求财政平衡
虽然德国如今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但这是建立在首先保证其本国财政平衡基础之上的。
默克尔总理自2005年执政以来，坚决推动财政改革以扭转施罗德第二届任期内德国财政赤字率、国债率连续超越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设之财政约束规则的窘境，防止欧盟委员会及财长理事会随时可能开启的超标预警措施，并彰显“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随着一系列增收节支举措的推行，德国赤字与国债水平相继回落至可控状态，然而这一进程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而中断。
默克尔政府基于2008年秋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先后对本国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构成剧烈冲击的事实，迅速通过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及两套经济振兴计划。
第一套方案包括联邦财政部为申请国家救助并符合资助条件的国内企业提供债务和应付款项担保，总金额最高达4000亿欧元；联邦政府设立一项数额为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其中700亿欧元用来收购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并将其再资本化，100亿欧元可用于同样目的，但启用前需通过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批准，200亿欧元供联邦财政部支配，用于支付国家向国内企业提供债务担保有可能产生的债权。
第二套方案则涵盖2008年12月4日批准的规模达320亿欧元的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及2009年2月13日批准的总额达500亿欧元的第二套经济振兴计划，涉及投资、减税费以增收、保就业、信贷与担保等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增量性货币政策并举导致2009年德国财政形势再次逆转，赤字率突破《稳约》规定的3%上限，债务率较上年猛涨7.7%，创下历史新高。就在德国财政全线亮红灯之际，欧债危机的袭来迫使默克尔内阁调整早先拟定的“退出”战略之实施力度，并承担起出资拯救重债国防止危机蔓延的“历史性责任”。
支出结构的刚性约束使得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啟动一项艰难的节约计划，从2011年起紧缩政府行政性开支，并公告了紧缩今后几年行政开支的计划，直至2014年的行政开支“最高不超过2009年的水平”；如果政府雇员加薪，那么所产生的附加费用将由裁员计划来平衡；政府必须在未来几年中每年减少100亿欧元的联邦赤字。
事实上，德国财政在进一步增收无望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瘦身”方案，其政策回旋余地狭窄，难以在短期内回归常态，2010年赤字率和国债率两大指标再次刷新纪录便是明证。
德国地位再造
欧债危机被主流舆论视为自欧元与欧元区诞生以来乃至欧洲一体化事业60余年来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一时间欧元崩溃论、欧元区解体论、一体化散伙论等悲观论调甚嚣尘上，欧洲向何处去成为各国学者争论不休的命题。 在欧洲命运的十字路口，德国的国家定位和战略决策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自变量，歐债危机能否解脱，欧元区和欧盟的兴衰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动向。
德国是欧盟、欧元区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其GDP分别占二者的1/5、1/4左右，领先于英、法、意等国。借助战后的“经济奇迹”，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跻身仅次于美、日两国的资本主义世界前三甲之列，并将其领先优势保持近半个世纪之久。
德国在欧洲联合的事业中一直扮演“奶牛”角色，成为最大出资方。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政治上压制德国，而德国倚重发达的经济实力来发挥影响力。德国经济强，法国政治强，双方均从一体化中得到了好处。德国长期以来始终是欧共体/欧盟共同基金、转移支付的第一大埋单人，其“慷慨解囊”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一体化事业，平息区内诸多矛盾。
与此同时，德国模式/价值观在欧洲经济治理理念中打下深刻烙印。欧元区的经济治理立足于3个支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单一货币的货币政策；《稳定与增长公约》为财政政策提供硬性的协调；《里斯本战略》则在经济政策方面提供软性的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本质上属于德国央行的翻版，根据艾芬格（Sylvester C. W. Eijffinger）与德·汉（Jakob De Haan）的研究表明，在测度央行独立性强弱的阿勒辛那指标和艾芬格—沙林指标上，德意志联邦银行均高于欧洲中央银行以及以独立性强著称的美联储。
《稳定与增长公约》实际是德法两国妥协的产物，德国以认同法国所持的经济增长为交换将财政稳定的优先性写入公约，有专家评论称稳定较之增长更具现实可行性，后者只是被有名无实地写入条约，属于附属品而已，《稳约》的真正核心在于按照德国模式对成员国施加强有力的财经纪律。《里斯本战略》是在《欧盟宪法条约》受阻于法国、荷兰的背景下，由默克尔总理积极奔走游说于各国方才达成的政治一体化阶段性成果。
以上种种，导致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德国的战术规划与对策选择成为欧洲众多“电话号码”中最具权威性的“航标灯”，是外界研判危机走势的“核心自变量”。德国强大的经济力、与日俱增的政治力得以凸现，以致有评论称只有默克尔允诺的“药方”才能从欧盟层面推出。毋庸置疑，德国在欧洲联合事业中的话语权空前提升，已承担起“领导欧洲”的重任。
首先，德国作为救助基金的“最大提款机”迫使受援国承诺实行财政整顿、金融监管与结构改革，以缓解南欧诸国福利体制与经济竞争力不相匹配的“二元矛盾”。
