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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和毛泽东同属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同是湖南人，虽然两人相差11岁，却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两人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党前。他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任弼时经毛泽东任书记干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赴外国语学社学习，并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转赴苏俄，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央苏区时期之前，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党工作。中央苏区时期，是他们第一次在工作中出现交集。通过查阅二人这一时期的交往，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认识，可谓是经历了“肯定—否定—再次肯定”的认识规律过程。
在苏区早期：任弼时对毛泽东的主张持肯定态度
在江西苏区设立中央局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决定的。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成立，任弼时和毛泽东均为中央局成员。2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60%派去巩固苏区领导。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中央苏区，任弼时为代表团负责人。4月初，代表团到达瑞金。
4月17日，任弼时等赶到青塘，和毛泽东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是任弼时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首次见面。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1年1月被撤销）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肯定。
代表团起草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说：“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底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底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当时的总前委书记正是毛泽东，肯定总前委的工作，实际就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思想。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一面立即让他们开始参加中央局会议。在没有经中央局批准的情况下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充分显示出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代表团对毛泽东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
《决议》和会议的人事安排，充分说明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代表团，进入苏区以后，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苏区的工作，而是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持肯定态度。
任弼时等刚到中央苏区时，就面临着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红军如何战胜它，中央局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4月19日，代表团传达远东局和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由于敌人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要军民协同，完全可以取胜。会上争论没有结果，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再做讨论。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毛泽东后来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任弼时等没有以钦差大臣自居，固执己见，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尊重、肯定毛泽东等一线领导人的意见，并使他们的意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发挥主导作用。
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深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后来，他这样说：对毛泽东，“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他深为折服。而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5月23日，中央局决定，组成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后来又向中央报告“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10月13日，临时中央复电，实际同意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中央局的初步决定，由毛泽东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任弼时则留在永丰县龙岗，集中精力筹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
在任弼时等努力下，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史称赣南会议）。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两个大会均由毛泽东作为代表做政治报告。在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和任弼时同时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还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即通常所说的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三个字的称谓由此开始。虽然中央政府主席在当时是个虚职，但却享有较高威望，这为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再次返回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任弼时发挥的作用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在苏区中期：任弼时对毛泽东基本持批评态度
正确认识获得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会出现反复。尽管中央苏区在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为了使苏区中央局能够严格贯彻临时中央的意图，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20日期间，临时中央先后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8月30日）、《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8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9月20日）等指示，指责“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尤其是9月20日的来电，确定了任弼时为11月1日召开的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政治基调。 此时，任弼时作为中央派出的人员，第一要做的就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批评。不过，任弼时在从前一阶段工作中，已经对毛泽东的主张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因此他并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没有强调要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只是讲到要加强党内教育注意思想斗争时，提到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及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批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指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但是他同中央主要领导者的“左”倾错误是有分歧、有区别的，并没有让“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完全控制中央苏区。
任弼时这里批评毛泽东，基本是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认识来界定的。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面向实际做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父亲来中央苏区后，离开文章历史背景及针对性，抽象理解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错误地指责了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这是父亲革命经历造成的局限。”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形势的发展并没有以任弼时起草的决议结论而停止，它继续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1932年4月4日，洛甫（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该文发表于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第38期合刊上。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达七八处之多。文章说，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十天后，临时中央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又过了六天，中央指示电指出，“大会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给苏区中央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作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下级组织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表示要彻底纠正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6月2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进行了更明确的、更有针对性的自我批评。
形势还在继续发展。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赶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前方，后方工作由任弼时和项英主持。由于国民党方面集结重兵于赣江流域，阻止红军北上，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波和信件相互磋商。由于在毛泽东是否任前方总政委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乐宜战役之后，中央苏区三面受敌，红军如何迎敌，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意见再次出现分歧，双方电文来往，各陈利弊，在8月底到9月初和9月下旬争论比较集中。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
