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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以一位隐者的身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诗篇。这些诗篇无一不是展示了陶渊明委运任化、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使得后世之人以固定式思维顺承陶渊明的这一隐者形象。本文抛却以往学者赋予陶渊明的光环，通过陶渊明的生死观和对于贫穷的态度，解读其隐者形象背后的苦涩与凄凉。
关键词：隐者 生死观 贫穷
一、陶渊明的生死观
历来学者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看淡生死，他的诗文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挽歌诗》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两句，表达出作者对于死亡的一种平淡达观的态度。人死之后，身体就皈依于山陵，一切都荡然无存了。《饮酒》（十九）有言：“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陶渊明安贫乐道，没有物质财富可以任其挥霍，他也不会抱怨遗憾，一壶浊酒就可以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又有“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粗茶淡饭足以满足他的日常生活需要，别的毫无所求。他志存高远，希望继承祖先的事业和精神：“于穆令族，允构斯堂”，“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赠长沙公》），两句是作者对于长沙公能够继承祖宗事业功绩的赞誉，而他自己却迫于各种原因，抱负无以实现，只好隐居以明己志以及自始至终都不忘建功立业的“猛志”。隐居之后的陶渊明，尽管写过各种对于田园生活赞美的诗篇，如《归园田居》，但还有一部分诗歌不能被忽视，那就是他虽然隐居，却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无怨无悔。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艰难，内心虽仍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却常常感慨时光易逝、无所作为。尽管他仍然表现出对田园的热爱，然而哀由心生，显露于笔，不绝于诗。
袁行霈说：“他（陶渊明）用顺化的思想去化解前人的生死困惑，而使他的诗有一种旷达的气度。至于他是否真的想通了又另当别论，至少他主观上希望自己不再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并努力在诗中说服自己。”（《陶渊明研究》）对于死亡，陶渊明也如平常人一样，有困惑，如《荣木序》中：“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首诗大约作于他四十岁的时候，荣木，据解释，是指一种木槿，诗中有言：“晨耀其华，夕已丧之”，木槿每天都会经历一个从胜到衰的过程；“总角”是指未成年时期，作者自幼就开始闻道，但是到了不惑之年，衰老将至，仍然一事无成，“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虽然如此，但都不足以畏惧，他要抓紧时间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并以这首诗鞭策自己。如果说《荣木》一诗是作于陶渊明不惑之年，心态还不够达观，那么《杂诗十二首》前八首是作于他五十四岁的时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这时他已立志归隐，但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达到乐天知命的状态，“有志不获骋”一句表露了作者空有满腔抱负，却在现实中无法施展的痛苦。
陶渊明是高尚的，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他不会因为生活贫困而悲愤，他向往的是疏广及其从子疏受的那种人生，《咏二疏》中有“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他认为在汉朝，真正顺应了四时代谢自然规律的唯有二疏。他又说：“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不是随着二疏流逝了，真理将长存，陶渊明何尝不是同样怀抱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呢！二疏的睿智之处正是他们善于把握时机，为免于灾祸而功成身退，还能享受衣食无忧、乐天知命的田园生活，并且名誉不至于损毁。陶淵明思想中更多的是受到家族儒学影响，这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士子所追求的相同，但大部分人的结果往往不遂人意，出现同样的悲哀——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其实，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可以施展的机会，多次被征，但他都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陶渊明也曾先后五次入仕为官，最后还是归隐。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没有一代明君可以拯救民生于疾苦，他历次入仕都希冀可以一展宏图，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的归隐选择何尝不是如二疏一样是一种自保的行为呢！
谈陶渊明的生死观，很多人都强调他的超然，这种超然背后是陶渊明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极力以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来劝说自己。正如上文所引袁行霈的话语，陶渊明用顺化思想极力劝说自己去面对几千年来令世人困惑的问题——有志不得伸的悲哀。如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写到他晚年穷困潦倒“：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生活对于陶渊明来说是残酷的，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刺骨的寒冷，锅碗瓢盆只是空设，却没有可以饱腹的粮食。在自己的寒舍中，四壁萧然，空空荡荡，诗意化的语言无法掩盖现实中凄凉的处境，让人不禁唏嘘。“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只能用古书中的英雄人物来勉励自己，借以达到一种委运任化的境界，守住自己的固穷情结。
至于如何去解读这种心态，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看作是审美主体，在写诗这一审美活动中，陶渊明不再是那个饥寒交迫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成为一个审美主体，进入一种超然的审美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渊明是一个超越了物质生活的诗人，所以，他才创作了那些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诗篇。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决绝地否定陶渊明生活中的苦恼。
二、对于贫穷的态度