其次，德国深知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力促各成员国强化政治凝聚力，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财政主权，重树《稳约》针对超标国的惩罚措施与财经纪律的权威。事实上，德国的强硬立场化解了欧洲经货联盟长期止步于货币一体化而畏缩不前的尴尬，财政一体化的“逆境加速”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的跨越。
再次，德法轴心呼之欲出。从目前欧洲应对债务危机的情况看，可以说只要德国反对的就必然不能实现，而法国那些不同的主张最终只能悄悄隐去，转而支持德国的设想并假装它们也是法国的主张。德法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日益向政治影响力渗透，传统均势格局逐渐失衡，德国有望终结“跛脚大国”之势而成“双料冠军”。
德国虽未身处危机的漩涡中心与风暴之眼，但债务危机绝对不会使德国独善其身。在这场后金融危机时代妨害全球经济企稳的最大隐患之中，拥有强大制造能力与理性消费思维的德国人，将如何弥补受损的欧洲？
受损的德国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债务危机对德国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同样形成了冲击。
与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不同，欧元区各国国债呈现体系内多元互持的格局，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势必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债权国的银行资本市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成立与欧元的发行一方面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一方面也导致成员国资本信贷体系的高度对接，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效应。
2011年，德国对“欧猪五国（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风险敞口为358.52亿、1105.09亿、1617.57亿、335.13亿、1774.65亿欧元，巨额债务头寸迫使德国银行业收紧银根，资金流动性减弱，致使商业景气与消费者信心两大指数下滑，投资、消费力度及实体经济增长也受拖累。刚经受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德国银行业尚未复苏，又再次被“蝴蝶效应”拖入体系性风险，引发德国政坛、商界密切关注。
债务危机也影响了出口对德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德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凭借领先的实用技术、发达的制造业基础、精湛的工艺水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出众的成本控制机制，打造出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截至2009年德国连续7年保持世界出口冠军。在两德统一至今的20余年中，德国经济身陷投资、消费双重疲软的困境，进而出口承担起支撑长期增长的重压，外向型模式造成出口走势同宏观经济波动呈现“顺周期”规律。
危机之前，欧元区形成了“双速欧洲”或者“多速欧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为代表的“核心国家”经济竞争力极强，产业布局合理，具有支撑长期增长相应的支柱性实体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健全；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为代表的“外围国家”经济结构落后，缺少现代化产能链条，过于依赖农牧业、旅游业、房地产等周期性行业，造成内生增长动力与危机防范能力的双重低下。
过去，“欧猪五国”的生产能力较之其消费需求严重滞后，受益于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所衍生的低利率融资便利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冲动，重债国以赤字和债务的双高为代价大量从德国进口商品。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猪五国”融资成本大幅上涨，资金链条紧张，金融资本市场萧条，消费者限于“收入效应”导致的可支配收入下滑，不得不抑制其对外消费需求，从而伤及德国对相关各国的出口业绩。突出表现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2009年德国对外出口8082亿欧元，较上年锐减17.9%，“出口世界冠军”称号亦拱手相让。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挑战，默克尔政府不得不全面调整其贸易重心，强化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区内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自求财政平衡
虽然德国如今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但这是建立在首先保证其本国财政平衡基础之上的。
默克尔总理自2005年执政以来，坚决推动财政改革以扭转施罗德第二届任期内德国财政赤字率、国债率连续超越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设之财政约束规则的窘境，防止欧盟委员会及财长理事会随时可能开启的超标预警措施，并彰显“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随着一系列增收节支举措的推行，德国赤字与国债水平相继回落至可控状态，然而这一进程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而中断。
默克尔政府基于2008年秋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先后对本国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构成剧烈冲击的事实，迅速通过一整套金融救市方案及两套经济振兴计划。