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后方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自己或在自己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
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毛泽东就此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直到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期间，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受挫，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任弼时对于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任弼时的检讨是深刻的，在宁都会议上，他才28岁，虽然职位较高，但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实际的深入了解和体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其把复杂的中国革命简单化和片面化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任弼时本人，这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领导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苏区后期：任弼时再次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如果我们对比这个时期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会对任弼时的做法有着新的认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向几个重要的根据地先后派出代表团。任弼时率王稼祥、顾作霖去江西苏区，也就是中央苏区；夏曦率代表团去湘鄂西苏区；张国焘率代表团去鄂豫皖苏区。同样是中央代表团，但政治作用和工作作风大不相同。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只能退出湘鄂西。
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就从个人野心出发，排除异己，撤销原苏区领导人曾中生的职务（后曾被杀害），不久又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忠诚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和大批干部战士，造成严重混乱。当国民党大举进攻时，又盲目轻敌，不做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向南出击，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亦丧失。 虽然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也部分地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这种执行并不是机械地执行，也没有从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出发，而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工作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即使批判毛泽东的时候，也是带着足够的理解和同情态度，因此并没有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
也正因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没有全面严格执行中央的要求，很快他也受到了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挤。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任弼时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4月，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组织部部长职务，将其派往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湘赣省委工作后，在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对“左”倾领导有所抵制和纠正。当时，毛泽东虽然已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仍关心湘赣苏区的斗争。他让时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的王震转达他对湘赣反“围剿”作战的意见，提出湘赣根据地要巩固发展，一定要运用红军十六字诀战术，一定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据此，任弼时决定放弃当时的单纯防御而采取毛泽东教导的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运动战，取得过一战歼敌一个整旅的胜利。然而，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最终都惨遭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众所周知，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任弼时和毛泽东关系十分融洽，并在中共七大上共同成为五大书记成员。遗憾的是，1950年10月27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年后不久，任弼时就英年早逝。当毛泽东听闻任弼时不幸逝世的噩耗后，悲恸不已。他赶到景山东街任弼时居所亲视入殓，并亲扶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久久不愿松手。他挥毫题写了“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的挽词，表示深深的哀悼。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周期包括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新的肯定）。从任弼时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关系来看，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原因，对正确主张的认识都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认识的分歧和差异决不可简单作为划分派别的根据。任弼时对毛泽东主张的认识过程，再次印证，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不愧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在苏区早期：任弼时对毛泽东的主张持肯定态度
在江西苏区设立中央局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决定的。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成立，任弼时和毛泽东均为中央局成员。2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60%派去巩固苏区领导。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中央苏区，任弼时为代表团负责人。4月初，代表团到达瑞金。
4月17日，任弼时等赶到青塘，和毛泽东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是任弼时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首次见面。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1年1月被撤销）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肯定。
代表团起草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说：“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底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底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当时的总前委书记正是毛泽东，肯定总前委的工作，实际就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思想。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一面立即让他们开始参加中央局会议。在没有经中央局批准的情况下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充分显示出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代表团对毛泽东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
《决议》和会议的人事安排，充分说明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代表团，进入苏区以后，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苏区的工作，而是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持肯定态度。
任弼时等刚到中央苏区时，就面临着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红军如何战胜它，中央局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4月19日，代表团传达远东局和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由于敌人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要军民协同，完全可以取胜。会上争论没有结果，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再做讨论。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毛泽东后来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任弼时等没有以钦差大臣自居，固执己见，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尊重、肯定毛泽东等一线领导人的意见，并使他们的意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发挥主导作用。
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深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后来，他这样说：对毛泽东，“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他深为折服。而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5月23日，中央局决定，组成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后来又向中央报告“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10月13日，临时中央复电，实际同意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中央局的初步决定，由毛泽东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任弼时则留在永丰县龙岗，集中精力筹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
在任弼时等努力下，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史称赣南会议）。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两个大会均由毛泽东作为代表做政治报告。在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和任弼时同时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还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即通常所说的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三个字的称谓由此开始。虽然中央政府主席在当时是个虚职，但却享有较高威望，这为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再次返回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任弼时发挥的作用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在苏区中期：任弼时对毛泽东基本持批评态度