陶渊明生活困顿，在许多诗篇中，都表达了自己自甘清贫、固穷守节的高尚节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自谦难以达到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境界，只能躬耕田野，养本保真。陶渊明还有许多劝农的诗篇，如在《劝农》中，他吟咏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陶渊明认为，勤是不“贫”的保证，年轻时若无所事事，不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米粟，等到暮年之时，人生毫无保障。从儒家思想出发，陶渊明这种劝农思想是属于“忧贫”不“忧道”，与孔子所说的思想正好是相反的，孔子以传道为己任，以先觉觉后觉。陶渊明则是选择了隐居生活，倘若不把精力用于躬耕稼穑，就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二人选择不同的生活，当然要做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读过的文学史里面很多都是从《五柳先生传》和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出发，固定式地评价陶渊明为一位真正的隐者，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但陶渊明又何尝不感到孤独和悲哀呢？日本学者岗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中尖锐地否定并怀疑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态度，指出陶渊明自从移居南村以后，生活越来越贫穷，他固穷守节的底线是不饿死，这要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去体味，《咏贫士诗》作于陶渊明晚年，这组诗的创作心境已经没有陶渊明归隐之初那般明朗了，连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因此在诗句中免不了牢骚不满。在《咏贫士诗》其二中，他吟唱道：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煙，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通过这首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晚年是在饥饿困顿中度过的。越到暮年，晚景越萧疏，不仅园中没有秀色可餐的美景，灶炉中也没有米粟，更不要提陶渊明最爱的酒了。每日劳作，连书都没有时间研读，这样一位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阶层生活的士人，在艰难中度过贫病交加的萧瑟晚年，其中的怨艾是显而易见的。他想到《论语·卫灵公》中子路怨恨的话语：“君子亦有穷乎？”又免不了慰藉自己，这些古圣先贤们尚且会遭受如此艰难困顿的生活，更何况自己呢！让自己的内心稍稍有些慰藉。这里，陶渊明表现出一种孤寂的心境，但是，在后世许多学者的笔下，陶渊明的这些现实生活好像被抹杀了，甚至被诗意化了。
陶渊明是一个隐者，但不像先秦时代的那些隐者一样，如介之推，一旦归隐就不再出来，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最后饥馑而死。从德行上，我们承认陶渊明固穷守节，却比不上这些先人们的气节，而相比于后世那些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把隐居当作是一种凭借的人来说，无疑陶渊明是高尚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言：“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余嘉锡的评价非常中肯，在那样一个缺乏大人物的时代，人人自危，大家很多都是明哲保身，陶渊明也不能逃离这一时代共性。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他当仁不让是一个固穷守节、能坚持底线、又道德高寡之人，少有人理解，颜延之当时虽然与陶渊明的交好，但也没有留下两人唱和的诗篇。
陶诗文字质朴，在那个重情采丽辞的时代是不被理解和接受的，他只好寻找古代的圣贤，借以抚慰自己孤寂的心灵。但去掉后世学者给他的赞誉，从他的诗歌本身重新认识，我们会发现他表面风光背后的隐忍和苦涩，在分析中，可以发现古人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笔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 者： 蒋绘燕，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隐者 生死观 贫穷
一、陶渊明的生死观
历来学者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看淡生死，他的诗文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挽歌诗》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两句，表达出作者对于死亡的一种平淡达观的态度。人死之后，身体就皈依于山陵，一切都荡然无存了。《饮酒》（十九）有言：“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陶渊明安贫乐道，没有物质财富可以任其挥霍，他也不会抱怨遗憾，一壶浊酒就可以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又有“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粗茶淡饭足以满足他的日常生活需要，别的毫无所求。他志存高远，希望继承祖先的事业和精神：“于穆令族，允构斯堂”，“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赠长沙公》），两句是作者对于长沙公能够继承祖宗事业功绩的赞誉，而他自己却迫于各种原因，抱负无以实现，只好隐居以明己志以及自始至终都不忘建功立业的“猛志”。隐居之后的陶渊明，尽管写过各种对于田园生活赞美的诗篇，如《归园田居》，但还有一部分诗歌不能被忽视，那就是他虽然隐居，却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无怨无悔。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艰难，内心虽仍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却常常感慨时光易逝、无所作为。尽管他仍然表现出对田园的热爱，然而哀由心生，显露于笔，不绝于诗。
袁行霈说：“他（陶渊明）用顺化的思想去化解前人的生死困惑，而使他的诗有一种旷达的气度。至于他是否真的想通了又另当别论，至少他主观上希望自己不再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并努力在诗中说服自己。”（《陶渊明研究》）对于死亡，陶渊明也如平常人一样，有困惑，如《荣木序》中：“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首诗大约作于他四十岁的时候，荣木，据解释，是指一种木槿，诗中有言：“晨耀其华，夕已丧之”，木槿每天都会经历一个从胜到衰的过程；“总角”是指未成年时期，作者自幼就开始闻道，但是到了不惑之年，衰老将至，仍然一事无成，“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虽然如此，但都不足以畏惧，他要抓紧时间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并以这首诗鞭策自己。如果说《荣木》一诗是作于陶渊明不惑之年，心态还不够达观，那么《杂诗十二首》前八首是作于他五十四岁的时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这时他已立志归隐，但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达到乐天知命的状态，“有志不获骋”一句表露了作者空有满腔抱负，却在现实中无法施展的痛苦。