第一套方案包括联邦财政部为申请国家救助并符合资助条件的国内企业提供债务和应付款项担保，总金额最高达4000亿欧元；联邦政府设立一项数额为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其中700亿欧元用来收购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并将其再资本化，100亿欧元可用于同样目的，但启用前需通过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批准，200亿欧元供联邦财政部支配，用于支付国家向国内企业提供债务担保有可能产生的债权。
第二套方案则涵盖2008年12月4日批准的规模达320亿欧元的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及2009年2月13日批准的总额达500亿欧元的第二套经济振兴计划，涉及投资、减税费以增收、保就业、信贷与担保等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增量性货币政策并举导致2009年德国财政形势再次逆转，赤字率突破《稳约》规定的3%上限，债务率较上年猛涨7.7%，创下历史新高。就在德国财政全线亮红灯之际，欧债危机的袭来迫使默克尔内阁调整早先拟定的“退出”战略之实施力度，并承担起出资拯救重债国防止危机蔓延的“历史性责任”。
支出结构的刚性约束使得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啟动一项艰难的节约计划，从2011年起紧缩政府行政性开支，并公告了紧缩今后几年行政开支的计划，直至2014年的行政开支“最高不超过2009年的水平”；如果政府雇员加薪，那么所产生的附加费用将由裁员计划来平衡；政府必须在未来几年中每年减少100亿欧元的联邦赤字。
事实上，德国财政在进一步增收无望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瘦身”方案，其政策回旋余地狭窄，难以在短期内回归常态，2010年赤字率和国债率两大指标再次刷新纪录便是明证。
德国地位再造
欧债危机被主流舆论视为自欧元与欧元区诞生以来乃至欧洲一体化事业60余年来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一时间欧元崩溃论、欧元区解体论、一体化散伙论等悲观论调甚嚣尘上，欧洲向何处去成为各国学者争论不休的命题。 在欧洲命运的十字路口，德国的国家定位和战略决策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自变量，歐债危机能否解脱，欧元区和欧盟的兴衰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动向。
德国是欧盟、欧元区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其GDP分别占二者的1/5、1/4左右，领先于英、法、意等国。借助战后的“经济奇迹”，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跻身仅次于美、日两国的资本主义世界前三甲之列，并将其领先优势保持近半个世纪之久。
德国在欧洲联合的事业中一直扮演“奶牛”角色，成为最大出资方。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政治上压制德国，而德国倚重发达的经济实力来发挥影响力。德国经济强，法国政治强，双方均从一体化中得到了好处。德国长期以来始终是欧共体/欧盟共同基金、转移支付的第一大埋单人，其“慷慨解囊”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一体化事业，平息区内诸多矛盾。
与此同时，德国模式/价值观在欧洲经济治理理念中打下深刻烙印。欧元区的经济治理立足于3个支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单一货币的货币政策；《稳定与增长公约》为财政政策提供硬性的协调；《里斯本战略》则在经济政策方面提供软性的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本质上属于德国央行的翻版，根据艾芬格（Sylvester C. W. Eijffinger）与德·汉（Jakob De Haan）的研究表明，在测度央行独立性强弱的阿勒辛那指标和艾芬格—沙林指标上，德意志联邦银行均高于欧洲中央银行以及以独立性强著称的美联储。
《稳定与增长公约》实际是德法两国妥协的产物，德国以认同法国所持的经济增长为交换将财政稳定的优先性写入公约，有专家评论称稳定较之增长更具现实可行性，后者只是被有名无实地写入条约，属于附属品而已，《稳约》的真正核心在于按照德国模式对成员国施加强有力的财经纪律。《里斯本战略》是在《欧盟宪法条约》受阻于法国、荷兰的背景下，由默克尔总理积极奔走游说于各国方才达成的政治一体化阶段性成果。
以上种种，导致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德国的战术规划与对策选择成为欧洲众多“电话号码”中最具权威性的“航标灯”，是外界研判危机走势的“核心自变量”。德国强大的经济力、与日俱增的政治力得以凸现，以致有评论称只有默克尔允诺的“药方”才能从欧盟层面推出。毋庸置疑，德国在欧洲联合事业中的话语权空前提升，已承担起“领导欧洲”的重任。
首先，德国作为救助基金的“最大提款机”迫使受援国承诺实行财政整顿、金融监管与结构改革，以缓解南欧诸国福利体制与经济竞争力不相匹配的“二元矛盾”。
其次，德国深知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力促各成员国强化政治凝聚力，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财政主权，重树《稳约》针对超标国的惩罚措施与财经纪律的权威。事实上，德国的强硬立场化解了欧洲经货联盟长期止步于货币一体化而畏缩不前的尴尬，财政一体化的“逆境加速”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的跨越。
再次，德法轴心呼之欲出。从目前欧洲应对债务危机的情况看，可以说只要德国反对的就必然不能实现，而法国那些不同的主张最终只能悄悄隐去，转而支持德国的设想并假装它们也是法国的主张。德法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日益向政治影响力渗透，传统均势格局逐渐失衡，德国有望终结“跛脚大国”之势而成“双料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