正确认识获得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会出现反复。尽管中央苏区在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为了使苏区中央局能够严格贯彻临时中央的意图，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20日期间，临时中央先后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8月30日）、《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8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9月20日）等指示，指责“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尤其是9月20日的来电，确定了任弼时为11月1日召开的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政治基调。 此时，任弼时作为中央派出的人员，第一要做的就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批评。不过，任弼时在从前一阶段工作中，已经对毛泽东的主张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因此他并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没有强调要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只是讲到要加强党内教育注意思想斗争时，提到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及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批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指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但是他同中央主要领导者的“左”倾错误是有分歧、有区别的，并没有让“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完全控制中央苏区。
任弼时这里批评毛泽东，基本是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认识来界定的。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面向实际做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父亲来中央苏区后，离开文章历史背景及针对性，抽象理解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错误地指责了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这是父亲革命经历造成的局限。”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形势的发展并没有以任弼时起草的决议结论而停止，它继续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1932年4月4日，洛甫（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该文发表于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第38期合刊上。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达七八处之多。文章说，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十天后，临时中央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又过了六天，中央指示电指出，“大会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给苏区中央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作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下级组织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表示要彻底纠正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6月2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进行了更明确的、更有针对性的自我批评。
形势还在继续发展。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赶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前方，后方工作由任弼时和项英主持。由于国民党方面集结重兵于赣江流域，阻止红军北上，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波和信件相互磋商。由于在毛泽东是否任前方总政委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乐宜战役之后，中央苏区三面受敌，红军如何迎敌，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意见再次出现分歧，双方电文来往，各陈利弊，在8月底到9月初和9月下旬争论比较集中。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
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后方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自己或在自己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
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毛泽东就此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直到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期间，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受挫，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任弼时对于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任弼时的检讨是深刻的，在宁都会议上，他才28岁，虽然职位较高，但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实际的深入了解和体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其把复杂的中国革命简单化和片面化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任弼时本人，这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领导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苏区后期：任弼时再次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如果我们对比这个时期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会对任弼时的做法有着新的认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向几个重要的根据地先后派出代表团。任弼时率王稼祥、顾作霖去江西苏区，也就是中央苏区；夏曦率代表团去湘鄂西苏区；张国焘率代表团去鄂豫皖苏区。同样是中央代表团，但政治作用和工作作风大不相同。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只能退出湘鄂西。
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就从个人野心出发，排除异己，撤销原苏区领导人曾中生的职务（后曾被杀害），不久又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忠诚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和大批干部战士，造成严重混乱。当国民党大举进攻时，又盲目轻敌，不做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向南出击，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亦丧失。 虽然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也部分地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这种执行并不是机械地执行，也没有从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出发，而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工作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即使批判毛泽东的时候，也是带着足够的理解和同情态度，因此并没有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
也正因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没有全面严格执行中央的要求，很快他也受到了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挤。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任弼时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4月，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组织部部长职务，将其派往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湘赣省委工作后，在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对“左”倾领导有所抵制和纠正。当时，毛泽东虽然已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仍关心湘赣苏区的斗争。他让时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的王震转达他对湘赣反“围剿”作战的意见，提出湘赣根据地要巩固发展，一定要运用红军十六字诀战术，一定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据此，任弼时决定放弃当时的单纯防御而采取毛泽东教导的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运动战，取得过一战歼敌一个整旅的胜利。然而，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最终都惨遭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众所周知，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任弼时和毛泽东关系十分融洽，并在中共七大上共同成为五大书记成员。遗憾的是，1950年10月27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年后不久，任弼时就英年早逝。当毛泽东听闻任弼时不幸逝世的噩耗后，悲恸不已。他赶到景山东街任弼时居所亲视入殓，并亲扶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久久不愿松手。他挥毫题写了“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的挽词，表示深深的哀悼。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周期包括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新的肯定）。从任弼时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关系来看，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原因，对正确主张的认识都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认识的分歧和差异决不可简单作为划分派别的根据。任弼时对毛泽东主张的认识过程，再次印证，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不愧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