陶渊明是高尚的，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他不会因为生活贫困而悲愤，他向往的是疏广及其从子疏受的那种人生，《咏二疏》中有“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他认为在汉朝，真正顺应了四时代谢自然规律的唯有二疏。他又说：“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不是随着二疏流逝了，真理将长存，陶渊明何尝不是同样怀抱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呢！二疏的睿智之处正是他们善于把握时机，为免于灾祸而功成身退，还能享受衣食无忧、乐天知命的田园生活，并且名誉不至于损毁。陶淵明思想中更多的是受到家族儒学影响，这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士子所追求的相同，但大部分人的结果往往不遂人意，出现同样的悲哀——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其实，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可以施展的机会，多次被征，但他都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陶渊明也曾先后五次入仕为官，最后还是归隐。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没有一代明君可以拯救民生于疾苦，他历次入仕都希冀可以一展宏图，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的归隐选择何尝不是如二疏一样是一种自保的行为呢！
谈陶渊明的生死观，很多人都强调他的超然，这种超然背后是陶渊明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极力以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来劝说自己。正如上文所引袁行霈的话语，陶渊明用顺化思想极力劝说自己去面对几千年来令世人困惑的问题——有志不得伸的悲哀。如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写到他晚年穷困潦倒“：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生活对于陶渊明来说是残酷的，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刺骨的寒冷，锅碗瓢盆只是空设，却没有可以饱腹的粮食。在自己的寒舍中，四壁萧然，空空荡荡，诗意化的语言无法掩盖现实中凄凉的处境，让人不禁唏嘘。“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只能用古书中的英雄人物来勉励自己，借以达到一种委运任化的境界，守住自己的固穷情结。
至于如何去解读这种心态，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看作是审美主体，在写诗这一审美活动中，陶渊明不再是那个饥寒交迫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成为一个审美主体，进入一种超然的审美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渊明是一个超越了物质生活的诗人，所以，他才创作了那些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诗篇。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决绝地否定陶渊明生活中的苦恼。
二、对于贫穷的态度
陶渊明生活困顿，在许多诗篇中，都表达了自己自甘清贫、固穷守节的高尚节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自谦难以达到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境界，只能躬耕田野，养本保真。陶渊明还有许多劝农的诗篇，如在《劝农》中，他吟咏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陶渊明认为，勤是不“贫”的保证，年轻时若无所事事，不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米粟，等到暮年之时，人生毫无保障。从儒家思想出发，陶渊明这种劝农思想是属于“忧贫”不“忧道”，与孔子所说的思想正好是相反的，孔子以传道为己任，以先觉觉后觉。陶渊明则是选择了隐居生活，倘若不把精力用于躬耕稼穑，就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二人选择不同的生活，当然要做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读过的文学史里面很多都是从《五柳先生传》和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出发，固定式地评价陶渊明为一位真正的隐者，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但陶渊明又何尝不感到孤独和悲哀呢？日本学者岗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中尖锐地否定并怀疑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态度，指出陶渊明自从移居南村以后，生活越来越贫穷，他固穷守节的底线是不饿死，这要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去体味，《咏贫士诗》作于陶渊明晚年，这组诗的创作心境已经没有陶渊明归隐之初那般明朗了，连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因此在诗句中免不了牢骚不满。在《咏贫士诗》其二中，他吟唱道：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煙，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通过这首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晚年是在饥饿困顿中度过的。越到暮年，晚景越萧疏，不仅园中没有秀色可餐的美景，灶炉中也没有米粟，更不要提陶渊明最爱的酒了。每日劳作，连书都没有时间研读，这样一位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阶层生活的士人，在艰难中度过贫病交加的萧瑟晚年，其中的怨艾是显而易见的。他想到《论语·卫灵公》中子路怨恨的话语：“君子亦有穷乎？”又免不了慰藉自己，这些古圣先贤们尚且会遭受如此艰难困顿的生活，更何况自己呢！让自己的内心稍稍有些慰藉。这里，陶渊明表现出一种孤寂的心境，但是，在后世许多学者的笔下，陶渊明的这些现实生活好像被抹杀了，甚至被诗意化了。
陶渊明是一个隐者，但不像先秦时代的那些隐者一样，如介之推，一旦归隐就不再出来，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最后饥馑而死。从德行上，我们承认陶渊明固穷守节，却比不上这些先人们的气节，而相比于后世那些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把隐居当作是一种凭借的人来说，无疑陶渊明是高尚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言：“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余嘉锡的评价非常中肯，在那样一个缺乏大人物的时代，人人自危，大家很多都是明哲保身，陶渊明也不能逃离这一时代共性。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他当仁不让是一个固穷守节、能坚持底线、又道德高寡之人，少有人理解，颜延之当时虽然与陶渊明的交好，但也没有留下两人唱和的诗篇。
陶诗文字质朴，在那个重情采丽辞的时代是不被理解和接受的，他只好寻找古代的圣贤，借以抚慰自己孤寂的心灵。但去掉后世学者给他的赞誉，从他的诗歌本身重新认识，我们会发现他表面风光背后的隐忍和苦涩，在分析中，可以发现古人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笔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 者： 蒋绘燕，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